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朋友送進監獄以後，他們是怎麼想的

隨著楊絳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朋友圈裡變得風雲詭異，先是各種熱烈讚美深切懷念，「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等等。等這一波潮流到了頂，反轉開始，各種翻舊賬的文章從四面八方冒出來，又有很多人，冷笑著，要揭穿錢氏夫婦的「畫皮」。

誠實說，我對楊絳一向不大感冒，原因就不細說了，只說即便在這個前提下，看到那些反轉文章還是目瞪口呆。梳理各種罪名，無非是她和錢鍾書頗善明哲保身之道，錢鍾書接下翻譯紅寶書的差事，使他少受到很多衝擊；再者就是文革結束後，他們和某高官走得比較近，用一個朋友的話說，他們成了該高官人物身邊的點綴。

這有什麼問題嗎？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像傅雷夫婦那樣剛烈如撞籠之鳥，每個人對人生的理解不同，只要沒有害人之心，設法自保有何不可？

至於接近高官，湊巧我在王蒙先生的文章里，看到這位高官的另一面，他品位不錯，也有他的人情味，王蒙先生笑稱他為「貴族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歷了文革的各種恐懼之後——錢氏夫婦也還是受了點磨難的，詳見《幹校六記》，若能在他的庇護下存身，擔任個無須花費太多精力的職務，做點自己的事兒，並不違背良心。

還有一些文章，甚至藉助某小說，攻擊這二人相處方式，又援引私下談話，說他們不夠進步。竊以為私下談話，當然無須時刻政治正確，倒是把這話傳出去的人太沒底線，其他的人身攻擊之論，不駁也罷。

看完這種種，很有一種荒謬感，他們對於個人的道德要求如此之高，不但要你戴著鐐銬跳舞，還要你跳得妙曼，若你做不到，甚至笨拙猥瑣，便大肆攻訐，對於鐐銬本身，卻是不質疑的。

這是錢氏夫婦的遭遇，也是另一位沒有他們名氣大，但經歷了更多波瀾起伏的學者舒蕪的命運。

舒蕪（1922-2009）

第一次聽說舒蕪這名字，是在1995年前後，那時我在復旦讀作家班，在我的老鄉、作家戴厚英的介紹下，去拜訪老教授賈植芳先生。他聽說我是安徽人，便呵呵地笑，說：「你們安徽人有才啊，有個桐城派，舒蕪就是桐城人。」聽他那口氣，似乎對這位舒蕪君頗友善，深入談下去，才知道，正是拜這位舒蕪君「告密」所賜，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成「胡風分子」而鋃鐺入獄。當時受牽連者達兩千多人，正式定為胡風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處理的61人（數據出自《1982年6月《黨史研究資料》總59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大冤假錯案平反概述》）。

賈先生被判十二年，妻子任敏也受到牽連，這算得上是深仇大恨了吧，但在我面前，他們夫婦談起舒蕪只是笑。我那時就感覺他們的笑容，並不是對於一個人的原諒，而是居高臨下看著那股荒謬的潮流，已經顧不上去追究個人。所以，賈先生只跟我說，這個人，很有才。

1986年1月，參加胡風追悼會的「胡風分子」在胡風寓所合影留念

我當時聽了也就算了，始讀舒蕪的文章，是在將近十年之後，偶然讀到他寫於1996年的《偉大詩人不偉大的一面》。文中對於白居易那句「三嫌老丑換蛾眉」，憤怒之極：「這是什麼話！說得這樣得意，這樣自誇，賤視女人到什麼程度，恬不知恥到什麼程度！」

正是這個白居易，寫出過像《上陽白髮人》《井底引銀瓶》這樣對女性不無同情的傑作，同一個人，為何有這樣的兩面？舒蕪先生這樣分析：「人當少壯之年，觀人論事，往往比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別善惡，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慾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來日無多，這就往往丟掉是非善惡，只顧自己，不復關心他人的苦樂……特別是在兩性問題上，在男權制度下男子對女性的看法和態度上，最容易表現出來。此時，婦女觀的老化朽化腐化惡化，實乃整個人生觀趨於老朽腐惡之表徵。知堂嘗謂，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女人如何說法，即已瞭然無遁形矣。可惜老年的白居易，在這個測試面前，也遠遠沒有及格。」

恕我大段引用，當時看了這段話非常震動，著此文時，舒蕪已經74歲，卻是如此感性、激憤，有這樣的女性觀，著實難得。

後來又看到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寫道，他從小跟叔伯輩打交道，最知道男人私下裡是怎樣賤視女人的。這話也讓我震動，他能注意到這一點，說明他一直都知道，他們是錯的。一個出生於1922年受過正宗的舊式教育的人，能有這種敏感，也是個異數。

