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 - 文學編年 - 國學論壇
05-31
「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
| -------試評陶潛的飲酒唱詩逍遙子（銀台醉客）
陶淵明喝酒的名氣是很大的。他曾以調侃、自嘲的筆調寫過一篇叫《五柳先生傳》的自傳，其中便談到自己是這樣好酒的：「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有人）置酒招之。造（到）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不以為意）去留。」一定是因為他好飲成性，遠近聞名，所以才有人時常請他赴宴的。至於是不是像醉龍蔡邕那樣經常醉卧街頭，不得而知。不過推想起來，必定是常有的事。他的朋友顏延之在他死後的誄文里說：「（淵明）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幾百年後歐陽修還記得他是「愛酒又愛閑」的人。酒名借著詩名，越傳越神，陶淵明便在後人的心目中飄逸起來了。白居易說陶詩「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宋人陳舜俞《廬山記》又記載了一則民間傳說，說廬山栗里兩山間有塊巨石嵌在其中，很平坦，能坐下十幾個人，加上坐石上抬頭即可仰視落自崇崖高嶺的懸瀑，確是一個壯觀奇景的好去處。因為陶淵明常在此「自放以酒，故名醉石」。於是陶淵明似乎成了酒仙，誰也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了。 其實，陶淵明並不是天生就那麼好酒成性的。他正式開始「酣飲賦詩，以樂其志」的時間，大約是在39歲以後。據考，他那著名的20首《飲酒》詩，是寫於39歲那年（403年）秋冬。這一年八月，恆玄自稱相國、楚王；十二月初，恆玄篡位野心實現，改晉稱楚，貶晉安帝為平固王，遷之於陶淵明的故鄉江州尋陽縣。陶淵明對這個恆玄是太熟悉不過了。他在其手下曾幹了近3年（35-37歲）的鎮軍參軍（軍事參謀），對恆玄的篡晉野心早有察覺。現在他干出了這等令天下非之的醜事，陶淵明能不憤懣於懷嗎？於是，又是飲酒抒憤，又是賦詩泄憂，詩酒相濟，成就了《飲酒》絕唱。詩序說：「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歡，顧影獨盡。 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倫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閑居寡歡，長夜難盡，當喻時黑暗；無夕不歡，顧影獨盡，蓋胸中有一段積鬱不得排泄；題數句自娛，以為歡笑，似為無可奈何之自嘲、自慰。」陶淵明覺得自己像一隻失群的孤鳥，無枝可依，悲鳴不已：「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急啼）思清晨，遠去何所依？因植孤生松，斂翮（整翅）遙來歸……（飲酒）詩其四）」。這日暮無著、清晨無去、夜夜心悲的境界，豈不正是阮籍「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詩境的再現！於是，陶淵明開始「痛飲酒，熟讀《離騷》」了：「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問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同流合污），願君鼓其泥（擾渾水）。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詣。紆輿（喻出仕）誠可學，違己豈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詩其九）」以及「有客常同止（行止），趣舍邈（遠）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領會、理解）。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較似聰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柄。（《飲酒》詩其十三）」一起飲酒可以，讓我違心屈志去同流合污於濁世，萬萬不可；雖是同行共飲，然而志趣卻相去甚遠，長醉者自長醉，常醒者自常醒，我說我的醉話，你說你的醉言，相視一笑，到底誰是真醉，誰是真醒？「日沒燭當柄」乃是「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的繼續，都是憤而心死的無奈痛語。這話骨子裡乃是屈原回答漁父的兩句傲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楚辭·漁父》）」陶淵明想努力忘掉眼前發生的一切，借酒逍遙，借酒泯滅物我。