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歷史 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2011-07-01 14:20:37　來源：《中國改革報》　本報記者 王 淼——— 訪知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錢乘旦「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2006 年，12 集的歷史紀錄片《大國崛起》在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首播後引起了國內外觀眾的廣泛關注。學習歷史，在世界各國的興衰中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也正成為我國幹部培訓的重要內容。今年4 月23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青年讀書論壇邀請《大國崛起》的學術指導、知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錢乘旦先生以「十五世紀以來世界大國的崛起」為題進行講座，受到了青年幹部的歡迎。會後，本報記者就世界各國的現代化與改革問題採訪了錢乘旦教授。記者：我們知道您不僅在英國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樹，而且也是現代化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作為從歷史角度研究現代化的學者，您對現代化是怎樣定義的？錢乘旦：給「現代化」作一個定義很困難，我上世紀80 年代開始對現代化進行研究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現代化在概念界定上分歧很大，在那個時候，關於現代化的定義就有近兩百種。雖然學者們對現代化有不同的說法，但也提出了一些共同的東西，如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思想領域的理性化，精神領域的世俗化，社會領域的非傳統化，文化教育的大眾化，生活結構的城市化等等。這些特徵，已經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基於這樣一些共同特徵，我對現代化也下過一個定義，那就是在工業生產力取代農業生產力的基礎上，社會發生整體和全方位變化的過程。需要指出的是，我把現代化作為一個過程來理解，有些人則把現代化當成一個目標。記者：我們注意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注重從歷史中汲取養分，對改革進行思考。您從上世紀80 年代起就開始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改革問題，在對歷史的總結中您率先提出「改革是現代化轉型的一種可能的模式」的重要命題。您認為，通過了解和學習歷史、尤其是世界近現代史，對於通過改革實現現代化具有哪些啟示？錢乘旦：改革問題是我在學習世界史之前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人類社會的進步完全是靠暴力革命去推動的，沒有革命就不會有新生的社會等等。這樣一些想法可說是根深蒂固。後來我讀世界史、尤其是英國的歷史後發現情況不完全是這樣的。我發現革命只是引導歷史發生變化的一種方式、一條道路，社會進步還有其它的模式。英國從光榮革命以後就再也沒有發生革命，解決其內部發展問題也不再採用暴力的方式了。英國式道路不只局限於英國一個國家，其他很多國家也走英國式道路。於是我提出：英國歷史的最大特點就是和平漸進改革，正是這種方式使英國最早走進現代社會。但歷史是多樣的，變革的方式多種多樣。法國就走了另一條路，即革命的、暴力的、跳躍的路。這種方式的特點是社會動蕩大，成果不容易鞏固，常常是進三步、退兩步，再向前跳兩步、然後又退一步。儘管英國和法國是鄰居，歷史上有很多糾葛，但在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是完全不同的。德國又不同於英、法，它發生過革命，但革命完全不成功，而英、法的革命都是成功的，只是在革命後建立新制度的問題上採用不同方式。德國在革命失敗後就再也不走革命的路，而是在舊統治集團的領導下，採取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的方式。因此，如果說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是一個所有國家都要經歷的過程，那麼在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卻是可以多種多樣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有文化和社會的因素，還有當時所處的特定環境，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會造成很多不同的變數。因此，現代化的道路是可以變化的，不僅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方式，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代也會出現不同的模式和道路。對於改革和革命，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只有哪一種好。記者：經過30 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正如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有學者認為現在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您曾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可能比革命更艱巨。