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現實意義
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是他全部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思想的重要特色。研究魯迅的這一思想，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提高整體民族的素質，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改造國民性」問題，從五十年代末起，由於當時的政治原因，被迴避了。但是，這個問題是不能迴避的，不談這個問題，對於魯迅的思想體系就不會有正確的認識。本文不研究「改造國民性」問題在魯迅思想體系中所佔的位置，只力圖對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現實意義做一初步的探討。
一
魯迅不是最早探索國民性問題的人。在他以前，以梁啟超、嚴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以孫中山、陳天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都曾探討過國民性問題。但魯迅是第一個系統地探索和批判國民性的人。
清朝末期，是民族危機深重的時代。帝國主義用鴉片敲開中國的大門之後，其他列強紛至沓來，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卑躬屈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遭到慘敗，老大的封建古國岌岌可危。而整個社會風氣積重難返，被統治的人民大眾或者愚昧無知，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忍氣吞聲，敢於面對現實，挺身而出，倡言反抗者，為數寥寥。在中國的死水中掀起波瀾的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也以失敗告終。
在國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可在東方古老的中國，面臨的還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很明顯，中國已大大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加之清王朝的對內加緊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對外賣國投降，如不進行社會革命，中國將面臨亡國的危險。而要進行社會革命，首先遇到的就是人的問題，即國民性問題，後來辛亥革命的失敗，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魯迅入仙台醫專學習，正值日俄戰爭時期，這是日本與沙皇俄國以我國東北為主要戰場，進行的一次分贓戰爭。在課間，教師放映了關於日俄戰爭的畫片，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寫道：
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
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
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
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
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
倡文藝運動了。
從一個砍頭示眾的場面，魯迅看到「示眾的材料」固然麻木，廣大「看客」也同樣麻木。這個刺激人心的場面，使魯迅認識到，走從醫學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的老路，在中國行不通，必須先要改革人民群眾的精神狀態。麻木無知的人，對封建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是無可奈何的。魯迅棄醫從文，把改造國民性從理論探討付諸於行動。
二
許壽裳在《懷亡友魯迅》一文中介紹魯迅與他討論關於國民性的三個互相關聯問題中的第三個問題時，是這樣寫的：「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而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寫的《回憶魯迅》一文中，將「中國國民性」改成「中國民族」，這說明在許壽裳看來，國民性和民族性是相同的概念。魯迅的許多文章，也往往把國民性與民族性做同義詞運用。
人性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會形成一種帶有本民族特徵的心理素質，這是由於地理環境、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形態、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決定的。在中國，國民性是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為主體的各個階層的大多數人共有的精神狀態、心理素質和思想意識。這是一個大於階級的概念。國民性的表現由於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屬階級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總是帶有民族特徵。
三
在近代歷史上，魯迅是研究中國國民性最透徹的一個人，他的很多作品，包括書信中，都談到了國民性問題，縱觀魯迅的創作，可以看出，改造國民性貫串了魯迅思想的始終。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九周年的時候，許壽裳在《魯迅與民族性研究》一文中寫道：
上各方面研究得極深。他在青年留學時期，就已經致力於民族性的檢討
過去和追求將來這種艱巨的工作了，從此抉發病根毫無顧忌，所以呼籲
異常迫切，要皆出於至誠，即使遭到了一部分諱疾忌醫者的反感也在所
不計。正惟其愛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觀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癥結也越加
詳盡，毫不留情。他的捨棄醫學，改習文藝，不做成一位診治肉體諸病