結果先是平靜沖淡了一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此），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中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一作「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詩其五）」雖然身在世俗間，但是跡同志不同，正如「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一般。之所以能如此，乃是「心遠」使之然。翻閱部分典籍，才明白「心遠」二字乃是佛門「心凈」的移用。原來東晉人特別欣賞印度在家居士維摩詰，他能做到既信佛，又不斷酒肉、妻妾，圓融無礙，處處自由。他的一句明言是：「欲得凈土，當凈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維摩詰經·佛國品》）」這便是影響中國佛學達千餘年之久的「不二法門」了。逍遙駑鈍，方悟身跡是無所謂出家與在家、戒欲不戒欲，關鍵是心凈。心凈便到佛國，心不凈雖出家無用。所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心動」的禪宗佳話，正是強調心的巨大作用！冥神頓悟，不禁啞笑，試想莊子沒有達到這樣真正物我混一的境界，所以不敢在世間人境呆著，主張逃到山林里隱起來。原因大概就是怕自己經不助聲、色、利、欲的誘惑，廢了「童真」之身。倘若莊子有知，是該以逍遙為千年之下一知己呢？還是深惡痛絕之？東晉以後的玄學家看到了維摩詰的高明之處，因而紛紛佛道同修了，殷仲堪、孫綽、許詢都是如此。竊以為，陶淵明並沒有例外，這裡只不過把「心凈」改為「心遠」罷了，意思沒變，換湯不換藥。上面提到的「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就是「心遠地自偏」的具體表述。同樣的酒，喝的人心思不同，其醒和醉也不同。陶淵明自然是雖醉猶醒的。正是由於「心遠」，陶淵明才逍遙地採菊花於東籬之下，不經意的悠然間見廬山於南面的。此時陶淵明再不是「已是黃昏獨自愁」了，卻把夕陽西下的山間景色看得那麼迷人，又將那隻「日暮猶獨飛」、「夜夜聲轉悲」的失群之鳥，看成找到了歸宿----鳥群而欣欣相與（合群結伴）輕飛的鳥！就在一片夕陽、滿眼山影、遍地黃花、漫天歸燕的大自然里，陶淵明領略了那不可言傳的處世妙諦。詩中沒有一個「酒」字，但醉意就在其中。陶淵明採菊花當然不是為了純粹地觀賞，他自有妙用。讓我們先來讀讀下面這首《飲酒》詩：「秋菊有佳色，邑(沾帶)露掇其英。汛（泡）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詩其七）」和露摘黃花，原來是為了泡酒的！說它是忘憂物，是因為菊花久被人們看成是可以延年益壽、祛病通神的上品藥物。逍遙看過一本《名山記》，書中曾道：「道士朱孺子服菊草，乘雲升天。」還記得「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嗎？自屈原之後，詩賦詠菊的不斷。就魏晉而言，比如正始名士鍾會就在其家中種滿了菊花，又作《菊花賦》道：「服之者長生，食之者通神。」西晉名士潘尼的《菊花賦》甚至說能賜人壽命的司命神西王母也「接其葩」以求「延期以永壽」！逍遙引這些例證不是宣揚迷信，只是當時的風氣由此可見一斑。陶淵明《九日閑居》序說自家有「秋菊盈園，而持醪（濁酒）靡由」。詩中有云：「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說明他對菊性也知道。這東西不象五石散貴得嚇人，只有何晏、王羲之等才服得起，喜歡的人儘管吃，家種的、野生的儘是。所以，陶淵明的悠然採菊，有「心遠」的成分，更有益壽以忘生死之憂的成份；說「秋菊有佳色」和王羲之愛聽鵝叫、王徽之喜種竹說「不可一日無君」是一樣的，不純是賞其優雅，更重要的是樂其可以養生。但是，陶淵明的身心悠然只能是麻痹性的暫時現象，喝過酒的人都知道，醉酒發昏終究還是要蘇醒過來的。這時候更痛苦不堪，於是就有了下面這首詩，他不得不隱隱約約地吐出了喉中的骨鯁：「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其中道理），逝（隱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詩其一）」世間的衰落興榮如影、如泡、如夢、如幻，沒有固定不變的。邵生（召平）是秦朝的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史記·蕭相國世家》）。由侯王變為布衣，以致窮得種瓜，這其間的變化對個人命運來說，不啻為滄海桑田。這裡「秦破」與桓玄使「晉破」正有極為相似之處；陶淵明的歡酒與邵生的美瓜，也是貌合神離的。又《飲酒》詩中「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也是借商山四皓中的黃公、綺里季夏避秦亂不仕而隱的典故，自誓不仕桓玄的楚政權。