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評論新聞：中評深度專訪：田飛龍縱論香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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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深度專訪：田飛龍縱論香港變化
http://www.CRNTT.com 2017052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出席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香港5月29日電（記者　蘭忠偉）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也是「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20周年。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詳細談論了回歸20年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情況，並從不同角度對香港回歸20年進行全面分析與總結。

　　田飛龍首先就張德江委員長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進行解讀。他指出，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凸顯了對《基本法》的制度自信與維護決心，表明《基本法》制度安排是中央與香港利益的最佳結合點與最大公約數，是一種長期化的憲制框架與方案，任何背離這一框架的行為都同時損害了香港利益與國家利益。田飛龍表示，委員長的講話加強了對《基本法》理論體系建構及法理學話語的塑造，顯示了對「港獨」繼續執行「零容忍」立場的決心，同時在法律行動上更加突出將《基本法》上的中央管治權用好用足，以便更加完善對《基本法》上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性保護體系。

　　「如果以『繁榮穩定和高度自治』作為評判『一國兩制』在港實踐20年的基本指標，我認為屬於基本成功和順利的。」田飛龍對中評社表示，「過度政治化」成為香港管治的痼疾，青年人反國家意識及激進運動取向亦不斷增強，這些新挑戰既有原初《基本法》秩序設計時未曾充分估計的因素，也有香港作為長期殖民地及複雜人口城市的結構性因素，更有香港作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普選進程與全球化衝突中的矛盾張力因素。他認為，只要央港雙方共同努力，致力於和解與發展，以及在更寬鬆基礎與氛圍下凝聚「繼續民主化」共識，「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體制活力與創造力仍然可以繼續發揮。

　　田飛龍表示，決定性的政治和解條件仍然沒有形成，政治衝突的基礎和誘因依然存在。他坦言，今年7月1日非常特殊，既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日以及特首宣誓就職日，也是香港反對派的民主大遊行節日，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遊行示威和政治對抗。「7月1日是『一國兩制』在港時間的『中期節點』，國家領導人的主旨演講需要對香港未來發展給出信心和期待，需要對香港民主化重申承諾及積極態度，需要給出支持香港的具體政策禮包與行動計劃說明。」

　　他說，7月1日之後，在新特首施政下，香港較大可能迎來一個修補裂痕的「政治和解期」，反對派應逐步改變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偏見，將民主發展與國家利益並並聯思考，對權利與義務做平衡定位、換位思考、理性務實，以「忠誠反對派」為轉型目標。如此，則香港二元對立政治有望逐步破解。

　　田飛龍強調，香港未來會經歷一個陣痛期，即依法治港與經濟融合成為大趨勢，反對派既往的對抗路線沒有前途，但如果政治和解不能實質性達成，香港也會長期陷入「過度政治化陷阱」及一定程度的發展停滯。他指出，「一國兩制」正在進入「二期工程」，香港《基本法》及其系統經驗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結構與細節仍然具有示範與先導意義，香港作為「治理特區」的憲制價值正逐步超過「經濟特區」。

　　中評社對話田飛龍，專訪全文如下：

　　基本法制度安排是央港利益的最佳結合點與最大公約數

　　中評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特別提到「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恢復行使包括管制權在內的完整主權，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制權等」，您如何看待本次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

　　田飛龍：第一，凸顯基本法的制度自信與維護決心。委員長通過較為細緻地回顧「一國兩制」政策確定與基本法起草過程，表明《基本法》制度安排是中央與香港利益的最佳結合點與最大公約數，是一種長期化的憲制框架與方案，任何背離這一框架的行為都同時損害了香港利益與國家利益。「最大公約數」過去有效，現在和未來仍然有效，而中央一系列的政策檢討與調整就是為了維護這個「最大公約數」，使之繼續作為惠及兩地、有利國家的制度安排。

　　第二，繼續深化「法治反港獨」，推動中央管治權制度化。委員長批評了「港獨分離運動」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背離，顯示了對「港獨」繼續執行「零容忍」立場的決心，同時在法律行動上更加突出將《基本法》上的中央管治權用好用足，以便更加完善對基本法上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性保護體系。委員長詳細列舉了《基本法》上中央享有的一系列具體權力以及重申了對香港自治權的授權立場和監督權定位。這也標誌著中央從既往治港的經驗教訓中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依法治港」在中央自身及香港特區都具有至關重要性，依法治港可更好地銜接特區的法治社會秩序體系，逐步生成在香港的具體國家權威與存在。

