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梨」的衛道士孔融和不馴服的藝術

　　歷史上有很多故事，隨著歲月變遷而越來越長；有的故事卻刪繁就簡，越來越短,短得近乎微不足道。比如大名士孔融的故事，在他的時代也許能說上三天三夜，但後來在我們的印象里，就只剩下這幾個字：融四歲，能讓梨。而今可能連這也被簡化，變作我們這個讀圖時代一種抽象畫：一個萌小孩與一顆碩大的梨子並峙而立。這不無荒誕的形象，作為存在的唯一證據，在向它的偶然路過者，昭示其內部某種隱秘的聯繫，以及一段被反覆講述而日漸稀薄的歷史，聽者的慾望，述者的企圖。

　　他闖入或被拋入——權力的漩渦 

　　他冒然闖入，像一頭淘氣的小象，攪亂了彬彬有禮的名士的世界，讓歷史現場變得杯盤狼藉。這一日，清議士大夫集團的領袖人物——河南尹李膺，正在會客廳中與他高貴的賓客們品評時政、褒貶人物。

　　孔融，那個四歲就懂得讓梨的萌小孩。同時他也是觸犯禮法的冒失鬼，狂詐浮艷的讀書人，不達治務卻譏笑當朝的官員孔北海，斯文隕墜的年代裡聖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文舉。

　　當然現在，他只是一個年僅十歲的無名小卒，被門子擋在門外。但他說，我是你們李大人世交的子弟。此時李膺正在撫摸自己的羽毛。他從不隨便和誰來往。他的會客廳中往來無白丁，談笑有鴻儒。他不無好奇地叫人把孔融放進來。儘管他知道並沒有什麼孔家的世侄。

　　但孔融信誓旦旦地解釋了他的身份。你祖上是李耳先生，我祖上孔仲尼先生，二先生同德比義，互為師友，因此我與你就是累世通家。孔融語出驚人，讓李膺不得不承認，他喜歡這個放肆不羈的小子。但據《後漢書》的作者范曄說，孔融這次拜訪的主要目的是，檢驗一下李膺是否浪得虛名。

　　隨後來到客廳的太中大夫陳煒對這個小孩很不服氣，他因為刁難孔融而被歷史銘記。他嘲諷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完美地回擊他：「聽你所言，你小時候一定很聰明哦。」名士們哄堂大笑，陳煒則一言不發。當然，一個小孩的狂放無禮是有趣的，但一個成年人如果還是如此，就讓人笑不出了。

　　長大後的孔融對人說，父親對於孩子有什麼親情？不過是一時性慾發作；母親對於孩子有什麼親情，不過是寄寓在一個容器中，生出來就沒關係了。這時名士們就坐立不安。當然，范曄同時也實錄了十三歲喪父時的孔融：他悲傷地需要人扶著才能站起來。

　　在這次會見上，李膺對孔融道出了「高明必為偉器」的評價。這評價舉足輕重，因為這是清議之風最烈的年代，知識分子要出人頭地，干進求祿，必須得到重要人物的點評，從而獲得被推薦入仕的機會。清議領袖李膺的這句推薦語足以讓孔融一舉成名，更積攢了以後馳騁官場及學術圈的資本。

　　然而孔融似乎無意做官，當他漸漸長大，官府多次徵辟他都拒絕。這時我們不得不提到一個人——張儉，正是這個被邪惡的法律所驅逐的正直的人無處藏身，才讓孔融第一次直面權力的面孔。這年孔融十六歲。他在兄長孔褒外出的情況下，自作主張地收留了罪人張儉，引來一場牢獄之禍。後者因為彈劾宦官而亡命江湖，很多士大夫寧願家破人亡也一定要收留他。

　　孔融和他的哥哥孔褒由此被官府緝拿，兄弟二人爭相承擔罪責，連上年邁的孔母，上演了一門爭死的傳奇。輿論對這一案件的高度關注。直到皇帝的詔書下來，定了孔褒的罪，才算稍稍告一段落。但這件事的惡劣影響卻在不斷蔓延和擴大，它加速了以李膺等人為首的士大夫集團和無權無勢的皇帝及其脅迫者宦官們的最終決裂。終於在當年（公元163年）釀成一場波瀾壯闊的「黨錮之禍」。

