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洋：美國人的選擇，美國人的命運

2016-08-01 1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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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高大健壯的阿富汗裔美國公民奧馬爾·馬丁在給「911」( 美國報警電話)打了一個包含禱告、效忠IS和殺戮理由等敏感信息的電話後,走進奧蘭多的一家同性戀酒吧，一邊大笑一邊用熟練的點射殺死了49名他眼中的「壞人」，另有53人受傷倒地。一時間，哀號四起，流血有聲，自9·11事件後美國本土最慘烈的獨狼式恐怖襲擊就此震撼世界。面對殺戮，人們恐慌、恐懼、憂傷，這都不意外。而每個熟悉了美國式槍擊案套路的人也都大概能總結出悲劇發生的邏輯：「充滿仇恨、精神不太穩定的青年,邊緣化的人生軌跡與極端化的信仰，輕鬆地拿到槍支，短時間內的重大傷亡，高官與政客們爭著站隊、相互指責……然後，什麼都沒改變，等待下一次槍擊的發生。」

　　如此用慣常的套路總結殺戮、反思美國，給了公眾以理解上的方便。但其導向可能並不準確，同時在價值觀層面也可能存在問題。

　　1 誰是獨狼誰不是獨狼

　　奧蘭多槍擊事件還是有自己的獨特之處的。首先，與宗教極端主義及恐怖主義掛鉤，槍手在槍擊事件之前打電話時還承認自己已經效忠IS；第二，槍手是阿富汗裔美國人，這就和移民問題掛鉤;第三，槍手射擊時間極短但殺傷極大，又是犯案前新買的槍械，這就和敏感的控槍問題相關；第四，槍手襲擊的是同性戀聚集場所，其父也證實同性戀者在他和他孩子面前接吻刺激了槍手，這又和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問題糾纏在一起。

　　一起槍擊事件涉及四個焦點，以至於連美國政壇人士的反應都有些難以聚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柯林頓表示自己是同性戀人群的同盟軍並誓言絕不讓恐怖主義分子拿到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則痛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希拉里諱言「極端伊斯蘭」 的字眼；得州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則乾脆「說話不過腦子」地進行暗示：「上帝不會被戲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想用文字遊戲表明自己的反同性戀決心。

　　無疑，恐怖主義、移民、同性戀和控槍問題是美國社會撕裂的幾大痛點，因此主流媒體都使用了「集中反映」「撕裂加劇」等詞語試圖把奧蘭多槍案與美國社會綜合病灶聯繫起來。這個結論可能是正確的，但幾大社會爭議焦點與槍案之間的直接聯繫則很可能是想像出來的、似是而非的。

　　第一個想像，獨狼式恐怖襲擊頻現是不是美國國土安全與反恐戰略失敗的徵兆?

　　必須明確的是，槍擊事件是美國社會的公害，但槍擊事件並不都是獨狼式恐怖襲擊，其中絕大部分屬於刑事案件。因此，槍擊事件頻發和恐怖襲擊頻發並不是一個意思。而且，誰是獨狼誰不是獨狼，在美國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獨狼通常特指那些長期居住或出生於美國，後來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受到極端原教旨思想教唆而獨立發動恐怖襲擊的罪犯。美國並不願意承認美國本土的文化或宗教也會成為孕育恐怖主義的土壤。為此，此次奧蘭多槍擊事件中的馬丁可以被列為獨狼。

　　2013年4月15日製造了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察爾納耶夫兄弟也可以被列為獨狼，但2015年6月18日在南卡羅來納州黑人教堂點名式槍決的白人至上極端分子洛夫，還有2015年10月在烏姆普誇社區學院先問學生宗教信仰再槍殺無辜者的莫瑟爾，美國政府則沒有把他們劃定在獨狼範疇之中。

　　就本次槍擊事件而言，馬丁是不是獨狼美國政府目前並未下出定論。因為馬丁跟察爾納耶夫兄弟還是有著顯著不同的，他在推特里喜歡分享美女照，其前妻女友也沒發現他有堅定的極端宗教信仰。他並不是那種去了兩次沙特後就讓妻子包在黑袍里、自己蓄鬚的男子。

