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有無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儘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中，始終以到如得的外來文化為媒介，但它畢竟盡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樹，它的根深扎於日本國的風土上。若究其緣起，則可上溯到公元前數千年的繩紋時代。「繩紋文化與後來的彌生文化、古墳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個時期。」

　　日本歷史始於石器的出現，繩紋時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出的那個時期的陶器表面帶有豐富多彩的草繩模樣，史稱繩紋陶器。繩紋陶器歷史久遠，外觀漸趨複雜，花紋日益豐富多彩，說明其時陶器工藝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發達。儘管當時日本已經處於新石器時代，但因島國的地理位置，致使當時歐亞大陸的先進文化未能進入日本。繩紋人群居堅穴，仍以捕魚、狩獵、採集為生，不知農耕。生產力的滯後，亦使其當時社會滯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階段。巫術支配人們的原始社會生活，也支配著人們的精神生活。

　　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日本歷史進入彌生時代。考古學家在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發掘出不同繩紋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稱彌生陶器，史稱彌生文化。彌生陶器器形簡單，花紋也不繁雜，與繩紋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種新的審美情趣。一般認為，彌生陶器是從海外輸入的，即可能是從大陸遷入的民族帶去了新的彌生文化。新的文化雖然戰勝原有的繩紋文化而成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來人終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並未因之而斷續。彌生時代的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因為先進的大陸文明經由朝鮮半島傳到了日本，促經日本很快進入以稻作農耕經濟為主的農耕社會，石器時代進入了鐵器時代。彌生人從事農耕，種植糧食，共同勞動逐漸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會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階級差別、政治支配關係也逐漸形成。當時，自然崇拜和巫術迷信依然支配著人們的精神生活，特別是農耕祭祀活動盛行，成為彌生文化的一大特徵。

　　從公元三四世紀到六七世紀，以畿內為中心，全國各地建造了許多以前方後圓墳為代表的高冢古墳，標誌著日本由彌生文化進入古墳文化的時代。古墳的建築需要徵集大批勞動力，墳內陪葬有鏡、劍、勾玉等精緻工藝品，象徵著死者生前擁有強大權力。這與一般民眾死後的簡易安葬形成鮮明對照，說明強大的專制集權已經形成，即以畿內為中心的大和國終於在5世紀初統一了日本。這個時期，日本從大陸不僅源源不斷地輸入物質文明，而且開始導入大陸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漢人和朝鮮人即所謂「歸化人」開始使用漢字記事，一方面，中國的陰陽、天文等知識傳入日本。到6世紀，儒家經典、佛教等亦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揭開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發和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從迄今關於繩紋、彌生和古墳文化的研究來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會的日本人在與外部自然的鬥爭中、在尋求和豐富自身物質生活的過程中產生的，並且一旦島國日本與外界取得聯繫，外來先進文化便立即被導入，成為日本文化的生長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術和祭祀支配著原始社會日本人的社會生活，這種原始信仰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與日本民族、國家的形成幾乎同步，二者關係密切，不可分離。即以大和地區為中心，融合諸民族而形成為「大和民族」；「大和國」也終於統一了「百餘國」，建立起天皇制國家。

　　大和國統一日本後，不僅吸取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開始吸取中國的政治制度，特別在推古朝改革進程中（554－628），以聖德太子（574－662）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國經典，博採從中國和朝鮮傳入的各種先進思想和文化，尤其是聖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更是兼取中國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結合日本具體情況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則仿照唐代官制，全面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而把日本社會推進到法制完備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從7世紀到19世紀中葉，是日本的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歷經飛鳥（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鎌倉（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戰國）、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戶（1603－1868）等時代。