　　十六歲的孔融，就這樣被拋入到權力的漩渦之中。從此他作為清議勢力和皇帝宦官集團，主持正義者與操持邪惡者，主張名教者與崇尚自然者各方角逐的一枚棋子，被肆意挪動著。兩次黨錮運動的血洗讓士人集團滌盪殆盡。親歷這一切的孔融第一次感到一種事關政治正當性的精神危機。

　　無計可施的老實人，又憤憤不平 

　　據說在科舉制發明之前，中國有一種說法，即士大夫非天子所命。也就是說，地方社會通過清議的方式向政府推薦賢能，代表他們治理國家。但黨錮運動使天子把地方社會選出來的代表拋棄了。這意味著這個政府的正當性值得懷疑。失去仕進之路的士人們由困惑而痛苦，由痛苦而狂狷。

　　作為清議力量的遺存，孔融成為這困惑而狂狷的代表。他終究還是出仕。不做天子的官，不做老百姓的官，而向諸侯求施捨，向何進、董卓、曹操這樣的大權在握者屈身。但他昂首舉報貪污者，接連不斷，以至於上面感到惶恐，叫他不要太認真，但他並不打算妥協。

　　何進的下屬決定雇劍客追殺他。因為何進為士大夫報了仇，加官進爵舉朝皆賀，獨他不來。不來也就罷了，但他是司徒楊賜府上的，他竟然奪走楊賜的拜謁帖子憤然離去。這讓何進及其門客感到羞恥。

　　好在他有名望。一個人有名望就意味著他不是一個人，他的背後還站著一個信任他的群體，還有一套站得住腳的價值體系。一位門客這樣向何進分析形勢：殺死孔文舉將導致四方之士引領而去，不如反過來以禮待之，讓天下士人知道大將軍恩澤浩大。

　　他於是又做了何進的官。但沒幾天他就撒手不幹了，因為討厭一個叫趙舍的官員。不久，董卓來了，帶著他那虎狼之師一路燒殺搶掠，從西北趕到京師，廢立皇帝，又召見孔融，希望孔融給朝廷提點意見。但孔融卻一直在談論匡正之言，又反對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

　　他簡直沒有一句話是董卓想聽的。董卓只好把他打發到黃巾軍鬧得最厲害的北海郡，希望借刀解決他。不過這一次孔文舉倒是謀了一個實差，從此成了孔北海（因其治郡有方特送此名號）。他也把這段經歷看做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裡大幹了一場。

　　他一方面致力於組織一支雜亂無章的隊伍，日夜操練，且「馳檄飛翰，引謀州郡」，把聲勢搞得比袁紹和曹操更猛，似乎他馬上就除掉亂黨。但據說後來他的老婆和兒女被袁譚虜去的當日，他端坐城樓，漫卷詩書，談笑自若，而城下箭矢如雨，矛戈相接。明朝人楊維楨特地為此寫下打油詩:孔北海，儒亦迂。妻孥已屬青州牧，流矢幾前猶讀書。

　　另一方面，他設學校，彰儒學，還請來了一批博學鴻儒共謀大業。但司馬光的說法是，「好奇取異」，啟用一批「剽輕小才」。作為一位有仁心的治理者，他救濟那些飽受戰爭、饑荒和瘟疫之苦的人們，還為暴屍荒野的「游士」具棺殮葬。但劉宋的文論家劉勰說，「孔融守北海，文教華麗但沒有什麼實際的道理」。

　　他的治下，凡有一技之善的草民或者未曾謀面的孝子，他都要大力禮遇和推崇。但為了租賦征繳的問題，他在一個早上殺了五個督郵。對此，司馬彪認為，「孔北海自以為智能優贍，當時豪俊皆不能及，然奸民污吏，猾亂朝市，也不能治。」張璠則直接否則了他所作的一切：「在郡八年，僅以身免。」

　　儘管一千多年來人們津津樂道於孔文舉的風度、面子以及他的一敗塗地，但他的聲望在當時還是傾動四海。有一次，他的兵就要打完了。他不就近向曹操或袁紹借兵（他堅信這兩個人以後肯定是亂黨）。反而幾經曲折向劉備求救，把後者搞得受寵若驚，大呼「孔北海竟然知道天下有個劉備！」