　　更重要的是，如果單純從美國反恐戰略的目標及效果評估，獨狼式襲擊的發生其實證明美國反恐水平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美國主導下的國際反恐網打擊跨境伊斯蘭極端組織、教派武裝、跨國洗錢與武器走私集團，還有美國認定的獨裁者戰爭販子，其核心目標在於摧毀這些極端組織的組織架構、組織活力，對其組織中堅成員的逮捕或殺傷反倒不是其最主要的業務——當然，擊斃本·拉登那樣的巨梟另當別論。

　　自9·11事件以後，在嚴厲的防控和打擊下，美國本土組織化的恐怖襲擊事件再未發生，這與歐洲今天的反恐形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畢竟，成組織的恐怖分子具備持續培養骨幹、連續發動襲擊和襲擊後掩護有生力量撤退的能力，這些組織給一個國家造成的傷害不是一次性的。而獨狼式襲擊者則基本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殺完人順利跑路、繼續戰鬥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果還有其他選擇的話，即便是獨狼自己，也是不願意從事這樣註定有來無回的任務的。

　　因此，我們在抨擊美國防範恐襲不力的時候，需要明確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對獨狼式襲擊能夠拿出有效的辦法。能夠阻止組織化的恐怖主義，迫使極端分子選擇獨狼式襲擊，本身就是一個國家反恐能力的體現。

　　2 「誰奪了誰的飯碗」是移民政策的核心問題

　　第二個想像，奧蘭多槍擊事件是不是說明美國移民政策與多元主義族裔關係走向失敗?

　　特朗普希望通過槍案證明其限制穆斯林移民進入、對其進行甄別的主張是對的，但他有意忽視了槍手馬丁是正兒八經在美國長大的美國公民。槍手不是移民，他父親才是。任何特朗普想像中的嚴格甄別，都管不了移民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寶寶未來會長成什麼樣。

　　如果幹脆按照特朗普所說不讓伊斯蘭移民進入美國，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美國境內已經有500萬公民信仰伊斯蘭教，他們不都是中東血統，他們有可能是華裔、墨西哥裔，甚至標準的盎格魯裔。那種把他們視為特殊人群、審查其信仰、監聽其言行、限制其流動的舉動，只能讓500萬人變成被歧視和仇恨包圍的孤島。

　　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國家，這個國家的大門也不可能再關起來了。統計數據顯示：到2042年，少數族裔將佔美國總人口的 55%，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白人持續佔據舞台中心的局面已不可持續。除非特朗普能把移民的大門無差別地關上，否則針對任何特定族群移民的政策都是公然的散布仇恨，生產恐怖主義，而非抑制恐怖主義。

　　一個真的問題是：仇恨和殺戮與美國多元化的族裔關係有直接關係嗎?按照數據統計，近些年來，美國因槍擊事件死亡的人數年均約1.7萬人，但刨除槍擊事件發生那一刻人們對犯罪問題的特殊關注外，犯罪問題從來都沒能成為美國移民政策的核心焦點。

　　美國曆次大選的關於移民問題的辯論，第一核心的話題往往是關於「誰奪了誰的飯碗」的問題而非其他。特朗普的擁護者是那些覺得自己工作被低薪的非法移民搶了的人，希拉里的擁護者則是那些抱怨「你們剝削了我們反過來卻埋怨我們讓你們剝削」的少數族裔。共和黨、民主黨在兩院內、府院間政策爭鋒的焦點是邊境安全、非法移民遣返、非法移民的合法化和入籍問題。這些爭論的後果就是號稱反移民的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修了邊境高牆，號稱親移民的奧巴馬任內共遣返了100多萬非法入境移民，這比小布希時期要多得多，非法移民要獲得綠卡必須先交納罰款、補繳稅金。從小布希時期開始，過去的近16年里，美國移民政策鬥爭的核心從來與反恐、極端宗教信仰無關，只和美國民眾的錢包相關。

