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點│嚴華銀:「高分時代」:中國語文的困境和出路

近來,先是北京,繼而上海,接著江蘇等省,頻傳語文高考「加分」的消息。語文教學領域,先是高中,接著初中小學,也都歡欣鼓舞起來,以之為一件大快人心的創舉。有人甚而至於認為,語文教育的春天終於來到了。

  

春天之論雖然有點衝動,但這種喜悅卻不是所來無由。經歷過這樣的世紀初葉完整的語文教育過程的人,經歷過如此過山車般動蕩和折騰的語文人,都會或多或少難免有如此情緒的波動和變化。所以,我還是把這稱之為語文教育的高分時代,或者簡言之「高分語文時代」。

  

這許多年來,語文教學經歷了既波瀾壯闊又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

 

 

世紀初啟動的課程改革,以理論引領,理念變革為先,試圖通過意識和思想的變化來拉動教學行為的轉變和進步,從而促使如堅冰般的應試桎梏的鬆動。語文教學領域,大量語文人艱辛開拓,從語文課程標準的研製、語文新教材的編製,到語文教師的培訓,語文教育實踐一時也呈現出比較激動人心的氣象:比如,模式多了起來,優秀老師們自成一家、立宗立派的意識強了起來,教學的生氣、課堂的新氣象一時令人目不暇給。當然,這一過程也伴生出諸多矛盾和困惑。新理念、新策略、新方法難免與傳統教學之間有衝突,以能力和素質立意的教學與以知識、技術立意的課堂應該有著本質的區別;而現實教學評價和考試改革的嚴重滯後,又特別加劇或者延長了這種衝突必然產生的陣痛。尤其是某些語文新理念陳述的含混和模糊、操作中的無序和迷亂,更造成了不少亂象。比如,課標中對於「人文性」的強調,對於「情感、態度、價值觀」的重視,尤其是與之相應的語文教材編寫中「主題單元」體例的「風行」,以及其他種種人為因素——包括評價在內的諸多因素的助推,語文課堂一時思想堆疊、政治泛濫、精神充斥。2011年,經歷漫長孕育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正式頒行,對於前述的諸多教學亂象,確乎有撥亂反正、矯偏救失之功效。從現實看,近年來的語文優秀課評比中,語文教學開始沉靜,開始理性,開始反思,開始回歸,有人認為,照這樣的態勢,如果語文教材順應其步履,也能淡化所謂的「主題」的編寫思路,也許語文教學可以越走越平穩,越來越走向正確的軌道。

  

但是,這十餘年來的諸多問題,帶給語文教學的影響已經十分深重。語文老師中對於語文教學的自信和自豪已然不是很多,學生中對於語文學習的熱情和興趣可以說越來越弱化。既因為語文本身知識體系的缺陷,也因為畸形的應試,孩子和家長視語文學科為可有可無,——既不比數學,更無法抗衡英語,已不是個別和偶然。我們辛辛苦苦地耗費巨資,改了這兒,變了那兒,上下左右,天翻地覆,可以說「上窮碧落下黃泉」,以為語文教學必可以挽大廈於將傾,起八代之既衰,可是結果呢,我們自己將自己幾乎逼到了牆角。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久前,參加語文教育家洪宗禮語文教育思想研討會,與會的一位國內著名的語文教育專家沉痛發聲,他的大意是,實際上,從課程規範角度看,語文學科現在看來還不能說是一門名正言順的課程。有人甚至「斷言」,在現實背景下,假如沒有考試科目和範圍的約束和限制,沒有傳統的主要學科和次要學科之分,沒有必修和選修之別,允許我們的中小學生真正自主選擇課程,那麼,語文會處在一個怎樣的地位,實在難以預測和評說。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各地出台或者陸續出台的語文加分政策,再配以英語學科「水平考試」的「降格」,這對於中國語文——我們的母語教育,對廣大語文老師,自然是一個相當大的「利好」。

  

一、高分帶來的語文「利好」

  

在我們的傳統中,什麼叫重要?重要就是在上者重視,重視就必須要有量化和物化的「附加值」,而且,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這樣的重視和附加,帶來某一體系和行業的「繁榮」,幾乎是沒有什麼懸念的。