　　他的身上的確凝結著一種道統神聖性和政統合法性的倫理政治主題。而東奔西竄的劉皇叔——漢帝國「理所當然」的繼承者或撥亂反正者，他的受寵若驚恰恰呼應了這一主題。這個故事也昭示我們，他並非一個離經叛道者那麼簡單，他可能更像是魯迅說的，一個憤憤不平又無計可施的老實人，一位真的衛道士。

　　衛道士之死 

　　衛道士孔融試圖以一己之力阻止如走馬燈般的亂世來臨。但范曄這樣寫道：「志氣高，護正統；才能少，想法多；最後什麼也沒做成。」

　　然而他的確在努力。他維護他心目中那個禮教——以文化俗，以德塑人，以禮確定人倫秩序，以樂形成精神人格，不求諸外界之宗教刑法，僅立足於人的自我技術之發展而成就一個文治蔚然、溫順相親、各就其位的世界。

　　孔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三帝五王以來的君子之道，如今卻被霸佔、利用、褻瀆，淪為權力的玩偶。他悲傷地嘆息他所在這個世界：「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布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曹孟德挾天子令諸侯，將漢獻帝安置許昌。孔融以及更多的士人趨之如騖，不管這「安置」是場權力的遊戲，還是重整綱統的契機，他們都說服自己，要充滿希望。

　　漢獻帝倚重孔融，每逢朝會就請他「引正定議」，也就是拿出漢家名教治天下那一套，議定國是。不過大多數人認為他不過是徒勞無功。有時他也要和天子較量一番。比如天子要給他的使節馬日嘽加禮厚葬。（這位欽差大人在出使地方的時候，遭到袁術的輕侮，羞憤而死。）但他認為，欽差蒙羞是嚴重失職，加禮違反春秋大義。

　　此外，他還反對恢復肉刑，反對禁酒，並不遺餘力地引經據典，要求擴大天子直轄區，減少諸侯權力。這些都讓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出類拔萃的反對者。

　　公元208年，反對者孔融，儼然以衛道者的角色走上斷頭台。他終於成為一個舊王朝的也是一個舊時代的陪葬品。但這個時候人們似乎忘了他說過的那些擾亂人倫的話，忘了曹操怎麼說他狂詐與浮艷，只記得他是孔文舉，斯文隕墜的年代裡聖人孔子的二十世孫。

　　這使得他的死具備了某種崇高的意義，因為神聖被凌辱，也因為他的死象徵著儒家政治神聖性在漢末的最後淪喪。如清人王夫之所說：「孔融死而士氣灰。」他的死比之「黨錮運動」之血洗更讓士人沮喪。

　　另一方面，站在閃爍著光芒的屠刀之下，面對睽睽眾目，他的死在歷史的敘述中不再是手起刀落的簡單過程，而成為一個被反覆追憶和重構的痛苦的儀式。那無所不能的權力在死亡面前陷入疲軟與無助。除去剝奪那些不馴者的生命，權力不能再進行任何征服。因為它在塵世的統治被另一股更為強大的力量所解除，即死亡。

　　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做到了「臨白刃而正色」。而在大文豪蘇軾看來，這「慨然有烈丈夫之風」。他的妻兒比他也毫不遜色。衛兵來收補他們的時候，女兒七歲，兒子九歲，他們正在對弈，保持著臨危不懼的風度。人問他們何以做到這一點。女兒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兒子說，倘若死了能見父母，正是所願。

　　人們傷感於這一家之死，同時也迷惑於他們引頸就戮的罪名——謗訕朝廷、不遵朝儀、唐突官掖、跌蕩放言。這些罪名放在一個民主時代很值得研究。但我們的學者似乎更願意研究他的必死。說他不懂權變，說他書生謀國，說他狂悖無禮，咎由自取；於是乎證明他根本名實不符，還逞強侮慢，終於命喪權奸之手，實在必死。

　　這些了不起的研究一點也沒錯，但大家似乎忽視了這樣的命題，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無論在專制時代和民主時代，都無可避免地遭遇與權力的衝突，面對後者的強大和汗漫，一個渺小的人應該如何選擇，如何保持自己的觀念和存在？

