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詩詞概論
劉夢芙
（一）引 言
標題中的「近百年」，指20世紀。這是一個看似明確卻難以絕對界定的時間概念：生活在20世紀的詩人詞家中有許多人出生並成名於19世紀；又有許多人到21世紀依然健在並創作傳統詩詞，因此討論作家作品涉及時間，往往不能被「百年」所限。而按文學史通行的歷史分期，從鴉片戰爭（1840）到「五四」運動發生之前（1919）為近代；「五四」之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現代；1949年至今為當代，以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斷代的標誌，同樣存在問題：許多詩詞家並不因這種「斷代」就中止創作，而是從近代一直到當代都在吟詩填詞，綿延不絕的歷史河流無法一刀切斷。本課題討論的詩詞名家與作品，大體以20世紀百年間為範圍，尤其注重「五四」以來現當代作家作品，因為這是當今學界很少有人著手開拓的學術荒原；但涉及詩詞的流變，必需時代上溯近代乃至古代的淵源。幾千年中國文化代代傳承，其風貌縱有千姿百態的創新，而基本的人文精神則未曾中斷，變中有不變，保持血脈的連貫，是中國傳統文化也是詩詞不同於現代文化中新詩的特質。從體式上看，古代詩歌主要指自《詩經》、《楚辭》以來逐漸形成的各種古、近體詩和詞、曲以及民間歌謠；現當代詩歌則包括「五四」時期產生的語體新詩、用傳統藝術形式寫作的古、近體詩和詞、曲，還有配上樂譜演唱的歌曲、新民歌等。筆者多年來探討的是20世紀即現當代人創作的傳統詩詞（或曰「舊體詩詞」，與語體新詩相對而言），未涉及新詩，因此本文討論的範圍限定於傳統詩詞在近百年間的繼承和發展，換言之，即考察「五四」後詩詞與近代乃至古代詩詞的關係，重點闡述名家作品的思想內涵與風格流派的衍變。以下對近代到現當代這一百數十年間詩詞的歷程作綜合性的論述。
（二）近代詩詞概況
關於近代詩詞研究，從早期少數研究者到改革開放時期研究者的增多，已成為一門逐漸成熟的學科。前輩學人如汪辟疆、胡先驌、陳子展、錢仲聯都有相關論著；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郭延禮《近代文學發展史》中都有專論近代詩的章節；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陳永正《嶺南文學史》、錢仲聯門下弟子朱則傑著《清詩史》、馬衛中著《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中或簡論或專論晚清詩；老輩詩人陳衍、陳詩、陳聲聰等各自以傳統詩話的形式評價近代乃至現代詩家詩作；（1）各種期刊所載近代詩詞的論文更是沉沉夥頤。在文本整理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印行「中國近代文學叢書」，已出版陳三立、樊增祥、易順鼎、楊圻、范當世、鄭孝胥、曾國藩、梅曾亮、陳寶琛、寶廷、何紹基、張裕釗、張際亮、金天羽、江湜、俞明震、張之洞、李慈銘、陳曾壽、金和、翁同龢等名家詩文集共21種，諸書經過多位專家的搜輯校勘，質量精良；中華書局及各省古籍出版社也陸續出版了多種近代詩別集。在箋注方面，有錢仲聯注沈曾植《海日樓詩》、注黃遵憲《人境廬詩》；蕭艾、陳永正各注王國維詩詞；白敦仁注鄭珍《巢經巢詩》、注朱孝臧《彊村語業》；劉斯翰注陳洵《海綃詞》；李保民注呂碧城詩詞。梁淑安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於詩人及其著作多有記載（中華書局版）。此外還有學術組織如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南社研究學會，彙集了當今許多近代文學研究者，不斷產生新成果。從以上簡述，可見近代詩研究在前輩學者的帶動下，從民國到當代，逐漸形成壯盛的陣營，各種成果蔚為大觀。但就總體狀況而言，遠不及對《詩經》、《楚辭》和唐宋詩詞研究的廣泛深入，研究力量多集中於詩而用功於詞者尚少，許多論文和專著的學術水平也參差不齊，處於《易》卦所云「既濟」、「未濟」的階段。
在近代詩歌諸多研究者中，錢仲聯先生是開創者之一併集其大成，匯論述、鑒賞、箋注、編選、搜輯文獻於一手，成果豐碩，既是學界公認的傑出學者，也是20世紀詩詞創作的大家。本課題階段成果《二錢詩學之研究》對錢先生的學術和創作成就多有論介，茲不贅述。本節論近代詩詞，採納錢先生一些觀點，並參酌其他學者的意見，力求平實而通達。
從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後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近八十年，歷史學家稱為近代。在鴉片戰爭前夜，清王朝已從康、乾盛世轉向嘉、道期間的日益腐朽、衰落；而鴉片戰爭爆發後，帝國主義列強先後入侵，把中華民族推入災難的深淵，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外患內憂，重重煎迫，直至清王朝滅亡，國家仍處於政局動蕩、民不聊生的狀態。此期間發生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和失敗、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事變、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日本迫訂二十一條等等。以士大夫為主體的近代詩人詞家，繼承古代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代表、歷兩三千之久凝結而成的人文精神、濟世品格和豐富多彩的詩歌體式，密切聯繫時代，唱出強烈的心聲。如錢仲聯先生所言：「近代詩歌的優秀之作，描繪了近八十年間中國大地上的歷史風雲，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期中華民族遭到的空前浩劫和瘡痍滿目的動亂現實，反映了錯綜複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現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無愧於"時代的鏡子』」。在藝術方面，「近代的詩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開創的各種不同的風格流派，以他們獨特的生活感受、藝術修養和美學情趣，在作品中表現了各各不同的藝術風貌和個性，使近代詩壇呈現出流派紛呈、萬紫千紅的景象。近代詩歌的成就，足以超越元明，上追唐宋，它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樹起的又一座豐碑」（2）。
錢仲聯先生編選《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在《導言》中將近代詩的發展歷程以歷史事件為標誌分為前後兩大時期：「前一時期，是鴉片戰爭時期，延伸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旁及太平天國革命」。「後一時期，是甲午中日戰爭以後的時期」（3）。而在其主編《近代詩三百首》由錢學增撰寫的《前言》中，則將近代詩分為三個時期：「從鴉片戰爭前後至英法聯軍入侵圓明園，是第一個時期」。「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辛亥革命前夜，是近代詩歌發展的第二個時期」。「近代詩歌的第三個時期，是辛亥革命前後到"五四』運動」（4）。也就是說，將甲午戰爭後的近代詩再分為兩個時段。但發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距1919年「五四」運動前不足十年，實無細分的必要，從宏觀著眼，仍以分前後兩大時期為宜。正如筆者所見，以歷史事件為標誌劃分詩歌的時段，好處是時間起訖明確，便於把握；但詩人的生活與創作經歷往往不以歷史事件為界點而中斷，其創作特性也不因時代風氣為轉移，「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新詩後仍有許多人堅持作傳統詩詞，即為明證。因此論述詩詞的發展，一方面需要重視歷史事件包括國家政權的更替、時代潮流的變遷對詩人心態形成的巨大影響；一方面還要考察詩人創作的實際，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刀切地看待。這裡為了方便言說，仍依錢先生的分期對近代詩人（含詞人）作簡略的論介，而主要原因是近代詩歌的風格流派雖有新變，但藝術體式仍遵傳統，不存在新詩與舊體二元對抗、貶舊崇新的「五四」現象。至於汪辟疆先生《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開篇云：「晚清道咸以後，為世局轉變一大關捩，史家有斷為近代者。本文論詩，標題曰近代詩者，非惟沿史家通例，亦以有清一代詩學，至道咸始極其變，至同光乃極其盛，故本題範疇，斷自道光初元，而尤詳於同光兩朝。在此五十年中，凡詩家不失古法而確能自立者，本文皆得條其流別，論其得失」（5）。同樣是論近代詩，汪先生上溯道咸之前順、康、雍、乾即清代初期與中期的詩學源流，再述道咸至同光時期詩風變而極其盛的狀況，但不論辛亥革命以後詩。汪先生也注意時代對詩人的影響：「夫文學轉變，罔不與時代為因緣。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則有列強之窺伺，內則有朋黨之疊起，詩人善感，頗有瞻烏誰屋之思，小雅念亂之意，變徵之音，於焉交作。且時方多難，憂時之彥，恆致意經世有用之學，思為國家致太平。及此意蕭條，行歌甘隱，於是本其所學，一發於詩，而詩之外質內形，皆隨時代心境而生變化」。「詩至道咸而遽變，其變也既與時代為因緣。然同光之初，海宇初平，而西陲之功未竟；大局粗定，而外侮之患方殷。文士詩人，痛定思痛，播諸聲詩，非惟難返乾嘉，抑且逾於道咸」（6）。然而汪先生只扼要交代歷史背景，論述的重點是據詩人所處地域劃分的風格流派以及藝術方面的宗尚與變化，很少闡發作品的思想內涵。錢仲聯先生論詩則兼顧思想與藝術，尤其重視詩中與重大時期相關的內容和意境的創新，由此對詩人評價之高下與汪先生也多有不同，這在兩家所撰詩壇點將錄和各自的論著中頗見差異，拙著《二錢詩學之研究》中專論「詩壇點將錄」已詳加比較，本文不贅。
按錢先生對近代詩的分期，前一時期有五類詩人：（一）以啟蒙學者為首的龔自珍、魏源，開創了從內容到風格完全不同於以前的清詩。龔自珍尤為橫放傑出，「拔奇於古人之外，境界獨辟」，對第二時期詩界革命派、南社詩人都起了重大影響（7）。龔詩確實影響深遠，民國期間新文學家中詩人陳獨秀、魯迅、郁達夫詩中有明顯學龔的痕迹；新中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末崛起的中青年詩人也多有崇尚龔詩「劍氣」與「簫心」者（8）。魏源與龔自珍同為旨在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家，著《海國圖志》，「主張學習外國科技為我所用，其詩雄渾遒勁，氣勢奔放，為鴉片戰爭而作之詩，足稱時代強音。大量山水詩也是力破前人框架，藝術上獨辟異境」（9）。（二）宋詩派。祁雋藻、曾國藩以身居名臣的地位極力提倡學宋詩，開第二時期以學宋為主的「同光體」之先聲，形成一個流派，著名詩人有鄭珍、莫友芝、何紹基、江湜等，「主要是學習宋之黃庭堅，旁及蘇軾，上溯唐之杜甫、韓愈、孟郊等詩人」（10）。宋詩派不滿於乾嘉詩的浮淺庸弱，在藝術方面以復古為創新，並以學問入詩，使內容深厚，其中以鄭珍成就最高，江湜次之。（三）在當時詩壇頗負盛名的張際亮、湯鵬一支，「他們關心國事，才氣橫溢，不受時風拘束」（11）。（四）寫鴉片戰爭詩歌及其他方面有傑出成就的，有姚燮、貝青喬、魯一同諸家，姚燮最為突出，「其詩包羅萬象，釋典道笈，瀾翻筆底」（12）。此外尚有張維屏、黃燮清等亦寫鴉片戰爭詩，但藝術上缺乏創新，不脫乾嘉格調。（五）著重學「選體」（《昭明文選》中六朝五言詩風格）的湖湘派，中堅人物為王闓運、鄧輔綸、高心夔。除上述五類詩人外，「前一時期不專屬某一類型的還有金和、徐子苓、王拯等人，方面大吏如林則徐、左宗棠、郭嵩燾，詩皆能手，不屬何種流派」（13）。