  

教育同樣如此,我們的主、副科的概念,我們的考試和非考試學科的概念,實際上,一經確立,立馬敲定了各自在學校、教師和學生乃至學生家長心目中的地位。當年,語文和數學學科高考中的加分,也是很長一段時間內語文課程地位較高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實際上,加分政策影響面最大的是社會和家庭。在這樣一個生存壓力普遍「重大」的社會,整體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百姓群體,對於教育的認識和理解幾乎全憑直覺和政府的指令。應試導致的對於學科分數的無窮盡的追逐,讓在分數的競技中全無優勢的「語文」——不是以知識的系統性見長的學科一天天運勢式微,容顏盡失。較大幅度的加分,使得在不論什麼級別的考試中,語文的砝碼加重,於是單獨從分數的角度看,語文學科分數與總分的高相關度,語文分數對於同學間成績名次的決定性作用,都讓家長不敢輕言無所謂,隨意放棄。這就在全社會營造出了一種語文真的重要的濃重氛圍,這一氛圍對於今天的中國語文真是太必要了。

  

它直接帶來的是學習主體——學生的變化。在最為實在的分數面前,學生和家長是無奈之下的「聯盟」。孩子想發展自己的個性和特長,但是家長曉之以利害,加上其他學科老師的「呼應」,到最後孩子不能不為分數而折腰。如今,語文學科爭取分數的「劣勢」終於因為忽然的「增量」被部分抵消,家長的改變自然帶來學生的改變,也許不久我們都會欣喜地看到,孩子校內外的閱讀,孩子用於語文學習的時間,都將迎來歷史上的最好時期。語文老師的理直氣壯必然重重地影響孩子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學校管理者教學決策的調整。在學校以應試為主要教育價值取向的情境中,是否是考試學科,每一學科佔分高低直接決定學校課程設置和學科地位的層次,也直接決定了老師和同學對該門學科的重視程度,甚至還決定了這一學科老師在學校中的地位。這許多年來,應試逐漸加劇,語文在分數競逐面前的劣勢越來越彰顯,語文課程和語文老師在教學決策者眼裡地位的下降幾乎就是不由分說的。無論你如何拿「母語」高度、文化文明傳承的價值甚至愛國主義精神境界來說事,在殘忍的「分數」淘汰率面前,都顯得異常蒼白無力。加分自然影響決策,決策自然影響學校中的資源配置,比如課時數、上課時間的選擇,比如學校中管理者對語文老師的尊重和禮敬。

  

這些也自然帶來語文老師精氣神的變化。在以考試分數作為學科價值、地位唯一衡量指標的教育體系中,能否幫助學生用最為簡捷的方式獲取最好的分數可以說是衡量老師優劣的重要依據。這也可以說是現實中國基礎教育的「叢林法則」。不「信其道」又何以「親其師」?我曾經這樣描寫部分地區高中語文老師的生存狀況,是「學生不崇敬、家長不待見、校長不在意、自己不自信的邊緣人、零餘者。這與歷史上曾經的區域文化高地、學校核心和靈魂的語文人不可同日而語」。今天,伴隨著高分而來的「餡餅」好運,語文老師在社會、家長、學校管理者和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水漲船高,語文老師自然會因為這些外在因素而重新逐漸找回迷失既久的自信、尊嚴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慷慨豪情。

  

這些對於現實的中國語文教學,真的是太重要了。這些變化,因為分數增加而帶來的這些變化,從有形到無形,從有限到無限,是打氣,是提神,是一次力推,是一種造勢,從這一角度而言,說語文教學的「黃金」時代即將到來,我想應該是不為誇張的理性期待。

  

二、高分消除不了的語文「霧霾」

  

但是,「即將」畢竟不是「必將」。如果說語文真的進入了「加分時代」或者「高分時代」,是否「高分」必然帶來語文教育教學發展的「高速」呢?