　　早期的封建社會（飛鳥、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文化，集中體現為白鳳、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謂白鳳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時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個奈良時期的文化。此間，日本主動與隋唐建立密切關係，積極攝取隋唐、特別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佛教傳來後便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護以至成為國教。以奈良藥師寺為代表的佛教藝術，成為當時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觀。另外，在使用漢字記事的基礎上，日本借用漢字的音和義標記日語的音和聲，創造了「萬葉假名」，並用之創造了和歌集《萬葉集》。至此，日本結束了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歷史，這是日本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隨著假名的出現，日本文學逐漸佔據主流地位。建築與雕刻、繪畫與音樂、書道與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風」，顯示日本文化的獨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會（鎌倉、室町時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為特色。武士，本意為學習武藝，執掌軍權者。它在日本作為新興階層出現是9世紀中期以後的事。那時，隨著莊園實力的強大，為鎮壓農民，對抗國司，保衛莊園利益便組建私人武裝力量，謂之武士團。鎌倉幕府的建立，標誌著以武士為統治階級的武家政權已經成為支配日本的實際力量。鎌倉幕府衰敗時朝廷試圖奪回政權未果，室町幕府執政。與以朝廷為中心的貴族文化比較，武士文化則傾向於大眾，包含許多新的大眾文化因素。就武士階層自身而言，在以主僕契約為人際關係原則中形成的人倫道德，既有踐踏生靈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誠於主人的新的道義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時代而異，必須對之加以具體分析。以武士的軍旅生活為題材的武士文學，與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禪宗的流行，以及各類理論著作的出現，都是這一時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點。

　　後期封建社會（安室桃山、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戶時代（又稱德川時代）的文化。江戶時代歷時260餘年，時日本封建社會成熟期也是崩潰期。由於長期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加之一度鎖國，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異常繁榮，臻於成熟。概言之，江戶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國的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取得獨尊的地位，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推動日本精神文化的發展。其二，具有日本獨特的思想文化的創出與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與研究。

　　開國與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時迎來了民族危機和封建制的危機。從18世紀中葉起，歐美列強開始窺視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國艦隊第二次叩關，迫使日本簽訂《日美親善條約》，日本的大門被打開；繼之簽訂的「安政五國條約」，結束了200餘年的鎖國政治，把日本置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淪為殖民地的民族危機。與此同時，開港後國內各種階級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幟下發對幕府專制的鬥爭高漲。儘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試圖擺脫內外危機，終因封建的幕藩體制病入膏肓而於1868年崩潰，明治政府成立。從此，日本揭開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時代（1868－1912）是日本資本主義形成、發展並走向帝國主義的時代，也是日本從19世紀邁入20世紀的世紀之交的時代。從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體制提供依據，又要為其後的資本主義近代化建設服務；另一方面日本文化還要完成自身的轉型，展開文化本身的發展。從總體上看，明治文化大體經歷了啟蒙與西化、批評與反思、折衷與創造這樣三個階段。

　　明治初期，剛剛從封建體制中脫胎出來的新政府，為實現向資本主義的徹底轉變，提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三大政策。文明開化意味著從前近代社會的解放、意味著資本主義近代化。當時日本已經認識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質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譽為國名教師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說：「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內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難求。」因此，他提出一個「首先改革人心，然後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物質」，在日本實現現代文明的模式。於是，以「明六社」為中心，一批有為的知識分子掀起了思想啟蒙運動，西化大潮衝擊著日本列島，蕩漾著社會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著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漲必有落。在西化熱潮稍事冷卻後，國粹主義者復出，試圖否定啟蒙成果，復活傳統。在批評復古逆流肯定文明開化大方向的同時，有識者也對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亂進行反思，根據日本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探索以導入的西方文化為媒介，創造日本現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說，明治後期文化已經完成落現代轉型，並且在與西方文化共流、撞擊與相融中，探索出現代日本文化發展的獨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時代（1912－1926）是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該時代的根本特徵，事大正民主主義風潮席捲文化的各個領域。自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壟斷資本迅速發展過程中，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逐漸形成落一個新的中間階層機中產階級。這一階層在政治上反對當時的軍閥官僚專制，要求實現政黨政治，實施普選，從而形成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在此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大正文化帶有鮮明的現代性，機主張確立近代自我，宣揚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成為大正文化的基調。

