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30年研究述要

　　一、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研究的基本歷程、代表人物及文獻

　　國外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歷史由來已久。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外記者的報道，到六、七十年代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大論戰，無不滲透著關於毛澤東歷史遺產的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側重於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的關係，主要涉及的是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性質問題。對毛澤東歷史遺產的真正研究則始於毛澤東逝世以後。迄今為止，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開始研究階段(毛澤東去世至20世紀70年代末)

　　毛澤東去世後，世界各國學者、人士、政要紛紛發表評論，緬懷毛澤東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做出的貢獻，由此開啟了國外關於毛澤東歷史遺產的熱烈討論。

　　當時，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國外學者、人士對中國粉碎「四人幫」、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都表現出極大的不理解，認為中國在搞所謂「非毛化運動」，修正主義正在復辟。合眾國際社高級編輯史密斯發表的文章，法中友好協會主席夏爾·貝特蘭在國際上頗有影響的《辭職書》，①美國革命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阿瓦基安(BobAvakian)在其著作中的論述，[1](pp.314、315)都持這種觀點。

　　這一時期國外學者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威爾遜(DickWelson)主編的《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鮑伯·阿瓦基安(BobAvakian)主編的《毛澤東的不朽貢獻》(芝加哥革命共產黨出版社1979年版)，鮑大可和拉爾夫·N·克拉夫主編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M·羅素的《毛澤東的思想遺產仍然是中國人民的基本意識形態》(1979)，邁斯納的《毛的中國》(1979)，斯塔爾的《毛澤東的政治哲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9)，日本學者野純一的《中國的迷惑——鄧小平與毛澤東路線》，蘇聯學者康斯坦丁諾夫的《毛主義和毛的繼承人》等等。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國外學者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還沒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這正如施拉姆後來在談及《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一書時所講的：「該書中的許多文章(這一次也包括我的文章在內)在今天看來就顯得像從一個運動著的參照系下拍攝而成的模糊快照。」[2]

　　(二)反思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的功過事非做了客觀評價。之後，《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等相繼面世，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中外學術交流日益增加，國外學者回顧以往的研究，重新思考毛澤東的歷史遺產，研究逐漸走向正常化軌道。1982年，施拉姆在日本演講的長文《毛澤東：一個初步的評價》(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版)，標誌著國外對毛澤東歷史遺產反思研究的開始。邁斯納於同年出版的專著《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威斯康星大學1982年版)，論述了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的關係。1984年，施拉姆在《中國季刊》發表《毛澤東研究：回顧與展望》一文，對1976年以來的毛澤東研究進行了全面總結，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問題。

　　在1986年毛澤東逝世十周年之際，世界各地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發表了「紀念毛澤東」專輯，對毛澤東逝世後十年來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總結與反思。其中包括斯塔爾(JohnBryanStarr)的《「正確」和「錯誤」：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評價》，奈特(NickKnight)的《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中的經驗主義和論述方法》，格雷姆·揚(GrahamYoung)的《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沃馬克的《毛在何處誤入歧途：毛澤東「左」傾政治中的認識論與意識形態》，迪特默的《毛澤東之後的十年》等文章。斯塔爾和奈特指出了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主要問題：「令人遺憾的是，在十來年的認識中，『正確』的毛和『錯誤』的毛都同樣被當成了稻草人。」[3](p.6)毛澤東研究領域中的種種爭論是相互對立的推理間的爭論，其中大部分未加闡明的理論設定相互之間是不相符的：因為在各個推理之外並沒有普遍的、中立的領域可以作為評判的標準。」[4](p.11)這說明，國外學者在經歷了十年的磨鍊之後，不僅對毛澤東本身的認識發生了變化，而且已經意識到自身研究的不足，正力圖走出原有的思維框架，依據新的研究資料，對毛澤東及其思想做一個更為客觀的揭示和展現。

