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靈魂的交易

公元前134年，這是一個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的一年，也是兩個歷史人物實現人生理想和雄才韜略的一年。就是這一年，儒家文化，準確的說是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文化，成為了統治中國的意識形態，而這一統治長達2000年之久。也就是這一年，漢武帝憑藉儒家思想達到了中國帝國史上第一個巔峰。

董仲舒很惆悵，因為自己飽讀詩書卻無用武之地。同時，董仲舒也很落魄，因為自己沒有什麼收入來源。雖然，在外人面前，董仲舒自己保持著君子的言行，行為著君子的禮數，但他內心明白，這一切都是裝得。他必須找到實現自己人生抱負的途徑，他必須找到能夠餓了有飯吃，雨天有屋居，冷了有衣穿，累了有席坐的職位。

年輕的皇帝劉徹在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出現了強大的阻力。宮廷內，他的祖母依然活著，對朝中大事有決定性影響。庄青翟等一批老臣也依然把持著重要的權力。宮廷外，各個諸侯王雖然經過了7國之亂的平叛後，勢力被大大削弱，但依然對朝廷虎視眈眈。在漠北，一個叫匈奴的民族依舊我行我素的對漢朝邊境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劉徹內心出現了憂慮和焦灼。憂慮著自己怎樣才能在這內憂外患下處理好政事，管理好自己的帝國。焦灼是通過怎樣的方法可以更快的實現自己的雄才大略，在這廣袤的國土內建立起前無國人後無來者的豐功偉績。

劉徹畢竟年輕，他明白自己的祖母早晚會西去。這個龐大的帝國終究會任由自己擺布。古人有云：修齊治平。作為帝王的他現在還不能治平天下，那麼不如先積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有朝一日大施拳腳。劉徹聽取了衛綰和王臧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招賢納士。於是，印有招賢的告示就填滿了長安城乃至整個漢朝郡縣的大街小巷。很快，落魄的董仲舒看到了這個告示。他心中大喜，覺得自己終於有個施展自己抱負和實現政治理想的途徑了。但大喜過後，董仲舒漸漸冷靜了下來，他想：這個自漢高祖以來就被黃老道家學派所統治的王朝，能容忍他這個儒生嗎？畢竟道家和儒家的學說從根本上就是對立的。一個無為，一個有位。一個要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個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想到這裡，董仲舒有些猶豫了。但當他看到自己現在的模樣，他下定決心還是要去試試的。畢竟，作為儒生的他明白，自己的價值只有在別人那才能體現。自孔子創立儒學來，士就是儒生的階級身份。雖然士是貴族裡最低等的，但和那樣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是高貴的。而且作為士的董仲舒很清楚，他這個士就是毛，必須找到可以依附皮，否則一文不值。過去，在春秋戰國，儒生可以依附周天子、可以依附諸侯王、可以依附大夫。那現在，只能依附皇帝了，而且只有依附皇帝才是最最體面地事。想了這些後，董仲舒準備去向漢武帝劉徹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

這是一個深夜，未央宮內只有劉徹和董仲舒兩個人。沒有人知道那個晚上，劉徹和董仲舒談了些什麼。但可以知道的是，那個晚上後劉徹決心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學，並獨尊儒術。其實，劉徹打心裡是不喜歡儒生的。因為他明白，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為集權制度所不容，於是劉徹剿滅了武俠，秦始皇焚了書坑了儒。可惜，俠也好儒也罷，都剿不勝剿。他們就像那「離離原上草」，當真「一歲一枯榮」。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跳出來破壞搗亂，包括俠的無法無天和儒的胡說八道。何況武俠可以剿滅，儒生卻不能殺光。因為武俠的任務可以由軍隊來承擔，儒生的工作卻無法由吏員來完成，除非那吏員原本是儒生。

於是劉徹覺得，既然儒生剿不勝剿，那不如為我所用。也就是那晚，劉徹明白了：孔子作《春秋》，講的就是天下一統。這是宇宙間的永恆規律（天地之常經），人世間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誼）。可是現在，學說不統一（師異道），議論不統一（人異論），各人有各人的主義（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線（指意不同），皇上不能一統天下（上無以持一統），國家無法制定政策（法制數變），人民無所適從（下不知所守），怎麼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統」？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沒有統一的思想，哪有統一的帝國？

