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此刻姚雪垠心馳神往，創作激情倍增。但可怕的政治漩渦正悄悄地向他襲來。先是在武漢有人寫文章批判《李自成》第一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當時武漢市的領導同志因為知道《李自成》不但在北京反響強烈，而且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對此書也大為稱讚，所以市委不同意發表批判《李自成》的文章。到了「文革」開始時，這些人又一次糾集到一起，重新發起對《李自成》的攻擊，他們先貼大字報、小字報，接著便在群眾大會上聲討《李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控訴武漢市委在兩三年前不同意發表批判文章是保護姚雪垠這面「黑旗」。黑雲滾滾，形勢嚇人。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面臨著滅頂之災。就在這嚴重的時刻，毛主席向姚雪垠伸出了救援之手，這是姚雪垠萬萬想不到的。1963年秋天，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後，他和老伴一起到郵局給毛主席寄去一部。一則是表示他對毛主席的敬重；二則也是彙報他這個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小說家做出的一點成果。除此，他不敢有任何一點奢念。至於毛澤東能不能收到？收到了會不會看？他沒多想，只是樸素地表示他對毛主席的一點心意。沒想到三年後，姚雪垠竟因為此舉而獲得救助。那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7月中旬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看到王任重同志列席會議(王當時是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毛主席將他叫到身邊，對他說：「你告訴武漢市委，對姚雪垠要予以保護。他的《李自成》寫得不錯，讓他繼續寫下去。」第二天，王任重即打電話向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傳達「最高指示」。武漢市委立即向進駐文化系統的工作隊作了特別指示，因此姚雪垠未遭到「革命」群眾的野蠻揪斗躲過了皮肉之苦，也因此，《李自成》的原稿，以及大量的藏書和兩萬多張讀書卡片，未被查抄，免遭損壞。在那個動亂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起了關鍵作用，既保護了姚雪垠，也保護了《李自成》。如果不是這樣，不要說寫《李自成》第二卷，以後續寫的宿願會化為泡影。就是姚雪垠能否生存下來，也是個謎！1972年，姚老結束「五七」幹校生活，回到武漢，但又得面對重重干擾和各種難題，有說不出道不出的苦痛，無法坐下來專心寫《李自成》。甚至連已經寫出的第二卷稿子，也不能安下心來進行推敲、修改、潤色。他將面對的現實和重重矛盾，寫信告訴江曉天(系《李自成》第一卷責任編輯)，江建議他給毛主席寫信，姚雪垠也感到現在只有給毛主席寫信，訴說自己的苦衷這一條路了。他知道給毛主席寫信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姚雪垠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萬一這封信落到「四人幫」一伙人的手裡，就會惹下大禍。思前想後，姚雪垠決定先給原來在武漢市委做文教書記、當時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宋一平寫信，問他可不可以給毛主席寫信，有沒有辦法將信直接轉到毛主席手中。宋一平找胡喬木商量，胡喬木在向鄧小平彙報工作時講了這個情況，小平同志許諾他可以轉給毛主席。在胡、鄧的支持下，宋一平給姚雪垠回信，支持他寫信，告訴他有辦法轉給毛主席，並告訴他毛主席患了眼疾，要他用毛筆寫信，字要寫得大些。這樣姚雪垠才決定給毛主席寫信，報告《李自成》的寫作狀況及當前所處的困境，請他幫助。這封題為「上毛主席的信」中有這麼一段感人的話：「這部書共有五卷，估計寫成字數在250萬至300萬字之間，愈往後反映的社會生活愈廣闊，故事也愈波瀾壯闊……第二卷稿子已經寫成將近兩年，約70萬字左右……雖然我寸陰必爭，不論盛暑寒冬，每日凌晨三時左右起床工作，但我已經是進入66歲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遠之感。許多讀者都擔心我會完不成《李自成》的寫作計劃……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這樣大的寫作計劃，不僅需要我自己加緊刻苦努力，更需要黨的切實領導和具體幫助。我多麼希望能夠得到有關部門或機構的具體幫助！……我希望再次獲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李自成》……」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看過姚雪垠的信和胡喬木寫的情況報告後，用很粗的鉛筆在報告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澤東十一月二日從姚雪垠寫信寄出到毛主席批示，共14天。這中間沒有耽誤，毛主席就作了批示，可見毛澤東對姚雪垠寫《李自成》的重視。後來我們曾經議論過，姚老在10月19日發出這封信時，鄧小平和政研室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但胡喬木還是將姚的信和他寫的情況報告一併送給鄧小平。小平同志還是轉呈毛主席，毛主席終於作了批示。如果姚寫這封信時，稍有猶豫，或拖上一拖，不是10月，而是11月發出，那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帷幕就拉開了，不要說鄧小平，就是胡喬木和他的政研室想轉呈毛主席也不大可能了。所以說姚寫的這封信，剛好搭上鄧小平復出後大起又大落之時的最後一班車，這也是姚雪垠的幸運，但胡喬木果斷支持的態度，鄧小平無所畏懼的性格，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中間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不是後來的結果。(摘自《雪垠世界》 陳浩增主編 王維玲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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