的醫師，卻做成了一位針砭民族性的國手。
可見，魯迅對於國民性問題的關注，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與振興。魯迅「向來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華蓋集續編·空談》），他「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國民劣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一）精神勝利法
暴露和批判精神勝利法，《阿Q正傳》是其代表作。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寫的《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作者自序傳略》中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他在一九三三年寫的《再談保留》中又說：「《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
阿Q是一個社會最底層的過著半流浪生活的僱農，他上無片瓦，下無寸土。阿Q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是孱弱的，他不敢當然也不可能直面人生，對於失敗、屈辱和痛苦，用消極的精神勝利法自欺自慰。他「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天的墮落著，但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墳·論睜了眼看》）。阿Q的精神勝利法表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無視自身固有的缺陷，自我欺騙。阿Q窮困潦倒，連個住處都沒有，可是與人口角時，間或瞪著眼睛道：「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他連個老婆都沒有，卻說：「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他的頭上長了一個「癩瘡疤」，連「光」「亮」「燈」「燭」都要避諱。但人們取笑他時，他卻說「你還不配」，彷彿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
其二，逃避現實，自我陶醉。這是一種畸形的自我心理平衡。阿Q被別人打敗了，心裡頗為氣憤，他卻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象樣」，自己是老子，別人是兒子，於是他勝利了。別人再打他，他把自己比做「蟲豸」，認為「自己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剩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就是第一個」，他就成了天下「第一個」了。阿Q在賭場里被賭徒們搶走了洋錢，他深感失敗的痛苦，但他立刻想起一種「轉敗為勝」的妙法：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於是他又勝利了。死到臨頭，讓他畫圓圈，他一生沒拿過筆，畫不圓，只畫了一個瓜子形，但他馬上想，「孫子才畫得圓呢」，他不是孫子，是爺爺，於是乎又勝利了。
其三，「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墳·雜憶》）。這種精神勝利法是建立在怕強凌弱矛盾心理之上的。在強者面前，阿Q是一副奴隸相。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阿Q手舞足蹈地說，他和趙太爺是本家，細細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趙太爺滿臉濺朱地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阿Q不開口」，「只用手摸著左頰」。阿Q向吳媽求愛，秀才用竹杠「篷的一聲」打了一下，大竹杠再劈下來，「阿Q用兩手去抱頭」，「翻身便走」，連衣服都忘了拿。在「哭喪棒」面前，只有「趕緊收緊筋骨，聳了膀等候著」。在弱者面前，阿Q有他的勝利辦法，「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力氣小的他便打」。阿Q一天連受王胡和「假洋鬼子」的兩次屈辱，當他遇到小尼姑這個弱者時，他將屈辱之後的「敵愾」發泄在小尼姑身上：摸新剃的頭，擰面頰，他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阿Q取得了勝利。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有普遍性的，他反映的不僅是末庄的阿Q，而是封建社會中落後農民的一種典型的精神狀態，它的實質是落後國民的愚昧、陳腐的思想方法和病態心理。
（二）卑怯與奴性
對國民的卑怯與奴性，魯迅給予了深刻的批判。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寫道：「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史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兩地書》）。魯迅認為有「單單的奴隸」和「萬復不劫的奴才」，奴隸和奴才是有區別的，但都是奴性的俘虜。「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並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鐐銬罷，也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復不劫的奴才了」（《南腔北調集·漫與》）。「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調集·諺語》）。「鄉下人捉進知縣衙門去，打完屁股之後，叩一個頭道：『謝大老爺！』這情形是特異的中國民族所特有的」（《墳·從鬍鬚說到牙齒》）。
（三）麻木與迷信