買了他的《哀婦人》和《紅樓說夢》，漸漸成為他的粉絲。他這樣一個老作家，居然筆下沒有那種不咸不淡的話，有才情有態度，雖然不能像香菱形容好文字，如舌尖上一個千斤重的橄欖，卻自有一種柔韌綿長。

《哀婦人》/舒蕪著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4

賈植芳先生說得沒錯，舒蕪有才。那麼，他是否可以歸納到文人無行那一類裡面去呢？像明末的阮大鋮，才華橫溢，卻不恥於出賣。可是，與阮氏文字華麗跌宕不同，舒蕪文章的好處，卻正是三觀極正，若他唯著文時如此，文章也就不可取了。

這是一個讓我困惑的人，因為困惑，所以好奇。2007年，我的新書《她們謀生亦謀愛》出版，出版公司想做一個發布會，需要請個嘉賓，問我想請誰，我說舒蕪，心中暗自認為我們的女性觀比較一致。編輯老師雖然驚詫，依舊很用心地去找，反饋回來的意見是，舒蕪先生年事已高，連樓都下不了，不可能出席發布會，但可以見上一面。

於是那年7月，我在編輯老師的陪同下，來到社科院宿舍舒蕪先生的家中，一進門，他女兒就告訴我，老先生把我的書都看了，很喜歡。雖有這個前提，我們交流起來仍然非常困難，舒蕪先生耳朵已背，我必須扯著嗓子才能讓他聽見，我告訴他，我有篇文章的靈感來自於他的《紅樓說夢》的某個細節，這麼大著嗓子一喊，更像馬屁了，我漸漸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匆匆然結束了那次會面，後來我收到過他發來的電子郵件，好像沒說什麼要緊的話，我都不大記得了。2009年8月底，我收到來自於他的電子信箱的郵件，是他女兒發來的，說他已病逝。

我並沒有覺得太難過，以他的高齡，仙逝是正常的，何況他於我，原本就是個活在文字里的人。只是他都已經去世了，我還沒能了解他，這未免太說不過去。

開始認真讀跟他有關的書。舒蕪平生最為人詬病之處，是1955年的那場出賣，流行的說法是，他把一組胡風寫給他的信件上交組織，出賣了這個相交多年的兄長般的摯友，令困境中的胡風雪上加霜，釀成一場浩大災難。

聽上去確實很卑鄙，然而當時經手這組信件的《人民日報》的編輯葉遙提供了不同的說法。她說當時她奉上級之命，要組一篇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她就去找舒蕪。

這一方面是因為她與舒蕪的妻子陳沅芷是老同學，另一方面，三年前，舒蕪就曾在報紙上發表過《致路翎同志的一封信》，確認存在著一個以胡風為核心的文藝小集團。「我們必然地要形成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與廣大群眾完全脫離，與進步文藝隊伍完全脫離，打擊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標榜，自吹自擂，『文章總是咱們的好』，『你算是什麼東西』。這樣地發展著極其惡劣的宗派主義。」

這段話很生動，自大裡帶著點酒意，也是文人常態，用現在的話，就是小圈子現象。但1952年，舒蕪將它上線上綱為「宗派主義」，我們不能說他是賣友求榮，當時並沒有什麼預兆，顯示出他出賣朋友能得到好處，反而他因此失去朋友，得到了敵人，假如說他有所企圖，也太冒險了一點。

理解這件事，只能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那是一個個人的是非觀，很容易被組織觀念衝垮的時代，而舒蕪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那些暗示。

舒蕪成名極早。1943年，21歲的他，還只是重慶中央政校的一個老師，就在郭沫若編輯的《中原》等雜誌上發表了《論存在》等三篇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他當時野心勃勃，認為自己這三篇文章足以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向前發展。知名文化人胡風對他極其看好，顧頡剛與他時常通信，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主動給他寫信，與他見面後相談甚歡。

在胡風的鼓勵下，他創作出《論主觀》，引起更多的注意，1945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在重慶市召開談話會，茅盾、葉以群、蔡儀、馮雪峰等人出席，有人在會上向《論主觀》開炮。這篇文章還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

五十年之後他才知道，當這篇文章被批判時，胡風表態，他刊發《論主觀》，就是想引起批判：「《論主觀》裡面只有一個觀點我能夠同意。」舒蕪說，他看到這個說法，難以置信：「《論主觀》明明是在胡風的鼓勵支持下寫成的，是他看過提過意見的。」

我們不能因此而說胡風虛偽，只能說，革命沒那麼文質彬彬，跟隨組織的思路，可能比維持友誼的小船更重要，好在當時的舒蕪並不知情，這些批判對他的生活沒有太多影響，只是你能看出，當時23歲的他，挺牛逼。