您認為在這樣一個改革的攻堅階段，從借鑒歷史的角度看，在制度建設方面需要注意哪些問題？錢乘旦：應該認識到，改革或革命經常不是由人選擇的，這種選擇更經常是在一種迫不得已的環境下進行的。我國從清末開始即試圖以改革的方式進行變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都是這種自我變革的嘗試。但改革的路越走越不通，最後只好去尋找其它辦法，也就是通過革命進行社會變革。「現代化」註定是一場不平靜的曲折旅程，在這個過程中，失敗往往多於成功，挫折也會多於順利。現在，大多數有知識、有理性、有責任的人都發現改革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最好辦法，但中國社會太複雜，一定要善於把握住改革的時機。我一直重視研究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但同樣也重視現代化的挫折與失誤，希望失誤的教訓能引起人們的警覺。現在，中國仍處在現代化過程中，避免前人和他人所犯的錯誤就顯得尤其重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把別人的東西現成地拿過來，完全運用於自己的現代化。但別人的東西又確實具有借鑒作用，可以幫助自己避免失誤、爭取成功。改革不等於沒有鬥爭，事實上，鬥爭經常是改革的動力。過去我們認為鬥爭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暴力衝突，但鬥爭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改革是解決矛盾、化解衝突的一種手段，這就是「不同的發展道路」。我在《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一書中討論英國道路時指出，在任何一個前進的歷史過程中，鬥爭都是前進的動力，沒有鬥爭也就不會有歷史的前進。記者：在國家發展改革委青年讀書論壇的講座中，您概括指出「世界強國」具有如下四個基本特徵：一是必須有強勁的經濟基礎和綜合實力，二是要有整合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結構，三是要有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和精神特徵，四是具備能夠在全球施加戰略影響的能力。其中我們最為關注的是「有整合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結構」這個特徵，您認為應如何正確看待國家興亡盛衰中的制度因素和社會結構因素？錢乘旦：對於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制度因素，我強調兩點，一是不帶價值判斷，二是經過整合。為什麼同樣的制度拿過來，在有的國家會成功，在有的國家不成功，這就是制度整合問題。歷史上所有的「大國」在制度和社會結構方面都經過成功的整合，將其變成適合自身需要和發展條件的完整體系。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世界性強國，在它引領世界潮流時，它的內部整合都是非常成功的，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它的社會也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有了這樣完整的、自身整合的制度結構，才可能對內推動發展、對外發揮影響。因此，制度整合是非常關鍵和極為重要的。關於制度問題，我們不能認為某一種制度一定好、從來好、永遠好，某一種制度一定不好、從來不好、永遠不好，這種看法不僅偏頗，而且沒有歷史依據，並且明顯出自意識形態偏見。從大國興替的歷史來看，不同時代的世界大國，它們都曾創造過新的制度體系，比如葡萄牙、西班牙在歐洲首先創建專制主義王權，建立最早的民族統一國家，這種國家保證葡、西兩國推行重商主義，從而在16 、17 世紀走到了歐洲發展的前列，並完成「地理大發現」。英、法也經歷過專制王權階段，都鐸王朝和波旁王朝都是「專制主義+ 重商主義」的國家，兩國也因此達到強盛的第一個高峰。但後來英、法兩國超越了葡、西，把專制主義政權推翻了，建立了符合各自國情的新的政治制度，在英國是君主立憲制，在法國是共和制，由此而創造出新的制度結構，對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並引領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現在有些人把某種制度看作是絕對優秀，某個國家是標準典範，具體說就是「美國民主」。其實，即使是「民主制度」也各有不同，「英國民主」和「美國民主」就不同，印度、巴西、瑞士、法國又各個不同，彼此之間都有差異。把一個國家的制度看作是絕對的完美，彷彿是人類歷史的終極，這是一個歷史觀問題，是意識形態的自我膨脹。人類自古以來就有人認為自己的制度是完美無缺的，東西方都有這種人，古希臘時期雅典就認為它的制度完美無比，近代的黑格爾宣稱普魯士制度是歷史的終結。但歷史沒有支持任何這種偏見，偏見的結果只是無休無止的衝突和戰爭，以及偏見的破滅、歷史的繼續。其實，人類社會充滿了多樣性，任何一種制度只要符合時代的需求就會有合理性，有存在的理由；而一旦喪失時代的合理性，它存在的理由也就丟失了，新的制度會出現，哪個國家率先創造出新的制度，它就能引領新的時代。制度是不斷變化的，不可能有一個終極點，美國的制度也會變化，100 年以後美國會怎樣？1000 年以後呢？所以，不在於制度好不好，而在於是否符合時代的要求。記者：在這次論壇上，您講課的題目是「十五世紀以來世界大國的崛起」。我們了解到，您在不同場合多次就這一題目進行過講解，並擔任了轟動一時的專題紀錄片《大國崛起》的學術指導。在對這個題目的講課過程中，通過反饋，您了解到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有哪些？