迷信使人們不能正確地認識客觀存在與主觀意識的關係，而麻木則是迷信和愚昧的結果。中國國民性中迷信和麻木有各式各樣的表現，以迷信充科學，瞞和騙及看客的冷漠。一九三五年「華北華南，同瀕危機」的時刻，上海出現了「碟仙」。魯迅憤慨地指出：「『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並不足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之高深。風水是合於地理學的，門閥是合於優生學的，煉丹是合於化學的。……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人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花邊文學·偶成》）。一九三三年，在《電的利弊》一文中魯迅寫道：「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治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
對於「看客」式的麻木，魯迅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筆觸，描繪了落後國民的精神狀態。魯迅的許多小說的題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孔乙己》中那些幸災樂禍、以嘲別人為開心的酒客；《葯》里用蘸著革命者鮮血的饅頭為兒子治病的華老栓；《示眾》、《阿Q正傳》里圍觀示眾、殺頭的看客；《明天》里在寡婦喪子的悲哀里圖逞私慾的藍皮阿五；《祝福》里以陰間受苦來嚇唬祥林嫂的柳媽等，這些社會底層的人數量很大，他們自私、麻木、愚昧、冷漠。魯迅在《鏟共大觀》中對看女屍的場面尖銳地指出：「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民眾，其實還是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魯迅從殺與被殺之間，一面暴露殺人者的殘酷，一面暴露看客的麻木，看客只知看殺人，並不考慮殺什麼人，人為什麼被殺。
將什麼都看成戲，也是中國人麻木的一種表現。「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於報復，也便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對小市民的麻木，魯迅寫道：「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准可圍滿一大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花邊文學·一思而行》）。
對於權勢的迷信。自從漢代獨尊儒術以後，「天」是社會政治觀念的最上層，「天子」是安定社會秩序的唯一權威。迷信、馴服、依賴權威，成為社會生活的準則之一。「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個偉大」，「萬歲，萬歲，萬萬歲」和群眾的瘋狂行為，將對權威的迷信推向中國歷史的頂峰。
（四）中庸與守舊
儒家的中庸思想，在中國有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北宋的程頤道出了中庸的內容：「不偏謂之中，不易謂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遺書》卷七）。折中與不變，是一切事物正當不移的道理。中國國民性中的的中庸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顯著的是對舊事物的因循和對新事物的挑剔、求全責備。「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閑集·無聲的中國》）。「中國太難改變，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自己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魯迅用形象的語言，將中國人的守舊觀念描繪出來。
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陳腐的東西，魯迅深惡痛絕，他感到「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華蓋集·通訊》）。中庸之道，對新事物是加以排斥的，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兩千餘年，中庸之道，是其支柱之一。長期的封建傳統和觀念，使統治者和廣大國民都各有其中庸之道。如果有一些變革，不是流產就是夭折。「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的抵觸，須一個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所以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沒有創作；至於多數人繼續的研究，前赴後繼的探險，那更不必提了。國人的事業，大抵是專謀時式的成功的經營，以及對一切的冷笑」（《熱風·四十一》）。
（五）博弈思維與缺乏率真
早在留日初期，魯迅就認為「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回憶魯迅》）。在生活中時常做戲，「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台上，往往掛著一付對子，一面是『戲場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戲場』」（《二心集·新的女將》）。「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者，就很難有下台的時候……為面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二心集·宣傳與做戲》）。形容一些文人的文章「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自憐」（《花邊文學·北人與南人》）。中國之所以有《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那樣精彩的作品，無不與中國人的博弈思維比較發達有關。中國人的「窩裡斗」天下聞名。「因為中國向來就是『當面輸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時代』的青年才這樣。對面是『吾師』和『先生』，背後是毒藥和暗箭」（《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在國際關係中，我們時常處在被動地位，與博弈思維有直接關係。將社會生活看做一場戲，人與人之間就會缺乏直率與真誠。在中國歷史中，實事求是，直率地表達見解而受難的人和事，屢見不鮮。
（六）散漫與不認真
