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 續十六

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

慶應二年十二月（1867年1月），德川慶福接受天皇敕命繼任江戶幕府第15代將軍。二十天後，在位21年、年僅36歲的孝明天皇（1846.3.10—1867.1.30）去世，繼任者是其二子16歲的睦仁，因其年號為明治（1868年9月改元），號稱明治天皇。幕府將軍和天皇都換了人，這對日本政局產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是慶喜對幕政進行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讓原來不掌管具體工作的老中分別擔任了陸軍、海軍、會計、國內事務等五個部門的專職總裁，並繼續執行原來的合議制度，建立了儼然像歐洲各國那樣的內閣制。他還努力拔擢人才，採取了任命旗本擔任若年寄等打破陳規舊套的果斷措施。」（《日本史》第350頁）但是遠水不解近渴，慶喜當務之急是讓朝廷批准開放兵庫港和懲處長州藩。因為按照商定的條約，兵庫必須和江戶、大阪、新潟一起於慶應三年十二月以前開放，所以慶喜再次上書朝廷。「朝廷經過歷時二晝夜的商議，終於做出了批准的決定。」（《日本史》第350頁）實際上，這是禿頭上的虱明擺著的事情，面對西方列強的武力，就是攘夷派也知道無力抗拒，所以開國已不再是爭議焦點。「過去的攘夷論這時已完全轉變成倒幕論，並且還在向開國親睦論方向轉變。」（同上）也就是說，因攘夷而聚集起來的反幕勢力，並未因達成開國共識而放棄討幕，可見攘夷只是一個煽動性的政治口號。因此在懲處長州藩的問題上，幕府想以毛利氏謝罪的方式來解決的做法，仍遭到薩摩藩的反對。

其次是一個年輕的天皇左右政局能力更弱。歷史學家通常認為孝明天皇是公武合體論的支持者，但是從十幾年來朝廷政治風向的搖擺來看，我傾向於認為他是一個沒有固定之見的從眾者。換句話說，朝廷中公武合體論佔上風的根本原因不是孝明天皇支持的結果，而是他順應了朝廷輿論的主導勢力。公武合體論的倡導者薩摩藩轉向後，朝廷中公武合體派的勢力就已經衰落了，即使孝明天皇仍然健在，恐怕也難以扭轉這個趨勢。而16歲的睦仁繼任天皇后，政局即刻有了轉變則是更加有力的印證。

因孝明天皇逝世而被大赦回京的下層公卿岩倉具視（1825-1883）開始倡導王政復古的政治主張。岩倉具視出身於舊貴族，「他起初贊同公武合體論，並曾為和宮下嫁出過力；在尊王攘夷的全盛時代，他遭到了罷官、出家、趕出京城外『蟄居』的處分（文久三年，1863）。在此期間，他審時度勢，改變了原來的想法，開始樹立討幕和王政復古的信念」。（《日本史》第351頁）從岩倉具視的經歷及政治主張轉變中，我們也能看出公武合體論消退的必然性。王政復古取代尊皇攘夷成為倒幕派新的政治主張，它公然把推翻幕府作為基本政治訴求，而不像尊皇攘夷那樣隱藏著對幕府的不敬。岩倉具視在京都積極活動，與明治天皇的外戚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美、中御門經之等進行策劃，打算主要依靠薩摩藩的力量進行討幕。這期間藝州藩也加入到由薩摩藩和長州藩組成的討幕陣營中，三藩組成的討幕聯軍於慶應三年十月（1867年11月）開始東進。十月十三日（1867年11月8日），薩摩藩士與岩倉等人從天皇那裡獲得討幕密詔，次日即十月十四日密詔送到薩、長二藩。