　　1989年，伴隨國內掀起的「毛澤東熱」，國外毛澤東研究再度升溫。施拉姆發表了他的名著《毛澤東的思想》。在結束語中，施拉姆指出：「即使到今天，對毛澤東這個人，對他的思想，要作最後定論，還應該進行進一步的探討。」[5](p.206)麥克法考爾(RoderickMacFarquhar)等人主編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運動」到「大躍進」》(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該書由史華慈首先對史料的背景、真偽和價值進行了細緻的勘定，然後再從文獻的脈絡中梳理出毛澤東晚年思想中體現出來的「整體救贖」(TotalRedemption)與「全面挫折」(UtterFrustration)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研究說明，國外學者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研究的複雜性，他們的研究開始走向成熟。

　　(三)深入研究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走向新的高度。1993年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國外舉辦了一些關於毛澤東的學術研討會。1994年《中國季刊》春季號推出了「毛澤東百年」專欄，發表了施拉姆的《毛澤東百年：一個統治者的遺產》和何迪的《最受尊敬的敵人：毛澤東視野中的美國》等兩篇長文。1997年由中青年學者、美國杜克大學的德里克(ArifDirlik)以及哈里(PaulHealy)、尼克·奈特主編的《毛澤東思想的批評性透視》(HumanitiesPress，1997.)一書，是20世紀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澤東思想研究者的標誌性學術專著，全書兩個重要的部分是：「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全球馬克思主義中的毛澤東思想」。所羅門的名著《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的政治文化》於1998年再版。派伊在為新版所寫的序言中說：「所羅門對中國傳統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釋，其意義決不僅限於毛澤東時代。他對中國政治文化本質——怕『亂』的發現，也是思考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之有用的導引。」[6](pp.13-38)

　　2003年12月，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題為「毛澤東再認識」(Mao：Re-evaluated)的國際學術研究會。來自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亞的毛澤東及中國問題研究資深專家、哈佛大學師生、國內部分學者約300餘人出席了會議。大會主席台中央擺放著1992年以來已陸續出版的、施拉姆教授花費多年心血主持的、由許多西方學者精心編輯和翻譯的傑作——毛澤東文集《通向權力之路》1—5卷和即將出版的6、7兩卷的樣稿。全書一共10卷，最後3卷也已翻譯完畢、等待出版。大會主要圍繞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特徵，毛澤東早期的政治理論與實踐、毛澤東關於中國農民的思想及其由來，延安整風、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評價，以及毛澤東的個性及其歷史和現實影響等等問題進行了討論。②

　　2006年，在毛澤東逝世30周年之際，澳大利亞《中國研究》(2006年春季號)雜誌開闢專欄，圍繞由張龍和喬·豪里德(JungChangandJonHalliday)編寫的盛行於英國、澳大利亞、北美等地的毛澤東傳記——《毛：人所不知的故事》(Mao：theUnknownStory)展開評論，發表了喬治·本頓和斯迪溫·唐(GregorBentonandSteveTsang)等人的四篇文章，把毛的一生分為1940年以前、1940—1949、1949—1965、1966—1976四個階段，分別加以考察，批駁了該書一些不切實際的說法。

　　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外毛澤東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向，就是把毛澤東與鄧小平加以比較，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點。代表性著作有：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HarperRow，Publishers，NewYork，1986.)，邁斯納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美國紐約自由出版社1986年版)，德里克的《後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反思》(《關心亞洲學者報》1989年第1期)，季塔連柯的《對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理論的比較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6期)，國分良成的《鄧小平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異同》(《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2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二、國外關於毛澤東歷史貢獻的研究

　　國外學者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毛澤東的歷史貢獻。他們認為，毛澤東的歷史功績，首先在於他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實際，在理論上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把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統一起來，變成讓世界尊敬的國家，毛澤東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從而也改變了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物質的和精神的堅實基礎。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為根本

