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韓信悲劇命運的必然

 馬麥貞

二千二百年前，一代名將韓信在楚漢之爭中幫助漢王劉邦奪取天下後又被劉邦所殺，成為歷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最典型的事例。韓信的可悲結局既讓後人嘆息，更值後人深思：韓信的悲劇命運是否可以避免？怎樣才能避免？當然，人們會較多地譴責劉邦的不仁不義，卸磨殺驢，同時還可以理解劉邦為維護自己的統治，殺韓信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韓信畢竟在最後有了謀反的事實。當然，站在韓信的立場上，後人也許更為韓信不聽蒯通之言而深感遺憾。那麼，造成這一悲劇命運的究竟在韓信本人，還是在劉邦呢？本文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做出回答：是韓信自身的悲劇性格導致了他必然被殺的命運。

　　應該說，司馬遷筆下的韓信是一位天才的軍事家。韓信出身貧賤，但他既不做工，也不務農；既沒有優秀的品質被推舉為官吏，也沒有興趣靠經商來謀生。在秦末農民起義爆發之前那短暫的「太平」時期，韓信作為一個男子漢，連自己的吃飯問題也解決不了，要寄食於人，甚至要靠在水邊漂洗絲絮的老媽媽接濟他飲食。他貧窮而遊手好閒，自然被人瞧不起，以至身佩刀劍而蒙受胯下之辱。他能夠忍受這一切，應該說是因為有一個信念在支持他：天生我材必有用，總有一天會出人頭地。他對接濟他飲食的老媽這樣表示：我必定會有重重地報答你的時候。韓信自信有才，也確實真有才幹；但他的才幹只能在天下大亂的戰爭中才能發揮。所以，他帶著刀劍隨時在等待這一機會的到來。

　　秦的暴政終於使它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最短命的王朝。農民起義爆發了，天下大亂，各路諸侯並起，並最終成為楚漢兩大勢力的較量。這一切成為韓信展現自己軍事才華的社會大舞台，也成為他改變自己命運、謀取功名富貴的最好時機，但同時也為他的悲劇命運拉開了序幕。因為天下大亂必然會有天下大治，一旦天下統一，沒有了戰爭，韓信的軍事天才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他的人生價值也就再難體現。此時的韓信必然會有失落感。但他除了軍事打仗之外，又沒有別的興趣愛好，也不去培養別的興趣愛好。所以，當他做了楚王，到封地之後，並不去致力於經濟的發展或文化建設，而在到各縣邑巡視時，卻要「陳兵出入」（劉邦第一次誘捕韓信，借口為「人告公反」，不能說與此無關）。他在軍事方面的突出才幹和他對用兵打仗的唯一愛好必然會使做了皇帝的劉邦深感不安。所以，對劉邦來說，項羽最後的失敗也就意味著韓信已從一個不可缺少的將才變為一個隱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因而劉邦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襲奪齊王軍」，使當時身為齊王的韓信失去了統帥大軍的兵權。這實際是劉邦實施殺韓信的計劃的第一步。所以，韓信的悲劇命運首先在於他的軍事天才和對用兵打仗的濃厚興趣。這對於當時的社會統一是件好事，戰爭可以因為韓信的出現而早日結束，但對韓信本人來說，已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韓信悲劇命運的必然還在於他對功名富貴的強烈追求以及獲得後的無法割捨。原本貧賤受辱的韓信靠自己卓著的功勛被封王，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之事，韓信也以此為滿足。但韓信在這一點上恰恰表現了政治上的頭腦簡單：他只想到自己被封王是天經地義的，卻看不到自己被封王之後的潛在危險——劉邦豈肯讓自己這樣的軍事天才長久為王？而他把功名富貴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正好為劉邦所利用，最終置自己於死地。劉邦先奪了韓信的兵權，改封他為楚王，既而又找了一個「人告公反」的借口把韓信降為淮陰侯。當韓信覺察到自己的命運有危險時，他一方面「自度無罪」，另一方面又逼死了在他那裡避難的楚將鍾離昧，帶著鐘的首級去見漢王，以表明自己並無反心。這一切當然都是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王位。但劉邦還是把他綁了，到洛陽之後才赦免了他，把他降為淮陰侯。劉邦的這一做法可謂手段高明。劉邦很清楚，此時殺韓信，時機尚不成熟。天下剛剛太平，又沒有確鑿的證據說明韓信謀反，殺韓信不足以服天下人，反而會引起其他諸侯王的反感與不安，引起天下人的非議，對自己十分不利；故爾先放韓信一馬，一來造出韓信有反心的社會輿論，二來還可以表現自己的寬容大度。劉邦深知韓信的性格，由王降為侯，必然大為不滿，進而擔心將來連侯也保不住，必然會由「人告公反」成為事實上的謀反。劉邦果然等到了這一天。「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以此表達心中的怨恨。他希望劉邦有所體會，卻不知這正是劉邦的意圖，即利用他對功名富貴難以捨棄的心理誘使其反叛，最終能以正當的理由殺掉他。韓信恰恰是按照劉邦為自己設計的軌道走了下去。他「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降，灌等列」。韓信自恃其才，自恃其功，認為自己與周勃、灌嬰同為諸侯是恥辱，他終於按捺不住地選擇了陳郗合謀造反的錯誤做法，為劉邦實施對自己的誅殺提供了充足而正當的理由。