　　不馴服的藝術 

　　「世人總是被名聲迷惑，卻不去以名核實，不知道孔融有多麼的狂妄和狡詐。」魏武帝曹孟德這樣說。

　　後世君子們記錄了多條孔融的「狎侮太祖」的罪證。最著名的一條是，太祖打敗袁紹把袁熙的老婆甄氏賞給曹丕，孔融寫信給太祖說：「我想起當年周武王把妲己賞給了周公的事。」太祖於是很驚訝，擇日當面詢問典出何處，孔融說：如今想來，想當然耳。還有一次，太祖北征烏桓，孔融又跑去為三軍壯行，他說：大將軍遠征海外，別忘了當年肅慎沒有進攻楛箭，丁零還偷了蘇武的牛羊，這次應該一併懲罰了。

　　其實，他並不是非要和曹操作對，他真正要反對的是勞師而征伐遠人和奪人之妻，因為這會破壞他理想的政治和人倫秩序。

　　人們無法理解他，他也無法理解他所在的世界。

　　他不明白也不會明白為何大道凌遲。他所篤信的名教治國——以名核實和禮制界定等級秩序——卻因其粗放、簡單、非法治化的政務操作導致了名不副實、正邪顛倒的權力格局，終究促成國家的崩潰。而那套把「服從」隱藏在孝的名義之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是取士官、樹楷模、獎美德，樹立名教樣板的治理理念，最終也造成循規蹈矩、亦步亦趨，創造力枯竭和個體湮滅的社會。

　　他只能更家狂狷且孤獨。據說他常常獨自啜飲，懷念死掉的老朋友蔡邕，甚至不惜製造一種狂迷的百日夢，讓貌似蔡邕的人與他對飲，以慰藉他的伯牙子期之恨。後來他盛讚禰衡是「顏回復生」，禰衡則高呼他是「仲尼不死」，彷彿天下讀書人僅此二人。他頻頻寫信給曹操，說禰衡是齊麗之觀、非常之寶、寶馬良駒。然而禰衡卻在公堂上裸著膀子上擂著鼓羞辱了曹操，不久禰衡就被轉手除掉了。一千多年後，清人謝章鋌這樣寫道：「孔融四海，難覓新知。」

　　他的身上既存在著衛道者的忠誠和守舊，又存在著離經叛道者的懷疑和打破。他懷疑他曾經篤信的東西，但又找不出新的道路。他以一個狂者的形象進入歷史，挑戰既有世界的秩序，觸動其背後的規訓與懲罰。他的身上雜糅著難以把握的不規則性和不可理解的非理性。這給他的時代造成了衝擊，也衝擊了他自身。

　　最後的日子裡，他寫道：「門庭若鬧市、樽中酒不空」。他常引此為人生快事。有識之士卻看出，「才疏意廣終無就，已兆清虛西晉風。」縱酒狂歡的背後是普遍空虛而痛苦的魏晉之風。在《絕命詩》中他這樣吟詠：「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這同樣是晉人式的生存焦慮。

　　毋庸置疑，他終結了一個時代，又開啟了另一個時代，自此，人從群體中現身，嵇康、阮籍、劉伶……陶潛一個個由龍性難馴的個體，開始把目光從原來緊盯著的政治移開，他們談心性、論生死、崇自然，嘗試審美化人生，探索權力之外的可能世界。歷史由此邁入「人的覺醒」時代。從這個角度說，他那些驚世駭俗的失敗，卻造就了一種「不馴服的藝術」，一種建立在審美基礎上的、針對一切以壓迫生命為宗旨的政治而進行的反叛的藝術。

　　然而人們終究忘記了「始作俑者」孔融。他們更願意追溯那個溫順而謙卑的讓梨小兒，一千年多年以來他們反覆講述且多加繁衍。其中四歲的孔融被這樣詰難：

　　作為弟弟，你說拿小的是「法當取小」，但與此同時，你也作為哥哥拿了小的，這不是陷弟弟們於不義嗎？

　　人們認為孔融是這樣說的：對於弟弟們，我還是拿小的，這是愛護。

　　這已不是萌小孩孔融。這是左右逢源，虛偽自私的成人技術，是重陰謀而輕陽謀，重服從而輕反對，重機變而輕誠懇，重規訓而輕反叛的那個中國，是我們要拋棄的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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