自由主義的胡適和極權主義的魯迅

自由主義的胡適和極權主義的魯迅

 

文章摘要: 胡適和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兩個知識分子,他們之間的區別正如同也是20世紀兩個法國知識分子的區別:阿隆與薩特。被視為右派的阿隆屬於自由主義,而左翼的薩特則同情蘇俄式的社會主義(1956年以前)。同樣,作為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風向標,胡適無疑屬於自由主義,而魯迅在思想歸屬上只能類入極權主義。

 

 

作者 : 邵建,

 

胡適和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兩個知識分子,他們之間的區別正如同也是20世紀兩個法國知識分子的區別:阿隆與薩特。被視為右派的阿隆屬於自由主義,而左翼的薩特則同情蘇俄式的社會主義(1956年以前)。同樣,作為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風向標,胡適無疑屬於自由主義,而魯迅在思想歸屬上只能類入極權主義。

 

說胡適屬於自由主義沒問題,但把魯迅特別是魯迅的思想歸屬為極權主義,這在反極權人眼中,非但不可思議,勢必激烈反對。然而,這樣一個判斷,於筆者本人而言,乃「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胡適語)。

 

魯迅在思想上的極權主義,不僅指他對蘇俄的認同,而且就是認同它的「專政」。比如,面對這樣一則蘇俄式的專政宣言:

 

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

 

——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

 

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

 

魯迅不僅稱讚說話人「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而且稱讚這話本身:「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魯迅全集》卷七,第401頁)。在另外一個場合,魯迅更十分明白地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魯迅全集》卷四,第430頁)。

 

除了對蘇俄的「專政/極權」的價值認同外,魯迅極權主義的表現在他自己的思想上並不難於檢索。寬容與否,就可以成為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衡量。自由主義必然包含寬容,這就是晚年胡適一再聲稱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相反,反寬容而力主「一個都不寬恕」的人,是很容易傾向極權主義的。而極權主義的基本表現之一,就是不寬容,尤其是在思想文化上。

 

下面讓例子來說話。

 

一:1933年,魯迅作《華德焚書異同論》,事緣希特勒上台後大肆焚書,國內有批評者將其類同於當年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魯迅對這種比況不滿,作文為秦始皇辯護。當人們說到希特勒燒書像秦始皇時,魯迅覺得希特勒豈可與秦始皇相比,因為「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這是魯迅為秦始皇一褒。至於燒書,魯迅則認為「冤枉得很」,冤何?魯迅直陳:「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這是魯迅為秦始皇一饒。焚書坑儒,本是無可饒辯的罪惡。放到千秋萬代,也只這一句。可是,魯迅不僅認同,而且為其提供「是為了統一思想」的合理性。魯迅下面又說:秦始皇「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採各種的思想的。」(《魯迅全集》卷五,第213頁)博採各種思想作為自己的統治思想,一邊;另一邊則燒書焚毀民間思想,或不讓民間有思想。所為者何?按魯迅的意思,不就是要用自己的統治思想來「統一思想」嗎。什麼叫思想專制、什麼叫意識形態,就請讀讀這裡吧,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在這個例子之外的是胡適。胡適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有發言,他恰好是在極權體制形成的框架內談論這個問題。不過,魯迅的「統一思想」在胡適那裡是用的是另外一個詞「上同」(即「同於上」),正如魯迅認同「統一思想」,胡適是反對「上同」的。「上同」這個詞來自中國先秦時的墨子,胡適稱墨子思想為「中國古代極權政治的起來」。為什麼?因為上同「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謂『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種極權主義」。只是胡適認為墨子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極權主張,但,秦始皇卻替他實現了。秦始皇的「帝國成立後,極權制度仍繼續存在,焚書坑儒,毀滅文獻,禁止私家教育。……所謂極權主義的哲學思想:極權國家不但起來了,而且是大成功。」(胡適《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胡適文集》卷十二,第180頁)

 

一個焚書坑儒,兩種不同評價。評價中的胡適和魯迅,同時也把自家思想的底色曝露得清清楚楚。

 

二:還是在魯迅認同秦始皇燒書統一思想之前,1920年代末,針對國民黨剛剛開始的思想專制,胡適發起了「人權運動」。作為盟友之一,梁實秋在《新月》雜誌上發表《論思想統一》,全文反對的就是統一思想。梁說:「思想這件東西,我以為是不能統一的,也是不必統一的」(是不是與魯迅相反成趣)。他批評國民黨所仿效的蘇俄,說:「在俄國,他們是厲行專制主張思想統一的」。於是,梁實秋這樣表態:「我們現在的要求是:容忍!我們要思想的自由,發表思想的自由,我們要法律給我們以自由的保障。」( 梁實秋《論思想統一》,轉引《胡適文集》卷五,第557-56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當然,這是梁實秋與國民黨過招,在此不表,由此也可見「乏走狗」之說純為誣枉。現在要說的是他和魯迅的過節,過節之一便是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論爭。梁是不欣賞無產階級文學的,認為它既沒有理論,也沒有作品(只有宣傳);更反對它的不寬容,要把非無產階級的文學統統打倒。梁說:無產階級文學「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為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轉引《魯迅全集》卷四,第208頁)魯迅是怎麼回答的呢?魯迅認為「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是一種欺騙」。然後強調:「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引同前)。

 

請注意一下這個「全般」與「一角」,話說得再清楚也不過了。梁實秋視無產者文學為無產階級文化之一翼,由文學而文化,惟無產一家而無有其他。這叫什麼?如果上面是「統一思想」,這裡就是「統一」文學和文化了,當然是由無產階級來「統一」。「統一」即「大一統」,因此,「所要的是全般」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文學文化領域中的延伸。這一點,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梁實秋無法不反對。也就是說,梁可以容忍無產者文學,卻不能容忍它文壇通吃。而魯迅恰恰要的就是通吃。從上述的思想「統一」,到這裡的文學「全般」,兩個詞已經表白了極權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訴求,它只准許自己的「全般」,卻不容「非我族類」有「一角」。「一角」固小,但不要小看這一(兩)個詞,它不經意就泄漏了語用者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態。

 

要而言,魯迅早年的思想資源以尼採為主(這後來發變為希特勒式的右翼極權主義),到晚年,思想資源又轉以馬克思為主(這後來導致了蘇俄式的左翼極權主義)。觀察魯迅本人的精神世界,有較為明顯的極權主義內傾。魯迅雖然反專制,但他的價值指向更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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