與討幕派由尊皇攘夷進而變成王政復古的步步緊逼不同，公武合體派的要求卻是一退再退。土佐前藩主山內豐信是一個公武合體論者，他於十月三日向幕府提交了一份「王政復古、公議政體」的建議書。有意思的是，這份建議書乃是前面提到的促成薩、長聯盟的倒幕派藩士坂本龍馬與藩士後藤象二商議後撰寫的，作為土佐藩的政見以山內豐信的名義提交給幕府。早在慶應元年，在荷蘭留學、研究政治、經濟學說的開成所教授西周回到日本後就向幕府提出了設立議事院的建議，坂本龍馬撰寫的建議書也吸收了當時流行的公議政體的思想。而今公武合體論者山內豐信居然也同意了，可見即使在公武合體派那裡幕府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建議書中寫道：「現在，正是根據光明正大之道理，一舉改變數百年間延續下來的國體；以至誠對待世界各國，建立王政復古偉業的絕好機會。」「應將議決天下大事的全權歸還於朝廷，一切政務均由京都議政所決定；議政所分上、下二所，議事官應從公卿、陪臣乃至庶民中選舉正直善良的志士仁人擔任」。（《日本史》第352頁）由此看來，無論討幕派還是公武合體派至少在撤銷幕府這一點上已經達成共識。但是，《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認為，這個貌似革新的建議包藏禍心，「是想藉此來保留德川家地位。德川家一旦奉還了政權，就可以憑藉以往的功勞和作為大諸侯的實力，在新的公議政體中佔據優越地位，即實際上還能保持和原來一樣不變的地位。山內豐信的建議是一種把將軍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策略。」的確，如果撤銷幕府，將軍就被置於「死地」，但「後生」卻未必。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作為大政奉還的交換條件——對將軍政治地位的安排（該書作者沒有說明這份建議書中是否有這個內容），何況將要實行的是公議政體，慶喜在朝廷中的位置不是山內豐信所能決定的。因此，坂本太郎如此猜測（假如建議書沒有規定交換條件），不是歷史學家應有的以史實為依據的公正立場。

將軍慶喜接受了土佐藩的建議並很快作出反應，十月十四（1867年11月9日）日即收到建議書十一天後，慶喜上奏朝廷請求奉還大政。慶喜為何自願放棄權力？坂本太郎的解釋是：其一，家茂死後，慶喜雖然繼承了德川氏的家業卻並不想當將軍，只是由於皇族、公卿和諸侯們的推舉，才接受了朝廷的敕命；其二，慶喜具有洞察時局的睿智，來自土佐藩要求歸還大政的建議說明幕府現在已經失去了諸侯們的支持。雖然我基本同意《日本史》作者的上述論斷，但是我認為有必要強調慶喜本人優柔寡斷的性格也是促成此舉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或許想用委曲求全的方法保住德川氏的家業。次日即十月十五日，朝廷就接受了將軍慶喜的請求。如果說慶喜將軍提出奉還大政的請求多少還有些讓人驚訝的話，那麼朝廷立即接受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因為朝廷已經給倒幕勢力下達了推翻幕府的秘密敕令，而將軍慶喜此刻自動奉還大政可說是正中下懷。於是江戶幕府就這樣自我終結了。從德川家康擔任將軍開始，江戶幕府延續了265年，然而它的終結卻不僅僅是德川氏統治的終結，而是自源賴朝建立幕府時起、延續了676年的武家政治的終結。