後一時期的詩人流派較前一時期更為繽紛多彩，出現大批名家，主要有：（一）詩界革命派。影響頗大的詩人是黃遵憲，詩風相近的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蔣智由、夏曾佑、丘逢甲以及稍後的金天羽，大部分是戊戌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其共同特點，是內容上高揚愛國精神，呼喚政治變革以救國救民，同時使用新名詞、描寫新事物，面向世界，反映現實；「形式方面，盡量繼承古代詩歌可以繼承的傳統而加以拓展，盡量使用經史、百家、小說、戲曲的典故和詞語，使它為詩歌的新內容服務，並向民歌汲其營養」（14）。但據筆者研究，「詩界革命」的口號是由梁啟超提出，而黃遵憲雖有在詩中開拓新境的意識但未言「革命」；其作品用新名詞寫新事物與異域風光但仍為舊體，與「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產生的語體新詩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極大的不同（15），黃遵憲作詩只是「維新」，一如其政治變法主張「改良」，並非如激進者那樣去「革」舊體詩之「命」。百年來的創作實踐也證明，傳統詩詞的體式依然健在，對古代人文精神的繼承未曾妨礙意境的創新。錢仲聯先生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推崇「詩界革命派」，在所著《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以黃遵憲、丘逢甲為「都頭領宋江、盧俊義」；而汪辟疆先生《光宣詩壇點將錄》則立足傳統，以「同光體」魁傑陳三立、鄭孝胥為詩界群雄之主將。錢、汪兩家詩學觀念不同，相映成趣，是時代風氣在學術中的鮮明表現。這兩位都是深於詩學的學者而且兼為作詩水平很高的詩人，在藝術審美方面辨析風格流派，有異有同；但畢生守護傳統詩體，珍視其價值，並以創作延其慧命，兩家又是高度一致的。（二）湖湘派。此派首領王闓運繼續活動於詩壇，直到民國後才逝世。其弟子陳銳活動在後期，「繼承王的衣缽，但七律已出入於他派。與王無師友淵源，而詩宗八代、宗旨相同的有程潛」（16）。（三）同光體，即同治、光緒時期的學宋詩派。汪辟疆先生以地域將「同光體」詩人合稱為閩贛派，因此派大部分詩人的籍貫分屬福建、江西。「此派詩家，流衍於同光之際，亦隱分二派：其一派生澀奧衍，……至義寧陳散原則集此派之大成者也。其一派清蒼幽峭，……至閩縣鄭海藏則集此派之大成者也。……同時人之學散原、海藏者，得其一體，皆能自拔流俗，則以源流雖異而聲息固相通也」。「閩贛派近代詩家，以閩具陳寶琛、鄭孝胥、陳衍、義寧陳三立為領袖，而沈瑜慶、張元奇、林旭、李宣龔、葉大壯、何振岱、嚴復、江瀚、夏敬觀、楊增犖、華焯、胡思敬、桂念祖、胡朝梁、陳衡恪羽翼之，袁昶、范當世、沈曾植、陳曾壽，則以他籍作桴鼓之應也」（17）。錢仲聯先生則將「同光體」分為三派：（1）江西派。以陳三立為首領，其友人王瀣、兒子陳隆恪、學生胡朝梁皆屬此派。（2）閩派。以鄭孝胥、陳衍為首領，沈瑜慶、陳寶琛、林旭、王允皙、何振岱、李宣龔等皆屬此派。（3）浙派。將沈曾植作為浙派的首領，與沈同調的有袁昶，沈的學生有金蓉鏡，後輩有馬一浮，皆屬此派。這三派成員以外，一些詩人不屬於「同光體」，而與「同光體」詩人有寫作和人事上的聯繫，一般也作為「同光體」看待的，有范當世、俞明震、陳曾壽、夏敬觀諸家。與「同光體」詩人頗有交往，但風格不同，一般不算入「同光體」的有安徽許承堯。（四）唐宋兼采派。以張之洞為總代表，其門下有樊增祥、易順鼎；同時還有李慈銘。張的幕客梁鼎芬，梁的友人文廷式，詩不列宗派，實際也是兼采唐詩的藻采和宋詩的骨力。（五）西昆體派。這一派詩人師法晚唐李商隱和宋初西昆體詩典麗深婉的風格，「以美人香草之詞，寄託江山搖落之感」。其中作手有湖南李希聖、曾廣鈞，蘇州、常熟人張鴻、曹元忠、汪榮寶、孫景賢。（六）南社。這是一個宣傳反清革命的文學團體，創建人為柳亞子、陳去病、高旭。南社成員多達一千餘人，陣營龐雜，雖有大致相同的政治傾向，但詩歌成就有高有低，如林庚白所言「南社諸子倡導革命，而什九詩才苦薄，詩功甚淺，亦無能轉移風氣」（《今詩選》自序）。其中名家有接近「同光體」的諸宗元、黃節、林庚白，有奇才奔放的黃人，有章太炎的弟子黃侃，有浪漫詩人蘇曼殊，還有龐樹柏、劉成禺、郁華以及政治家宋教仁等，為詩各具面目。不在上述流派和陣營中的近代詩人，還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專宗唐人的楊圻、先為民主革命家後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女烈士秋瑾、著名學者王國維等（18）。而諸多詩人不論是屬於何種流派還是特立獨行，也不論其藝術風格是刻意創新還是偏於保守，詩中的優秀之作都能關懷國事、感愴時局，或慷慨悲歌，或沉鬱深婉，從不同側面反映社會現實，共同表現愛國情懷。即使是辛亥革命後被譏為有「遺老思想」的沈曾植、陳三立、王國維和「保皇黨」康有為，亦無不愛國。洗去新舊對立的意識形態色彩，可見所謂「遺老」堅守的是傳統道德和作為儒家士君子的風骨氣節，在人格上遠遠高於一味趨炎附勢的人物。
汪辟疆先生以地域劃分近代詩派，除上述閩贛派外，尚有五派。（一）湖湘派。「其派以湘潭王闓運為領袖，而楊度、楊叔姬、譚延闓、曾廣鈞、程頌萬、饒智元、陳銳、敬安羽翼之。樊增祥、易順鼎則別子也」。（二）河北派。「以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膠州柯紹忞三家為領袖，而張祖繼、紀鉅維、王懿榮、李葆恂、李剛己、王樹枏、嚴修、王守恂羽翼之。若吳觀禮、黃紹基，則以與北派諸家師友習處之故，受其薰化者也」。「此外有隸旗籍而久居北方，詩名又為人所具知者，有寶廷、盛昱、楊鍾羲、志銳、三多、唐晏諸家」。（三）江左派。「以德清俞樾、上元金和、會稽李慈銘、金壇馮煦為領袖，而翁同龢、陳豪、顧雲、段朝瑞、朱銘盤、周家祿、方爾咸、屠奇、張謇、曹元忠、汪榮寶、吳用威羽翼之。若薛時雨、李士棻、周星譽、星詒、勒深之、王以慜、歐陽述諸家，則以他籍久居江左而同其風會者也」。江左之稱盛於西晉，漢代則稱江東，初指今之江蘇，後乃及於浙江、安徽。而安徽又與江右（江西）接壤，詩人多與「同光體」作家交往，如吳汝倫、方守彝、姚永概、吳保初、李世由、楊毓瓚、周達、陳詩等，因此汪先生將皖地詩家歸於閩贛派。（四）嶺南派。「以南海朱之琦、康有為、嘉應黃遵憲、蕉嶺丘逢甲為領袖，而譚宗浚、潘飛聲、丁惠康、梁啟超、麥孟華、何藻翔、鄧方羽翼之，若夏曾佑、蔣智由、譚嗣同、狄葆賢、吳士鑒，則以他籍與嶺外師友相習而同其風會者也」。（五）西蜀派。「以富順劉光第、成都顧印愚、榮縣趙熙、中江王乃徵為領袖，而王秉恩、楊銳、宋育仁、傅增湘、鄧鎔、胡琳章、林思進、龐俊羽翼之」（19）。五派詩人連同閩贛派共六派，成員遍布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以及四川，可見同、光期間詩壇盛況。按地域劃分詩歌流派，同籍貫的詩人關係密切，或友朋酬唱，或師弟傳承，為詩宗尚相近，有比較明顯的藝術特色；但詩歌創作畢竟是一種心靈自由、顯示個性的文學活動，許多詩人雖屬同一地域卻未必受其間流派的影響，而有些詩人閱歷與交遊甚廣，同時兼采各類風格流派，不能明顯劃歸某一陣營。因此不論是按時段還是依地域區分詩風詩派，總有不周全、不確切之處，只是觀其大概而已。錢基博先生著《現代中國文學史》，成書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期間，論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葉二十餘年間文學，書中據文學體式、語言之新舊分為「上編古文學」、「下編新文學」兩大部分，對古文學中的詩歌據宗唐宗宋風格的不同分為兩類：（1）中晚唐詩。代表作家為樊增祥、易順鼎（附：僧寄禪、三多、李希聖、曹元忠）、楊圻（附：汪榮寶、楊無恙）。（2）宋詩。詩人為陳三立（附：張之洞、范當世、及子衡恪、方恪）、陳衍（附：沈曾植）、鄭孝胥（陳寶琛、及弟孝檉）、胡朝梁、李宣龔（附：夏敬觀、諸宗元、奚侗、羅惇曧、羅惇爰、何振岱、龔乾義、曾克耑、金天羽）（20）。所舉詩人遠較汪辟疆、錢仲聯之論述者為少，對代表性作家申論頗詳而於附屬詩人則言之簡略，這是文學史力求重點突出的寫法，兼有著書者的審美傾向，不及汪、錢作為近代詩學專家論詩之廣博。至於陳子展先生於1928年至1929年先後成《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論詩僅舉黃遵憲、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夏曾佑等維新派人物與陳三立、鄭孝胥、陳衍、王闓運、樊增祥、易順鼎等舊派，並採納陳衍、汪辟疆、錢萼孫（即錢仲聯）的學術觀點；論詞舉王鵬運、朱祖謀、趙熙、王國維等數家（21），並論及「五四」後的文學革命和民間文藝的研究，持論不過貶舊體而著眼於新，論傳統詩詞篇幅簡略也無深入的見解，較之汪、錢的近代詩研究，頗覺粗淺。
近代詞的創作成就，錢仲聯先生認為「不能與近代詩相提並論。因為它沒有像詩界革命那樣，揭起一個詞界革命的鮮明旗幟。相反，自近代一開始，詞人們就循著清代常州派的軌轍在步趨，不管是較先的譚獻也好，稍後的"四大家』也好，基本上只是在學古的範圍內兜圈子。在評價作家作品時，所持的也是復古的尺」。「然而，近代詞也自有它不少貼近現實，超出於"生老病死，酒愁夢幻』等內容以外的好作品」。錢先生列舉鄧廷楨、林則徐、徐本立、張景祁、周星譽、王鵬運、文廷式、鄭文焯、朱祖謀、梁啟超、秋瑾、麥孟華、王允皙、梁鼎芬、傅旉、釋演音、柳亞子諸家詞的一小部分題目以說明。這類詞「應該是近代詞的主流，配合近代詩的主流，並轡齊行。限於詞的體式，以及詞以抒情為主、不以敘事為能的特點，因此，它在反映現實上仍然不可能像詩那樣廣闊，但也體現了作者對待現實的不同心態。詞抒情的健康一面，當然並不止感慨國事方面，凡是氣體清新，不呆學宋人，而具有獨特面目的，也仍然是研究近代詞所應重視的」（22）。這裡反映了錢先生評價近代詩詞的基本觀念：注重作品在內容方面緊扣時事，具有憂國憂民的思想抱負；在藝術上強調創新，學古而非泥古，要求入而能出，自成面目。錢先生的詩學觀看似與時偕行，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論析作家作品；但他把握分寸，不走極端，重視詩詞的思想內容又兼顧藝術，實為儒家中庸之道。而熱愛祖國、憂患蒼生本來就是儒學哺育下歷代詩人綿延不絕的精神；「詩無新變，不能代雄」和文學創作要求文質兼美也是固有的傳統。雖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顯示文學內容和體式創新的重要性，但創新不以廢舊為代價，而往往是以復古為手段，除時風之流弊後開出新境。至於食古不化，那是作家的才力問題，並非學古就一律成為衣冠優孟。新中有舊，舊可生新，新舊交融，生生不息，才能保證文學持久發展，不致於斷裂，這也是中國文化數千年不衰的共同規律。違背這一規律，片面強調創新或一味泥古，文學乃至文化就會出現病態，是為「五四」文學革命之後的歷史教訓。至於詞與詩相較，其體式（篇幅、格律、語言及相關藝術手法）限制較嚴，不利於敘事，反映現實不及詩之廣闊，故而總體成就不及詩，錢先生的看法是切實的。
近代詞的創作歷程，大體亦如近代詩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譚獻、庄棫為主，繼承常州派的衣缽。譚選清人詞為《篋中詞》，評點周濟《詞辨》，把詞推崇到"上溯風騷』的程度，號為開拓了詞的門庭。」「第二階段，以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為主，加上況周頤，人們稱為"清末四大詞人』。特點是標舉周邦彥、吳文英為祖師，注重詞藻的雕飾，強調詞的音律。一時聲勢浩大，號"彊村派』。清末主要詞人，大都奔趨在他們的旗幟之下」。「在這階段中，卻有一位獨標宗旨的詞人王國維，他著《人間詞話》，用西歐哲學、美學思想以闡發詞的含蘊，主張語言自然，讚揚納蘭性德之不染漢人習氣，反對朱祖謀派的矯揉造作，喪失真美」（23）。
錢先生關於近代詞的論介很簡略，讀者難以窺見近代詞的全貌。所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中的詞卷，收詞人134家，詞作768首，與一些選本中所選晚清詞相比（如譚獻《篋中詞》、陳廷焯《詞則》、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張伯駒與黃君坦《清詞選》、夏承燾與張璋《金元明清詞選》、沈軼劉與富壽蓀《清詞菁華》等），數量已較為豐富。道光以後的晚清即近代究竟有多少詞人？迄今未有精確的數字統計。黃孝紓為陳乃乾《清名家詞》作序，說1930年與葉恭綽等襄助朱祖謀為「清詞鈔之輯，馳書遐邇，廣為搜訪」，當時將收到的詞集「總十一朝詞人為之約計：順治朝得188人，康熙朝得117人，雍正朝得36人，乾隆朝得362人，嘉慶朝得328人，道光朝得440人，咸豐朝得202人，同治朝得110人，光緒朝得178人，宣統朝得132人」，合計2093人。黃氏說「此僅就庚辛間（1930—1931）所見詞集，姑確言之，其嗣後徵集，及散見各選本者，尚不在此數」（24）。事實上也確乎不止上述數目。《全清詞》作為古籍整理的國家級重大工程，尚在搜輯過程中，「清初順治、康熙之卷即得詞五萬餘首，詞人數逾二千一百。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一代清詞總量將超出二十萬首以上，詞人也多至一萬之數。如斯蔚然壯觀，確是令人興奮。誠然，數量不足以說明一切問題，但是應該承認，數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種事物是否昌盛繁榮的一個標誌」（25）。我們知道，現存的《全宋詞》僅二萬餘首，而清詞的數量是宋詞的十倍，由於歷經戰亂與水火蟲蠧之災，許多詞集已不可見了。暫且據黃孝紓之述，道、咸、同、光、宣晚清五朝共計91年，當時已見詞集1062家。後來葉恭綽編成《全清詞鈔》，入選3196人，其中道光以後五朝詞人數量大致亦如上述。全面總結近代詞的成就，需要在充分佔有文獻的基礎上作廣泛深入的研究，而這一工作，尚處於起步的階段。對近代詩的研究，亦作如是觀。