　　國外學者高度評價毛澤東對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出的貢獻。佩弗(RichardM.Pfeffer)指出：毛澤東是一個最精明和最有膽識的革命領袖，他能夠記住馬克思的最終目標，同時他又能不斷試驗並改變將中國社會推向這些目標的手段。毛澤東對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傳統的貢獻就在於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領導了世界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7]德里克認為：「在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沒有什麼比他所講的『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或更確切地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為根本，更為意義深遠了。在把民族目標和社會主義目標結合起來這一點上，毛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集中體現，它既是中國的又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做法不僅對中國革命而且對全球範圍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意義極為深遠的。」[8]施拉姆認為：「不管怎樣，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最普遍的，或許也是最持久的貢獻就是毛澤東的思想。」[5](p.1)儘管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但「毛澤東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晚年的問題並不是他放棄了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他的指導原則，而是他的體系化思想逐漸被他的激情和衝動所代替，並以後者作為行動和決策的基礎。」[9](p.131)斯塔爾認為，毛的確強烈地暗示從中國革命實踐得出的理論結論與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在正在工業化的西方所得出的結論是大不一樣的，「他在1956年對他的同事們說：『我們不一定非按照馬克思的方法來燒羊肉。』兩年後他說，相反，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時需要的是『不受約束的作風』。『人們應該尊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但不應迷信它們。馬克思主義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模仿得來的。』毛在批判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說，《資本論》與中國面臨的問題關係不大，因為它所根據的經驗的性質與中國不一樣。」[10](p.985)霍林沃思指出：「作為一個傑出的叛逆者，毛澤東繼承了中國古老的游擊戰思想，用之於20世紀的中國，同時又對馬克思主義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他那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政治綱領。因此，他的名字無疑將永垂不朽。」[11](pp.284-285)野村浩一認為，「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與所有的偉大的革命家一樣，也是一位最富於獨創的思想家。毛澤東曾屢次引用列寧的話，談到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這個「活的靈魂」就是毛澤東的思想。[12](pp.60-61)

　　(二)中國的統一沒有毛澤東難以想像

　　國外學者從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視角，高度評價毛澤東為結束舊中國一盤散沙、統一中國做出的貢獻，認為毛澤東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的形象，把一個「一窮二白」、任人宰割的中國變為受到世界尊敬的中國。

　　美國《毛澤東傳》的作者特里爾指出：「對於20世紀中葉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毛的主要成績在於統一了中國」，「毛統治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統一的時代之一」，「共產黨的組織網路使中國29個省的相互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3](p.462)現任俄羅斯總統麥德韋傑夫曾指出：「正如德國的統一沒有俾斯麥、義大利的統一沒有加里經難以想像一樣，中國的統一沒有毛澤東也難以想像。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假裝看不見他的功績、他的錯誤或過失。」[14]日本《毛澤東集》的主編竹內實認為，毛澤東是一位以中華世界為對象奮鬥一生的人物，他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權力又擁有思想這類人物。似乎可以說，毛澤東結束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全國混亂狀態和軍閥混戰。[15]加拿大學者陳志讓(JeromeCh『en)指出，19世紀60年代以後，不斷有人提出過建立一個強盛中國的要求。不同之處，在於達到強盛的手段。毛代表了自強運動的新一代。他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探索著把馬列主義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加強中國的實力。由於他依靠農民，所以人們都認為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但是，我認為，他正是採用了中國農民革命的傳統形式，同時又研究出了一整套為了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目標的戰略戰術，他才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了的共產主義做出了他最大的貢獻。[16](pp.序論6-8)

　　(三)《毛主席語錄》使《聖經》黯然失色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取得了民族的獨立解放，而且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為第三世界反對霸權主義、爭取和平樹立了榜樣。關於毛澤東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中有一段精彩描述。他說：「『毛主席』這一有助於跨越文化障礙的親切的尊名，已成為大多數國家家喻戶曉的用語。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語錄》譯本的數量和種類之多，使《聖經》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學說也從未傳播到如此之多的國家。成吉思汗以其影響名揚歐洲，然而，他沒有學說。毛是『第一位以樸素而直率的語言同世界談論我們的切身利益的中國人……』。」[13](pp.463-464)派伊指出：「從任何標準看，毛澤東都屬於本世紀少數幾個最偉大的政治家的行列。對他的直接評價的一個尺度是，毛澤東不僅對於他的同胞，而且對於世界上的其他人來說，都已成為其他國家的象徵。」[17](p.269)