　　大正民主主義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義，倡導民主主義的理論代表吉野作造認為，政權運作的終極基礎在於民眾，起最終決策也應符合民眾意向。以民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雖然承認天皇制，但主張實現名副其實的君主立憲制，即限制軍閥、官僚專制，擴大議會的權力。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吉野的思想無疑有著積極的進步意義。在民主主義的時代風潮下，大正時期的哲學社會科學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學派的理想主義哲學領域，而波及整個知識界。作為新康德學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義、人格主義、教養主義，一時風靡思想界。文化主義在肯定文化價值的同時，還強調人的主體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義思潮，即把人格價值視為唯一的倫理價值。為大正文化推波助瀾的岩波書店刊出許多新書，並於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學叢書，宣傳理想主義哲學，被稱為「岩波文化」。此外史學家津田左右吉對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義解釋，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對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大正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

　　在大正時期，如果說政治思想以民本主義為代表，哲學以新康德學派的理想主義為代表的話，那麼，文學領域則以「白樺」派為代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首的一批年輕作家於1910年4月創刊文學雜誌白樺，形成很有影響的文學派別「白樺」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間，該派高舉新理想主義旗幟，展開活躍的文學活動，居大正文壇主流地位。他們不滿於日趨衰落的自然主義文學，提倡「通過個人或個性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類的意志，探索個人應該怎樣生活」作為該派文學的目標。以此思想為指導，他們創作出許多內容豐富、形式新穎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樺派運動還超出文壇，在教育界乃至社會上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此間，戲劇、美術、音樂等文化領域，都展現出異於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榮，然而，大正時代未及展開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隨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時代（1926－1989）始於本世紀初期，終於本世紀末期，歷時63年，可以說是日本現代史上唯一能夠代表20世紀風雲變幻及其特質的重要歷史時期。無疑，這種變幻與特質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隨日本社會的激蕩與變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倒退的較量中譜寫自身的歷史。20年代，無產階級文化誕生，結成各種文藝團體如「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1928年12月新組「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1931年該協會又擴建為「全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創刊《無產階極文化》雜誌，指導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沒有太陽的街》，是描寫無產者生活的優秀作品。左翼劇團上演進步劇《目依舊是奴隸》、《暴風雨》、《怒濤》等，直到「七七事變」後，仍堅持演出揭露社會黑暗的戲劇如《赤裸裸的街》、《永遠向前》等。美術同盟在在舉辦群眾性畫展的同時，還把作品送到群眾手中。思想家結成「唯物論研究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哲學上展開反法西斯主義的理論鬥爭，湧現出如河上肇，戶阪潤、永田廣志等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國主義法西斯化並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直至失敗的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則是國家主義、超國家主義思潮和日本主義思潮逐漸泛起進而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作為「國策」於1932年成立了「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軍部在《國防的真實意義和加強國防的主張》中，叫囂」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眾議院通過「國體明徵」決議，1940年大搞「建國二千六百年事業紀念」活動，強調「日本精神」，宣揚「皇道主義」意識形態。在政府推動下，文化界組織各種法西斯文藝團體，大搞「戰爭文學」、「報國文化」；思想界也蜂擁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論，提倡回歸日本。從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講座，以期在皇道意識下重建日本學，並試圖通過重新吟味和認識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與日本文化，根治國家的癌症。京都學派的右翼哲學家則提倡「世界史的哲學」「戰爭哲學」來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作哲學家論證；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輝等公然炮製日本型法西斯理論，直接為政府推行法西斯軍國主義提供理論根據。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時，還不斷強化思想統治，鎮壓一切進步文化，迫害一切進步的文化人士。至於馬克思主義則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論研究會」被取締。河上肇，戶阪潤、永田廣志等馬克思主義學者先後被捕入獄，有的在獄中被迫害之死。面對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強權統治，少數知識分子在挫折中發生動堯妥協乃至變節。