魯迅從鄭板橋一塊「難得糊塗」的圖章，指出「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准風月談·難得糊塗》）。即使祭鬼神也沒有認真的態度，「與其迷信，模胡不如認真。倘若相信鬼還要用錢，我贊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將銅錢埋到地里去，現在那麼的燒幾個紙錢，卻已經不但是騙別人，騙自己，而且簡直是騙鬼了。中國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是為了不認真的緣故」（《花邊文學·<如此廣州>讀後感》）。魯迅認為日本人做事有認真的態度，「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二心集·新的女將》）。
在中國傳統的氛圍中，過於認真不合時宜。魯迅在紀念韋素園的文章中寫道：「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么？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
四
一個民族的民族性的形成，與這個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環境，所從事的物質生產方式，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形態和文化傳統諸因素密切相關。關於國民劣根性的形成，魯迅作過樸素而精闢的論述。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魯迅致尤炳圻的信中說：
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侵入；我
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歷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
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
興，在改善。
魯迅在這裡指出了國民性形成的地理、生產方式和政治原因。
（一）地理環境與國民性
中國的先人自古生活在東亞大陸，東臨滄海，西北橫亘戈壁，西南聳立青藏高原，形成一面臨海，三面陸路交通極不便利，而內部迴旋餘地相當開闊的地理格局。這種地理環境中產生的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典型的大陸民族文化特徵。這種文化是國民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將在後文論及。
（二）物質生產方式與國民性
早在六千年前，中國就進入了以種植經濟為基本方式的農業社會，由千萬個彼此雷同、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換關係的村落和城鎮構成社會基本框架。單一的農業經濟模式與社會構架，使得社會生產力發展得十分緩慢，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處於相應的停滯狀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大部分時間被束縛在土地上，由於一家一戶的生產是獨立的進行，使得他們之間相互隔絕，互不關心，至於國家的政治，更是很少問津。小生產的經營方式，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弱，靠天吃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加之封建統治和傳統文化的濡染，使他們極易形成愚昧、麻木、迷信、保守、目光短淺和權力崇拜的心理。
（三）社會組織形態與國民性
延續數千年的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宗法制度，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的封建制國家，始終是父家長制政治體制，父親在家庭是一家之主，君主在國家則君臨一切，宗法關係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宗法社會，養育了人們崇拜祖訓、祖制和權力的價值觀，使許多人以升官發財作為唯一追求的終極目標，爭權奪利成了官場內外鬥爭的核心內容，從而影響了整體社會心理，導致國人個性的弱化，給精神勝利法、卑怯、奴性、博弈思維和缺乏率真提供了肥沃的社會土壤。
「歷受游牧民族之害」是魯迅揭示國民性弱點形成的一大政治原因。
從宋以後，極權專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徵，元、明、清統治者的極權專制，尤為野蠻、殘酷、完備。元朝是第一個少數民族（游牧民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的封建國家。由於蒙古族本身所處的社會階段的落後，它對中國的統治就帶有濃厚的落後性和野蠻性。在蒙古鐵騎侵入中國本土過程中，《元史》諸將列傳，幾乎篇篇都有「殺戮殆盡」，「骸骨遍野」的記載。在元朝統治下，大批人口被屠殺或被擄掠為奴隸，廣大的農民，在農業經濟遭到嚴重摧殘情況下，生活境況極為悲苦，但面對殘酷的統治者，又無可奈何，奴性心理在殘酷的環境中發育成長。
到明朝，中國的封建極權專制進一步發展了。朱元璋為了加強專制統治，「大權一歸朝廷」（《明通鑒》卷九），廢除了自秦漢以來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來有七百餘年歷史的三省制度，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皇權絕對專制的局面。明律的制定，使皇權專制更加強化。明律中，把唐以來的禮以入法的趨向更加發展，將儒家的綱常名教進一步融於明律之中，完成了神權、君權、夫權，即封建等級制度的法典化。而這封建等級制度的終極目的，是維護君權。人民群眾在鐵桶般的統治下，只能俯首帖耳，不然就大禍臨身。
到清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極權一方面上承明制，並向更加極權方面發展，另一方面具有滿族貴族統治的特點。康雍乾三個皇帝統治中國近一個半世紀，他們都是獨攬大權，把專制主義中央極權的政體推向中國封建政治史的最高峰。維護清王朝專制統治的《大清律》比起《明律》來，其專制和殘酷有過之無不及，貴族的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崇尚滿洲」等等，使漢族百姓的地位更為低下。