如此剛烈，逍遙深服。當浮一大白，快哉! 不僅如此，陶淵明還投筆從戎，棄耕出仕，參加了劉裕等發起的征討桓玄的戰爭。元興三年二月，劉裕起兵，陶淵明很快應劉裕的徵召，就任這位鎮東將軍的參軍一職。他曾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的詩，記錄了從尋陽赴京口上任途中的情況。記得其中有云：「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的詩句。意思就是為征桓玄，違心出仕，暫時告別田園，儘管是參加「義軍」，但還是滿懷慚愧的。所以他在這年春所作的《停雲》、《時運》等詩中，表達了對親友、田園、美酒的思念：「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停雲》二）」此情此景，縱是千載之下，逍遙也覺黯然！陶夫子嗟嘆八方昏亂，平地成河，欲與親友共酌一杯，也無緣也。「花藥分列，林竹翳如（隱掩貌）。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昏莫逮，慨獨在余。（《時運》四）」不由感嘆清淳的黃帝、唐堯的時代已逝，清琴濁酒的晏然生活彌足可貴。我看這只是想像之詞，此時的他又哪有時間去消遣呢？這年陰雨連綿的時節，陶淵明對雨獨飲，不禁又感慨起人生的命運來：「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連雨獨飲》）」人有生便有死，自古皆然。都說世上有不死的赤松子、王喬這些仙人，但他們究竟又在哪兒呢？好心的故老贈我酒，勸我飲酒成仙；試酌幾口果覺萬般情思都去，連杯酣飲忽然間覺得天地也不存在了。但是，天又豈能離我遠去！只要任自然、循性而動，便可忘掉一切了。只要我心仍在，身衰體弱又何足掛齒？詩中酒的宣味是很深的。竊以為陶淵明並沒有輕信真的有什麼神仙存在，他只相信自己的心靈解脫。從這裡，隱隱感覺到他決心歸隱的意向了。再提到陶淵明字元亮,明和亮兩字是同意。陶淵明後來改名為潛,淵明和潛則意思相反,這表示他要如魚一樣潛藏深眇,但淵明並不是潛藏之所,他改名正是在表明他晚年隱居的心境.在陶淵明41歲的時候（405年）那年的冬天，他放棄了只當了82天的彭澤縣令，掛冠抽簪而歸了。看表面原因，似乎是他不能像王凝之這班五斗米道徒卑躬屈節、折腰低眉；而真實原由，我認為是象他的《歸去來辭》和《歸園田居》詩賦中所說，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是「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是世道「真風造逝，大偽斯」。他從自我個性和社會現狀兩方面都找到了必須歸隱的理由。這一點，逍遙非常佩服。依我愚見，陶淵明的歸隱絕不同於阮籍、嵇康。在正始時代，阮、嵇的歸隱帶有全身保哲的政治意味，具有較強烈的抗爭意義。在東晉時代，歸隱成為一種「時髦」，可以藉此買名邀譽、走終南捷徑；也是因為名士太多了，朝廷的殿堂太小，容不下那麼多的「大賢」、「亞聖」名流；也是士族政治高門大姓互相排擠的結果。對於陶淵明來說，他那已破落的家族已不足以招來政治迫害的危險，不足以使他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因此，他的歸隱，乃是一種人生的選擇，乃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這也有抗爭意義，是對整個黑暗社會的挑戰，而不是具體政治性的挑戰。這樣的歸隱才是「真隱」，而不是山濤、向秀那樣的「假隱」。據說，東晉的隱逸時髦起來之後，隱的名堂、花樣也多了起來。依處所而言，有「朝隱」、「野隱」、「市隱」、「通隱」；從態度上講，有「真隱」、「假隱」、「充隱」；此外還有「酒隱」、「坐隱」等名目。東晉名士是看重朝隱、市隱、通隱的。所謂「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者，一語道破時尚天機。怎麼叫「朝隱」呢？《晉書·鄧桀傳》載，鄧桀少與劉驎之、劉尚公隱，後忽然改節應召出仕，有人譏之。鄧桀說：「夫隱之為道，朝也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有《世說新語·言語》說：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惔）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這便是風動、幡動、心動的另一種表達了。逍遙曾讀釋彥琮的《通極論》，把這「朱門」與「篷戶」的關係說得非常透徹，不妨節錄一段：「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非）喧，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發心既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門），豈要抽簪！」