　　至此，戰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機，而被血腥的侵略戰爭所吞沒。

　　戰後日本文化的繁榮和困惑

　　

　　戰後日本社會安定、經濟持續發展、為文化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質文化的發達及其大眾化現象。這是因為戰後擴大了思想言論的自由度，且從制度上得到保證；戰後勞動者權力的擴大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為大眾文化昌盛的契機。戰後日本文化的大眾化特徵，主要表現：⒈在勞動者的各類文化團體、文化俱樂部相繼出現並展開活躍的活動；⒉舊文化形態的復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眾文化合高級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眾化所產生的社會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為社會主人的大眾的主體素質，使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得以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導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費價值，從而導致創作熱情銳減，以至頹廢文化泛濫，也就是說，戰後日本文化繁榮的同時，卻出現了一種不可忽視的負面現象即文化的頹廢與停滯。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號平成。上世紀的最後十年是世界格局發生急劇變化的十年，在冷戰結束，世界正向多極化發展，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國際環境也給日本文化帶來影響。素有吸納多元文化之長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過程中，將更繁榮。

日本文化特點

無論日本和中國在歷史上文化交流是多麼頻繁，相互影響是多麼深遠，從古至今，日本文化的發展還是有它的許多特點，有許多既不同於中國，又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規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看起來是很矛盾對立的現象，可是又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東亞文化，這種情況可以說是舉世罕見的。所以美國哲學家穆爾認為，日本文化是「所有偉大的傳統中最神秘的，最離奇的」。

　　這種矛盾與統一首先表現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獨立性方面。

　　從歷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國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權崩潰、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進入了「文明開化」時期。在這個時期，日本按照11個世紀前全盤接受中國文化的方法引進西方的文明，並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奠定了基礎。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要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本國的和外國的歷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對日本文化起過作用，日本在變化，但是卻從未真正脫離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這種情況可以從日本社會的許多現象看出來。現在電視、空調、汽車、電腦、出國度假等已深深地滲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變得無可辨認了。儘管如此，在現代化的帷幕背後仍舊保留了許多屬於日本本土文化的東西，從深層分析看，日本仍是一個傳統的國家。例如，他們愛吃生冷的食物，比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顏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勢力、家族意識和集團意識很強；民間信仰和巫術特盛；

　　女子對男子的溫順和依賴；想發財，能發財，但發了財以後又不知所措；等等。

　　這種矛盾與統一又表現在文化的輸入與輸出方面。

　　日本是個十分重視也十分善於吸收和輸入他國文化的民族，從7世紀的「大化革新」大規模地輸入大唐文化，到19世紀的「明治維新」大規模地吸收與輸入西方文化，都對日本的發展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相比較而言，中國在歷史上就不太善於吸收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歷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種優勢，但是如果只注意輸出而不重視輸入，不重視從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營養、不斷地發展自己，那麼這種優勢也會走向反面。

　　隨著日本經濟的高度增長，日本向外推銷自己文化的意識越來越強烈，而且提出了戰略性的口號，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說的「國際化」。在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據90年代的一份統計資料說，由日本官方機構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項目，諸如邀請或派遣學者、留學生，開展大型文化活動等等，每年的經費預算為10億日元。日本外務省所屬的國際交流基金，鼓勵、資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關的項目，例如國外的日語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學著作的研究、翻譯和出版，或與此相關的文化活動。政府的這種大投入推銷本國文化的舉措收效顯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譽世界，日本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有眾多語種質量較好的譯本，和這些舉措是有密切關係的。

　　還有一個矛盾統一的方面是日本舊時的官方文化和民間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論政府如何強調外來文化，可是民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時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時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漢語寫作，但是婦女不這樣，結果她們成為日本本土文學的先驅。