人民群眾在封建專制的高壓下「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統治階級及其御用文人所恭維的「太平盛世」，人民群眾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至於在「亂世」，則人民「連奴隸也做不成」。所以中國的歷史，對人民群眾來說，只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這兩種時代的更替。對於等級制度「我們自己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在封建專制統治下，人要生存，要尋求心理平衡，於是人們在被壓迫地位下，「所蘊蓄的怨憤，不是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因為強者太強了，到怨憤已消，「天下也就成為太平的盛世」（《墳·燈下漫筆》）。精神勝利法、怕強欺弱、奴性和苟活心理由此產生。
（四）傳統文化與國民性
在談到傳統文化對國民性的影響時，魯迅寫道：「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上去。……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華蓋集·通訊》）。
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個特徵，這三個特徵是鑄就中國民族性的重要因素。
其一，大陸民族文化。這種文化與海洋民族文化的外向、開放，動態型相反，其特徵是內向、封閉、自我、靜態。儒家的「求諸己」、「盡在其我」，道家的「自足」，佛家的「依自不依他」，以及戀土情懷、重內不重外的民族意識，無不是大陸民族文化的表現。這種文化使人在社會生活中將「自我」和「家」放在中心位置。政治和社會組織只是這種關係的逐步擴大，即以個人為中心，一倫一倫地推演出去。如族、國、天下都是家的擴大，黨、團體、結社也是如此。
在這種文化心理的籠罩下，人們的思維趨向封閉、保守和偏狹，對外部世界知之甚略，「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里，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華蓋集·忽然想到》）。在一切社會組織都是「家」的外延的思維影響下，崇拜和敬畏權勢成為社會的普遍心理，奴性、卑怯、迷信、麻木必然產生。
其二，農業社會文化。農業社會的政治觀念有其特點。由於農業生產是分散地進行，又缺少商品交換關係，所以，需要君臨一切的集權政體和統治思想，「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墳·燈下漫筆》）。這就是中國特有的專制主義產生的根由。這種專制主義剝奪人民群眾的一切權力，將國家的軍、政、財、文大權獨握在朝廷以至皇帝個人手中。這種專制主義從秦漢時代已被確立，在中國大地上延續了兩千多年。人民群眾在如此長久的時間中一代一代的生活，個性發展和思想活躍，幾近不可能。
農業社會文化的思維方式也有它的特點：重實際而黜玄想。農民一生附著在土地上，周而復始地從事自產自銷的農業經濟活動，因而他們在生活中注重實際利益，即使參與政事，也是從實際的、短期的利益基本思維出發。自私、目光短淺、少有合作、散漫、做事缺乏認真精神，從此發生。另外在日常生活中，物盡其用的節儉精神，其中有物質生產匱乏的原因，但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也是重要原因。中國的人與自然的關係遵從於「天人合一」理念，認為人與自然應是協調共存，古典的中醫理論是這種理念的典型體現。但這種理念也給中國人的思維套了一個桎梏，即非宗教傾向和缺少抽象化、理論化、定量化和邏輯化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理念無疑是人類思維中的精彩部分，但它一旦局限在大陸和農業社會文化的氛圍中，對於國民性中弱點的產生，將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國人的非宗教傾向，並不是以科學思維做基礎的，而是以農業社會所特有的經驗理性為基石，在中國影響廣泛的儒家和道家，都具有這種思維特徵。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以道德代替宗教，這是本末倒置的，因為道德水平的提高，正是宗教的功能。儒家的「仁」「孝」觀念，沒有預設客觀化、形式化的「上帝」觀念，因此法律沒有絕對的神聖性，人們約束自己的行為、誠信、忍耐、寬恕、自省的自覺性趨於淡薄。因而人的行為無所顧忌，許多劣根性的行為在社會上成為常態。
其三，宗法制度的文化。這種文化首先表現為高度注重血緣關係。封建皇朝的世襲制是典型例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為宗法制度下中國人普遍的信念，這種信念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畸形。
其次是祖先崇拜。這是中國無宗教信仰的一個重要原因。皇權至上和「孝親」是中國道德的本位。隨著國家的家族化，，宗法觀念在封建社會演化成「三綱五常」等一整套倫常體系，構成人際關係的準則。魯迅的《祝福》，描繪了宗法社會的生活場景和對國民性弱點潛移默化的細節。
再次是對傳統的極端尊重。政治上講「正統」，思想學術上講「道統」，文學上講「文統」。一味迷戀傳統的宗法意識，形成了中國人向後看的保守傾向。社會改革在國民中很難得到擁護，「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的抵觸，須一個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所以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沒有創作；至於多數人繼續的研究，前赴後繼的探險，那更不必提了。國人的事業，大抵是專謀時式的成功的經營，以及對一切的冷笑」（《熱風·四十一》）。
第四是使中國文化歸於以「求治」為目標的政治型。文化的各個側面無不依附、效力於政治，在社會諸多領域，「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第五是使中國文化成為以「求善」為目標的「道德型」文化，同希臘以「求真」為目標的「科學型」文化大相徑庭。漢代獨尊儒術以後，經學佔據了統治地位，束縛了人們獨立思考，阻塞了人們探索自然科學的道路。無論從數學、天文、物理和生物等自然科學方面，中國都落後於以「求真」為目標的「科學」型文化的西方。缺少探索自然科學精神和行為的民族，自然會產生迷信、散漫和不認真的行為。