和尚的教門開得如此之大，門票賣得如此便宜。頭髮不用剃，官帽不用摘，就可以入法門、出家。哈哈，非是逍遙曲解，如此這般理論比玄學家努力合道、儒為一更省勁。於是東晉的形形色色的隱士們都轉向這一「通隱」理論了。陶淵明當初說「結廬在人境 」、「心遠地自偏」的時候，也沒有例外地部分吸取了這一理論「精華」。所以39歲之後的陶淵明只能算個「通隱」於市上的隱士。我看他還好沒有「通隱」到朝廷，後來做了些參軍、縣令之類的芝麻官也算不得「朝隱」。而且他也只是一時達到「通隱」境界，做劉裕參軍時那句「望雲慚高鳥，臨池愧游魚」，表明他在內心深處並不能將仕與隱的矛盾「通」起來。因此，他很快就從「結廬在人境 」的市上跳了出來，開始了「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的真隱了。我注意到他這時的飲酒態度、方式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時復墟里人（農人），披草共往來。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其二）」他只與素心淳樸的農人相來往，交談也只道桑麻之事，也不提「有客常同止」、「醒醉還相笑」的那種超脫了。「三徑就荒，松菊尤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歸去來兮辭》）」既然已經「覺今是而昨非」，那麼心情自然寧靜多了。人常常是這樣的：當他悟不透事理真相時，心情是最彷徨、迷茫的。往往陷入矛盾的痛苦之中。楊朱臨歧路而哭，墨子見素絲而泣，都是因為「可以南去，可以北往，可以染黑，可以浸赤」，拿不定何去何從而悲哀的。阮籍窮途而泣，劉伶鹿車任游，則是根本無路可走，故那哀傷則又更深一層。陶淵明則想通了，既然「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學仙）」，那麼我就在這平凡的山村裡，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喝一口酒，看一眼庭松，玩一番書琴，不也很自然、很愜意嗎？這比「以心為形役」不知強多少倍！這樣的酒的確是很「平淡」的，並無什麼「深味」。我們這位酒酣狂歌的五柳先生把別人都瞧不上眼的鄉村、平凡的事物，看得格外親切，描繪得是那樣的優美、寧靜：「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其一）」「方宅」、「曖曖」兩次遠寫，「榆柳」、「狗吠」兩次近描；有紅桃白李綠蔭的「似枯而實綺」，也有夜靜狗吠、晨喧雞鳴的「似散而庄」。時間、空間、動靜、濃淡都是那麼和諧地「沖淡」在一起了。這正是此時陶淵明剛剛歸來真實的心境寫照，這才是他真正歸隱後品嘗到的人生酒味！陶淵明從29歲出仕到42歲歸來，曾經歷了三仕三隱的曲折道路。箇中滋味也是一言難盡的。陶一再說自己的出仕是因為家貧，為求口腹之資；又說「質性自然」、「本愛山丘」，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這話看來有真有假，不可全信。謀資是真的。他做彭澤令的目的，就是為了給隱逸做準備。《歸去來兮辭》說得就很清楚了：「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 據蕭統《陶淵明傳》說，陶淵明求為彭澤令，還說過「聊欲弦歌，以為三徑（隱逸）之資可乎」的話。當了縣官以後，又將官俸300畝公田要全部種高粱，「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中梗（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梗」。一個字：強！而正是出仕的積蓄，待他「歸來」時，家境尚可；「有童僕歡迎」、「有酒盈罇」。故他能夠「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出現在鄉村的形象是「待月荷鋤歸」的悠然。 但是在他歸隱後的第三年（408年）六月，一場大火再加上田間蟲害猖狂，使陶淵明的生活轉入極為貧困的時期，杯中酒自然也時常斷頓了。他的《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記載了這一變故。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更是形象地反映了他歸耕晚期的貧境：「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生活困窘竟到此地步，「躬耕未曾替」、「濁酒且自陶」的辛勞，取代了「待月荷鋤歸」的悠然。長期的參與田間勞作，使貧病交加的陶淵明在感情上越來越接近普通勞動人民。同時他在思想上陷入幻想，終於寫出千古流傳的《桃花源詩並記》。而說陶淵明自稱「性本愛丘山」的話是假的，是因為他的思想感情經歷了入仕、歸隱、幻想三部曲。