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老闆「跑路」背後的體制困局

05-31

9月21日，溫州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身負巨額欠款不知所蹤，眾多債主聚集，警方不得不派出警力維持秩序。企業老闆因還債困難而「跑路」的事件近期在溫州頻頻發生，僅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闆跑路。

　　銀行貸款8億，月息500多萬；民間高利貸12億，月息2000多萬——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因逃債而「跑路」所揭示的逃債真相，無疑觸目驚心。而在「僅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闆跑路」的語境下，這樣的債務真相顯然又只是「冰山一角」。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最近調查，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高達1100億元，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其中，停留在民間借貸的資金規模高達40%(440億元)。

　　如此觸目驚心的集體跑路逃債現實，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直觀表象來看，我們當然可以將之歸結為，參與其事理性的喪失。一方面是借貸者的喪失理性——罔顧高利貸巨大風險的鋌而走險、盲目舉債。據悉，溫州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年利率高達180%。另一方面更是放債者的喪失理性——讓巨額的高利貸利潤利欲熏心、利令智昏，不考慮現實可能性地瘋狂放貸。

　　但冷靜下來，深一層分析觀察，又不得不承認，這一對「非理性借貸——放貸」格局之所以會最終鑄成，並形成越來越糾結、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從其背後的社會經濟現實來看，實際上又是合乎理性和邏輯的。對於借貸者尤其是企業家借貸者來說，借高利貸雖然看似不理性，但委實又是迫不得已的結果。這誠如有當地官員指出的，「企業生存很難，不光是原材料和工人工資上漲，還面臨融資難。如果銀行能貸款，就沒問題，貸不到款，只能找高利的民間借貸。」

　　而對於放貸者來說，道理同樣如此。一方面，這是資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實業利潤微薄而高利貸卻是動輒百分百以上的暴利，豈能不讓人趨之若鶩？有道是，「什麼生意能趕上放貸？賣白粉也沒這麼高的利潤」。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事實上也是目前我國民間資金投資渠道過於狹窄單一的一個必然產物，這就像有投資者抱怨的，「房子不讓炒了；炒煤礦被國企收編了……不去放高利貸，難道把錢放在銀行等著CPI吃掉嗎？」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跑路」逃債所呈現出來的種種亂局，追根溯源，實際上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一體而兩面的體制困境造成的。一面是，民營企業所長期遭遇的貸款難、融資難。全國工商聯最近調研顯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的狀況，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為艱難」。一面又是，民間資金投資渠道和範圍的匱乏、狹窄。這突出表現在，除了儲蓄、股市、買房等之外，民間資金幾乎找不到其他更多收益穩定的投資渠道。同時，雖然國務院連續出台了兩個「非公36條」，但現實中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平等參與競爭分享利潤仍然顯得困難重重、舉步維艱。比如，銀行金融業這一「日進數億金」的中國最賺錢的行業，目前就依然維繫著國有資本為絕對主導的狀態，純粹的民營銀行屈指可數。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批量「跑路」亂局所見證的其實是一種體制困局，換言之，「跑路」背後的理性淪喪，實乃體制制度理性欠缺的結果。因此，要想讓「跑路」的亂局、悲劇不再重演，出路只能是：儘快打破這一體制困局——通過深化改革不斷拓展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動真格地祛除國企壟斷，落實「非公36條」。(青年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