中國傳統文化的注重實際精神和宗法制度文化以及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三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國科學的發現與發明、學術自由的環境和民主制度建設，長久以來受到窒息。人的思維領域中抽象化、理論化、定量化和邏輯化的思考方式也不會發達。中國在十七世紀以前的封建文化，代表了世界人類文明的第二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奴隸制文明，第三個高峰是以英、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資本主義崛起，引發科學革命，西方的工業文明大步邁進，而中國因封建文明正值日上中天，沒能、也不可能加入這歷史前進的行列。這就是近代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所在。
經過那場荒謬絕倫的「文化大革命」後，中國人逐漸認識到自己的落後地位，便開始了「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進程。考察這兩個進程，可以看出國民性對一個國家的發展的重要作用。
「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功夫主要在「科技」和「經濟」方面，中國人追求的是靠「科技」達到「富強」的目的。功利意識和重物質輕精神是現代三十多年來中國人觀念的特色，僅以富強為目的，卻使中國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專重物質成就的道路。由於過度追求實際，過分重功利，因而缺乏敬業精神，對科學的追求主要是出於功利動機，很少有人真能「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為藝術而藝術」。中國人，包括啟動改革開放進程的精英人物，沒能看到科學的背景。科學不是功利思想的產物，科學是文化特顯其超越精神之所在。「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才是科學的真正源頭。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工業成就並不單純是科技造成的，而是十六、十七世紀以來的宗教、道德、藝術和科學共同作用所創造出來的。中國要想把科學從西方拿到自家來，不能只著眼於科學本身。達到真正富強之目的，要克服淺薄的功利意識和物質意識，在文化層次上超越自身，從西方「拿來」更多的東西。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唯一道路，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完成這個工程是一個艱苦甚至痛苦的過程，它需要文化更新，政治體制改革和國民性改造等必要和充分的條件。
當前國人慨嘆道德滑坡甚至淪喪，慨嘆改革停滯不前，這兩個狀況是三十年來輕視甚至放棄精神文明建設所產生的反饋效應。
五
中國的國民性中有很多優點和美德，這是毋庸置疑的，同樣毋庸置疑，民族性中也有許多弱點和缺點，有些被繼承甚至發展了。魯迅以銳利的目光洞察到一個事實：「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且介亭雜文二集·論毛筆之類》)。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克服和改造自己民族性中的弱點和缺點，這個民族就很難進步。對於國民性的弱點和缺點的改造，在魯迅的思想中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要直面人生，正確認識自己。
對於自身所處的現實和自身的長處和短處，尤其是短處理性的判斷，是中國國民性中的「短板」。「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正視「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於是無疑問，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需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其後果是「只好瞞和騙，……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墳·論睜了眼看》）。
現代中國國民性中的缺點和弱點主要有兩個文化層次塑造而成，第一個層次是千百年來封建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第二個層次是建國以後三十多年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極左的指導思想體系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急功近利、重物質輕精神所形成的社會意識。第二個層次是建立在第一個層次之上的，並經過了政治的不斷強化。這就是我們要認識的現實。中國要發展和富強，要改造國民性，必須要觸動這兩個文化層次，使之動搖，建立現代化的，更高層次的文化。
直面自身的缺陷和問題，是發展和富強的必要條件。
直面人生另一重要方面是認識自身的優點和長處，並且繼續繼承和發揚。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漢代以後，儒家思想一直佔主導地位，其次是道家和佛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經典四書之首《大學》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典籍，它依據孔孟「仁政」的思想，闡明了「治國平天下」理論。孫中山對《大學》做出了精闢的論述：「中國政治哲學，謂其為最有系統之學，無論國外任何政治哲學都未見到，都未說出，為中國獨有之寶貝」（《孫中山全集》第九卷，247頁）。《大學》認為，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即是修養自身的道德。儒家把道德看作最有價值。「仁」是一切道德的總和。孔子解釋「仁」內涵有兩個，一為「克己復禮」，即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範，一個是「愛人」即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和諧的關係。
自我道德修養的最終目的是求取人倫秩序與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也是精華之一。儘管儒家思想在中國無論是統治集團到平民百姓都奉為社會思想信條，但「修身」卻被淡漠以至拋棄，這是為什麼？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