慶應三年十二月八日夜（1868年1月2日），朝廷赦免了毛利敬親父子和三條實美，並讓他們官復原職。次日（1868年1月3日），天皇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攝政、關白和幕府，一切政務由總裁、議定和參與負責執行。「同時任命熾仁親王（有栖川宮）為總裁；任命晃親王（山階宮）、嘉彰親王（仁和寺宮）、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美、中御門經之、德川慶勝、松平慶永、淺野茂勛、山內豐信、島津茂久為議定；任命大原重德、岩倉具視以及尾、越、土、薩等五藩的藩士各三人為參與（藩士的任命是三天後的十二日進行的）。然後，又禁止攝政二條齊敬等佐幕派上朝，免去了會、津二藩的宮門警衛人員，命令他們返回領地、家鄉。」（《日本史》第352頁）當晚，這些人在小御所開會決定了令慶喜辭官、納地，雖然與會的山內豐信和松平慶永表示反對，但不管用。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小御所會議」。坂本太郎把八日夜和九日所發生的事情稱之為類似文久三年（1863）八月十八日的政變，說它「一舉改變了朝廷的既定計劃（作者沒有說明朝廷的既定計劃是什麼），企圖徹底消滅德川勢力」（同上），而《日本小史》作者就說了一句「他們在1868年1月3日佔領皇宮」（第93頁）。或許是三藩討幕聯軍突入皇宮，才引出上述兩書作者如是說，反正我們搞不清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朝廷令慶喜辭官納地的決定激怒了幕府和親幕派會、桑二藩，五天後即（1868年）1月8日，慶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下令幕府軍一萬五千人西征，企圖從鳥羽、伏見兩路進入京都。朝廷也採取了應對措施，任命了征討大將軍，明確了薩、長兩藩的軍隊為官軍，而且在鳥羽、伏見做好了防禦準備。1月27日（慶應四年正月四日），在京都附件，以薩、長兩藩為主只有五千人的官軍擊敗了三倍於己的幕府軍，德川慶喜也離開大阪由海路逃往江戶（此役稱之為鳥羽、伏見之戰）。於是討幕派勢力大增，因為此前那些態度曖昧的諸侯也都歸順了朝廷。慶應四年（1868）二月，「天皇發布親征詔書，以熾仁親王為東征大總督，率領薩、長等二十多個藩的兵力向江戶進發」。（《日本史》第354頁）三月五日，東征大總督熾仁親王進入駿府（靜岡）城，準備於十五日攻打江戶。面對如此不利局勢，敗逃回江戶的慶喜就鴕鳥把頭鑽進沙里一樣躲進東叡山大慈院，即使法國公使願意為其提供資金和武器幫助也不能讓他振作起來。於是當官軍逼近時，幕府主和派陸軍總裁勝安芳向東征軍參謀西鄉吉之助提出願意交出江戶和武器來換取朝廷對慶喜及其部下的寬大。四月四日，朝廷接受了幕府的投降條件，免除了慶喜的死罪，將其軟禁在水戶。五月二十四日，朝廷讓田安龜之助（德川家達）繼承了德川家業，封於駿河府中，俸祿為七十萬石。但是，幕府中主戰派以及東北部的奧羽各藩仍與官軍對抗，直到明治二年（1869）五月，幕府海軍總裁夏本武揚在北海道向官軍投降，幕府的殘餘勢力才最終被消滅。

江戶幕府的滅亡過程（前後不過十五年）幾乎沒有經歷像樣的戰爭，這說明它確實已經腐朽了。1853年因美國炮艦強行要求開國通商而引發的尊皇攘夷運動，不過是給了倒幕勢力一個聚集起來的政治借口，江戶幕府的統治早已引起諸侯和下級武士的不滿——乾柴已經堆好，就等一個火種。即便在簽訂喪權辱國的開國條約之後，公武合體派也曾壓倒過尊皇攘夷派，但是幕府沒有抓住機會，結果公武合體派內部分裂，致使尊皇攘夷轉變為王政復古的倒幕運動。大政奉還雖然是慶喜主動把自己陷於死地，但幕府軍以絕對優勢敗給官軍令其喪失了最後的機會。

    日本歷史上經歷了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和江戶幕府三個朝代，所以德川氏被剝奪統治權這件事本身並無特別意義。有歷史意義的是，江戶幕府時代結束了，取代幕府的卻不是新的藩侯，而是與幕府並存卻沒有任何權力的朝廷。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何沒有像以前那樣由一個新的藩侯來取代德川氏？原來所有藩侯與德川氏一樣都沒落了，其中原因前面已經提到過，那就是德川家康時期普遍開來的城下町制度，讓武士與土地和農民分開，使得分封政治僅存在於大名階層，雖然這有利於社會穩定，卻挖掉了封建政治的基礎。城下町制度結合參謹交替制度，使得武士們形成一個利益一致的階層，而不再固執於本藩的利益。所以，當幕府成為發泄不滿的對象時，朝廷和天皇就成為政治訴求的對象，而不是藩主。從尊皇攘夷到王政復古，他們要聲討的不僅僅是江戶幕府，而是封建政體，王政復古的目的是要實行公議政體。日本政體從氏族聯合體進化到今天的分封制，雖然還沒有像我國那樣發育成集權政體，但也絕未出現過公議政體。在日本歷史上，名義權力和實際權力的分離是常態，幕府之前的朝廷，天皇也常常是只擁有名義權力，實權或者掌握在權臣手中，或者掌握在太上皇手中；幕府也如此，掌握實權的往往也不是將軍，而是老中。正因為如此，那些想分享政治權利的藩侯和武士們才可以喊出王政復古這個看似倒退的政治口號，他們的復古僅僅是指推翻幕府即一個家族的統治，而不用擔心王政被天皇所獨佔，因為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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