詞雖屬廣義的詩歌範疇，但歷史遠遠短於詩，其體式和寫作要求與詩多有不同，二者各有千秋，不能作等量比較。論包括近代絕大部分時段的清詞和現當代詞，只能與唐宋元明詞相比，察其思想內容與風格流派有哪些突出的特色，如何在繼承前代詞的基礎上發展創新。近代詞上承古代，下開現代，就現有的研究情況看，其成就已超越清初，更勝於元、明，抗衡兩宋。錢仲聯先生論近代詞兩個階段，僅舉出寥寥數家作為代表，遺漏了不少重要詞人。例如蔣春霖（1818—1868），鴉片戰爭後在世，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戰亂，其詞真切反映時局，抒寫飄泊無依的寒士之悲，藝術精美，對以後的民國詞有深刻的影響。但由於蔣春霖對太平天國運動持敵視態度，在極左年代，其詞得不到公正的評價（26）。又如文廷式（1856—1904），為清末著名學者、支持變法維新的志士，其詞在王、鄭、朱、況四大詞人外獨樹一幟，奇情壯采，結合豪放與婉約詞風，開拓新境（錢仲聯先生曾著《文芸閣先生年譜》，自為詞頗受文氏影響），筆者另有專論。關於近代詞的成就，參見本書《近百年詞綜論》，為免重複，本文不再多論。
綜上所述，近代八十年間的詩與詞，都有其與前代不同的風采和重大成就。就近代詩而言，作手如雲，流派眾多，其中「同光體」詩人聲勢尤為浩大，汪辟疆先生以陳三立、鄭孝胥為光宣詩壇的「都頭領」，觀念雖未免保守，但符合當時詩壇的實際狀況。「同光體」的幾位領袖人物民國間都在世，諸如沈曾植（1851—1922）、陳三立（1852—1937）、鄭孝胥（1860—1938）、陳衍（1956—1937），還有許多追隨他們的詩人，不因新文化派的攻擊就輕棄已形成的詩學觀念。當然還有多位不同流派、在民國前就已成名的詩人，如王闓運、樊增祥、易順鼎、康有為、曾習經、曾廣鈞、趙熙、許承堯、楊圻等等，在民國詩壇繼續創作，發揮影響。在詞壇上，文廷式、王鵬運逝於二十世紀初，而鄭文焯（1856—1918）、朱祖謀（1857—1931）、況周頤（1859—1926）諸家入民國後，其詞風不僅影響到大批後學的創作，而且在詞籍校勘、音律研究、理論探討等方面還促進了詞學這一專門學科的建設，朱、況之後多位中青年詞人兼詞學家迅速成長，陳匪石、劉永濟、夏承燾、龍榆生、趙尊岳、詹安泰等皆為佼佼者。今猶健在的饒宗頤先生，曾協助葉恭綽編成《全清詞鈔》，與趙尊岳編《全明詞》，其詞作與詞學理論，都可見彊村詞派沾溉的痕迹。歷史無法割斷，傳統詩詞不同於異質的歐化體新詩，現當代詩詞正是承接近代詩詞的血脈，結合時代不斷開新而基因不變。只要中國文化典籍存在，歷代詩詞未亡，這條河流就將永遠流淌下去。
（三）現當代詩詞的發展歷程
現當代詩詞，指的是「五四」前後的民國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末的詩詞，時間跨度八十餘年，相當於近代詩詞的時段。由於思想觀念的劇變和政治革命造成的社會變遷等眾所周知的原因，對八十餘年間積累的詩詞，學術界迄今罕有全面的清理和系統深入的研究，少數人的探索無法與近代詩詞已取得的學術成果相比。這是一片荊棘與嘉木叢生、瓦礫與珠玉雜陳的莽莽荒原，以個人之微力從事開拓工作，極感艱難。本課題既為「近百年名家舊體詩詞及其流變研究」，對於佔有二十世紀五分之四時段的詩詞，必然要作為探討的重點。以下對「五四」以來現當代詩詞的發展歷程作粗線條的論述；至於對部分名家作品的詳論，參見本書中的章節。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旗手胡適、陳獨秀及其追隨者對傳統文化發起猛烈的抨擊，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聲中，詩詞這種古老而高雅的藝術形式受到株連，與儒家的經書、禮教同在排斥之列。關於新文化運動以西方民主、科學觀念為武器批判儒家學說的是非功過，當今學界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許多舊有的結論或被修正，或被推翻，本文不可能一一陳述。單就詩界而言，新文化派極力主張廢除傳統詩詞舊有的格律、音韻限制和文言詞藻、典故，語體新詩便應運而生，逐漸佔領詩壇的半壁江山，然而卻未能一統天下。1949年後出版的各種現代文學史把新詩描繪成「主流」，彷彿舊體詩詞全遭驅逐或只有極少數人寫作，這一霸氣十足、未經考察的臆斷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請看以下一系列事實：
（1）成名於清末的詩人諸如樊增祥、陳寶琛、沈曾植、陳三立、林紓、嚴復、陳衍、易順鼎、康有為、鄭孝胥、陳詩、曾習經、曾廣鈞、張鴻、趙熙、何振岱、金兆蕃、梁啟超、黃節、冒廣生、許承堯、金天羽、楊圻、夏敬觀、王國維、李宣龔、汪榮寶、陳曾壽、李叔同、馬一浮、黃侃、柳亞子等，詞人如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俞陛雲、陳洵、張爾田、劉毓盤、王蘊章、呂碧城、吳梅、邵瑞彭、葉玉森等（以上作家群中許多人詩詞兼作，惟側重點不同），入民國以至新文化運動後仍然堅持創作，很多人到三、四十年代才去世，馬一浮、柳亞子等人到新中國成立後還在不斷地作詩填詞。與新文化派對壘的「學衡派」於1921年創辦《學衡》雜誌，至1933年停刊，共出79期，各期「文苑」欄皆刊載傳統詩詞。作者既有成名已久的老輩詩人詞家，也有嶄露頭角的後起之秀；既有隻作詩不從事學術研究的詩界名家，也有能詩卻只發表論文的學者，更有詩與文同時發表的學者兼詩人。筆者統計，共130餘人，著名詩人、詞人如楊增犖、林學衡、覃壽堃、向迪琮、趙熙、姚錫鈞、陳衡恪、方守彝、方守敦、林思進、葉玉森、楊銓、況周頤、夏敬觀、曾廣鈞、朱祖謀、曾樸、姚華、程頌萬、諸宗元、潘伯鷹、陳曾壽、曾習經、陳三立、葉恭綽；著名學者兼詩人詞家如汪國垣、王易、王浩、胡先驌、邵祖平、王瀣、柳貽徵、吳芳吉、周岸登、吳宓、劉永濟、李思純、陶世傑、劉麟生、龐俊、姚永概、陳寂、李詳、黃節、張爾田、王國維、沈曾植、梁啟超、徐震堮、胡士瑩、陸維釗、趙萬里、林損、郭斌和、錢基博、馬浮、陳寅恪、劉盼遂、繆鉞、顧隨、徐英、朱自清、王越、鄧之誠等，幾乎囊括了清末至民國間健在的一流詩詞精英人物，沈曾植、梁啟超、王國維、馬浮、陳寅恪是公認的學術大師。1933年，龍榆生在上海創辦《詞學季刊》，每期均有「近人詞錄」和「現代女子詞錄」，發表大量詞作。民國期間報刊創辦相當自由，政府未曾禁止傳統文化，詩詞在不斷創作並隨時發表，可供登載的遠遠不僅是一兩家雜誌。現代文學史的撰寫者無視這一明顯的事實，只能是遮蔽歷史乃至抹煞歷史的文化虛無主義。上述詩人詞家兼為學者大多數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者」，其中多位成為今日學界研究的對象，然而往往論其學術卻不及詩詞。殊不知詩詞作為抒情言志的文學，最能吐發作者真實的心聲，見其審美情趣與思想傾向，密切伴隨作者的生命歷程，豈能置之不論？以大學者王國維、馬一浮、陳寅恪諸先生為例，不讀其詩則無從窺見其深邃豐富的心靈世界，也不能全面了解其學術品格，更不用說研究那些詩詞作家，必須深悉其作品了。
自1919年至1949年共30年間，不斷湧現新一代詩人詞家，作品數量極為宏富，如同清代詩詞，迄今尚未有明確的統計。前文所說的「學衡派」主將吳宓、梅光迪、胡先驌等創辦《學衡》雜誌，向新文化派提出針鋒相對的學術批評，並連續發表大批前輩名家和中青年詩人的作品，其中吳宓、胡先驌分別以古希臘、歐美的思想和科學事理入詩；吳芳吉詩多寫時事，並在舊有的詩體上綜合創新；吳宓、李思純等還用中國詩的形式翻譯了大量西方詩作。如果不是抗戰爆發，舊體詩詞將有穩健的發展。1931年日寇侵佔東三省，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直到1945年戰敗投降，這十幾年間激勵全民抗戰的愛國詩詞創作持續達到高峰，楊圻、劉永濟、唐玉虯、夏承燾、王蘧常、錢仲聯、沈祖棻等是傑出的作手；馬一浮、陳寅恪、胡先驌、方東美、吳宓、沈軼劉、詹安泰、潘伯鷹、陳小翠、潘受等許許多多詩人詞家的集子中都有呼喚抗倭、紀述流亡悲苦的力作。而在三年解放戰爭期間，詩詞依然波瀾壯闊，主題為指斥國民黨的苛政與腐敗，哀痛黎民百姓，渴望和平，反對內戰。詩人滿懷憂患意識，密切反映現實，正是承接了從古代到近代詩詞的優良傳統。
詩詞隊伍中守護傳統的作家和人文學者是主要成員，然而新文化運動健將和新文學作家也未能做到與舊詩決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老舍、田漢、葉聖陶、王統照、茅盾等，在「五四」之後仍然寫舊體詩；以新詩《紅燭》、《死水》揚名詩壇的聞一多，更曾吟出「唐賢勘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的警句，表示要回歸傳統；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也不時作舊體詩。書畫藝術家如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溥畬、潘天壽、林散之等；自然科學家胡先驌、石聲漢、蘇步青等，皆工於舊體。國民黨政府和軍界的詩人如于右任、王陸一、程潛等，造詣甚深；蔣介石也同樣作舊體詩（汪精衛雖在抗戰期間淪為漢奸，但前期詩詞頗有成就）。共產黨領導人朱德、董必武、毛澤東、陳毅、葉劍英以及政界名流胡喬木、朱蘊山、趙朴初、胡繩、陶鑄、鄧拓、李銳、李慎之、周南等皆能詩或擅詞。傳統詩詞作為高層次的文學藝術，尤為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喜愛，創作興趣並不因新詩的風氣而轉移，這是不容抹煞的事實。
（2）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除科舉制，興辦新學堂，學校取消了儒家的經學教育，詩詞歸於文學類，仍然是必修課。二、三十年代期間，南北高校如南京中央大學、北平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湖北武漢大學、開封河南大學、杭州浙江大學、之江大學、安慶安徽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乃至抗戰期間遷移重慶、成都、雲南、廣西、貴州的各大學中文院系，多開設詩學、詞學課程，非但要求學生學習詩詞史和相關的作品與理論，而且必須動筆習作，由此培養出一批批以詩詞為研究專業的優秀人才，並成為知名學者。著名的詩學、詞學教授如黃節、陳洵、陳匪石、劉永濟、吳梅、汪辟疆、汪東、胡小石、王易、顧隨、邵瑞彭、蔡楨、易孺、馮振、夏承燾、俞平伯、朱自清、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陳寂、繆鉞、胡士瑩、徐英、邵祖平、徐震堮、王季思、宛敏灝、施蟄存、錢仲聯、沈祖棻、萬雲駿、程千帆等，都是成就很高的詩詞作家，都有作品集傳世。家父鳳梧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年代初就讀於安徽大學文學院，當時學校規定：詩詞寫作不及格不得畢業。家父師從周岸登、李大防兩教授填詞，曾下數年苦功，導師評改的詩詞窗課手稿至今仍然保存。除上列名家外，年輩較晚的學者兼詩人詞家如霍松林、喻蘅、葉嘉瑩等，都是民國高校培養的（霍松林師從陳匪石、汪辟疆先生，喻蘅師從龍榆生先生，葉嘉瑩師從顧隨先生）。
（3）二三十年代南北各大都市紛紛成立詩社、詞社，定期集會，分題吟詠，結集刊行，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香港各地風氣尤盛。抗戰期間，陪都重慶有羅灣詩社、飲河詩社；1941年林伯渠在延安發起成立懷安詩社；1942年11月陳毅在鹽城新四軍總部成立湖海詩社；1943年聶榮臻等在晉察冀邊區成立燕趙詩社（民國期間詩社、詞社極多，甚難遍舉。參看毛大風編《百年詩壇紀事》，錢塘詩社版，後改名《辛亥革命以來詩詞大事編年》，收入賀新輝《中華詩詞鑒賞詞典》，作為附錄，中國婦女出版社1999年版）。不僅各都市報刊經常發表詩詞，書局也不斷出版現代人的詩詞集與詩學、詞學理論專著。至於手抄本、油印本、自刻本，大多在民間流傳，更是不計其數。
（4）城鎮、鄉村千萬個有傳統文化教養的家庭和私塾堅持詩教，《詩經》、《楚辭》、《昭明文選》、《十八家詩鈔》乃至《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聲律啟蒙》等，是幼童和少年必讀的課本，許多學生在進入高校深造之前，已具備相當的詩學基礎。而許多詩人未必經過名師培訓，只是覓書自學，照樣能寫出好詩。
（5）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期間，都未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詩詞，而是予以嘉獎。突出的例子，是詩人、教授邵祖平的《培風樓詩》獲教育部頒一等獎（27）；詩人、醫學家唐玉虯的《國聲集》、《入蜀稿》獲民國三十一年（1942）全國高等教育學術獎勵文學類三等獎（當年文學類只設三等獎）。同時獲獎的有馮友蘭、王力、曹禺、費孝通、華羅庚、周培源、蘇步青等著名專家學者（28）。