    劉徹聽了這話後心中不免大喜。他想：這些關於一統的問題秦始皇不是沒有考慮過的，只是秦始皇他選錯了對象（推崇法甲），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種政治謀略學，用來武裝帝王可以，用來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適。法家思想培養的吏員，也只能處理一些技術層面上的問題，教化民眾則力不從心。像商鞅那樣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錯特錯，思想問題豈是暴力可以解決的？漢初提倡的黃老之學也不行。那種思想倒是溫柔，卻只能造就清靜無為和一盤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統，更不能幫助自己成就霸業和帝業。但是現在好了，董仲舒幫自己解決了這個難題，就是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而這個思想就是儒家思想。

面對儒學，董仲舒看重的「仁愛禮讓」的詩意，不過漢武帝劉徹看重的是「君君臣臣」的秩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倆共同把儒學當做旗幟和招牌。尤其是儒學經董仲舒改造後，已經摻雜進「陰陽五行」的玩意，構成了一個「天人合一」的體系。按照這個體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當然地佔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這當然很對劉徹的胃口。

於是從漢到清，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就幾乎成了儒家的一統天下；而那個原本脫穎於百家爭鳴的儒學，則由一家之言的民間思想，變成了至高無上的官方哲學。統治者可以用來治國，也可以用來殺人，當然，更多的是用來謀殺各種思想。

    董仲舒把自己的見解告訴了劉徹，劉徹接受董仲舒思想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官祿。這是一次完美的政治交易。儒生向帝國奉獻自己的知識和忠誠，帝國向儒生開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祿；儒生從帝國那裡謀取了生存的空間，帝國把儒生從潛在的反對派變成了國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識給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國利用自己的權力讓儒學在諸多學說中獨尊；儒生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帝國則把它變成了自己的統治工具。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板成交。

董仲舒不愧為「帝制思想家」，他確實為帝國的長治久安找到了一個良策。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儘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難免，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這不能不「歸功」於儒家思想對人們尤其是對知識階層的影響。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讀書人）也很少參加造反，頂多也就是幾個「落第舉子」混跡其間。另一個可以用來作為佐證的事實是，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間宗教信仰，從漢代的赤眉、黃巾、五斗米教，到後來的白蓮教、太平天國，再到中國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毛澤東，都如此。

但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儘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但在事實上，帝國是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翻臉不認人，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總之，帝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誰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於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這一次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後漫長的歲月里，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回顧中國歷史，自從董仲舒那次出賣靈魂的交易達成後，中國就不再有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也就不再有生機和活力。你看看那些中國思想文化達到頂峰和輝煌的時期無不是儒學搖搖欲墜的時期。魏晉南北朝，這個中國歷史上國家最分裂、局勢最動蕩、社會最痛苦的時代，卻又是思想最活躍的一個時期。唯我獨尊的儒學搖搖欲墜，異端學說反倒風靡一時。六經注我取代了尋章摘句，標新立異壓倒了因循守舊，離經叛道成為學術界的時尚。在統治階級無法進行強有力鉗制和束縛的情況下，「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宋書·臧燾傳》），論辯成風，「是非蜂起」（劉伶《酒德頌》）。以玄學懷疑論為哲學前導，印度佛教文化為助燃劑，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席捲全國，魏晉南北朝成了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思想文化的豐收期。

這就為後來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唐帝國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釋並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獨尊儒術」，以「胡漢一體」的「對外開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就知道。他們一則詩仙（道），一則詩聖（儒），一則詩佛（釋），缺一而不成其為盛唐。可見只有開放的胸襟，才有輝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學來重振儒學時，中國就不可救藥了。事實上，問題並不在儒學是好是壞是對是錯，而在於再好的思想一旦獨尊，都必然僵化。國家的統一不等於思想的一統。統一而不一統，則興，盛唐是證明。統一而又一統，則亡，東漢是證明。如果冥頑不化地一定要堅持一統，那就最終只能以自殺的方式來激活生命力和創造力，魏晉南北朝是證明。

因而，現在的中國如果要想在科學技術、思想文化、藝術文學上創造出奇蹟和輝煌，那麼中國人的思想就不能被鉗制和壓抑。思想的光輝是在自由的土壤中誕生的，學術的巔峰是在思想的激撞中孕育的。

解   鵬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