　　毛澤東逝世後，美國《新聞周刊》發表文章指出：「可以這麼說，他的一生使他的國家和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評價對他比對當前任何其他世界領袖更符合事實。毛是本世紀的巨人之一，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完全支配著大約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九億中國人的思想和行動，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也敬畏他。」[18](p.432)《澳大利亞共產黨人》發表文章指出，在我們看來，毛主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的確極大，確實是全面的貢獻。它表現在許多方面，包括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理解和發展，他嚴格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他始終堅持唯物辯證法等。

　　但是，也有人認為，在毛澤東的眼裡，共產主義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迪克·威爾遜指出：「有位易動感情的學者曾經對他(毛澤東)說，共產主義是很可愛的。毛澤東答道：『不，同志。共產主義並不可愛；共產主義是我們消滅敵人的鐵鎚。』」[19](p.389)最初推動毛澤東投身於民眾生活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始終催他奮進的是對一個必須推翻的不合時代潮流的社會結構所束縛著人類尊嚴和不平等的關心。「毛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武器，是因為他在需要武器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正處於時興階段。」[19](p.394)

　　(四)毛澤東至少是集五種角色於一身的人

　　國外學者認為，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位集多種形象於一身的偉人。特里爾認為：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毛之所以如此偉大，是由於他的影響在現代中國歷經接連不斷的種種動蕩仍經久不衰。他的經歷，足以使他成為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合為一體的中國革命的化身。毛澤東至少是集五種角色於一身的人。「他是點燃全國反抗烈火的農民運動組織者、軍事統帥、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詩人、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新的東方倫理的哲學家、全球最龐大的行政機構的政府領袖。」[13](p.461)

　　施拉姆指出：「20世紀的重要人物有誰能像毛澤東那樣受到極不相同的各種各樣的評價。40年代，許多方面(包括克里姆林宮)認為他是一位在馬克思主義真實性上可疑的、天才的游擊戰領袖。50年代初，又認為他是一個服從於莫斯科的極權主義黨國的統治者。其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人們(特別是西方的造反學生)的心目中，他又變成了一位高瞻遠矚的富有靈性的聖人。他設計了一個比蘇聯更純潔、激進、人道的新的社會主義模式。」「毛集所有這些於一身，還兼有其他。人們常說，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和斯大林。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從俄國經驗汲取一些可以類比的詞對中國的發展進行解釋的話，更恰當的應該是說，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斯大林和彼得大帝。」[20]

　　(五)有一件事一點也沒改變

　　國外學者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把實現中國現代化作為未來發展目標。施拉姆指出：許多事情表明，當今鄧小平的中國和20年前毛澤東的中國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點也沒改變：即為尋求一條現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特色，他們都以此為目標。[5](pp.196-197)天兒慧也指出：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闡明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第一次正式提出推行「四個現代化」。③戴衛·W·張指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有一個堅定的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目標，他們都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都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工業國，提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實際上，當鄧小平於1975年為執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策而受命於危難之際時，毛澤東是堅決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的。[21](p.137)

　　波爾加科夫從更為廣闊的視角做了系統比較。他指出：「每個仔細的讀者都會發現，鄧小平和毛澤東的許多觀點有一定的相似性。這明顯表現在他們對待外國經驗的態度上，表現在他們對中國民族特點的說明和對中國發展成為『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的預言上。請比較一下：毛澤東說：『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鄧小平說：『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毛澤東說：『我國人口眾多，底子薄，經濟落後。』鄧小平說：『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毛澤東說：『大約在50年到70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鄧小平說：『本世紀末實現了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後，我們還要前進……再花五十年時間的奮鬥，達到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水平。』最後，兩位領袖都試圖儘快克服國家的貧窮落後狀態。可能所有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認為鄧小平是『當今中國主要領導人中最毛化的一個』。」[22]

　　三、國外關於毛澤東晚年失誤的研究

　　晚年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社會後果，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著否定毛澤東思想?國外學者對這些問題做了廣泛的研究，得出了各種不同的結論。