其一，封建統治集團，尤其是唐代以後，所尊的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特別是儒家思想中核心部分：仁義忠恕，他們所尊的是儒家學說中對統治有利的「儒術」如「三綱五常」之類。「修身」自然被置於淡漠地位。其二，儒家思想中的缺陷：道德獨立於宗教以外「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顯示了對宗教冷漠態度。道德本應依附於宗教，儒家將道德獨立於宗教之外，使道德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封建極權的社會形態中，道德便自然地依附於政治，最後成為政治的附庸。
道德的這種屬性是危險的，他是國民劣根性的胚胎和催化劑，將對國民性產生重大影響。
要「修身」要「自省」。「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熱凡·不滿》）！
（二）做革新的破壞者
魯迅認為，中國落後，是因為歷史的「廢料愈積愈多」，傳統的封建傳統意識阻礙著社會進步，中國要進步，「修補老例」是無濟於事的，「無破壞即無建設」（《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必須「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文明，施行襲擊」（《兩地書·八》）。
魯迅認為改造國民性，首先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和重新審視，其次是對社會制度進行革命，這是他對「革新的破壞者」的期望。
革新的內容應是兩方面：改正和繼承。
其一，改正。改正傳統文化中的缺陷。這缺陷前文已提及，即道德獨立於宗教之外。
道德是精神層面中重要的部分，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穩步前進，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社會組織形態）。道德獨立於宗教之外，道德成為隨風漂泊的樹葉，最後只能蜷局於牆角，即依附於政治。依附政治的道德不是真正意義的道德，它只能使國民性向「劣」的一端發展。改正這個缺陷，就要建立宗教信仰，在中國，需要「革新的破壞者」完成這個使命。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從根本上動搖了教會的世俗權力，但並未遺棄基督教正統。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價值來源，經過改革後基督教成為西方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之一。
梁啟超認為：「天下無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無無教而立之國」（《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一個國家政治的基礎在於社會，社會的基礎在於國民，國民的素質在於國民性，國民性的優劣在於道德，道德來源於信仰，信仰的歸宿在於宗教精神。因此，中國必須有宗教。可惜的是，中國一直就沒有獨立於政治以外的宗教，歷史沿襲的是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所以道德依附於政治便是自然而然的現象。
改革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使國民具有犧牲、奉獻、慈悲、公正、寬容、誠信、堅毅等宗教情操，是建設富強國家之本。
這件事在中國做起來並非易事，魯迅曾指出：「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八》)。國民精神的改變，比政體或社會制度的變革困難得多。
其二，繼承。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相信價值來自一己之人而外通於他人及萬物，所以非常強調「自省」、「反求諸己」，就是所謂的「修身」、「修養」。這與西方文化中人的精神解救是藉助專業牧師的外力、不靠自我修持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其精華之一。
但遺憾的是，這個中國文化精神中的精華，卻被中國人所鄙棄不顧，這足以使我們慚愧，更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繼承，首先要改革，改革我們缺少改革自身缺點和弱點的勇氣的缺陷。中國人不能做「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民族」，否則將「禍哉禍哉」。
（三）要善於學習。
魯迅認為，要使國家進步、富強，既要認識自己，反省自己，又要放眼世界，學習外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即使並非中國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向他學習」（《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改革開放的實質是推動社會生產力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但歷史的進步和發展總是伴隨曲折和痛苦的。建國後的相當長時間，我們走了很多彎路，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我們需要改革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切東西。這是自我認識、自我反省的結果。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自我認識，自我反省，這是繼續前進的動力，然而也是伴隨痛苦的，「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且介亭雜文二集·論毛筆之類》）。近代世界和中國的歷史都證明，拒絕接受外來先進的科學和文化，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進步是不可能的，關閉自守只能停滯、落後。