這時候的舒蕪，多麼像昆德拉的小說《生活在別處》里的雅羅米爾，後者坐標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捷克，他們一樣才情高，悟性好，對於革命有一種詩意的熱情，在很年輕的時候爆得大名，即使遭到批判，也是組織上給他們的回饋，他們嘗到了那甜頭，沒有感覺自己已身臨險境。

回到1952年，身在南寧的舒蕪受當時的風潮所感，反省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們，寫了《致路翎的公開信》等文章，給路翎以及胡風帶來很多麻煩，胡風給路翎的信里稱他「無恥」，也說他有書生氣。也許，正是這書生氣害了舒蕪，就像《生活在別處》里所言：「年輕人都是這樣熱烈的一元論者，絕對的使者。成人世界清楚地知道，『絕對』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種批判在1952年因為頻繁而正常，真正的考驗出現在三年後，胡風因以「三十萬言」致書高層，反而惹得高層大怒，對他的批判一時間如火如荼。王元化發表《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彭柏山發表《論胡風創作思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綠原發表《我對胡風錯誤思想的幾點認識》……就在這個時候，《人民日報》的編輯葉遙來到舒蕪家中約稿。

舒蕪答應了，談到某觀點時，提到他在1945年曾和胡風有一些通信。葉遙想看看，胡風說那些信也許存放在安徽老家了，就算帶來了也還沒整理。就在這時，舒蕪的媽媽動作麻利地拖出一隻小皮箱，說：「信都在裡面呢。」

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接下來的事情發展完全失控，葉遙看完信後，又給她的上司袁水拍和林淡秋看，他們看完後還給了舒蕪。當舒蕪把批判胡風的文章寫完後，袁水拍再次提出，要借那些信件核對原文。這次，這些信件和文章，被送到了中宣部林默涵的手中。胡風是性情中人，信件里有些字句令人吃驚，信件最終送呈到毛澤東處，而他老人家，本來就對胡風非常不滿。

彷彿是舒蕪給了致命一擊。寫批判文章問題不大，大家政見不合嘛，但把信交出去，就是出賣，何況，接下來，舒蕪並沒有對他的行為造成的後果懺悔，相反，他按照上面的指示，把那些信摘錄、分類、注釋。最高層對於這批信件給予高度關注。胡風與他的朋友們成了反革命，舒蕪在《回歸五四》一書的序言里描寫那慘狀：「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付的一份責任。」

1954年的胡風與公安部1955年的逮捕證

這算是道了歉，但有人嫌他輕描淡寫，葉遙的文章證明，他最初並無意於把信交給高層，可是信中既然有那麼多讓葉遙與她的領導感到震驚的字句，就意味著兇險，舒蕪怎能安然地將一組兇險四伏的信，隨便交出？

學者周筱贇替他辯護，說之前胡風在《三十萬言書》里也引用了舒蕪的信，揭露他惡毒攻擊人民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打進黨的內奸，是叛黨分子。

看上去每個人都居心叵測，但是在那個年代裡，這也許是一種過度的純粹，無論是「出賣」胡風的舒蕪，還是「揭發」舒蕪的胡風，他們的出手，都讓我想起，《生活在別處》里，雅羅米爾是怎樣激情洋溢地把女友送進監獄的。

雅羅米爾的女友跟另外一個男人約會，使得她沒能準時到達和雅羅米爾的約會現場。雅羅米爾最恨自己被忽視，為了讓這遲到變得合理，女友編了個的確不能準時到達的理由，說是自己的弟弟準備叛逃，離開「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她需要花很多時間勸他留下。

雅羅米爾去國安局告發了她。離開時他感到自己渾身充滿了活力：「他首先想徑直回家，坐在他的桌前寫詩……他覺得在過去的那一小時內，他的容顏已變得堅強起來，步伐更加堅定，聲音更加果敢。他喜歡讓人看到他新的化身。」

「他的感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他的頭腦里充滿了詩歌，他在桌前坐下。不，愛情和責任不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他對自己說。那是用一種曲解的、舊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要麼愛情要麼責任，要麼愛情要麼革命——不，不，沒有這樣的兩難處境。他並不是因為愛情對他無足輕重才使他的女友面臨危險——恰恰相反，他想實現一個人們會比以前更加相愛的世界。」

實現一個人們比以前更加相愛的世界。多麼美好的憧憬，簡直讓人熱淚盈眶。原來還可以把出賣描述得如此動人，如果把「愛情」兩個字改成「友誼」，是不是也可以表達舒蕪當時的心情。

我必須把小說里的這段也一併摘抄：「雅羅米爾使他的情人安全遭受危險，正是因為他愛她勝過其他男人愛他們的女人；正是因為他知道，愛情和洋溢著純潔感情的光明新世界是怎麼一回事。」