　　第三，加強基本法理論體系建構及法理學話語塑造。委員長對《基本法》的理論化與體系化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是一項法理重建的工程。中央在回歸20年實踐尤其是政治對抗衝突中日益清晰地認知到，香港存在對基本法的偏頗理解與另類詮釋，存在對基本法中國家形象與國家利益的遮蔽與疏忽。香港本地在司法獨立與終審體制之下，依託普通法傳統和權利本位法理學而建構了一種偏重於本地利益、自由主義取向及與西方普通法地區高度融合一致的司法體系及其法理學論述，逐步背離了一國兩制初衷與國家的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定位，甚至反向危及了中央管治香港的主權權威、香港法治秩序的穩定以及基本法的整體性。香港法治需要一場法理學上的糾偏行動，香港普通法需要適度的國家化，才能重建基本法秩序內的一國權威與兩制平衡。在這一工作方向上，白皮書是一個初步嘗試，但更加精細與理論化的工作仍大有空間。

　　第四，重申香港行政主導制，要求政制發展符合行政主導。香港政治體制之爭由來已久，長期在「行政主導」與「三權分立」之間爭執，而雙普選更是帶入了日益激進化的社會運動及未來憲制想像。委員長講話強調行政主導是基本法原意，是實現香港繁榮穩定、高度自治及與國家利益相平衡的制度性樞紐，不能朝著三權分立方向演變。講話還否定了香港建立立法主導、司法至上等其他體制模式的可能性。當然，隨著雙普選及香港社會民主運動的開展，行政主導也需要與時俱進，探索如何形成更緊密的管治聯盟、如何增強政府的回應性及善用公共政策工具轉化社會危機、如何應對及規範香港的政黨政治、如何吸納轉化香港街頭運動與反對派力量以及如何巧用中央的政治與政策支持。這些政治實踐的技巧與空間將構成香港「行政主導」的實踐理性，需要中央與特區政府共同探索甚至創新某些制度機制來加以實現。

　　「過度政治化」成為香港管治的痼疾

　　中評社：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首先想讓您評價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踐20周年的看法？

　　田飛龍：「一國兩制」在港實踐較為完整的總結可以參考2014年的白皮書，儘管這三年來發生了過度政治化的衝突，但白皮書中的基本判斷和結論仍然是有效的。

　　如果以「繁榮穩定和高度自治」作為評判一國兩制在港實踐20年的基本指標，我認為屬於基本成功和順利的，因為香港仍然保持著國際金融中心和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仍然是內地企業融資上市及國際化的重要平台，仍然是國家學習現代化及與西方交流溝通的重要樞紐，而香港治理方面，立法民主有所發展，公眾政治參與不斷擴大，司法獨立得到保障，人權與法治繼續領先。也正因為「一國兩制」下香港發展的基本面維持良好，香港「佔中」才沒有像其他民主轉型地區那樣陷入長期動亂與失序。

　　當然，回歸二十年也遇到了一些重大挑戰，尤其是香港政制發展陷入挫折，「港獨」與「分離主義」興起，法治權威受到一定衝擊，「過度政治化」成為香港管治的痼疾，青年人反國家意識及激進運動取向不斷增強。這些新挑戰既有原初《基本法》秩序設計時未曾充分估計的因素，也有香港作為長期殖民地及複雜人口城市的結構性因素，更有香港作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普選進程與全球化衝突中的矛盾張力因素。

　　面對香港社會的矛盾衝突，中央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框架不動搖及始終依據基本法治理，依法治港的戰略性共識與法理化實施日益深入，同時藉助「一帶一路」戰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等國家經濟戰略而進行的經濟融合與支持亦為香港發展及青年人出路給出了新的方向與可能。只要央港雙方共同努力，致力於和解與發展，以及在更寬鬆基礎與氛圍下凝聚「繼續民主化」共識，「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體制活力與創造力仍然可以繼續發揮。

　　決定性的政治和解條件仍然沒有形成　

　　中評社：不可否認，回歸20年來，香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港獨」和「本土」思潮的冒起，以及兩地摩擦的加劇等，您怎麼看？

　　田飛龍：這些對抗性事件的出現是央港互動之結構性矛盾的漸次爆發，有其可以追溯的機理和淵源：其一，20年來內地與香港經濟實力與發展前景發生重大變遷，香港社會在適應兩地經濟「新常態」過程中出現普遍的不適應情緒；其二，雙普選是香港泛民主派既定議程，但在回歸20年中逐步遭遇挫折，導致原初的「民主回歸論」吸引力下降，「本土分離論」起而取代之，成為香港反對派政治對抗路線之範式變遷與代際更替的分水嶺；其三，內地基於經濟爬坡期的發展主義和香港基於經濟發達期的價值中心主義，導致雙方對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看法及追求產生差異，兩地誤解與矛盾加深；其四，國際勢力操作香港政治議題，制衡中國發展，推波助瀾，造成香港政治實際上的國際化與複雜化。