據上所述，足見「五四」之後民國期間的詩詞不但未曾退出文學殿堂，而且從學校到社會，詩教未曾中絕，詩詞在廣泛流傳。新詩雖然風行，但只是一種尚未成熟定型的詩體，歐化體自由詩尤其缺乏民族詩歌的作風與氣派，或能吸引一些讀書不多的青年，不能取代源遠流長的傳統詩詞，最多只能說與舊體詩同時存在而已。復觀堅持傳統的詩人，除「學衡派」主將吳宓、胡先驌等曾從學理上批評新詩外，諸多老輩詩人學者對新詩不論不議，聽之任之。他們恪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古道，心態平和寬容，有的詩詞家甚至偶作新詩，這與當今有些新文學研究者視傳統詩詞為「糟粕」、為「封建骸骨」相較，境界之高下可見矣。
徹底廢除詩教、學校無詩詞寫作課，詩詞被貶抑、放逐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從五十年代初起，政治運動高潮迭涌，傳統文化遭到比「五四」時期更為嚴厲的批判，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除政界領袖及少數名流的詩詞見諸報章外，一般作者的作品無從發表，也不敢發表。到十年「文革」期間「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舊」，更是風刀霜劍，萬木凋零，一花獨放，惟有毛詩。平心而論，毛澤東對詩詞有特殊的興趣，也從未明令禁止詩詞寫作，曾說「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並對新詩提出批評：「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但他僅僅是把詩詞當作個人的一種嗜好，不向社會提倡，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29）（按：此話不確。毛的若干詩詞作於青年時代，遵守格律，體裁何嘗「束縛」他的思想）毛澤東用以指導文學藝術的理論，是四十年代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宗旨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要求作家和藝術家創作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化作品，有利於宣傳革命。在這種政治觀念的支配下，建國後各種版本的現當代文學史只談新詩，沒有舊體詩詞的位置（連文言文和各種不合「進步」、「革命」思想的小說、戲劇統統遭到排斥，或作為批判的對象），成為一種純而又純、實則是內容極端狹隘、不能反映歷史真實面目和全景的文學史。至於毛澤東詩詞在「文革」期間家弦戶誦，影響深廣，與毛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無比的權力是分不開的。即使如此，「文革」間也不乏「地下詩詞」，冰封雪蓋下的長河之一脈潛流，未曾斷絕，聶紺弩在勞改時的《散宜生詩》、李銳寫於獄中的《龍膽紫集》，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牛棚詩」，都是範例。
1976年4月爆發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敲響「四人幫」覆滅前的喪鐘，民眾悼念周恩來、指斥王張江姚的詩歌，採用的形式大部分是舊體詩詞，「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短小精悍的五言絕句，傳誦一時。撥亂反正後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導致思想解放，詩詞開始復甦。處於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八十年代初編輯出版《當代詩詞》期刊與《詩詞》半月報，向海內外公開發行；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詩片語織相繼成立。1987年農曆端午節，北京正式成立全國性組織中華詩詞學會，創辦《中華詩詞》雜誌；此後成立的詩詞社團多如雨後春筍，除西藏、內蒙古外，各省大規模、跨地區的詩詞學會和小型詩社上自都市，下至縣鄉，幾乎遍布全國。據《中華詩詞年鑒》及相關資料統計，至九十年代間，全國各地詩詞社團已達一千多家，公開和內部發行的詩詞報刊、書籍近千種，作者人數在百萬以上。作品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歷代詩詞，1992年舉辦首屆全國詩詞大賽，一次性來稿就多達10萬餘首。伴隨著九十年代學界民間「文化熱」、「國學熱」乃至「儒學熱」的不斷升溫，中華詩詞學會與各省市詩片語織協同高等學校、地方政府、文化單位、電視廣播與報刊媒體等聯合開展各種活動：舉辦多次學術研討會（迄今已開20多屆）、吟詠會與詩詞大賽，向學校和社會宣傳詩教，至各市、縣樹立「詩詞之鄉」的典型……其勢頭有增無減，詩詞儼然成為群眾文化的組成部分。國家前領導人朱鎔基批給中華詩詞學會三百萬元基金，並解決辦公用房；喬石、李瑞環也題辭表示支持（參見《中華詩詞》報道）；現任國家委員馬凱多次參與詩詞會議並寫作詩詞，發表相關文章；《中華詩詞》通過郵局發行，訂戶超過專載新詩的《詩刊》。近二十多年的詩詞發展情況大體如此，但問題也明顯存在：各地詩詞團體的成員絕大多數為離退休官員，所謂「老幹部體」風行一時，歌功頌德、浮泛應酬、吟風弄月、模山范水之作充斥書刊；格調庸俗、語言粗糙、破律違韻的作品觸目皆是，大量偽劣之作掩蓋著真正的精品，數量與質量不成比例。成名已久的老輩詩人倖存者年臻耄耋，早過創作高峰期，無力改變局面。但令人欣喜的是，中青年詩人群體已在悄悄地崛起，顯露生機。他們多數人甘於寂寞，潛心創作，很少參加詩壇熱鬧一時的活動，作品不願投寄質量低劣的報刊，故不為世俗所知。1996年至1998年，浙江文藝出版社陸續印行《海岳風華集》線裝本和修訂本，收作者52家，詩詞1800餘首，初步展示了中青年創作的實力。霍松林先生為之作序云：「展卷誦讀，雋句佳章，流光溢彩，無不兼取古人之長而自運機杼，時出新意，固可傳世而行遠者也。及觀目錄、小傳，驚喜入選者皆當代中青年傑出詩人，以地域言，遍及大陸，遠至海外；以性別言，女性作者多達十一人，異軍特起；以年齡言，有二十餘至五十餘，雁序蟬聯，自成梯隊。……乃知詩為天地英華，天地旋轉，萬古不息，詩亦生生不息，吐艷飄香，豈有中絕之理乎？」而九十年代間興起互聯網，至本世紀初普及城鄉，中青年詩詞作手與愛好者紛紛上網，發表作品，建立網站，利用高科技手段傳播交流，方便迅捷，為詩詞在新世紀的發展開闢了無遠弗屆的廣闊空間。網上詩詞作者多數為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出生的青年，其優秀之作多能恪遵傳統體制與聲律，辭采典雅而兼融現代語，意境煥然一新，與庸濫的「老幹部體」相較，奚止霄壤之別。網站眾多，雖不免魚龍混雜，但作者採用化名，劣作往往受到不留情面的批評，佳作能得到公認，有利於作者健康成長。當代很多優秀的中青年詩人受過高等教育，廣泛閱讀中外典籍，視野開闊，學養深厚，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現實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復能珍視並繼承傳統，故而能迅速成為詩壇的生力軍。可以預計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今日初露頭角的青年必將引領風騷，並不斷有新一代青年加入創作隊伍，使詩詞煥發熊熊光焰。關於近二十多年間中青年詩詞的具體情況，筆者另有專篇述評，茲不詳論。
概而言之，傳統詩詞的發展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日趨興盛，這棵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千秋文化沃土的參天古樹，在大地春回之後開放出爛漫的新花。鳥瞰八十餘年來現當代詩詞的大局，經歷了一條運行的曲線：
「五四」後舊體詩詞與新詩形成分水嶺，各自發展——抗戰期間舊體詩詞達到創作高峰——國共內戰時繼續發展——新中國成立後走向低谷——「文革」時沉潛地下——粉碎「四人幫」後復甦——改革開放後繁盛。
近二十多年的當代詩詞出現繁榮的景觀，但在質量上尚不能與晚清與民國詩詞抗衡。這是由於傳統文化教育的中斷，作者的學養遠不及前輩名家，雖然如此，龐大的數量中必然蘊藏珠玉，有待時間的淘洗。而決定詩詞興旺或衰微的深層原因，筆者認為，既非新文化運動的衝擊（新文化旗手和許多新文學作家都曾寫作舊體詩，有人稱之為「舊瓶裝新酒」）；也非敵寇入侵或國內戰亂（抗戰和內戰期間都出現了詩詞創作高潮），而是政治對思想、文化的統治。在極「左」時期，禁錮思想、批判傳統文化，詩詞便遭厄運；而政治開明，思想解放，詩詞則劫後重生。在北洋軍閥、國民黨執政時期，戰爭不斷，當局無暇在思想文化領域做到全面有效的管制，知識人士有相對自由的空間，因而「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再返觀唐宋時代，帝王尊重讀書人，未到極權地步，詩詞繁榮昌盛；在滿族入主中原的清代，雖然大興文字獄，鎮壓反清人士，但統治者畢竟仰慕先進的漢文化，並利用儒家的綱常倫理來維護其專制政權，所禁錮的是詩詞、文論中的思想、靈魂，而非藝術形式，並未毀滅漢文化千秋不斷的傳統。試觀清代中期的詩詞仍在發展，有多種風格流派，不過總體上較為平庸而已。所謂「康乾盛世」，功過兩存，不是簡單批判就可罵倒的。因此，政府對包括詩詞在內的傳統文化所持的態度，所制訂實施的方針政策，是尤為關鍵的因素。當然，詩詞在劫難時期一度衰微、沉抑並不等於死亡，漢民族的語言文字本身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詩詞是華夏文學中的精華，蘊涵高貴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審美情趣，漢語無法滅絕，《詩經》、《楚辭》與唐詩、宋詞中經典之作俱在，就必然有後人繼承呵護，並行之於誦讀與習作，外來的文化與文學不管如何新奇，也不可能取代。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珍品，必然有其永恆的價值；正如漢語即使能普及世界，也不能取代各民族獨有的語言，使全人類都寫漢詩。
（四）「五四」以來詩詞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二十世紀一百年是風雲萬變、滄海橫流的時代，中國經歷了多次曠古未有的奇劫，頻繁的戰亂與政治運動的時間佔去整個世紀的四分之三，政權更替，國步維艱。「五四」前後中西文化、新舊思想一次次激烈的碰撞、裂變與貫通、融合，使知識階層的觀念與思維方式發生極為深刻的變化，而嚴酷的社會環境，更使知識人士從肉體到靈魂經受著生死存亡的考驗，詩詞中飽含血淚，沉鬱悲涼。在清末民初士大夫詩詞群體逐漸凋零之後，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知識分子，主導詩壇。舉凡庚子事變後百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諸如列強入侵、辛亥革命、軍閥紛爭、國共內戰、全民抗日、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抗美援朝、「反右」、「大躍進」乃至十年「文革」、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港澳回歸，以及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國際間種種鬥爭；兼以意識形態的幾經劇變、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城鄉面貌的日新月異，等等前所未有的題材，極為廣闊的生活畫面，無不在詩人的彩筆下得到豐富和生動的表現。隨著社會的發展、政治與經濟體制的變更，詩詞家一方面繼承古典詩詞優秀的人文精神和精美的藝術形式，一方面又汲取新文化和新觀念，提煉新詞口語以入詩，體現出新舊交融、神契先哲而又與古人面目不同的時代風采。
清末廢除唐代建立、實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斷絕了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利祿之途。不論是世家還是普通百姓的子弟，要憑藉知識技能謀生，除極少數自學成才者之外，都必須進入新式學校，或考入國內高校深造，或出國到歐、美、日諸國求學，這就造就了大批現代知識分子，身份和職業不同於帝王時代的士大夫。凡學有所成者，從事各種工作，諸如教書、研究、編輯出版、文藝創作、醫療衛生、金融財政等等，都是自食其力的腦力勞動者。其中的精英人物，既是高層文化的教育者、傳播者，也是創造者；在專業之外以餘事為詩作詞，同樣是傳承和創造高層文化。雖然現代知識分子主要在教育、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等文化領域工作，不像古代士大夫那樣協助帝王治國平天下，但就思想本源、精神實質而言，依然承襲了中國歷史上「士」的傳統。余英時先生指出，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