如此光明純粹言之成理的感情，也許，舒蕪也可以這麼說。他後來說：「當時全國都在搞知識分子的改造，我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地位，又把政權看作自己的，所以對思想改造沒有一點逆反心理。從內心真誠地認為，確實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他不是一個人，老舍也曾寫過《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很多文人表達過類似的赤誠。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舒蕪的話，他真的就沒有私心，沒有投機的想法？我從最壞的角度推測，他也許是有的。但即便他懷有私心與惡意，也都是有限的，若不遇到那種扭曲的時代，就不會應遇而生。

且讓我來個批私鬥私一閃念，我曾經在買火車票時巧妙地插過隊，為家人看病挂號等事開過後門，在同等條件甚至對方比我條件更好的情況下，若是我被選擇，我也會竊喜而不是拱手相讓，許多時候，我也沒那麼耿直無私。我努力克服這些但也理解這一切，這是人性弱點，我擁有的是一個比較普通的人性的版本，好在這個社會也時刻制約著我們，比如你加塞就會被人責罵，醫院的電腦喊號杜絕了開後門，這些不光彩事兒，自然就能剎住。

如果社會慫恿並且獎勵人性里最鄙陋的那一部分呢？那種獎勵不是讓你升官發財，而是賦予你更加正義更加接近真理的表象，你如何去控制潛意識裡那些不可告人的自私？更何況，社會的洪流太過強大，就算你想控制，它也有辦法讓你失控。

1955年，舒蕪33歲，這個剛過而立之年的年輕人，被他的命運所操縱。他後來一再試圖辯解，說當時都這樣，說後來被打成胡風集團倒了霉的那些人見面還跟他打招呼，直到他自己也遭殃之後，那些人才開始控訴他的罪狀。他似乎想說明，那些受害人起初並不怪他，後來對他的怨恨也非反射弧太長，而是，沒有對錯，只有強弱，在他們的命運里，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不由自主的。

你也許覺得這是狡辯，我倒覺得有點道理。假如舒蕪不被捲入政治洪流，不為強有力者的翻雲覆雨手所操控，他能犯下的錯誤，也許只是插個隊，機緣湊巧的情況下走個後門，看他一生行事，迂腐被動，即使他的「人生污點」，也是歪打正著，並不像有些人，是主動作惡，超出底線地作惡。像他這樣的人，本可以平靜地度過一生。

是那樣一股荒謬的潮流，將一個人內心的黑暗誘發了出來，又賦予它格外光明的名義。它的力量太強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在命運走向發生轉變的關頭力挽狂瀾，洞察那些貌似有序進行的事件的真相？如果你捫心自問，你也不是那種志士豪傑，那麼，你就應該詛咒那浪潮，多過詛咒被浪潮捲入其中的弱小者。

杜甫有詩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舒蕪的際遇倒是沒這麼悲催，他後來亦與聶紺弩等人成為好友至交，但我依舊憐惜他被埋沒的才情，憐惜他寂寞的百口莫辯的一生，他和胡風案里的那些人一樣，都是受害者，只是，人們的勇氣，只夠追究他的「惡行」，消費完廉價的憤怒，殺死那個替罪羊，似乎就可以將這個問題結束。

舒蕪到底還有過錯，錢氏夫婦更為無辜，追究他們所謂的「歷史污點」，簡直令人啼笑皆非。膽怯者故作勇猛，污穢者裝作有精神潔癖，在各種義正詞嚴滔滔不絕中，真問題被隱藏，也許，是永遠隱藏。

後來舒蕪反思自己的人生，說，他母親對他說，你吃虧就吃在沒有一個好父親。舒蕪暗自驚奇，想，我闖的禍，與我父親何干？想到最後，卻覺得母親的話有道理，若不是父親始終在他的人生里缺席，要是有一個過來人，能在那些「絕對」「極端」的理念之外，告訴他一些人情世故、基本常識，他也許，就不會犯下那樣的錯。

雅羅米爾的不幸，也在於此吧，他父親沒能給他更多。他們都沒有從傳統中趟過的父親，他們孤身一人勇往直前，憑著直覺，憑著慾望，憑著天真愚蠢的熱情，擁抱他們的際遇。當他們遇到他們所遇到的，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參考書目：

《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李輝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舒蕪口述自傳》 /舒蕪口述 /許福蘆撰寫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4月版

《思想者的知情意》——讀憶舒蕪/ 陳半灣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回歸五四》 /舒蕪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生活在別處》 /米蘭·昆德拉著 /景凱旋、 景黎明譯 / 1993年8月版

（本文原標題：《從關於楊絳的「反轉」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