煉獄：中國傳統文化為何陷入百年困頓

大V很生氣：意見領袖梁啟超為何將矛頭轉向孔子

與此同時，為加快拯救民族危亡的步伐，一場以批判傳統、改造國民性的社會思潮，也在知識精英的推動下日漸興起。

自晚清以來，數十年間，人們嘗試了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平改革、暴力改革，志士仁人經年奔忙在救亡的道路上，不斷更新自己的救國之方。然而，這一系列虎頭蛇尾的改革措施，都是倉促而起，匆忙結束，社會效果難盡人意。

作為時代的輿論領袖，梁啟超也陷入了迷惘之中。面對日益崩潰的國家，他曾充滿著憤怒而又沮喪的心情寫道：「今日我國民全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黨，民黨失望。希望漸進，漸進失望。希望暴動，暴動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湓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於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為之倒行，而腦筋為之瞀亂，今日青年界中多少連犿俶詭之現象，其起因殆皆在失望。」（梁啟超著《理想與氣力》）他對此感到莫名痛苦。

他失望地指出：「中國社會汙如死海，國人缺乏愛國心、公共心、缺乏獨立性、缺乏自治力，如泥中斗獸」，「庚子事變，國破家亡」，「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

庚子事變 八國聯軍影像（資料圖）

上層社會和知識分子在一浪又一浪地追求社會進步，而下層人民卻無動於衷。這激起了梁啟超的憤怒：麻木！愚昧！他開始尋找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從而溯源翻出中國的文化根源，並把矛頭指向了孔子。

思想新銳的梁啟超此刻又提出了更新的主張，他以西方文化精神為依託，一反其一貫肯定中國傳統的觀念，發起了向中國傳統文化進攻的動員令。梁啟超連續發表文章認為：改造中國「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域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淸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如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

梁啟超（資料圖）

他開始拋棄一切改革的主張，背離自己對傳統文化肯定性的評價，倡導對傳統文化實行徹底的「破壞主義」。特別是從段政府的財政總長位置上下來後，他言辭日趨激進，提出要改變中國社會，必得更新中國文化。要更新中國文化，必得療治中國人的劣根性，改變中國人的人生觀。

梁啟超新銳的文化觀，符合了激進黨人的政治主張。曾經的政治對手章太炎、戴季陶等，在反孔反傳統的思想上與之達成契合。章太炎聲稱：「我們今日實行革命，提倡民權，孔教是斷不可用的。」他斥責孔教是「中國之禍本」，稱孔子是「巧偽人」，主張掃蕩儒家學說。

手握時代思想先鋒的大旗，梁啟超、章太炎言論的號召力是不可低量的，一大批追求自由的青年學子和知識分子站在他們的身後，為他們的主張吶喊。一浪接一浪的熱潮，直接引導了新文化運動的到來。

將傳統文化推上審判台梁啟超不惜「信口開河」

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經歷著二千年來最為嚴厲的拷問。

從創辦《新民叢報》開始，梁啟超就隔空喊話，在日本發表文章，倡導「新民說」。叢報發刊詞說：「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他施治的藥方是，「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他將中國社會落後的歷史罪惡歸之於孔子的儒學，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鞭笞，獲得青年知識分子極為廣泛的響應。

《新民叢報》（資料圖）

梁說：「今日之思想，猶數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風俗，猶數千年前之風俗；今日之文字，猶數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猶數千年前之器物」他主張徹底拋棄和更改。他以數十萬字的時論，尖銳地批駁中國文化的劣質性，努力探尋中國「國民的劣根性」，他詳盡地羅列出愚昧、苟且、貪鄙、固執、怯懦、迂陋、陰狠、保守、虛偽，眼光短淺、屈從強權、苟安現狀、同室操戈以至於「如木偶、如槁木」之類的劣根性。他在《新民說》一文中說「吾觀我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 一言以蔽之，中國就是一個醬缸，一個糞坑，種種劣根性無不加諸國人，從而予以無情的鞭笞。

他認為中國人最缺乏「公德」。公德是什麼？他說：「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願之人，仍無以為國也。」他為此疾呼有志青年要大談公德利群的作用，「不為頑軀濁殼所困」，自強自立，不做奴隸。梁啟超還認為中國人不僅缺乏「政治思想」，更缺乏的是「政治能力」。英美日德之所以強大，是由於其國民政治能力強，政治能力是振興國家民族的根本，其他文化學術思想（包括政治思想）都是不足恃的。中國數千年來「不能組織一合式有機完全秩序，順理髮達之政府者」，根本原因是「無政治能力」。（《論政治能力》）

梁啟超每責國人一惡德，則以歐美人之美德加以比較。

他從西方史學研究方法入手，批判孔子的治學思想，反對中國傳統的「明道」、「經世」的史學觀，認為孔子作《春秋》，「淆亂歷史事實以惑後人」，「此惡習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無不播其毒。」（《中國歷史研究法· 史之改造》）他的這一見解，也促成了近代中國疑古派史學的發展，並導致顧頡剛將大禹論定為一條蟲。

他的《新民說》仿照《培根論人生》的散論方式，分列主題，暢談國家思想、進取冒險、自尊合群、毅力尚武、民氣私德等。系統地用「西學」的觀念對中國文化進行普及性的糾正和批判，總而言之，他希望按照西方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鍛造中國國民精神。

他在《新民說》中也觸及到了社會生產與分配等經濟問題，他說，社會「生利者少，分利者多」造成的貧困，是社會落後和道德淪喪的原因。但梁氏的整體觀論，都是從人倫文化、道德角度著眼，進入文化傳統中來尋究落後之因，卻沒有進一步深入中國的社會現實實踐，去探究深層的經濟原因。他直觀地看到了西方成功的現實成果，而沒有探究西方成功的根源，倒果為因，盲目仿效，「襲西方之皮毛而遺其根本」。

顯然，他對社會改革認識的深度，滯後於袁世凱及一些北洋精英人物的眼光。這當然與他長期縮身在文人的象牙塔里，侈談文化與人性是密切相關的。他為了強調西方文化的優越，信口開河，說中國人自古就是君主的奴僕，而西方人自古就是以君主為奴僕。

為了改造國民性，他甚至還標新立異，提出對外戰爭是提高「民性民德」的措施，也是西方社會道德水平高的原因。因為中國對外戰爭少，因此道德衰落，日久難振。（《新民說》第45頁）

《新民說》（資料圖）

在盲目頌揚西人美德的時候，他可能忽略了基督教十字軍東征的舊事。當初基督教動員整個歐洲的人力、物力與伊斯蘭教國家展開持續二百年戰爭的十字軍東征（1096?1291），甚至殘酷地誘迫未成年兒童組成「兒童十字軍」參戰。使近四百萬無辜的教徒死傷在地中海東岸的伊斯蘭國家，給中亞地區和人民帶來無盡的痛苦，西方煽動了各種宗教仇恨，至今仍然影響著中東地區。難道是這些對外戰爭成就了西方人的高尚道德？他指責儒學導致了專制理論，卻忽視了耶穌基督也造就了馬基雅維里的陰謀政治與霍布斯的絕對君主專制理論。

國家在政權崩塌之際，社會長時期處於無秩狀態，湧現出種種醜行罪惡，在激情中的他看來，都是由於中國舊有的傳統文化形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