青少年時代，他也曾壯志凌雲，有著儒家的積極出仕精神。其詩也不止一次地表達過這種心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詩其十六）」此為近40不惑之年的回顧，是飲酒後的醉中真言，一定不是說著玩的。「遂無成」即一事無成的無限感慨，哪裡是「性本愛丘山」的恬淡？「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雜詩八首其五）」雖然沒有了斗酒等樂事卻也很歡暢。為什麼？是因為胸有鴻鵠之志！只是歲月的流逝磨滅他的雄心壯志，只是看這「真風告逝，大偽斯興」的時局太不不合宜了，只是看到那些你爭我殺中的士都是些「冰炭滿懷抱」的可憐蟲。直到陶淵明歸隱後，還以「簞瓢屢空，晏如也」的儒家守窮固貧精神來激勵自己躬耕。中晚年之後，陶淵明的思想感情才趨向老莊、道教及佛教，但仍沒有完全放棄儒家教導。在雜詩十二首、詠貧士七首、擬古九首、讀《山海經》十三首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飲酒時的思想矛盾：未言心未醉，不在接杯酒。（擬古其一）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擬古其七）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擬古其八）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雜詩八首其一）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八首其二）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雜詩八首其四）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詠貧其二）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其四）如此等等。當真是嘆無俞伯牙作知音，恨無莊周一起放達；既求仁義，又要「得歡當作樂」，徹底長酣。讀此心境，種種矛盾、形形悲苦、色色放達，都寄於一杯酒了。從這些矛盾中可以明了，陶淵明根本就不是「性本愛丘山」的。社會黑暗、人生失意逼得他不得不愛丘山。所以，陶淵明的思想感情經歷是這樣的：熱衷功業而出仕、厭惡時事而歸隱、躬耕艱難而幻想（理想）。這三部曲經過了對社會的一次否定和對隱耕生活的一次不滿這兩層遞進之後，把陶淵明從現實中推向了野外，導向了「桃花源」，其人生也就這樣地沉醉下去又清醒過來。這其中充滿了大樂、大悲！說陶淵明接受過儒家、道家、道教思想的熏陶，眾皆認可。惟獨對他的佛教思想有無，學界還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爭議。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正在酒的問題上。（哈哈）考證陶淵明《形影神》詩大抵寫於公元413年前後。當時廬山高僧慧遠（412年）在廬山刻石作佛像，413年又寫了篇《萬佛影銘》，說在石頭上刻佛影，最能為萬佛傳神，把他幾年前「形盡神不滅」的理論具體化了。在刻石立銘的時候，他曾邀請了大批社會名流來參加，並請大名士、大文豪謝靈雲撰寫《萬佛影頌》。那排場之大，呵呵。陶淵明正住在廬山附近，同周續之和劉遺民兩位佛教徒時有往來，以致有好事者稱他們為「潯陽三隱」。陶淵明和慧遠一度也結為方外之交。（詳見《中國文化通志》）但陶淵明最終沒有成為佛教徒，原因和酒大有關係。《蓮社高賢傳》記載：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於是去了）。忽攢眉而去。眾所周知，酒為佛教原始五戒之一，故陶淵明要請求允許他飲酒才肯與慧遠交往。斂眉蹙額而去，不知為何；可能是思想上的不合，也可能是那兒根本就沒有為他準備酒，他發覺上當了。《蓮社高賢傳》書出甚晚，其言也不太可靠。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陶淵明的確在酒的問題上和慧遠發生過分歧，陶淵明《形影神》詩即有三次提到了酒！在《形贈影》里，形對影說：剛才我還在人世間，忽然逝去無歸期了，你說我該有多悲哀？我沒有不死的騰化術，按自然規律是必死無疑的。請你聽我一句話，「得酒莫苟辭」，酒是足以消除憂愁的啊。 在《影答形》中，影對形回答：我也很想登上崑崙、華山仙境去學做神仙，但此道又是那麼遙遠。與你相遇以來，你笑我亦笑，你哭我也哭，「未嘗異悲悅」。你死我亦亡，念此五情發熱！你不如行善事，留美名於後世。說酒能消憂，比起這行善遺愛，豈不是也太低劣不明智了嗎？（「酒雲能消憂，方此豈不劣」）！《神釋》中，神對形、影解說道：我與你們雖然不是同一物，但又是「生而相依附」的。你們不是看到了嗎？「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壽少夭的都不免一死，賢者愚者都一樣。