　　歷史上統治階級內部曾經上演過無數君殺臣、臣弒君，以及兄弟相殘、父子相殘的故事。這些故事大多是圍繞爭奪君位或保持君位展開的。劉邦殺韓信，當然也是為了自己的皇位不受威脅。那麼，韓信是否存有篡奪皇位的野心呢？司馬遷非常巧妙地否認了這一點，他用韓信本人的話表明韓信頗有自知之明：韓信曾向劉邦承認自己只是善將兵而已，而說劉邦卻是善將將；並且受君權神授的觀念影響，認為劉邦做皇帝並非全靠人力，也是天意。既然如此，韓信就不是為了取代皇位而謀反，他的謀反只能是因為既得利益受到損害，並且有可能全部喪失，而他又認為自己成為王侯乃理所當然。所以，韓信反叛劉邦完全是因內心的不平和擔憂，卻不知此舉正中劉邦的圈套，落了個被夷三族的下場。

韓信的人生悲劇在於他的長處為劉所利用，他的短處也同樣為劉邦所利用。劉邦利用他的長處得到了天下，而為韓信本人帶來的只是短暫的榮華富貴；劉邦又利用了他的短處，即他對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不能割捨，使他性命不保。考察韓信的經歷，劉邦的陰謀能夠得逞完全在情理之中。韓信起初投奔項梁，項梁死後又投奔項羽。但他幾次向項羽獻計都得不到採納，失望之餘便去投奔劉邦。在劉邦那裡仍不被看重而出走。幸而得到蕭何的全力推薦，韓信終於如願以償被拜為大將，從此一心一意為劉邦攻打天下。與此同時，他也不忘向劉邦要求封王。當他重兵在握，又做了齊王，成為楚漢相爭的關鍵人物時，武涉、蒯通先後勸他背離漢王，與楚王、漢王三分天下，韓信都拒絕了。他對項羽派來的武涉說：「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當蒯通指出他為漢王效力，最終「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竭力勸他當機立斷時，他仍說：「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向利背義乎？」從這些話里看出韓信對劉邦充滿了感激，頗有些君臣之間的「知遇」之感和「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思想。但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劉邦給了他所渴望的一切：才幹得到了發揮，社會地位得到了改變。他與劉邦之間實際上完全不同於蕭何、張良二人與劉邦之間的那種關係——有著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堅實可靠的私人感情——劉邦對張良充滿尊敬和信賴；與蕭何更是親密無間，視蕭何為絕對可靠之人。而對韓信則完全不同，在使用中加以控制，在控制中加以使用，他從未視韓信為知己。說到底，只是利用他的軍事才能而已。韓信則因為個人慾望的滿足心甘情願為劉邦效力，在他的感激之中不免暴露出某種人品上的缺陷：有奶便是娘的卑劣。這就自然而然地決定了他功成名就之後對功名利祿是難以放棄的。假如韓信能以賓士天下為己任，在天下已經統一、自己的人生價值也得以實現之後，又認識到自己並無文治天下的才幹，從而能主動放棄兵權，視功名利祿為身外之物，心甘情願地由功臣變為普通人，那樣，雖無王侯之富貴，卻仍舊功垂千古，何來殺身之禍？

韓信把功名利祿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憑藉自己的才幹獲得了這一切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為了保住這一切而出賣朋友的行為，無論在古代還是現在都為人們所不齒。鍾離昧雖為楚將，但與韓信在過去就有交情，所以在項羽死後投奔到韓信的封地尋求保護。劉邦當然不會放過鍾離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此時的韓信如出於對朋友的情義而反叛劉邦，他的品格也會有閃光的一面。但他不願為朋友而失去已擁有的一切，便聽了別人的勸說逼鍾離昧自殺。鍾離昧死前所言也許正是司馬遷所想：「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並罵韓信「公非長者」，即不是一個忠厚義氣的人。韓信品格上的最大缺點在此被司馬遷借鍾離昧之口點明。也正是這種品格使他不會有真誠可靠的朋友，因而他後來的反叛顯得那麼孤獨無助，雖與陳郗合謀，卻又不在一處，難以密切配合。自己身邊則缺少可依靠的心腹之人，倒是有告密的「內奸」：一位舍人得罪了韓信，韓信便將其關押起來準備殺掉，是這位舍人的兄弟向呂后告發了韓信謀反的秘密。看起來是一位小人物壞了韓信的大事，帶有偶然性，實際偶然中包含了必然：韓信對朋友沒有情義，對下人不寬容大度，他得不到必要的擁戴和支持；即使無舍人的兄弟告密，他也決不可能謀反成功。他心胸狹隘自私，又缺乏政治家的頭腦，更何況天下剛剛太平，人心思安，引發新的戰亂只能使天下人共誅之。而韓信不識時務，僅僅因為個人的名利地位謀反，怎麼能不失敗呢？

司馬遷是懷著極為複雜的心情寫這一人物傳記的。司馬遷對韓信的才幹與功勛給予充分的肯定，「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對韓信的這一客觀準確的評價當然也同時包含了對劉邦殺韓信的否定態度。但司馬遷同時也鄙視韓信的人品，揭示了韓信悲劇性格導致其悲劇命運的必然。也許劉邦封韓信為楚王也有深刻的含義，預示了韓信與項羽同樣的結局。但司馬遷筆下的項羽雖然也有種種性格上的缺點，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弱點，但畢竟不失為一個英雄。他兵敗垓下，仍殺傷無數漢兵，最終自刎烏江。他的人生悲劇更多地體現了悲壯的色彩。而韓信的人生悲劇只給人以悲哀的感受。司馬遷用大量的篇幅寫武涉、蒯通說服韓信背叛漢王，與劉邦、項羽三分天下，何嘗不體現了司馬遷本人的某種遺憾呢！錯過了那樣的時機，卻在天下已經太平之時「乃謀叛逆」，實在是不識時務的做法，故爾「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既無做帝王的雄心大志和政治才幹，那就不如謙虛退讓，「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太史公所言極是。

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云：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韓信的可悲結局應該對後人有寶貴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