「如果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延續了兩千五百年，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這裡所用的"知識分子』一詞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義的，並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這種特殊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
熟悉中國文化史的人不難看出：西方學人所刻畫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國的"士』極為相似。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於道』便已規定了"士』是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曾參發揮師教，說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一原始教義對後世的"士』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愈是在"天下無道』的時代也愈顯於它的力量。所以漢末黨錮領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又如陳蕃、范滂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澆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終於激動了一代讀書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東林人物的"事事關心』一直到最近還能振動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30）
余先生所說中國古代的"士』，包括在朝廷為官的士大夫和在野的知識人士，其中有掛冠歸隱的鄉紳，也有終身不入仕途的布衣。我們知道，中國詩史上的詩詞名家，從屈原、陶潛、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到清末的黃遵憲、陳三立、朱祖謀、文廷式、康有為等等，無一不是上述意義上的「士」，都具有關心國事、經邦濟世的情懷和承擔文化使命的責任感，大量傳世的詩篇寄託著他們的理想抱負，是人文精神在文學藝術方面的結晶。《易經》中《賁卦·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從古代到近代的士，都力求以人文化成的思想來導引政治，改造社會，揚善抑惡，達到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境界。歷史發展到現代，隨著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變更，知識分子的身份、職業相應發生變化，但古代士人的道德情操和理想志向並未因此喪失價值，依然是現代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取之不竭的源泉和動力。就詩詞作品的思想內涵而言，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愛國情懷與憂患意識
中華民族之文化兼容諸子百家，而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導。詩教即由儒門首倡，是「六藝」之一，孔子為開山祖師，強調詩歌具有「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和「思無邪」的純真美善情感。熱愛家邦、護持文化、心憂社稷、情系蒼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也是三千年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屈原、杜甫、白居易、陸遊、岳飛、辛棄疾、陳亮、文天祥、元好問、陳子龍、夏完淳、顧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乃至林則徐、龔自珍、黃遵憲、丘逢甲等一顆顆巨星輝耀青史，其精神代代承傳，在滄桑易代之際、國難深重之時，愛國情懷與憂患意識表現得格外鮮明強烈。清末詩壇流派紛繁，不論是「詩界革命派」還是被後人目為「復古守舊」的同光體、湖湘派、唐宋兼采派、西昆體詩人，以及詞壇重鎮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鄭文焯等，其作品多角度地反映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事變時期的晚清政局，表現了作者對國事的認識與褒貶，抒發報國有心、回天無力的悲慨，縱然思想境界有新舊深淺之異，但愛國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其愛國性質，已屬於中華民族反抗東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範疇，不同於宋元明清皇權替代之際那種民族內部的矛盾性質。由於帝王是國家的象徵，清末詩詞家愛國之情往往與忠君倫理緊密糾結，難以截然區分，思想先進、志在變法維新的黃遵憲、康有為亦如此。但他們同情的是主張變法的光緒帝，對專權禍國的慈禧後予以嚴厲的譴責，「君無道則去之」，這也是儒家思想。秋瑾烈士與柳亞子、李叔同等南社詩人，志在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以挽救國家的衰亡命運，詩歌作雷鳴獅吼之聲，其愛國思想與士大夫詩人已有明顯的差異。「五四」以後的現當代詩詞家，雖然與古人同樣懷有憂國憂民、兼濟天下的抱負，但經過時代思潮的激蕩，已擯除了愚忠的糟粕，熱愛的是以中華民族為主人、為整體的祖國，而不是效忠於君臨天下的一姓一家，這更與留戀王朝、希圖復辟的近代遺老迥然有別。許多詩人堅守中國文化本位，汲取外來文化的合理成分卻抵制全盤西化，這是更深層次的愛國，因為政權可以更換，體制可以改造，但文化不能以「徹底革命」的方式來對待，亡文化則歷史亡、民族亡，國將不國矣。這也是新文化派與文化保守主義者爭論的焦點，新文化派的目標是救國，但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傳統文化，毀傷根本，便事與願違，百年來「用夷變夏」的後果十分嚴重，民族文化的元氣飽受摧殘之後迄今尚未康復，理應記取歷史教訓。從情感上說，新文化派詩人當然愛國，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之詩都有憂國之心，與吳宓、胡先驌、吳芳吉等「學衡派」詩人無甚區別。如前文所述，抗戰期間湧現許許多多的愛國詩人，創作達到高峰，表現了知識分子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同仇敵愾的決心。愛國當然並非僅僅是呼喚抗敵救亡，諸如強烈譴責內戰分裂、熱情謳歌錦繡山河，渴望台、港、澳回歸以共同建設統一富強的中國，期待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這都是愛國精神的體現。與此同時，詩詞家們為億萬人民在戰爭、動亂中經受的深重苦難而悲哀號泣，以詩筆抨擊誤國殃民的罪魁禍首、貪官污吏，諷刺指斥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假惡丑現象，希圖力挽頹廢，重建文明，這一憂患意識也與愛國情懷密不可分。作品中閃耀著愛國主義的思想光芒，使詩詞的品格至為崇高，極大地發揮了文學的社會凝聚功能；有此愛國精神、憂患意識為主導，才不至於盲目崇洋，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方向，使本民族淪為西方強國的附庸。真正的愛國，不等於妄自尊大、狹隘排外的民族沙文主義，需要在熱情中具有清明的理性，維護本國文化和領土主權與敞開胸懷接受融合外來文化精華，應該是辨證關係。愛國詩人中就不乏學貫中西的文化學術大師，王國維、馬一浮、陳寅恪、方東美、饒宗頤堪為範例。作為文學品種，詩詞又不等於是宣揚政治教化的傳聲筒，而是詩人盈腔熱血的藝術結晶，是經過理性思考、明辨是非而言志抒情的汩汩心泉，如此方有深切感人的力量。
2、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滿清王朝崩潰之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及其追隨者以來自西方的民主、科學為思想武器，向幾千年遺留的帝王專制意識形態發起猛攻，儒家學說與傳統詩詞一時蒙受矯枉過正的批判。儒學確有被帝王專制利用的一面，歷史上有不少奴儒、偽儒，任何偉大崇高的理想行之於社會實踐往往被扭曲乃至異化，儒學即如此。但儒家優秀的人文精神和古典詩詞精美的藝術形式有恆久的價值，不應該也不可能毀棄。新文化運動的功用是消除帝王專制的毒素，使人認識到儒學的負面，反而激活了儒學傳統中健康的成分，有利於吸收現代文明的營養。青年詩人徐晉如說：「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文化是一次深刻的蕩滌，它使得中國人從此有了自由的概念，民主的追求。……新文化運動，正為詩詞創作提供了全新的參照系，為詩詞擺脫唐詩宋詞高峰的陰影提供了新的學理資源。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詩詞創作必然會走向死胡同，從而最終死亡。"五四』運動以來，的確產生了一些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的偉大詩人或詩篇，他們的作品高度，足可以摩唐宋而無愧色，甚或猶且遠過之，因為他們的詩作當中，跳躍的是生命的律動，是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的強音符」（31）。這一闡析有其深刻之處，他在論文中舉出魯迅、陳獨秀、陳寅恪、潘光旦、高旅數家詩為例。此文寫於上世紀末，十年來隨著學界對國學尤其是對儒家經典研究的逐漸深入，關於自由、民主的觀念已有修正的必要了。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蔣慶說：
「儒家的文化中本身就具有自由主義的基因。我們知道，孔子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表現了強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更是"說大人而藐之』，本著不忍人之心對政治的不合理進行強烈的批判。其後儒者或批評暴秦而被坑，或獨抱遺經竄山林表示政治不合作。或如東漢太學生貶斥濁流而前仆後繼，或如東林黨人抗議惡政而視死如歸，或如陽明挺立主體人格而抗疏被貶，或如蕺山一堂師生自裁殉國而悲壯感人。這些，都表現了儒家對自由精神的追求。以具有這種自由精神傳統的儒教立國，必不會壓制人合理的精神自由，必然會倡導儒教立國下的思想寬容。因為對思想和精神進行無理的專制，本身就違背了儒家的自由精神，本身就必須受到儒家思想的批判。現在有一種誤解，好像西方自由主義沒有傳入中國前中國人從來不知道什麼是自由，更不用說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本身就有自由的精神。比如陳寅恪先生的一生體現了"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這種"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本是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特別是陽明學的傳統思想。經劉夢溪先生考證，陳寅恪先生的思想繼承了其家學傳統——江西義寧之學，而江西義寧之學的精神實質就是陽明學。所以，陳寅恪先生生命中體現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來自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而不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而現在很多人把陳寅恪先生的這一"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解釋成西方的自由主義，真是不可思議。他們不會想一想，難道自由主義沒有進入中國的幾千年漫長歲月中，中國人都是爬著過來的嗎？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國人對自己傳統的自虐已經嚴重到何等程度了！」（32）