　　(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起源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國外研究呈現出多元思考的特點。邁斯納認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澤東潛意識中的唯意志主義和民粹主義。與所謂的更主張「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相比，毛是一個『唯意志論者』。」[23](p.266)「在極端唯意志論為特徵的毛主義世界觀中，在創造歷史、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方面起關鍵作用的，只是那些富於固有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觀念的人。」[23](p.201)費正清認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代表了毛澤東不斷進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變他們的人生目的，來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官僚主義和特權等自古以來的弊端，特別是給予黨內年輕一代遭受壓抑的積極分子以出頭的機會。這是社會革命的起因。[24](pp.443-444、417)「文化大革命」並不具有歷史必然性，「這是一種偶然做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規劃。」[24](p.436)施拉姆也認為，「大躍進」是「在共產主義的歷史上，毛和他的同志們最放任自己的唯意志論思想的時期」。[25](p.160)「文化大革命」並不是毛澤東的革命道路必然和難免的終極，而是他一生可能的而且完全合乎邏輯的結局。他容易衝動的性情，他好走極端的習慣，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想方設法對黨內批評他的人進行報復的動機等等，都促使他走到這一步。「他並非命定有這種結局，但是有這種結局也並不令人驚奇。」[5](pp.200-201)史華慈持同樣的觀點。他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預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或者創造條件導致『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結果，也不意味著他預見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果。簡言之，這意味著他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對整個事件來說是不可避免的。」[26](p.9)利夫頓指出：「對於毛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具有原創性的問題，看法往往有分歧，但多數人都正確地強調了他一直關注『鬥爭』、『矛盾』、『整風』和『改造』等主題。然而，我相信有一個重大的深層特徵尚未得到應有注意，這就是一種生命存在意義上的絕對化傾向(existentialabsolute)。它堅持主張以要麼獲得一切，要麼一無所有的極端態度去直面死亡。這一特質是塑造『文化大革命』主觀風貌的最重要因素。」[27](pp.597-598)

　　麥克法誇爾、霍林沃思、愛德華·E·賴斯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中國領導集團內部的分裂和權力之爭。「中國領導集團的分裂，是由於在中國革命的目標，在應該如何治理中國、開發中國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所造成的。對『文化大革命』淵源的分析，必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以及文化問題。同時，正如涉及到有關人的問題時所一貫會發生的那樣，這裡面也有關於權力和地位的積怨。」[28](pp.引言2-3)正是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治國方略的不同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希望『繼續革命』，劉少奇的首要目的則是希望在經歷了『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之後，恢復農村和城市的社會安定，復興經濟。這時的毛澤東，很為不能制止他所謂的劉少奇的右傾趨勢感到煩惱。他認為為增加生產而使用的物質刺激——農業社中的自留地和工業中的加班費——太多。尤其讓毛澤東感到不滿的是：他發現，自1935年他成為黨內公認的領袖以來，到60年代，他實際上已經很難接近中層，似乎中層是掌管在劉少奇和黨的手中；並且，自己的講話已經很少能被群眾聽到。」[29](p.89)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愛德華·E·賴斯認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還表現在反官僚主義的方法上。「劉少奇也曾譴責過官僚主義。他與毛澤東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組織問題，以及如何克服官僚主義上。劉少奇主張發展高度集約化的經濟，而且把官僚主義看成是政府試圖過多過細地干預經濟的結果。在劉少奇看來，高度的國家干預需要大規模的組織，而大規模的組織是培育官僚主義的溫床。建立一種不受過多干預的高度集約化的經濟需要一種激勵機制。這套理論與毛反對官僚主義的作法的確存在很大距離，毛澤東把它當作修正主義而加以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工人不發獎金，而農村實行大寨式辦法，給政治態度好的人額外加『工分』。」[30](p.340)

　　沃馬克、中西功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晚年毛澤東思想的僵化。「毛澤東所誤入歧途的地方並不在於他的『毛澤東主義』，即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發展而成的對政治的獨特方法，而在於他的『主義』，也就是說，他教條地被客觀主義的列寧—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框架所束縛。1949年以後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發展所保持的實用主義的警覺，日益被一種不恰當的概念框架所左右，這個框架一直未被他置疑。」[31](p.24)面對新的現實，毛澤東企圖套用過去在延安窯洞里搞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因此遇到了很大的矛盾，中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的基礎、中國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毛澤東考慮問題的舊思路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32](p.150)在這裡，沃馬克所謂毛澤東的「實用主義」，實際上是「現實主義」的意思。他認為，1949年以後，毛澤東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成分逐漸被一種教條主義的觀念所取代。