　　關於移民問題的另一個爭論熱點是移民過多導致「盎格魯 —新教 」傳統消退的問題。在引發了「文明衝突」話題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筆下「新移民對美國最大的衝擊體現在價值層面，那些不信仰新教的新美國人要按照自己的意見建設一個想像中的美利堅」。這必將和老美國人形成巨大的對沖，社會因此可能出現失序。他進一步警告，美國已經在某些方面陷入失序。特朗普可能沒讀過亨廷頓的書，但他的某些言論就是粗俗些的文明衝突論而已。可以承認，無論是就業衝突還是文明衝突，都會誘發不同族裔間的敵視和對抗。

　　但是，請注意，沒人能證明這些對抗就一定會激烈到奧蘭多槍案這種程度。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無論爭奪就業機會，還是弱化美利堅精神，拉丁美洲裔都是其中的中堅和先鋒力量：小布希修邊界牆攔的是他們，奧巴馬遣返的也是他們，特朗普詬罵的也是他們，甚至學術大師亨廷頓所警告的「盎格魯 —新教 」傳統最大敵人還是他們。

　　奇怪的是，這個族群與美國主流社會矛盾最激烈，但他們既未被發現或被指責因為受到歧視所以有搞極端主義的傾向，也從未被當作任何恐怖襲擊的指向目標。因此，可以說，美國的多元族裔關係確實面臨著深刻的挑戰，但它所誘發的矛盾、歧視和暴力之間，並不存在著很多人想像中的那種清晰明了的線性關係。

　　3 奧巴馬開不出解決槍案頻發難題的藥方

　　第三個想像，奧蘭多槍擊案是美國槍支管理失控這一社會病灶的周期性爆發。這個想像是有道理的，畢竟「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一個人想在一首歌的時間裡製造如此巨大的殺傷，沒槍是不行的。但是，這個想像又是模糊的，馬丁行兇和槍支管理有關係嗎?他有兩個合法持槍證，他在G4S保安公司做拿槍的工作，他沒有犯罪記錄，他平時無極端主義的言行，他有法律大專文憑，他有資格報考警察。[page]

　　馬丁能拿到槍和奧巴馬控槍行政命令的杯葛沒一毛錢關係。就算奧巴馬的控槍行政令被嚴格執行了，馬丁也一樣可以拿到持槍證，買到槍支。事實上，對比美、德、加、澳、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控槍政策，除了在日本，馬丁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獲得槍支。

　　不能否認，在3億國民3億槍的美國，槍支管理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奧蘭多槍擊案實在不算一個好的例子。更進一步說，槍支管理不嚴到底是一個問題，還是一種社會病症?在我們用傾向性的態度指責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綁架美國槍支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兩個基本前提：

　　第一，持槍合法是1789年通過的十條美國憲法修正案(著名的「權利法案」)賦予美國人民的憲法權利。奧巴馬以及其他相同立場的政治家，要做的是控槍而非禁槍;第二， NRA是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但他只有400萬會員，而且內部還分為溫和派和強硬派。誇大NRA的作用其實是否認美國一般民眾對於擁有槍支的普遍支持態度。

　　筆者在美國訪學期間所遇到的三教九流，無論是民主黨、共和黨，抑或茶黨、佛教徒，幾乎沒有一個是主張禁止擁有槍支的，他們最多只是希望嚴格管理槍支而已。這樣一來，惡性槍擊事件尤其是獨狼式襲擊究竟是不是槍支管理不嚴導致的呢?奧蘭多槍擊事件的馬丁、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察爾納耶夫兄弟、南卡羅來納州黑人教堂案的洛夫、烏姆普誇社區學院案的莫瑟爾全部都是通過合法途徑獲得的槍支，即便是實現了奧巴馬嚴格管理槍支的政策，他們仍然是能夠獲得槍支的。獨狼們沒有案底，這可能才是問題的關鍵。