　　不過，從中央應對這一系列對抗性事件的基本經驗來看，堅持法治底線，依靠愛國愛港力量對等升級社運技戰法，活用國家經濟戰略吸納香港參與，以及逐步尋求中央管治權的制度化，以維護秩序與引導發展的雙重思路開展工作，已逐步走出香港對抗政治的漩渦。當然，決定性的政治和解條件仍然沒有形成，政治衝突的基礎和誘因依然存在。

　　中評社：如何看這20年香港社會、民生、經濟等各方面的變化？

　　田飛龍：這20年香港經濟保持穩定增長，但增幅有所下降，這裡面有發達經濟體普遍性的增長放緩規律的作用，也有香港經濟結構畸形陳舊無法及時更新升級的問題，以及經濟受政治捆綁而滯後發展的問題。

　　在社會與民生方面，香港居民仍然保持較高就業率及政府公共服務水準，但房價高企，階層貧富分化，青年人普遍缺乏成長預期和安全感，民生公共政策遭遇立法會「拉布」而難以有效推行，內資及內地移民對香港固有社會資源與保障體系的擠占效應有所凸顯。

　　回歸日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遊行示威和政治對抗

　　中評社：7月1日即將到來，您認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田飛龍：今年7月1日非常特殊，既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日以及特首宣誓就職日，也是香港反對派的民主大遊行節日，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遊行示威和政治對抗。黃之峰在近期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揚言在7月1日搞更大抗爭，不一定是虛張聲勢，因為反對派需要在這一時刻刷存在感，但由於這是國家性的慶典時刻，也是香港人矚目和參與的重大儀式，反對派究竟希望以及是否敢於搞太大動作，不好猜測與把握。

　　為此，安保措施顯然需要升級，香港與內地之間就慶典細節的合作及共同反應機制需要周全預案及操練。

　　當然，更重要的是，7月1日是「一國兩制」在港時間的「中期節點」，國家領導人的主旨演講需要對香港未來發展給出信心和期待，需要對香港民主化重申承諾及積極態度，需要給出支持香港的具體政策禮包與行動計劃說明。

　　中評社：假設反對派不阻撓，也沒有出現「港獨」「本土」的極端思想，甚至沒有發生佔中、旺角暴亂這類暴力事件，而是一心一意地搞民生髮展和經濟建設，今時今日的香港可能發展成怎麼樣？

　　田飛龍：歷史不可以假設，意味每一個發生的事件都是歷史進步的奠基石。

　　就香港政治而言，不發生政治反對運動而一心一意謀發展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簡單以內地的政府主導下的發展主義模式與思維套用到香港身上。我們要尊重兩制的香港一制對於自身發展議題與價值重心的判斷和堅守。

　　反對政治的焦點議題是民主化和「港獨」，前者可以說體制內的抗爭，後者則屬於嚴格的激進革命。回歸20年，香港是先進行體制內民主化運動，之後經由「佔中」而逐步逸出法治軌道而訴求「港獨分離」。這些政治對抗是香港之歷史觀、人口構成、政治生態及兩制深層次政治精神衝突之複雜演變的結果。

　　發展不僅僅有經濟維度，經濟發展也不是全部。對於香港而言，在經濟充分發展的條件下，政治發展可能構成更有吸引力和值得追求的公共價值。如果沒有對抗，香港經濟固然可能更好一些，可是一個社會的發展是綜合性與多維度的，香港在發展階段上領先於內地，所以不能簡單以內地價值序列平視香港。

　　香港較大可能迎來一個修補裂痕的「政治和解期」

　　中評社：7月1日之後，也就是回歸20周年後，您認為香港社會氛圍可能出現哪些變化，過去出現的問題和摩擦，可能改善？

　　田飛龍：7月1日之後，在新特首施政下，香港較大可能迎來一個修補裂痕的「政治和解期」，新特首也樂意吸納跨政黨力量尤其是青年世代加入政府架構，以及更加重視在教育上對青年成長發展的實質性支持。這些都是改善的因素和潛能。