　　(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正面效應

　　對於「文化大革命」是否有正面效應這個問題，邁斯納、派伊、威爾遜等人都從正面作了回答。邁斯納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為鄧小平的改革從反面提供了理論的和實踐的基礎。邁斯納以其富有邏輯魅力的語言風格寫道：「『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長地提出了關於20世紀社會主義目標和手段的重要問題。……世界歷史上再沒有別的時候將由革命者到統治者的轉變帶來的後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來……也很少有對不平等、精英主義、等級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進行如此深刻的追究。」[33]派伊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綜合效應為一種新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個公式，而這種新的政治制度同毛澤東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是相對立的。他指出：人們發誓說「永遠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這就為大刀闊斧的制度改革大開方便之門。[17](p.610)迪克·威爾遜認為。毛澤東的失敗，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社會生活有了自己的特點。他說：毛澤東「總是走極端——企求百花齊放運動中徹底的言論自由，大躍進運動中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文化大革命』中領導與被領導的完全平等。每一種嘗試都失敗了，因為沒有黨的支持。然而，每一種實驗後，總有些沉澱積存下來，它們使中國的共產主義，使中國的國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點。」[19](p.394)堀悅夫認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貧窮，使中國領導人把發展經濟放在了第一位。他說：「『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只有貧窮，老百姓厭煩了『左』的思想，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得到物質上的富裕，關於這點中共中央委員會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中共中央必然首先把管理目標制定在追求物質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其結果就是制定了『50年後一定要達到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的目標。」[34](p.18)

　　(三)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著否定毛澤東思想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歷史性決定。那麼，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著否定毛澤東思想呢?國外學者就此曾作過激烈辯論，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澤東思想。比如，小林弘二指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恰似同毛澤東時代的目標截然相反。」作為鄧小平180度大轉變的背景，實質是「意識形態的毀滅」問題。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歸結為「左傾錯誤」。這是「坐標軸的大移動」，「這同一貫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毛澤東的價值觀相反。」④

　　另一類觀點則認為，鄧小平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正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戴維·W·張指出：「從根本上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與鄧小平主義者之間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並沒有多大差別。」[35](p.152)赫爾穆特·施密特指出：「毫無疑問，按照鄧的意志，中國將來也仍然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36](pp.343-344)小川平四郎指出：「鄧小平絕不是改革開放一邊倒的人，在他的腦子裡，經常同時存在兩種觀念，即改革開放的觀念和堅持社會主義的觀念。這從他的發言中便可以看出，他有時強調改革開放，有時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有時是兩者一起談。」[37](p.350)季塔連柯指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這「兩種構想都考慮到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和歷史必然性，認為這種社會可以使中國擺脫落後和貧窮的桎梏，建立現代的繁榮昌盛的國家。在這方面，毛和鄧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形態不斷進行歷史性更替，最終社會主義要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出發的。」[38]

　　四、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研究的特色和局限

　　怎樣看待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的研究?筆者認為，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實事求是，既看到國外研究的長處和特色，也看到其缺點和局限。

　　(一)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研究是一張「立體畫」

　　首先，國外關於毛澤東歷史遺產的討論抓住了大局。毛澤東晚年在生命垂危之際召見華國鋒時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情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這段話寫在胡繩的文章中，在《人民日報》上公布了。⑤這是毛澤東作為一位歷史巨人的自我反思。「兩件大事」集中反映了毛澤東一生的功過。縱觀國外學者的研究，他們關於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討論也主要是圍繞這樣兩個方面來進行的，對總體輪廓的把握也是比較得體的。