　　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可以在政府准許、控制的許多地區的界線內隨心所欲。在那裡，男扮女裝的演員、男性賣淫者、妓女、木版畫家都能取悅於神。江戶時代的城市民間文化，尤其在比較繁榮的17世紀，和這個狹小的享樂世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作家、音樂家、演員、畫家都出入於或活躍於這個受官方蔑視、可是卻深為平民所喜愛的「淫蕩世界」。暴烈的娛樂和荒誕的色情在官方的嚴格控制下仍舊成為人們發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論時代如何變遷，這類文化的根本性變化很小，對這個現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後，這種矛盾統一又表現在對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應該認為，總的說來，日本民族是一個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輕柔、溫順、禮貌而且溫和」，他們是以「溫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乾巴巴的、生硬的理論思想」來表達他們自己的。和大多數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約束。例如，當兩個人爭論時，西方人往往生氣地說：「你難道不明白我說的意思嗎?」而如果是日本人，他會將怒火和不悅隱藏在禮貌的面具之下，說道：「你難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嗎?」從總的看來，日本人比較寬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維持表面的和諧，衝突總是被一層溫和的、禮貌的面紗所掩蓋。

　　這種文化現象當然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現在男女的性問題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過程中，即使是嫖妓，人們也講究規矩，講究禮貌，把最粗鄙的性動作用一層文雅的外衣遮蓋起來，否則怕被別人看不起，而絕大多數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這方面，似乎和中國古人所提倡的「溫、良、恭、儉、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視把這種態度形成一種外在的禮節，而且還存在形成鮮明對比的粗獷、暴烈的一面。

日本文化與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於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是多方面的、長期的歷史過程。漢字和漢文、儒學、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主要內容。正是在「中國文明的巨大影響下，到公元4至5世紀就渡過了野蠻階段，進入了文明階段」（井上清：<日本歷史>上冊，第1頁）。漢朝在朝鮮半島設置四郡，大批漢人從朝鮮移民（包括島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時期，在日本的大陸移民達18000人之多。他們是大陸文化的傳播者。3世紀末，百濟博士王仁把中國儒家典籍《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傳至日本。5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夠較好的運用漢字了。繼體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經（易、詩、書、禮、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濟定期向日本派遣諳熟儒家典籍的漢學家，以後又增加醫博士、歷博士、天文、地理和陰陽五行等各方面的專門人才。到聖德太子時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全面攝取中國文明制度，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大化改新以後，日本進一步大力汲取中國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間，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幾次遣唐使船，隨行的有許多留學生和求法其中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是日本留學生最傑出的代表。吉備真備在唐留學17年，回國後在太學教授中國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呂19歲入唐留學，改名晁衡，畢生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73歲歿於中國。他精通漢學，尤其擅長詩文，與大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呂回國，訛傳他在途中遇難。李白聞之，悲痛不已，作詩哭悼：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詩中李白將阿倍仲麻呂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間頓失光明，天地無輝，人哭天愁，風慟雲哀。可見阿倍仲麻呂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與日本大批留學生來中國的同時，也有不少中國學者、高僧到日本去傳播中國文化，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貢獻。8世紀中葉，年逾花甲、雙目失明的中國高僧鑒真和他的弟子，經過許多周折，歷盡艱辛，東渡日本。他不僅帶去了佛教各宗經典和漢學文化知識，還創立律宗佛教，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本人民對鑒真的貢獻給與極高的評價：「禪光耀百倍，戒月照千鄉」。

　　古代日本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漢字作音符來書寫日本語言，著名的《萬葉集》就是用這種方法寫成的，因而成為「萬葉假名」。用漢字作音符，書寫很不方便。8世紀，留學生吉備真備利用漢字偏旁創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從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後來，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漢字行書體創造日本行書假名－－平假名。

　　奈良時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體制創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國律令、經學、音韻、文學、書法和算術等科目。由於有了文字和學校，為文化的普及和繁榮奠定了基礎。因而出現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紀初，日本先後編成兩部歷史巨著，一為《古事記》，一為《日本書紀》。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體為主，雜有漢文，其中歌謠和專有名詞是用萬葉假名寫成的；後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統天皇，採用中國正史體裁，用漢文寫成，這是日本最古的兩部史書。到平安時代（794－1185年），又先後編成《續日本書籍》、《日本後記》、《文德實錄》和《三代實錄》等史書，合稱《六國史》。此外，還有一些地方志，如《出雲風土記》、《播磨風土記》等。