引進外國的科學技術，比較容易，但引進外來的文化，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中國的文化傳統有排他性，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時常是「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魯迅認為，對於外來文化應有的態度是，「看見魚翅，並不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茅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我們要使用，或存放，或毀滅」（《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
在學習、攝取外來科技和文化方面，日本是我們的老師。日本的文化具有開放性和攝取性的特徵。
早在六世紀，日本就吸收了中國儒家思想。聖德太子制定的《憲法十七條》，思想基礎調為儒家思想，以儒學的社會政治思想來鞏固政權基礎。尤其是宋明理學和陽明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其倫理觀和價值觀植根於日本人的心底，成為日本人的道德規範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內容。
18至19世紀，日本引進了西歐各國先進的近代思想、制度、學術、產業與經濟制度，並實行了「明治維新」，使日本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又積極快速地引進了美國的議會制度等政治方面的先進位度以及管理科學等經濟方面的先進理念，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使日本躍入了資本主義強國行列。
日本吸取外來文化之所以達到「富國強兵」的成功，其中有三個特徵。其一，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每次吸收的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其二，極強的選擇性，從不全盤照搬外來文化；其三，不改變自己的宗教、道德意識。雖然從中國、西歐、美國吸收了大量外來文化，但日本固有的宗教、道德意識一直支配著日本人的思想與生活。
中國在吸收外來文化方面比起日本大為遜色。從歷史上講，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有排他性的特點，至多只是融合，如魯迅所說的「染缸」效應。中國曆來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是，「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的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華蓋集·補白》）。這是日本的「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的最大區別之處。
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在學習攝取外來文化方面，存在諸多問題。最明顯的是沒有正確處理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的關係。
「傳統」是「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必須掃清一部分「傳統」，才能推動「現代化」的進程，這已被世界現代化的歷史所證明。
「傳統」分為「硬體」和「軟體」兩部分，硬體是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軟體」是價值觀系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硬體」部分已有了部分改變，主要表現在經濟制度方面，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但在「軟體」方面，卻基本未發生「改革」，精神文明建設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傳統的思想和政治價值系統仍在規範著人的思想和行為，在某些方面甚至倒退了。
西方的工業化文明不單是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它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礎。這些精神基礎包括信仰、道德、倫理和文學、藝術。改革三十多年來的事實應該使我們對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作深刻的思索，經濟生活是否完全決定了人的思想與精神？三十年來我們以富強為目的，走上了急功近利和專重物質成就的道路，而放棄了提高全民精神境界的努力。其顯現的結果是國家富而不強。
這種行為有中國傳統政治價值觀的原因，另外與中國國民性中的弱點關係密切。過於關注GDP的量、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產品的粗製濫造和假冒偽劣、有毒有害食品的泛濫，道德淪落、信仰缺失，甚至於貪污腐化，無不與國民性中的過分講實際，重功利的弱點有關。
學習、攝取、引進優秀的外來文化，是我們不及日本人的方面。當然，這裡有被指斥為「全盤西化」、「賣國」的危險，其實證明了我們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兩大缺陷；一是缺乏對中國幾千年來「大一統」的政治傳統觀念進行改革的勇氣；二是不善於引進吸收優秀的，關係到國家持續發展的外來文化。
改掉這個缺陷，需要我們對以往所經歷的道路有一番深刻的反省。
在中國近代史上，只有魯迅以「刀筆吏」的銳利眼光對自己民族的弱點和缺陷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並指出改造的途徑。他的揭露和批判，意義在於振興中國。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振興與發展，是要以對自己的認識、反省和改造為基礎的，而改造自己是一個痛苦和必需的過程。中國國民性中的弱點和缺點是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積澱熏陶而成，需通過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兩個建設才能逐漸優化國民性，這是一個長期、艱巨而又迫切的使命。
1998年3月11日草
2012年1月21日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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