蔣慶先生還指出：中國儒學的學術傳統是「學在民間，道在山林」、「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是民間儒學的根本特徵，也是儒學不被權力腐敗異化的生命線」（33）。既如此，為何近百年來從新文化派到當今的許多學人都以為只有西方才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筆者以為不外乎以下原因：明清兩代幾百年的帝王專制利用並扭曲儒學（明太祖朱元璋刪改《孟子》中藐視王侯、「民貴君輕」的語句，並不許孟子牌位入孔廟同祭），極力遮蔽儒家的真精神；同時大興文字獄，禁錮士人的思想；久而久之，造成知識界失語並失憶。清末西學東漸，王朝失控乃至崩潰，知識分子發現自由主義，頓覺新鮮，於是以此作為攻擊儒家文化的武器。「五四」後不斷進行的政治鬥爭和文化革命，屢屢批判儒學，使之蒙受「守舊、腐朽、反動」的惡名，順應潮流的知識分子不是「左傾」便是嚮往「西化」，很少有人關注儒學，經史子集之典籍汗牛充棟，一般學者望洋興嘆，沒有強烈的情感和持久的毅力對此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很難得其真諦。即使是護持傳統文化的詩人詞家，也未必都能對儒家思想學說有深透的了解，更多的是出於一種珍惜本土文化的情緒，未曾專力開發儒學本身就有的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轉奉西學為圭臬，此其二。而陳寅恪先生幼承家學，通《十三經》；雖然青年時代長期遊學歐美，但未曾改變他由儒學培養而成的思想品格。1929年，陳先生為清華大學樹立王國維紀念碑作碑銘：「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4）。1933年，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寫審查報告，論述宋代新儒家與道教吸收改造外來佛教之歷史，「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者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35）。到五、六十年代，陳先生在目盲體衰、己身處境與政治環境不利的情勢下，以絕大毅力撰成八十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然脂瞑寫」達十年之久，為一代奇女子立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36），其風骨氣概，在當代文化學術界樹立極高的典範。
在治學之餘，陳先生作詩，同樣表現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詩之功力或不及乃翁散原老人，甚至不及後輩學人如錢仲聯、饒宗頤諸家的才華橫溢，但詩中風骨之堅蒼、識見之深透足以卓立千古，在「五四」以後傳統詩壇佔有重要的席位。羅韜先生的評論頗為精切：
「……義寧常自比為元祐黨家之子，而胸羅中古興亡之跡，撐持於天坼地解之際，獨立於禮崩樂壞之時；責己以文化託命之大，諷世在士節出處之微。故其詩兼國身通一之義，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氣沉鬱，捫之骨嶙峋，史識詩情，盤屈楮墨。每讀之，未嘗不掩卷低徊，愀然而嘆；此變風變雅之音也。是中華文化至於將窮或衰之際，乃假義寧聲詩，以鳴其嶽嶽不就之志乎！
華夏百年，西風朔雨交凌，先由割地斬其元氣，次則改服移其國步，更而國學式微，極於獨尊西說，以俄為師，治民如兵，以教統政。凡此於義寧詩作，莫不激而有音。早歲《聞日本並朝鮮》詩，如海藏樓之精悍英發，意氣軒然；中年長調如《王觀堂輓詞》，具長慶體之流宕而沈摯過之；抗戰前後之七律，多在玉溪冬郎之間；晚年過嶺，失明臏足，感賦世事，其微意可比韓昌黎之闢佛，廋詞則多於陶潛《述酒》，又如錢柳入清，攄懷婉曲。其詩豈餘事哉，皆蒿目而憂世之患，不能已於言者，一生歌吟，可作當代史論觀。於詞章則周濟所謂寄託，於書法則劉知幾所謂用晦；往往取瑟而歌，事遐意邇，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是詩史也，亦心史也」（37）。
「五四」後傳統詩壇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詩家當然不止陳寅恪先生一人。著名女詞人沈祖棻在抗戰勝利後的三年內戰期間，有多首諷刺國民黨當局專制獨裁、鎮壓不同政見人士的詞作。「驚見戈矛逼講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須文字方成獄，始信頭顱不值錢。 愁偶語，泣殘編，難從故紙覓桃源。無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騰盼凱旋」（《鷓鴣天》四首之一）。向來溫婉的女性，此時已橫眉怒目了。另如懷寧詩人潘伯鷹，1949年後之詩寫俞平伯紅學被批判及「反右」等頻繁的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寫「大躍進」後三年饑荒以致餓殍遍野；巢湖老詩人洪漱崖寫「文革」期間紅衛兵抄家焚書、凌辱教師的暴行；天津詞人寇夢碧以比興之詞反映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風、刀光劍影；改革開放時期廣東詩人李汝倫以詩批判帝王專制之餘毒、抨擊現實中醜惡現象，其精神命脈皆前後相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從先秦儒家到寫出《原君》的黃宗羲、呼喚「九州風雷」以打破「萬馬齊喑」局面的龔自珍，本來就有向帝王抗爭、為民請命的傳統，與現代的民主並不矛盾。古代的士為「四民之首」，代表了社會的良心，這種精神品格必然為現代知識分子承傳，並非西方獨有。復如前文所說的愛國情懷，實際上也是一種強烈呼喚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群體意識，正是這種意識激勵並凝聚千百萬中國人不畏犧牲，浴血奮鬥，改變了中國淪為殖民地、國人做亡國奴的命運。但是這種群體共識容易壓倒個人權利，使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成為被權力控制的「奴才」、「奴隸」，整個民族因而喪失思想能力。知識分子需要保持「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錚錚風骨，既追求思想自由，又顧全民族大義，行中正之道，通家國於一身，儒家學說當有豐富的啟示。而「五四」前後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促使國人不斷反思，重新發現儒家文化被遮蔽已久的精神品格，這是新文化運動所起到的歷史作用。
3、悲憫人生與博愛宇宙萬物的終極關懷
天人合一、神契自然是蘊含於儒道釋三家經典中的哲學思想，在古代山水、田園詩以及詠物詩中多有表現。這種思想固然有聽天由命、順從自然的一面，但也有將山川萬物與人類平等看待、熱愛珍惜的一面。儒家學說以「仁」為核心價值，推己及人，民胞物與，進而視天地與人為一體；道家主張萬物齊一，逍遙出世，返璞歸真；釋家以慈悲為懷，普度眾生，同登極樂，這些基本精神對古典詩詞都有深刻的影響。西方基督教提倡「博愛」，與儒道釋三家思想亦有共通之處。「人在天地之中，深切體認了宇宙自然生機蓬勃、盎然充滿、創造不息的精神，進而盡參贊化育的天職。這種精神上的契會與穎悟，足以使人產生一種個人道德價值的崇高感。如此，對天下萬物、有情眾生之內在價值，也油然而生一種博大的同情心，洞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38）。而到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現當代，在揭示天地奧秘、逐步改造自然、征服宇宙的過程中，人類不停地進步，已不再滿足於依附自然，而是以主人的心態對自然無窮地需索，破壞生態平衡，污染居處環境，造成人類自身的莫大隱患。兼以國際間戰爭、暴亂與恐怖活動持續不斷，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人類自相殘殺，弱肉強食，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地球必將毀滅，人類同歸於盡。故而現代詩人詞家由此生髮的悲憫情懷，並不限於一國一族，而是擴展到全球全人類，表現出更為深遠的憂慮，更為博大的胸襟。這與農業經濟時代古人徜徉山水、賞月吟花的閑適心境和隱士風格大不相同，是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時代意識。
在詞中寄託悲憫情懷者，首推王國維。他既以叔本華的哲學思想闡析《紅樓夢》的悲劇性質，復著《人間詞》以抒發深沉窈窕之哀，誠如葉嘉瑩先生所言：「一方面既以其天才的智慧洞見人世慾望的痛苦與罪惡……而另一方面他卻以深摯的感情，對此痛苦與罪惡的人世深懷悲憫」（39）。女詞人呂碧城在二三十年代一葉飄零，孤棲海外，中晚年皈依佛法，宣揚教義，極力提倡保護動物，「禁虐廢屠」，以為此舉是為了良心，也是為了文明、和平與正義。其詞中體現對人間萬物的博愛關懷，沉痛譴責戰爭、殺伐：「腥海橫流犴狴鎖。為護群倫，欲作慈雲嚲。但願哀鴻棲盡妥，不辭玉隕昆岡火」（《鵲踏枝》）；「歌玉樹，灧金尊，漁鼙驚破夢中春。可憐滄海成塵後，十萬珠光是鬼燐」（《鷓鴣天》）；「鄂君綉被春眠暖，誰念蒼生無分」（《陌上花·木棉》），並顯示願為拯救人類苦難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決心。臨終之際，呂碧城遺命將骨灰和面為丸，拋入大海，餵食水族，其精神境界非常人可及。現代儒家「三聖」之一的馬一浮，畢生為詩數千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兼融道釋，廣納萬流。其詩品格之高，超越群倫，詩中同樣寄託著對人間深切的悲憫和道義的堅持。學貫中西、不標宗派的著名學者錢鍾書，詩集存稿自1934年到1991年，始終充溢著強烈的憂世傷生情緒。早年所作詩中「已識嚴冬釀雪心」、「垂雲作海陸全沉」（《大霧》），觸景生悲，預見世界戰禍將臨，人類遭逢浩劫；以下三四十年代中詩，更多寄滄桑之慨、發血淚之呻，「墜心危涕，閱水成川」，於世途險惡、人生多難之悲，較國恨家愁愈為深廣。至晚年詩《閱世》「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心情沉痛至極。詩人孔凡章為國際象棋棋手劉適蘭題照，借題發揮：「……金鼓震，疆場血濺；城闕破，萬家塗炭。祇今蔓草荒原，舊時畫樓芳苑。干戈玉帛，誰與問人天一念？願將壇都化棋壇，銷盡寰球兵亂」（《東風第一枝》），對人類的殘殺寄以深悲，抒發對世界和平的殷殷之願。從王國維到錢鍾書以及許多未能遍舉的詩人，這一種悲憫情懷的程度與範圍，實已超出前文所述的憂患意識：「憂患」是覺察國家民族的危機，激勵仁人志士起而奮鬥，即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悲憫」則是目睹戰爭仇殺、政治動亂的現實而產生的更深重的悲哀和憐憫，同時也是對人世荒謬醜惡的譴責與批判。「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離騷》的精神被現代詩詞家所繼承，又飽含二十世紀特定環境中的凄黯色調。但這一類詩詞，讀之易使人消沉絕望，有如佛門和老莊的看破紅塵，入寂滅虛無之境，因此需要儒家積極入世、艱難百戰的剛健意志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加以調濟，使一片仁慈惻怛之心在社會實踐中有所展布，方能挽救沉淪。