　　其次，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研究從不同視角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毛澤東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軍閥混戰、任人宰割的局面，推翻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空前統一。國外學者稱毛澤東為現代中國「建國之父」，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位偉人」，是「中國的列寧、斯大林和彼得大帝」。這些說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澤東不僅用毛澤東思想統一了中國，而且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封建社會的結構，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變革者，他使用的是疾風暴雨般的手段，他的氣度足可與列寧、斯大林、彼得大帝相提並論。毛澤東本人也曾在著名的《沁園春·雪》中寫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等等都不過是或文治或武功，缺乏更為長久的精神號召。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應用於中國實際，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文治武功，都超過了古代英雄。國外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更為持久的貢獻，這是有根據的。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抗美援朝得以凱旋、「兩彈一星」研製成功、給第三世界以無私援助、恢復聯合國席位以多數票通過，這一切都凝聚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鼓舞了第三世界的鬥志，使第三世界成為相對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三支力量。這種三足鼎立的格局，維護了世界和平。國外研究看到了毛澤東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第三，國外學者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包含一些珍貴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國外學者認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並不具有歷史必然性，但有這種結局也並不令人驚奇。這種思想是比較深刻的，體現出辯證思考的特色。的確，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講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歪曲。但對當時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國際形勢複雜，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黨內領導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驕傲自滿，一些別有用心的壞人又利用他的錯誤挑撥製造事端，這一切都為「文化大革命」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因而「文化大革命」的產生在邏輯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講的：「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39](p.333)國外學者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黨、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嚴重災難，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改革開放提供的反面教訓，這些觀點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國外絕大多數學者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義，認為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否定毛澤東思想，而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種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二)國外毛澤東歷史遺產研究的缺點和局限

　　威爾遜指出：「一個人不可能完美無缺，對毛這樣一位英雄不能過於吹毛求疵。」[19](p.394)同樣，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我們也不能「吹毛求疵」。但對於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我們必須予以澄清。

　　邁斯納把毛澤東晚年的失誤歸結為他思想中的「民粹主義」潛流，並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這是應該加以糾正的。早期毛澤東的確受過「民粹主義」的影響，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實現了世界觀的根本性轉變，邁斯納對這種轉變有所忽視。費正清雖然正確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偶然做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規劃」，說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當時中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不健全，領導者個人缺乏約束，在「文化大革命」發起過程中的作用，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未能正確地認識「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將其錯誤地稱之為「精神革命」、「社會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確強調人的思想、靈魂和精神的改造，沒有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工人階級在內。而要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就需要學習和實踐。而「文化大革命」卻極力宣揚「天才論」，把一些人說成是天生被馬克思主義者，說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根紅苗正」、「紅五類」等等，把另一些人又說成是天生被改造的對象，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對待他們。在「觸及靈魂」的旗號下，無休止地開展批判鬥爭，混淆了是非界限，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限，無限上綱，是非顛倒。結果，不是改造了世界觀，而是破壞了正常的思想建設，污染了人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

　　施拉姆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主要歸之於毛澤東的「極端化思想情感」，這也是不夠確切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毛澤東本人的確負有主要責任，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又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造成的，而是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物。概括地講，「文化大革命」是1957年以後在我們黨內不斷發展的「左」傾思潮的產物，是黨內「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具體說來，原因主要有四點：第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左」傾理論的系統化，並被提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第二，錯誤的黨內鬥爭和個人崇拜的狂熱，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生和難以防止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對黨內「左」傾思潮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第四，林彪、江青、康生一夥壞人，別有用心地利用黨的錯誤，極力鼓吹個人崇拜，挑撥製造事端，這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原因。毛澤東的「政治報復」僅僅是「左」傾思潮發展的結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根本原因。

　　魏斐德和利夫頓等人雖然看到了毛澤東早期思想和心理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發起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種觀點客觀上否定了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作用，如果把這種觀點堅持到底，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主觀主義。此外，有學者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視為對毛澤東思想的背離和否定，認為毛澤東思想只講精神因素的作用，鄧小平理論則只強調物質因素的作用。這不僅錯誤地理解了毛澤東思想，而且也錯誤地理解了鄧小平理論。片面強調精神力量的作用，正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這種錯誤並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正是對晚年毛澤東忽視生產力錯誤的糾正，但鄧小平同樣十分強調經濟建設中個人能動作用的發揮，把鄧小平理論等同於「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

　　注釋：

　　①轉引自李君如：《毛澤東在國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頁。

　　②參見劉輝：《「哈佛大學『毛澤東再認識』國際學術研究會」述要》，《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3期。

　　③參見冷溶主編：《國外鄧小平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頁。

　　④參見冷溶主編：《國外鄧小平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

　　⑤參見王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初探索起點》，載於《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參考文獻】

　　[1][美]阿瓦基安.毛澤東的不朽貢獻[M].芝加哥：芝加哥革命共產黨，1979.

