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題解(金剛經)

05-31

《金剛經》

　《金剛經》，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意指「無上智慧到達彼岸」。它是大乘佛教般若類經典中的一個略本，漢譯時間要比其他大乘佛教經典稍晚些。後秦時，僧人鳩摩羅什首次將《金剛經》譯介給中土僧俗。此後《金剛經》又被數次翻譯，如北魏的菩提流志、陳朝的真諦都譯過，可見《金剛經》在南北朝時期影響甚廣。但最通行的不是姚秦鳩摩羅什的譯本，該譯本原文不分品目，現通行本將全經文劃成三十二分，全經共計五千二百餘字。

　　鳩摩羅什的翻譯是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以它為分界，在他以前的譯經被稱為舊譯，自它開始的譯經是新譯，故鳩摩羅什的譯經活動標誌著中國佛教典籍翻譯進入一個新的歷史天地。鳩摩羅什是龜茲（今新疆自治區庫車一帶）僧人，祖籍為印度。祖上數代是國相，父親鳩摩羅炎生性愛佛，棄官出家。母親原為龜茲王妹，後來出家為比丘尼，鳩摩羅什七歲時就隨母出家。他曾在當時小乘佛教中心賓，跟從有名的佛師頭達多學習經論，相傳日誦經文千偈（約三萬字）。後來，他在回龜茲途中，在疏勒地方（今新疆西北喀什一帶）開始接觸並學習大乘佛教中觀學派的基本著作。此後他改奉大乘，回龜茲專門宣傳大乘教義，聲譽鵲起，名揚西域。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率兵攻打龜茲，並要求呂光滅龜茲後送回鳩摩羅什。但兩年後，呂光攻佔龜茲並獲到鳩摩羅什時，前秦已因淝水之役大敗而瓦解，於是呂光在涼州自立後涼國。鳩摩羅什隨之滯留涼州長達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間他雖未譯經，但逐漸學會漢語，為他以後譯經打下了基礎。公元401年，後秦軍隊西伐呂涼，涼軍大敗。鳩摩羅什被請到長安，當時後秦國主姚興待之以國師之禮，並於次年請他住長安逍遙園西明閣，主持譯經之事。譯經過程中，鳩摩羅什門下人才眾多，如僧肇、道生等，師生一起翻譯了大量佛教經典，大大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發展。由於他佛學造詣精深，又精通漢語，故譯作質量很高，影響深遠，其中《金剛經》就是他的精品譯作。

　　《金剛經》形式上採用問答式，主要是由佛和佛的十大弟子之一——須菩提的對話，逐漸深入、闡述佛理。《金剛經》最突出之處，在於談論「性空幻有」的佛理，即世界一切事物空幻不實的大乘般若空宗思想。經中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這就是說，人若想成佛，就必須斷絕自身的慾念（我相），斷絕一切社會關係（人相），斷絕對塵世的留戀（眾生相）和對長壽的期望（壽相），也就是要突破人的一切內在、外在條件和慾望，「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這說明凡有相狀的事物，其本質都是虛幻不實的，反映的只是假相，真實的相狀是空、非相；若能達到這種認識境界，便到成佛時。領會這種佛理，那麼如何去實現呢？《金剛經》反覆強調說：「應生無所住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不應執著、系在任何事相上，對一切事相既不執著，又不受影響。「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這就是說：菩薩應當超脫一切相狀，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不應於色產生心念，不應著念於聲、香、味、觸、法而產生心念，只應產生什麼也不著念的心。若心有所滯，就沒找到心的真正的落腳處。這就要求不僅要擺脫外在事相的束縛，而且更要讓內在的「心」地一無所依、一無所系，摒去本能的慾念和對佛法的依賴念頭。正如世尊偈言所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系縛的自由境界只有在對一切法無所拘時才能實現。《金剛經》在強調擺脫客觀事相、內心本能世界的束縛的同時，甚至還強調要否定佛教徒所追求的佛法，「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認為佛並沒有為後人留下什麼特別的說教，如果人們執著於「佛法」，就難以成佛。《金剛經》最後以短偈概括其全部內容，「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即指一切世上現象（包括物質外在世界和人的內在精神世界）都像夢幻泡影、露珠閃電一樣，變幻難測，轉瞬即逝，它們的本性就是空。

　　《金剛經》語言精鍊，飽富佛理。對話的形式親切、自然，貌似漫不經心，實則結構緊湊，絲絲入扣，層層推進，富有啟發性、生動性地闡述佛理。《金剛經》談理善用比喻和對比，如談到佛法，以船筏作喻，佛法應當在到達彼岸後像船筏那樣加以捨棄，這一比喻把抽象的佛理明晰具體化，並富有哲理。又如在談到成佛如何離相時，以佛自己當年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為例說明，「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讓聽者覺得佛不是在空洞的、遠離眾生的說教，而近在眼前。

　　《金剛經》還善用對比來說明佛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止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這樣比較，現出此經的作用，讓信徒深知其妙，從而樂於接受並儘力廣泛傳播，可見《金剛經》本身就具有強烈、鮮明的鼓動性。正因為《金剛經》具有以上寫法特點，所以很受廣大佛教徒喜愛。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般若學與玄學頗為契合，不僅是僧侶階層，便是一般士大夫在清談玄的同時，也很喜歡讀些般若類的佛經，而《金剛經》體現了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中心思想，且又簡明扼要，故而《金剛經》成為眾多人好讀的佛學範本。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社會動蕩不安、戰亂頻仍、改朝換代甚快的特定時期，人們往往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脆弱的生存方式很需要相應的精神慰藉。《金剛經》恰恰宣揚出世思想，讓人們不要拘牽於紛繁複雜的外在事物和慾念龐雜的內心世界，在無所束縛中走向自由的彼岸世界。且《金剛經》認為萬事萬物如夢幻、泡影、晨露、閃電般稍縱即逝，給眾生提供逃避今生今世煩惱、追求來生來世永恆幸福的精神支持點。故而《金剛經》流傳甚廣，擁有眾多不同階層的信徒。

　　由於《金剛經》宣揚徹底擺脫眾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主張虛空出世思想。所以這樣會導致接受《金剛經》教義的世人，在思想上可以藐視當權的統治階級，會覺得當朝帝王並不那麼神聖。在行為上，佛教徒也不會完全馴服地替王權統治者效忠，不再有「致君堯舜上」的儒家積極入世的舉措，更多的推崇不以世務為念，不為王權束縛的自由思想。這樣會對封建統治階層具有某種潛在的威脅，所以在北魏和北周的兩度禁毀佛典事件中，《金剛經》作為一部影響深遠的佛經自在禁錮之列。只因這部佛經流傳甚廣，篇幅短小，便於私藏，故經過兩次劫難仍能倖存。該經在傳播大乘般若空宗方面起重要作用，隋唐之際則直接影響禪宗思想的形成。

　　後世高僧又不斷譯註《金剛經》，如隋代達磨笈多譯的《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唐玄奘譯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收入《大般若經》，列第九會），唐義凈譯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這三種《金剛經》的譯本與魏晉南北朝的三個譯本合稱「金剛六譯」。明代初年南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宗泐和演福講寺住持釋明奉詔注釋《金剛經》，於明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成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這部官定注本，由於用各種古注本進行校對，故對研究《金剛經》有一定參考價值。

　　《金剛經》在北魏、北周均遭禁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