　　不過，和解及改善不能僅僅是特區政府努力，還需要反對派放下成見與心結，從香港民主長遠利益及香港社會根本利益出發，選擇性與政府和解及合作，以及逐步改變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偏見，將民主發展與國家利益並並聯思考，對權利與義務做平衡定位、換位思考、理性務實，以「忠誠反對派」為轉型目標。如此，則香港二元對立政治有望逐步破解。

　　中評社：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恰逢特首換屆選舉，林鄭月娥上任後，您對香港未來怎麼看？香港是否能夠團結一致走出陰霾？

　　田飛龍：香港未來會經歷一個陣痛期，即依法治港與經濟融合成為大趨勢，反對派既往的對抗路線沒有前途，但如果政治和解不能實質性達成，香港也會長期陷入「過度政治化陷阱」及一定程度的發展停滯。這些代價是香港自身的，也是國家的，因為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

　　當然，這個過程中，隨著國家逐步開放對香港的「公民化」管理措施及融入國家的種種制度安排，國家對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吸納與成長支持效應會日益凸顯。走出政治陰霾是有希望的。是否轉向，對香港反對派及青年一代是一次嚴肅的命運與智慧考驗，但我對香港有信心，因為香港人從歷史來看並不固執，善於審時度勢及在變化的「借來之時光」中實現利益最大化及構建新的身份認同與意義世界。

　　中評社：香港及內地年輕的一代，能為「一國兩制」現在乃至未來的實踐和發展做些什麼？

　　田飛龍：兩地青年人需要適度超脫歷史恩怨與負擔，共同面對國家的新發展與新機遇，互相尊重，積極融入，爭取自身發展與國家發展相結合。青年是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具體實踐的歷史主體，應增加建立長期化、多層次的溝通及互助機制，分享各自成功經驗與發展機會。

　　香港青年人需要更多理解內地的集體主義及國家利益，內地青年人需要更多理解香港的國際屬性與香港社會對自由的由衷熱愛和堅守。兩制差異本質上是價值觀差異，但我們共處一個偉大的文明共同體，求同存異是我們祖先的生存相處智慧，而辯證融合則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則。兩地因更多「平視」對方以及共同面對國家，才能逐步調校精神上的虛妄執念，從容於自身命運與前途的追索。

　　香港治理進入某種「中期時刻」

　　中評社：您個人對回歸20周年的其餘觀點和看法？

　　田飛龍：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也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制度實驗二十周年。「一國兩制」作為中國憲制建構與國家治理的重大創製，構思於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對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整體戰略之中，成熟於對港澳的回歸談判與基本法立法過程，對兩岸關係發展亦產生結構性與示範性影響。香港《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的第一個正式立法，有著重大的歷史與制度開創意義，對於澳門回歸、台灣回歸有著不可取代的經驗與先導意義。因應港澳台不同的歷史與制度背景，「一國兩制」在共享基本思路與原理的同時，也在各自地域性實踐中產生了特色性問題和經驗，同時面臨著差異極大的問題和挑戰。

　　二十年來，中央和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共同致力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兩地的經濟互動以及《基本法》之下香港的政制發展、法治進步和社會變革，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也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從居港權危機、23條立法、國民教育風波、「本土」主義興起、「佔中」運動衝擊、「旺角暴亂」滋擾到「港獨」議員宣誓事件，林林總總，顯示出香港治理在歷史觀、政治認同、法治底線、社會取向等諸多方面均有著不容輕視的衝突與分歧。如今，香港治理進入了某種「中期時刻」，迫切需要中央、香港以及各界仁人志士對這二十年的經驗與教訓進行客觀理性的回顧、總結與反思，為建設未來三十年的新香港、新國家貢獻才智。我們需要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講好香港故事，才能更加平衡與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具體而言，「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實施的國家性意義依然突出：第一，「一國兩制」正在進入「二期工程」，香港《基本法》及其系統經驗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結構與細節仍然具有示範與先導意義，香港作為「治理特區」的憲制價值逐步超過「經濟特區」；第二，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事關民族復興大業和21世紀全球新秩序大局，但對主流世界的系統知識與交往經驗方面仍然需要香港協力；第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一個驅動核心，若非香港承擔，也至少是香港與深圳共同承擔，香港信心與香港參與依然重要；第四，香港民主化及其憲制檢討是中國整體性的國家建構與立憲民主進程之有機部分，是內地任何發達城市之改革所無法取代的；第五，「港獨」與「本土分離主義」在中央干預、香港法治及香港社會自我凈化作用下已呈現頹勢，和解政治顯露曙光，「一國兩制「應做更積極思考，釋放其豐富的制度活力與創造性，對香港與國家可以繼續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