　　文學作品著名的有《懷風藻》和《萬葉集》，前者為漢詩集，是貴族的文學作品，受六朝風格影響較強；後者是日本詩歌（和歌）全書20卷。8世紀中葉，由著名大詩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編修。知道11世紀才形成現在的體裁。

　　《萬葉集》的作者包括各階層的人，有貴族、僧侶、農民、士兵和婦女。反映了各階層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時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漸擺脫對中國文化的簡單模仿，由所謂「唐風文化」轉化為具有日本特點的所謂「國風文化」。這個時代的文化作品體裁豐富多樣，有和歌、物語、日記、隨筆等等。《古今和歌集》全書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筆細膩、技巧純熟、文字優美。

　　鎌倉以後，武士成為社會棟樑，日本文化以反映新興武土階級的思想和生活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義，重名輕死。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語》和《平家物語》等。歷史著作有鎌倉幕府的行政記錄《吾妻鏡》。

　　16世紀以後，由於城市發展和大名領國獨立性的加強，文化的世俗性和民眾性日益濃厚。這個時期的文藝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華的排場外，主要特點是反映新興市民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氣息。出現了生動活潑的歌舞劇、詩歌以及風俗畫等，如連歌、茶道、水墨畫等的興起。佛教傳入日本最晚不遲於6世紀初，佛教的因果報應，主張忍耐、順從、寡慾、善行，是一種文化體，具有豐富而高度的文化內涵，因而佛教傳到日本後就受統治階級的青睞和扶持，迅速發展起來。聖德太子攝政時期(593—621年)積極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號召「篤敬三寶」(三寶：佛、法、僧)並在全國興建寺院，佛教日益發展。但這個時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貴族等上層社會流傳，屬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後，律令制國家全力吸收中國文化，在歷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學問僧隨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隨行學問僧多達20餘人，創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師(空海)和創建天台宗(法華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隨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為了更好地扶持和獎勵佛教，天皇政府將佛教納入國家事務之中，設立專門的佛教統制機構，任命僧侶首領，規定寺院制度，佛教成為官方宗教。此後，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起來。在平城京(奈良建有東大寺，地方各國建有國分寺，此外還有法華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許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權國家解體以後，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戰頻仍，社會動亂，民眾渴望在佛教中尋求精神寄託，於是一些理論通俗、方法簡捷、更容易被民眾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華宗、禪宗和凈土宗等廣泛流傳起來。中國禪宗佛教由於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禪宗宣揚「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主張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頓悟」成佛。因此，禪宗傳入後得到迅速發展，成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別。

　　中國佛教傳入日本以後，經過長期發展，到鎌倉時期脫離了大陸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調，對日本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佛教傳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從原始宗教發展而來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靈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主要內容。儒學和佛教傳入日本後，吸收了儒學的論理道德觀念和佛教的某些教義，逐漸形成一種多神信仰的宗教體系，號稱有八百萬神和一千五百萬神。特別崇拜作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並據「神敕」實行世襲統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屬下的諸神，即為「天生民族」，故稱日本為「神國」。祭祀場所稱「神社」或「神宮」，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勢神宮。神社和寺院一樣佔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稅特權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許多原始宗教殘餘，且沒有系統的經典和完備的宗教組織，素質低下，因此無力與佛教競爭，長期出於依附的地位。根據「佛主神從」理論，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釋為佛或菩薩的化身，作為佛教的保護神，真言宗把伊勢神宮所奉的天照大神和豐受大神說成是大日如來的化身。

　　江戶幕府時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擺脫附屬地位而獨立發展起來。神道教吸收中國理學某些學說，強調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為統治思想的國家次序。明治維新後，為鞏固皇權，以神社和神道作為國家神道，提倡「神皇一體」、「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發展，成為天皇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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