錢乘旦：中國人最關注中國的國家地位，它是不是「世界大國」，如果現在不是，以後怎樣才能是？在我的界定中，「世界大國」是一個時代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意思，至少是最強國之一。上面我們談到「世界大國」的四個特徵，如果一一進行比對，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國在每一個方面都未臻如意，即使在表現最為突出的經濟發展方面，雖然成績斐然，舉世矚目，但不如意之處仍舊很多，比如高端產品少、自主產權少，我們的優勢只在經濟總量方面，等等。至於「大國」的其他幾個特徵，比如國際影響力，雖然和過去相比已經大了很多，但和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相比，還是差很多。我們在國際社會能夠投放的影響力還比較微弱。面對西方國家的強勢干預，中國如何發揮作用、發揮什麼作用？一個大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是說說而已的，應該在每一個重要的國際事務中予以體現，讓世界確實體會到它的存在以及它說話的分量。中國在這方面是否已做好準備？這是「大國」的特徵之一。至於國外輿論，它們關心的是中國的大國意識是不是正在崛起，中國的崛起會對世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等等。記者：與大國崛起相對應的是大國的衰落，對於大國的衰落應該怎樣去認識？錢乘旦：談到大國興衰問題，應該意識到「大國」的實質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趨向，只要它體現和代表了時代的趨勢，無論它國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資源是否豐富，它都是這個時代的領頭羊，也就是這個時代的「世界大國」；然而一旦它失去了引領歷史潮流的作用，它的大國地位也就丟掉了。記者：怎樣看領頭羊地位，技術起決定作用嗎？有人批評說《大國崛起》開始還推崇了荷蘭的商業文化，慢慢地變成欣賞英國和美國的制度，可到最後竟然高呼「技術萬歲」，墮落到器物層面的低級崇拜。您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看的？錢乘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我對技術的作用評價不高，我不承認技術改變一切，不承認經濟因素決定一切。我對現代化的定義也是這樣說的，我認為現代化是一種全方位的改變，而且各方面應該是差不多同步的。比如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我們經常把它看成是一場技術革命，但有一個問題已經討論了幾百年，那就是為什麼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很多解釋完全是從技術層面進行討論的。技術改進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人們應該追問：技術在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下才有可能被人們使用？工業革命中出現的很多技術是早就有的，人們早就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有些工具（比如器械）早就被人們發明，可是無法使用，原因是社會不允許使用，不鼓勵發明創造，害怕新的發明會造成社會動蕩，這就是所謂「傳統的阻力」，在傳統的阻礙下，社會變革很難發生。而英國首先克服了傳統的障礙力，開創了在當時那個世界上最寬鬆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這樣一個環境的保護下人們才有可能去動用技術的力量，使其發揮經濟作用。所以，工業革命的前提是制度變革，英國在17 世紀創造了新的政治制度，這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基本條件。《大國崛起》從頭到尾都強調製度創新的重要意義，所謂「引領世界潮流」，就是指制度創新，新制度標示著歷史發展的方向。「制度」是廣義的，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經濟制度、社會文化體制等等。一個大國的創新往往是多方面的，如果對所有「大國」的崛起作一個概括，那麼其共同之處就是：它否定了原有的制度框架，指引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換句話說：別人都跟著它走。《大國崛起》沒有「推崇」什麼，也沒有「欣賞」什麼，它只告訴大家每一個新的大國是依靠哪些創新而崛起的，把所有這些創新加在一起，就連結成世界五百多年歷史發展的脈絡。當然，電視片有一個缺陷：它不是學術論文，不能幹巴巴地闡述思想，它必須好看，必須講故事，而從故事中看出什麼，那就是觀眾的事了。如果從故事中看見的是「推崇」和「欣賞」，那應該是理解力方面出了問題。回到「大國」特徵：在我的腦子裡，制度更多的是硬實力，不是軟實力。看中國這170 年：自洋務運動起我們就引進技術和機器，開始設立工廠，但為什麼到上世紀30 年代才有一點點像樣的工業「化」，到新中國成立後才真正形成大規模的全國性工業化建設，而到改革開放以後才實現了經濟發展的大飛躍，直至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問題都只能從制度的層面才能回答。「世界大國」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諸多啟示，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責任編輯:趙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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