　　[2][英]施拉姆.毛澤東研究：回顧與展望[J].倫敦：中國季刊，1984，(春季號).

　　[3][美]斯塔爾.「正確」和「錯誤」：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評價[J].堪培拉：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1986，(16).

　　[4][澳]尼克·奈特.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中的經驗主義和論述方法[J].堪培拉：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1986，(16).

　　[5][英]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M].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

　　[6][美]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M].伯克利、洛杉磯、倫敦：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8.

　　[7][美]佩弗.馬列主義傳統中的毛和馬克思[J].BeverlyHills：近代中國(第2卷)，1976，(4).

　　[8][美]德里克.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J].鄧正來譯.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11).

　　[9][英]施拉姆.毛澤東百年：一位統治者的遺產[J].倫敦：中國季刊，1994，(春季號).

　　[10][美]斯塔爾.關於毛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自我形象[A].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C].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

　　[11][英]霍林沃思.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M].高汀澤、尹趙、劉辰誕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2][日]野村浩一.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M].康軍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13][美]特里爾.毛澤東傳[M].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9.

　　[14][俄]梅德韋傑夫.毛澤東與斯大林比較(1946—1950)[A].路遠摘譯.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1卷)[C].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

　　[15][日]竹內實.現代中國的實相[M].東京：蒼蒼社，1987.

　　[16][加]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M].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65.

　　[17][美]派伊.文化大革命的再評價[J].倫敦：中國季刊，1986，(冬季號).

　　[18]新華通訊社編譯.舉世悼念毛澤東主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9][英]威爾遜.毛澤東[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20][英]施拉姆.簡評毛澤東[J].今日歷史(第31卷)，1981，(4).

　　[21][美]戴衛·W·張.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來與鄧小平[M].北京：中國廣播出版社，1988.

　　[22][俄]B·H·波爾加科夫.鄧小平與中國改革政策[J].馬貴凡摘譯.遠東問題，1994，(6).

　　[23][美]邁斯納.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M].劍橋、馬薩諸塞：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

　　[24][美]費正清.美國和中國[M].劍橋，馬薩諸塞.哈佛大學出版社，1979.

　　[25][英]施拉姆.評論：馬克思主義的辯論家毛澤東[J].倫敦：中國季刊，(29).

　　[26][美]威爾遜編.毛澤東的歷史地位[M].倫敦，紐約，墨爾本：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

　　[27][美]羅伯特·J·利夫頓.思想的永生.程農摘譯.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3卷)[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

　　[28][英]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M].魏海生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

　　[29][英]霍林沃思.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M].高湘譯等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0][美]愛德華·E·賴斯.毛澤東的路[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31][美]沃馬克.毛在何處誤入歧途：毛澤東「左」傾政治中的認識論與意識形態[J].堪培拉：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1986，(16).

　　[32][日]中西功.毛澤東晚年的思想[A].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C].喬山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33][美]布魯斯·康明斯.評莫里斯·邁斯納的《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詢》[J].馬薩諸塞：每月評論，1997，(11).

　　[34][日]堀悅夫.在崛起與衰退之間[M].林新奇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35][美]戴維·W·張.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與鄧小平[M].南生等譯.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

　　[36][德]赫爾穆特·施密特.偉人與大國[A].外國人眼中的中共群星[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37][日]小川平四郎.他不是改革開放一邊倒[A].齊欣等編譯.世界著名政治家、學者論鄧小平[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8][俄]季塔連柯.對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理論的比較研究[J].馬貴凡譯.中共黨史研究，2001，(6).

　　[39]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