  

這顯然不是一定的。因為加分和高分,不過是決定語文教育發展的一個外在的因素。儘管在教育的逐利特點異常明顯的今天,儘管這些因素嚴重製約著語文教學的生長和發展,甚至對語文教學的主體產生了致命性的打擊,但是如果我們以為只要這些外在因素改變,只要語文教學環境調整和變化,就一定能帶來語文教學的進步和繁榮,這又是異想天開。

  

在外部環境因素利好的背景下,我們最要研究的是語文教學內在的制約因素。這一方面是因為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另一方面是因為只有內因與外因聯動、協調,事物才能獲得穩定、和諧的發展。今天的語文教學尤然。

  

縱觀這許多年來的語文教學改革,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恰恰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在語文教育理念和實踐方面的諸多搖擺和混亂是語文教育發展的最大的制約。

  

語文是理念最多的學科,從「語文」概念內涵的混亂,到工具、人文性質的不定,直至發展到今天,語文幾乎成為基礎教育口號最多、流派最多的一門學科。這紛紛表現在專家學者的口頭、課程標準的陳述和一線老師的實踐中。也許有人以為這是「繁榮」,我則以為這恰恰是一種不成熟、不穩定,甚或是無序和混亂。

 

 

語文是內容最豐的學科。從重視知識進而升格為能力和素養,這無疑是一種進步。而從語文本身延伸至「人文」,並且恨不得將所有與人文相關的所有主題、思想和政治內容全部囊括,一股腦兒灌輸給學生,語文學科變成人文的百寶箱。這究竟是語文的富有,還是學科的泡沫呢?

  

語文是教法最善變的學科。很多人說,現在不少的語文課看不懂,既不見語,也不見文,只看見訓練的機械,小組的熱鬧,招數和花樣層出不窮。一些資深的語文老師越來越感到語文課不會上了,學生不會教了。花、空、玄乎、忽悠,成為有些表演型語文教學的典型特點。

  

高分時代,「亂花漸欲迷人眼」,更需要我們保持警醒,關注、深入研討並致力加速解決語文教育的這許多深層次的問題。

  

三、問題解決的思路和策略

  

在現實語文教育空前利好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致力於下列自身問題的研討和解決。

  

第一,整合舉國語文教育專家之力,以語文課程的性質和目標的準確定位為突破口,構建從標準、教材到教學的語文教育新體系。

  

我覺得這許多年來圍繞語文的爭論和研討,步入了一個怪圈和誤區,不管爭論得天翻地覆,最後都必得定於一尊。也或者不管有多少不同意見,最後都得尊奉一個標準。而且,我們的很多研討,要麼是針對課程標準的,要麼是針對教材的,要麼是針對教學的,要麼是針對測試和評價的,很少見到將語文課程的諸多環節和問題整合起來做出綜合性思考和整體性解決的。

  

這就造成了語文教學領域的很多不正常現象:一線老師遇到教材中的問題,課標專家會回復你,這不是我們的事;問及考試評價的問題,教材專家會說,不是我們的事;問及課標問題,考試命題專家也會說你問錯了對象。三四匹馬共拉一架馬車,讓車上的車夫手足無措。這種現象迄今數十年間並不見有多少改善的跡象,實在是語文教師的無奈和語文教育的悲哀。

  

假如我們有教育行政部門或者相關機構組織協調,組建一支強大的精英團隊,那麼就可將語文課程建設作為一項國家工程,整體設計、系統研究,從語文課程的目標性質「上位」頂層設計起,一直到語文教學、評價的「下位」止,打通學段,一以貫之,整體規劃,協同「作戰」,是不是可以帶來語文課程的「鳳凰涅槃」呢?這其中當然需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徵求意見,求同存異,多元並舉。比如說,對於不同的語文課程定位主張,就可以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主張一致的「同志」各自組團,自成一家,各自研編,最後形成語文的不止一種的課程成果。實際就是多年之前早已提出的「多標多本」。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實際是數十年間第一份有關未來全面改革的頂層設計。亂象叢生的語文教學已經到了必須集國家之力頂層設計並鼎力推進其課程建設的時候,我們應該從傳承中華文化、弘揚主流價值、培養國家精英和民族未來的高度來認識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讓原子彈爆炸、航母下水、飛船登月,我們更應該讓母語教育在國民教育的體系中有與國家和民族相稱的地位。

  