當代漢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抗志高曠，與王國維、錢鍾書有所不同。饒先生創作「形上詞」，即將自己對於現實世界的觀感，以及對於宇宙人生的思考，亦即自己的學問、思想，寫入詞中，力求提高詞的境界；認為做人、做學問，乃至填詞、論詞，不能局限於人間、專論人間、困在人間，而應該有所超越，「所謂憂國憂民，屬於社會性，只是表層意義，都是凡間的事」（40）。據此立論，饒先生對近現代詞家如王國維、夏承燾、詹安泰等人的作品都不滿意，批評他們都只是停留在詩人境界，未能探索出一條創作新路。在饒先生詞集《選堂樂府》中，雖不乏「萬里山河悲極目，八方風雨怕登樓」（《浣溪沙》）；「算幾輩、又成新鬼。更何堪、落日玄猿，哀箏彈出滄桑淚」（《瑣窗寒》）；「萬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念奴嬌》）等深切的悲憫，但與其他詞人迥異的則是詞中另有超逸空明的理想境界。諸如「一時悟徹，靈明處、渾把春心催漏。紅蔫尚佇，有浩蕩光風相候」（《玉燭新·神》）；「看夕照西斜，林隙照人更綠」（《蕙蘭芳引·影》）；「勘破天人，同歸芴漠，黑夜心澄徹。月華安在，妙境更誰共說」（《念奴嬌》）；「更誰簇、八重香瓣，擁萬花、映日裊黃金。但覺山川不老，莫道春深」（《一萼紅》），皆表現出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和生生不已、創造日新的宇宙意識。由於饒先生1949年後身居香港，遨遊東南亞與歐美諸國，在海外學術界有自由廣闊的活動空間，可容納多方面的文化營養，與大陸詩人詞境處境迥異，年輩亦較晚，因此他看到世界有光明的一面，「指出向上一路」，為詞壇開拓出更新更廣的天地。實則儒家經典《易傳》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理念，這種剛毅的意志和仁厚的情懷，從觀天察地中參悟而出，形成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41），歷代聖賢和英傑之士表現尤為突出。而宋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成為儒家士君子的堅定信念，二十世紀守護傳統的知識人士和傑出的詩人詞家的學術著作與言志抒情的詩詞中時時顯示這一宏偉的抱負，亦即從人間到宇宙、既現實又超越的終極關懷。這與西方天人兩分、二元對抗的哲學思維和以上帝為絕對、為救世主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人類只要以道德的光輝照亮人性，回心向善，遏制邪惡，就有力量拯救自己，天堂就在人間。上述愛國主義、憂患意識、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悲憫情懷等等，要求達到的最高目標莫過於此——萬物之靈的人類應該參贊天地之化育，變干戈為玉帛，消殺伐於祥和，逐漸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詩詞中表現這一崇高理想與美好境界，能激勵人們在艱難困苦中不消沉頹廢，樹立信心，努力開創未來。
以上思想觀念或意識情感，分論各有側重，而在詩人詞家的筆下互相交織，融會貫通於作品中，合而觀之，即今日常說的人文精神。至於安貧樂道、奉常處變的處世哲學，文以載道、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貴生重死、和光同塵的出世之思，觀中守中、力致中和的修身原則，對立統一、整體和諧的審美情趣等等，都屬於傳統人文精神的組成部分。在題材方面，諸如呂碧城的海外山水旅遊詞，胡先驌以中西哲理、科學重大發現入詩，孔凡章以詩詞寫當代棋戰，並創作長篇歌行以描寫現代藝苑與詞壇英秀，都能別開生面，給讀者以新而美的精神享受。此外如描寫愛情、抒發思戀，或稱揚友朋之義、師弟之誼，在現當代詩詞中亦無不上承悠久的文化淵源，其情感、意境雖也帶有時代色彩，如愛情作品中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意識，但非主流，無須詳論。現當代詩詞中的劣作，如「三應」詩詞的粉飾昇平，虛偽應酬，或玩物喪志，頹靡不振，這都是有待清除、也必將為歷史所淘汰的渣滓。
「五四」以來詩詞的思想內容既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重大的開新，其表現手法和語言及由此而形成的藝術風格也必然因中有創。因詩詞家的身份、職業、經歷、個性和藝術宗尚、審美側重的不同，從而構成異彩繽紛的流派。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多方舉出作品，詳加論證；也不能像汪辟疆先生那樣將近代詩派按地域一一區分，只能大體而言：革命家的詩詞風格剛健，筆力遒勁；新文學家的作品或清新明暢，或渾樸自然；專家學者則融經鑄史，精嚴博麗。其間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政治家之詩、將帥之詩；以魯迅、郁達夫為代表的現代文學家之詩；吳芳吉的「白屋詩體」；呂碧誠、丁寧、沈祖棻等現代女詞人之詞；當代如聶紺弩、荒蕪、楊憲益、黃苗子、李汝倫諸家的雜文詩，都各自有其鮮明的特色。而人文學科的專家學者在詩詞大家名手的隊伍中所佔人數最多，風格亦更為複雜多樣：詩或宗唐，或宗宋，或漢魏六朝與唐宋兼收並采，下及明清；詞則或專崇南宋，或崇北宋上溯至唐五代，或融合清詞之淅常兩派乃至師法清季四大詞人；或以婉約清空為正宗，或以雄奇豪放為高格，大多先探古人堂奧，入而後出，變化開新，雖澤古功深卻絕非泥古。這將在本書中選取部分作家作品，結合其詩學詞學審美觀念詳加闡析。現當代詩詞家在人數上遠遠多於近代，因時局的動蕩變更，雖在民國以及「文革」後多有結社唱酬，小圈子中不乏詩學「同光體」和詞宗南宋乃至「彊村派」的流風餘韻；但大多數不標宗派、不立門戶，更有不少獨立特行、不事交遊者，凡此可見個人的創作風格，很難歸納出明顯的流派。詞體較詩為單純，尚可作一些區分；詩則紛紜複雜，面目多變，即如革命家之詩、雜文家之詩、學者之詩，也不過就其共同傾向，大致言之而已，每家詩自有其個性。而詩詞的形式豐繁多采：如詩以大類分為古體和近體，古體中有四言古詩、騷體詩、五言古詩與樂府、七言古風、歌行乃至雜言古詩；近體中又分為五言、六言、七言的律詩、絕句，律詩中包括句數不限的排律，除正體外，還有各種拗救的變格；絕句中既有類似古體的古絕，又有民歌風味的竹枝詞；詞雖只分小令與中、長調，但譜式多達千餘種。詩詞大家對詩詞形式常常是全面繼承，各體兼工；而一般名家或才力所限，無暇博涉；或性有偏嗜，意在專攻，多作短小的律詩、絕句，填詞亦為常見的詞調。在格律聲韻方面，專家學者多恪守前賢法度（如近體詩遵「平水韻」，詞用《詞林正韻》）；政治家、新文學家則有所突破，用韻較寬。在語言運用方面，政治家、新文學家多驅使新詞俗語，學者則喜用故典，崇尚雅言。凡此種種，都需要研究者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兼容異量之美，辨其得失，知其利弊；不可持宗派門戶之見，以個人好惡為標準而任意褒貶。詩詞博大精深，各種風格流派、諸多成員中的作手，都有其精品力作，必須全面考察，深切了解，在多方比較之後，方能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必須強調的是，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與藝術形式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作者的品格、識見固然對作品的優劣有決定性的作用，但缺乏精美的藝術，則不成其文學。詩詞格律的寬嚴、語言的新舊、風格的典雅或通俗，都不是檢驗作品的絕對標準，惟有情性之真、品德之善和聲律辭采之美一體渾融的作品，才有超越時空的價值，其中「善」為核心因素，起統馭作用。固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語），因時而變的創新往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風氣，如文學史所說的「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但「新」並不等於就是真、善、美，許多趨時媚俗的新作品、新形式常常是曇花一現的東西，很快就會喪失生命力。漢大賦和元曲在文學史上有其地位，而在今天仿作者甚少，藝術方面缺乏恆久動人的魅力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漢賦堆積詞藻，缺乏真情；元曲律嚴於詞，語言太俗）。繼承和創新，是一個循環不已、永無休止的過程，新變之後產生嚴重的流弊，又需要回到起點重新接續中斷、失落的優良傳統，即所謂「返本開新」，符合《易經》蘊含的「物極必反」、「剝極而復」的規律。因此中國文學史上經常出現「復古」現象，西方的文藝復興也是回到古希臘去尋找創造的源泉。文學上的「復古」與政治上的帝制復辟是兩個概念：前者大多數是成功的，在復古的基礎上取得新成就（如陳子昂、李白的詩歌「復古」和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的唐宋古文運動；清代詩詞超越元明，也是「復古」後的創新；而明前後七子的詩文「復古」過於摹擬，為後人所譏，但亦有真價，「復古」的意圖是為了恢復宋元兩代詩萎靡不振、遺失已久的「漢唐氣象」）；而後者才是倒退、反動，應該唾棄，但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排除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即所謂「托古改制」。只有科技與工藝上的創新，新勝於舊，文學則未必如此，因為文學植根於人內在的心性，人性和判斷善惡的道德標準從古到今並無多少改變。故文學之「復古」，實為繼承千秋永在的人文精神和歷劫不磨的藝術之美，思想內容上貼近現實，融入時代氣息，藝術方面亦適當變化融通，不割裂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仍以追求真善美的統一為最高目標，詩詞的繼承與發展，宜作如是觀。新詩「迄未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擯棄一切音韻、格律，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絕對自由，成為「歐化體」；在修辭造句方面脫離了漢語言文字的審美特點，喪失了民族作風與氣派，因此很難征服廣大的讀者——試觀書店中，無數次再版、長銷不衰的仍然是古典詩詞讀本，不是新詩；今日互聯網上不斷發表青年寫作的傳統詩詞，亦為明證。新文化運動之後，語體文和小說、報告文學的受眾面遠遠超過新詩，看似取得成功，但古代駢、散文名篇和小說《聊齋志異》、《紅樓夢》的藝術成就依然高高在上，新文學中的名作也難以取代。創新不能以革舊為代價，新體誕生，舊體長存，變中有不變，文化才能綿延發展，為可大可久之道。當今傳統詩詞已經復甦，文言文也未必廢而不用，隨著國學的不斷普及，國民素質的不斷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們將迎來一個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的偉大時代。
「五四」以來的詩詞群體中，以人文學者的創作成就最為突出。其中代表性的作家，諸如陳匪石、黃節、馬一浮、吳梅、謝無量、黃侃、汪辟疆、汪東、陳寅恪、胡先驌、龐俊、喬曾劬、唐玉虯、邵祖平、徐英、沈軼劉、方東美、顧隨、王蘧常、夏承燾、俞平伯、胡士瑩、徐震堮、唐圭璋、潘伯鷹、龍榆生、詹安泰、繆鉞、施蟄存、蘇淵雷、錢仲聯、錢鍾書、啟功、吳則虞、程千帆、周策縱、劉逸生、饒宗頤、羅忼烈、朱庸齋、霍松林等等，女學者如馮沅君、丁寧、陳家慶、冼玉清、沈祖棻、黃稚荃、張珍懷、茅於美、葉嘉瑩等等，僅僅是上述掛一漏萬的名單，都理當引起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學者詩詞中思想內涵之深廣和藝術風格之典雅精美，完全可以說是白話新詩無法比擬、也不能取代的。在帝王時代，詩詞是士大夫即上層知識分子的專利品，凡詩史上有名的詩人，極少不在仕途為官，因其是統治階級的重要成員，故古典詩詞在「五四」時期被貶為「貴族文學」。但如前文所述，隨著清末科舉的廢除、國家政治體制的變更，現代教育與科研體系的形成，大批知識分子進入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出版部門、報刊雜誌社等單位，以教學、研究、著述、編纂為職業，成為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屬於人民大眾。上舉知識分子中的人文學者出生於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長成後正逢國家災難深重的時期，其命運較一般民眾尤為慘痛：戰亂期間飽經顛沛流離之苦，呼喚民主自由者屢遭當局的迫害；新中國成立後又成為思想改造、群眾專政的對象，在「反右」、「文革」中忍辱蒙垢，九死一生，直到撥亂反正後，才逐漸恢複名譽，過上較為安定的生活。知識分子尤其是學問淵深的人士（包括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是國家、民族的精英，肩負著文化傳承、道德評判的重任，具有高尚的情操、堅貞的氣節、卓越的識見，詩詞創作必然會表現出不同流俗的品格。多位學者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接受詩教，成為專家後有充足的時間潛心吟詠，細緻琢磨，作品在藝術上必然表現為律法精嚴、語言典麗，充分展示詩詞的特美。學者詩詞有過於古奧、艱澀者，但非主流，大都是在學古的基礎上出新，描寫現代題材，抒發現代人情感，創造出古人未有的境界。總之，現當代詩詞中以人文學者為創作之主力軍，是明顯存在的客觀事實，而因歷史環境與遭遇所限，長期以來得不到宣傳和研究。一部中國文學史，如果取消了自屈原乃至黃遵憲等百千位士大夫的詩文，我國有何文學可言？何況辛亥革命後的知識分子，與帝王時代的士大夫有社會分工和思想開新的不同。一個國家倘若缺少哲學、史學與文學研究的大師和一流的詩人、作家，即使科技、經濟再發達，也不足以成為自立於世界的強國；而一個不懂得尊重知識精英的民族，是愚昧可悲的民族。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大意為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為何沒有培養出大學者、大思想家），足以發人深省。在復興民族文化、學苑文壇百花齊放的新世紀，再不能任憑珠玉沉埋、光華隱匿了！