每天喝醉了酒，或可以忘卻這種死的悲傷，難道酒是催人短命折壽的壞東西嗎（「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影說立善事比喝酒好，誰又為你唱讚歌？過分思慮生死是會勞神傷生的，不如聽憑自然的安排，不要喜也不要憂，要死便死想那麼多幹什麼。這番問答的主題是如《形影神》詩序所說：是「極陳形影（身名）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的。即以玄學自然之道來反駁「形盡神不滅論」。不論陶淵明說的對不對，可以講，他的確是早發范縝《神滅論》之先聲。故陶淵明不是醉得一塌糊塗的，他的頭腦很清醒，比那些為名為利不敢喝酒的名士、高僧還清醒！陶淵明是個真正的玄學高手，也是個全面的大思想家！如此喝酒，才不是醉生夢死！才有深味！誠然，陶淵明也不是沒有接受一些佛學思想，前文說的「心遠」、「心凈」就是《維摩詰經》中的精華。在「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飲酒》其三）」；「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飲酒》其三）」這些詩句的字裡行間有莊周夢蝴蝶、蝴蝶亦夢莊周的宣意。同樣也有維摩詰那「是身如泡、如沫、如焰、如電、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十大名喻」的法味。維摩詰是不主張戒色戒酒的，慧遠的什麼「三報論」、「形盡神不滅論」是什麼玩意兒，破綻百出，還要假惺惺地叫人戒酒！所以陶淵明與他合不來，倒是與這位天竺維摩詰有隔世神交了。陶淵明半生中愛酒、嗜酒。但酒精沒有使他喪失純潔的心靈，更沒有喪失清醒。在他最窮喝不起酒的時候，他可以去向故老乞酒（如《乞食》所寫），可以開玩笑地說要戒酒（《止酒》詩所詠）。老朋友顏廷之送2萬錢，他收了，但都送到酒家，以便隨時可以盡酣；然而檀道濟在他貧病交加的時候，送來高粱、臘肉，他卻扔了出去，陶淵明討厭他說什麼「今子幸生文明之世」（時在公元426年，晉亡宋立）的話，不肯吃這「嗟來之食」。陶淵明和阮籍一樣，也是有一雙看了叫人哭笑不得的「青白眼」的。入宋之後，陶淵明才改名為「潛」的。劉裕屢次下詔征他，陶淵明不但置之不理，還寫《述酒》詩隱罵這位皇帝。詩文較長，不再引用了，且引一段前人註解：「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蘭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禕，使酖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葯，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而以述酒名篇也。（《陶淵明全集》湯注）」原註：「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儀狄、杜康，古代善釀者，酒由儀狄造出，再由杜康潤色。陶淵明就此傳說為喻，說桓玄篡位於前，劉裕弒君於後，晉朝終於滅亡。桓玄鴆殺司馬道子，劉裕鴆殺晉安帝，都是用的毒酒啊。所以陶淵明以述酒為題，以「儀狄造，杜康潤色之」為題注；這火性如此之烈，把兩個野心家一起罵了，嘿嘿，這聽的人還不一定能回過味兒來呢。若是陶淵明能做到庾純那樣的高官，說不定也會在大宴上公開罵座。魯迅先生說陶淵明並非渾身肅穆，而有金剛怒目，大概不專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一句詩吧？酒既有這麼大的妙用，可以安身、可以解憂、可以悟理、可以罵人、可以隱逸，所以陶淵明至死也沒有拋棄。在他自擬的輓歌中：「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其一）」；「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其二）」；人將死，其言真。陶淵明不負酒，酒也不負陶淵明。在「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的對立中，這位靖節先生的人格就這樣突現出來了。如此想來，世人說「難得糊塗」，未必是一句完全消極的話啊。陶潛的詩缺酒不可，陶潛的詩無酒亦不可。詩酒相濟，才各臻其美。忽想到元代馬致遠「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道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數語，差可探近淵明的胸懷！[mp=500,66]http://www.chinakongzi.com/2550/music/download/guqin/meihua3n.mp3[/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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