第二,發揮語文課程標準研製專家的優勢,以語文課程標準的權威「解讀」為突破口,全面梳理並準確闡釋課改後出現的語文教育新理念,幫助廣大語文教師正本清源,找回幾近迷失的語文家園。

  

語文的思想、理念風起雲湧,語文的口號、流派爭奇鬥豔,本身並無不是。但一旦陷入模糊、含混,令人莫衷一是、莫名其妙,甚或偏離或者背離語文的軌道,而又仍然自以為是,那就令人恐怖了。語文課程標準歷十餘年之功,又苦心打磨、修訂,如今已「新鮮出爐」,理當稱道。但一線語文老師究竟有多少人以之為「案頭必備」,遇疑難必作「請教」的呢?為什麼如此?老師們說看不懂。為什麼看不懂?其中的名詞、術語、概念太多了,許多表述太過學術性、專門化。這裡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課程標準究竟是給誰看和用的?我以為一是給編寫教材的人看的,一是給按照標準使用教材進行教學的人看的,且主要是給後者看的。而廣大的中小學語文老師,其本職是教書,不是研究,要求他們與大學的課程論專家一樣精研理論,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恐怕不太可能也沒有必要。現在的標準,大概教材的編者看懂是無疑的,而絕大多數老師是無論如何憑一己之力或者小團隊之智所難以參透的。有人說,不是有課程標準的培訓嗎?實際上,培訓是永遠不可能解決教育教學的所有問題的。試想,兩三個專家都來解讀語文課程標準,其中的那麼多的理念有誰能保證各專家的理解完全一致呢?果如此,培訓的結果還不是模糊著進來,更加糊塗著出去。

  

是不是可以舉語文課改專家之力,對於課程標準做出權威的解讀?比如,工具性、人文性、兩者統一;比如知識、技能,過程、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比如自主、合作、探究等等。如此以正視聽,就可以讓偽專家遁形,假理論消失,違背規律的所謂理念、口號和模式有所收斂。而廣大語文老師便不必再惶恐「不知聽誰」的,而可以定下心、循規律,按照自己的認知和理解,靜靜思考、漸漸領悟,從而實實在在地教書了。

  

第三,就語文課程的價值而言,以釐清「語」與「文」、「教書」與「育人」的關係為突破口,走出空洞說教的人文教育誤區,回歸語文的本位和本真。

  

空洞無物幾乎是任何教育的大敵。但語文教育很奇怪,從「文革」的政治說教中艱難走出,走過一段近乎「語文」的正途,很快便又跌落「人文說教」的「空谷」。課程標準中「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追求又與之「呼應」,越加助長了這種勢頭。而一般老師的誤解和在語文課堂中比較刻板獃滯的「演出」——較多地表現為高言大詞的渲染和鼓噪,更是讓這種所謂的人文教育逐漸墜入誤區。我覺得,這一切與我們少數人對於「育人」的理解錯誤有關。學校「育人」,尤其是學校一般課程之「育人」,不應該是傳統意義上的「教學」,而應該是「培育」,即「熏染」「影響」和「感化」。正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所言:「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游,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①由此而言,「教」不是「育」,言說和指令更不是「育」,做給被「育」者看,讓被育者自己去「悟」,才是真正的「育」。所以,「人文性」價值的實現靠的是語文教學文本內容自身的人文魅力、語文教師的行為舉止、神情態度、待人接物中漫溢出來的人文情懷,對每一同學的潛移默化、熏陶漸染。就此說來,語文老師人人都應該成為人文教育的活的「課程」。

  

釐清了這一關係,沉下心來,研讀文本,始終圍繞語文知識、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來進行實實在在的教學,才是語文教學。如此,才可能有教學的活色生香,才有貼近學生身心的關於語文的真學習。

 

 

第四,就語文教學而言,以釐清「學」「教」策略及關係為突破口,進一步明確語文老師課堂中的角色定位、職責和使命。

  

以「人本」和「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課改,強調學生主體、學習中心、自主發展,當然正確。但是,許多過分的解讀和極端的操作模式卻將課堂原本美好的師生教學關係搞得混亂無序,很多語文老師在課堂中無所適從。就「學」而言,假「合作學習」之名而行的「小組學習」在現實的課堂中所向披靡,而個體「自主」和老師的「主導」則全都成了點綴和陪襯。