（五）結 語
綜上所述，研討近百年來的詩詞，尤其是名家作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
1、近百年詩詞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苦難史、抗爭史和進步史，有重大的史料價值；
2、名家詩詞中的愛國情懷、憂患意識、崇高品格和健康向上的理想，是建設精神文明、施行詩教的上佳教材；
3、名家詩詞中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理念，接續傳統，融納新知，給舊有的詩體注入強大的活力，繼承發揚之，必將促進當今的詩歌創作，向更高的境界發展；
4、詩詞名家善於繼承，勇於創新，形成眾多的風格與流派，具有極為豐富的美學價值，研究和學習大量的名家精品，有利於提高當今詩歌創作的藝術質量；
5、八十年間的現當代詩詞，是中華詩史發展鏈條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五四」以來由於政治、文化觀念等多方面原因，詩詞被冷落、被歧視，未能在文學史上佔據應有的位置，大量作家湮沒無聞，作品殘毀失傳。搜輯、整理現當代詩詞，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補二十世紀詩歌史的空白，「為往聖繼絕學」，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於「五四」以來詩詞發展的狀況，筆者已有多篇論文予以闡述：①《綜論詩詞的繼承和發展》，載《安徽吟壇》1990年第1期；②《百年詞綜論》，為拙編《二十世紀中華詞選》前言；③《安徽百年詩詞綜述》，載《合肥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收入《文學論文集》第一輯，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並作為「安徽近百年詩詞名家叢書」總序，總計近十萬言。此外有數十篇現當代名家詩詞專論及《近百年名家詞話》三卷，分載於《詞學》、《中國韻文學刊》、《錢鍾書研究集刊》、《中國詩學》、《華學》、《中華詩詞》、《詩詞叢刊》等期刊與各種高校學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諸文皆收入文集《近現代詩詞論叢》、《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二錢詩學之研究》，已於近年出版。又撰《冷翠軒詞話》十萬言，皆論及現當代詞人，收入黃山書社版《當代詩詞叢話》。近年所寫論文《二十世紀詩詞理當寫入文學史》、《近二十年來中青年詩詞創作述評》、《當代詩詞的發展歷程、創作成就與存在問題》，分別發表於《學術界》、《當代詩詞》、《詩詞叢刊》，收入黃山書社版《選堂詩詞論稿》一書。本文在已有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補充，作綜合性的論述。若干文章，亦作修訂，收入本書）
[注釋]
（1）參看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共六冊，收入陳衍《石遺室詩話》至錢仲聯《夢苕庵詩話》、劉衍文《雕蟲詩話》共三十七種，其中多有詩話論及近現代詩。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錢仲聯主編《近代詩三百首》，錢學增撰前言，1—2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
（3）錢仲聯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2頁。上海書店，1991年4月版。
（4）錢仲聯主編《近代詩三百首》，錢學增撰前言，2—6頁。
（5）《汪辟疆文集》，2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6）《汪辟疆文集》，283—284頁。
（7）《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2頁。
（8）參觀《龔自珍與二十世紀詩詞研討會論文集》中龔鵬程、汪茂榮、錢之江、張青雲諸人論文。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9）（10）（11）（12）（13）（14）《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分見3、4、5、6頁。
（15）劉夢芙《黃遵憲思想與「詩界革命」論衡》，載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黃遵憲研究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6）《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7頁。
（17）《汪辟疆文集》，298—299頁。
（18）《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7—9頁。
（19）《汪辟疆文集》，293—321頁。
（20）參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目錄及有關章節。該書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1）參見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合編本中論近代詩詞章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2）《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12—14頁。
（23）《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導言，12頁。
（24）黃孝紓《清名家詞序》，見陳乃乾輯《清名家詞》第一卷，上海書店，1982年12月版。
（25）嚴迪昌《清詞史》緒論，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版。
（26）關於蔣春霖《水雲樓詞》的思想內容，筆者有論文《蔣鹿潭詞論衡》，載《中國詩歌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版，2005年。又載《詞學》第17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收入《近現代詩詞論叢》，學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27）參見邵祖平《培風樓詩·作者傳略》，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8）參見《唐玉虯〈入蜀稿〉〈國聲集〉合編》中《重印說明》，江城詩社影印本，1994年。
（29）賀新輝主編《中華詩詞鑒賞詞典·毛澤東論詩詞創作》，1301、1302、1307頁。中國婦女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0）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引言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1）徐晉如《為舊體詩詞注入全新的生命》，載周篤文、劉夢芙主編《全國第十四屆中華詩詞研討會論文集》，49、53頁。2001年5月版。
（32）引自《儒家的生命之道與政教傳統——蔣慶先生談儒家的心性學統、道統與政統》，原文發表於互聯網。
（33）《我所理解的儒學——蔣慶先生答何謂儒學的提問》，文見互聯網。關於「民間儒學」，蔣慶文中的論斷為：「中國儒學的學術傳統是"學在民間，道在山林』。此傳統創立於孔子杏壇設教，洙泗講學；繼承於漢儒獨抱遺經，私傳家學；發揚於宋明儒書院講道，山中論學。故儒學的真生命必須紮根於民間，儒學的真精神必須體現於山野。自古以來，儒學的真生命與真精神均由儒者以民間個人身份來承擔、來延續。如此才能保證儒學的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才能保證儒學不被意識形態化，不墮落為專制極權的工具，不被統治者一己之目的所扭曲、篡改與利用，從而才能真正保證儒學按其固有的義理來轉世治世，來實現儒學的義理與價值。故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是民間儒學的根本特徵，也是儒學不被權力腐敗異化的生命線。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即是先儒所謂"道之藩籬』，其源於儒學自身之民間傳統，非由近世西學移入，時人不察，謂只有西學有此傳統，原因是不知儒學是民間儒學。儒學是民間儒學，還意味著儒學與主流意識形態和流行思潮保持著一定距離。"學在民間』，即意味著"學』不在官府；"道在山林』，即意味著"道』不在都市。儒學在民間樹立起天道性理的義理價值即意味著儒學對主流意識形態之僵化變質與流行思潮之乖謬錯悖進行撥正批判，通過此撥正批判向天下昭示"道』在此而不在彼，從而證明民間儒學才是真正守道、護道、弘道、行道之儒學。故民間儒學開私學、辦書院、抱遺經、立家法體現出之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正是為了保證儒家"道統』之獨立與尊嚴，確保儒家"道統』高於"政統』而不被"政統』所僭越與篡奪。此外，民間儒學還意味著儒學存在於活生生的民間生活中，而不存在於學院高牆中。儒學必須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相結合，其義理價值變為中國人的日常行為，儒學才有生存的土壤，才會勃發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儒學之存在於學院內的課室、研究所的辦公室與各種研討會中，或只存在於論文、專著和各種學術資料中，那儒學就是一種日常生活之外無生命力的知識或文物，不會具有旺盛的生機與活力，最後儒學的復興再盛將不可能。故依民間儒學，儒學必須具有"草根性』與"生活性』，不能將儒學變為學院中高高在上的知識體系與專家的死學問，更不能將儒學變為與生活無關的客觀研究對象，使儒學淪為解剖西漢古屍般的所謂古代哲學研究」。此段闡析，對於理解陳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淵源於傳統文化中的民間儒學，頗有啟發。
（34）《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劉夢溪主編，851—85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5）《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843頁。
（36）《柳如是別傳·緣起》，《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417頁。
（37）胡文輝著《陳寅恪詩箋釋》，羅韜序，1—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
（38）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333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9）《葉嘉瑩說詞》，217—2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0）參見施議對《今詞達變》中《饒宗頤「形上詞」法試解》、《饒宗頤「形上詞」訪談錄》，澳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1）參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張岱年卷》中《論中華民族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摘自劉夢芙的博客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