  

學習需要「小組」,需要「合作」,但就正常的學習個體而言,這些不是主要的學習方式。主要的學習方式還應該是「自主」。在一個相對獨立的時空,靜讀慢念,沉思默想,才可能有自己的個性解讀;一個長期總是在「組織」中的學習者,何時能有自己的見解和思想呢?而不論是學生自主的閱讀學習,還是小組中的交流討論,又怎麼離得開老師的「引導」呢?以為通過學生的互動,就可以解決學習中的所有問題,這是片面信奉「建構」的教條主義者的「空想」。就實際看,學生的自主和小組,可以解決語文教材中的部分問題,而其所能解決的,往往是知識性、較淺層次的能力性問題;其解決的路徑也往往是資料查找和少數學習優秀者所獲答案的共享。深層次的語文問題、能力和思維問題,還是需要老師講解、分析、點撥和指導的。

  

我以為現實的語文課堂,已經由當年的「滿堂灌」「滿堂問」轉而為「滿堂放」了。放任學生選「點」,放任學生評說,而對其結果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糾偏,不訂正,聽之任之,已是很多課堂的常態。老師呢,不敢講,不願講,不會講。這實際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虛無態度。講,是語文老師的基本功。講在當講之處,「告訴」必要的背景和知識,「示範」閱讀的經驗,「點撥」寫作的思路,「展示」自己學習的心得、新見,「指導」語文學習的方法和方向,只要不照搬書本和教參,只要學生喜聞和欣賞,你完全可以講得天花亂墜、寶雨繽紛,講得六馬仰秣、游魚出聽。在語文訓練、應試模式泛濫,課堂小組學習風行的今天,弘揚語文老師的精講之功,並以之與真自主的學習相呼應,當可以有效改善語文課堂的生態。

  

第五,就語文課堂而言,以釐清課堂效益和美感的關係為突破口,重構語文課堂新概念。

  

這幾年,對於語文教學效率效益問題的研究相當深入細緻,而實踐中對於知能訓練的強化則似乎走火入魔,走向了反面。學生之不喜歡語文與此很有關係。現在看來,我們需要從美感的維度研究語文課堂,需要通過培養學生語文審美力來改善課堂,提升教學品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特別提出,改進美育教學,提高學生審美素養。語文課程豐厚的美學內蘊為學生審美力的培養提供了極佳的資源。而語文課堂恰恰應該順勢而為,藉助這一契機實現由片面追求效益轉向有效與審美並進。我以為,就課堂而言,應該在保障效益的同時,充分挖掘和呈現語文知識之美,語文學習過程、方法之美,語文活動內容、形式之美,以及活動過程中語文老師和同學們的語言、姿態、人性、人文之美。這樣的課堂不僅有用,而且「好看」,富于欣賞性。這種審美追求,既是語文課程的「應有之義」,又大大改善了語文機械訓練唯分數是從的僵化和死板,愉悅了學生身心,激發了學習興趣,這又反過來更加促進了課堂效率的提升;尤為重要的是,更加提升了課堂的境界、教學者的境界和語文的境界。

  

有語文老師「危言」,中國語文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雖不免誇張,但我以為是難得的醒世警語。「高分時代」的光臨,誠然可以部分緩解「險情」,但危情之消除則需要全體語文人上下戮力,竭忠盡智,共破這中國基礎教育的「哥德巴赫猜想」。某些宏觀和中觀層面的問題的解決,需要假以時日,需要等待機遇,甚至盼望「有聖人出」;而當下最為緊要的是,一線老師用自身執著的閱讀影響學生的閱讀;以自己科學的「教」帶動學生真正自主的「學」,以自己優秀的審美熏染學生的情操和素養。由此,語文人的形象決定語文的形象,語文人的高度決定語文的高度。由此,我們才能夠匹配於語文的「高分」階段,才會迎來語文教育發展的「高級」「高端」和「高值」時代。

①梅貽琦《大學一解》,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1期(1941年4月)。

(江蘇省教育行政幹部培訓中心 210013)

(原載《中學語文教學》2014年第1期 《新視點》之「高考加分,語文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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