　　與想像相反的是，美國反控槍群體的辯護聲音其實更能說服美國民眾。他們的基本觀點如下：第一，統計數字證明，美國職業罪犯使用的槍械更多是走私和偷盜而來，從購買環節嚴管沒用第二，惡性槍擊案的罪犯基本上是首次犯案，身家清白，嚴管也沒用;第三，美國槍支管理並非奧巴馬描述的那樣鬆懈，而且奧巴馬的嚴格管理所要解決的是「由槍能追到人」的問題，而非不許危險人士買槍的問題。

　　一句話，奧巴馬開出的藥方不能解決槍案頻發的問題。

　　而憲法規定的持槍權又是美國人公認的正當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槍擊事件其實是美國人選擇「捍衛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就像吃藥有副作用但你不能說這種副作用是一種病一樣。

　　4 槍手馬丁的憤怒是非典型的

　　第四種想像，奧蘭多槍擊案是美國同性戀與反同性戀運動矛盾激化的產物。迄今為止，人民對奧馬爾殺人動機的揣測，最具可能性的就是「痛恨」同性戀這一點。但是，美國國內媒體對該案件的報道事實上都隱晦地迴避了馬丁與美國反同性戀思潮的關係。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在美國國內，伊斯蘭社區和社團幾乎從未介入過有關同性戀問題的爭論，他們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了非常低調迴避的態度。

　　在美國國內，長期高舉反同性戀大旗的，在社會層面有以基督教聯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關注家庭」組織(Fo-cus on the Family)及其家庭研究理事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等基督教保守派組織為代表的一般教眾，在政黨層面則是共和黨右派和獨立派保守人士。這些人群的反對立場受到同性戀人群權利意識覺醒的刺激，在新世紀日益變得激進。

　　2007年美國基督教基要派領袖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甚至發起了一場荒唐的反天線寶寶運動，中國人熟知的動畫片《天線寶寶》因為有一個寶寶的頭上造型有個三角形，他就譴責這是在暗示支持同性戀。2008年，加利福利亞福音派基督徒還舉行了為期40 天的絕食抗議要求廢除同性婚姻。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以5：4的微弱優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更是在美國社會引發軒然大波。

　　民調顯示，美國人對此裁定的支持率剛剛超過50% 。其實從那一刻起，美國互聯網上就不停有人煽動要採取行動對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趨勢。真正讓人尷尬的是，站出來採取極端行動的不是基督教右翼狂熱信徒而是伊斯蘭教徒，而美國基督教又一直標榜自己和伊斯蘭天差地別。

　　這意味著，馬丁的憤怒可能是真實的，但他的憤怒在美國社會中卻是非典型的。

　　5 美國人的社會病灶?

　　一 一羅列了外界對奧蘭多槍擊事件背後的四種想像後，不難發現，憑藉任何單一要素對奧蘭多槍擊事件的發生、對馬丁的殘忍加以合理的解釋，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那麼，奧蘭多槍擊事件是不是這些要素疊加而成結出的惡果呢?這種理解簡單有說服力，但也片面。

　　總體而言，無論多元融合、族裔衝突、極端宗教思想滲透、還是同性婚姻的社會寬容問題，都是全人類所面臨的普遍問題，是所有國家都試圖找到最大公約數但往往又找不到的共性問題。美國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有些可能走在時代的前列，有些可能走得相對慢一些，但是相比較來說並不是反面的典型。

　　即便是被常常詬病的槍支問題，美國憲法和民意既然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起碼在程序上也沒有足夠的理由說它就是惡政。可是，仍然有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問題擺在世界面前，為什麼這個實力強大、社會活躍的國度總是表現得如此缺乏安全感、社會永遠處於激烈的張力當中呢?

　　仔細觀察美國社會，這個國家獨特的運作方式和運轉哲學其實才是這種緊張狀態的根源。美國的社會交往密度遠低於其他西方國家，這種密度差異既是地理又是社會心理層面的。廣闊的國土、先民桀驁不馴的新教倫理，與歐洲大陸分隔造成的草根精神，使美國自立國之初就高度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優先性。美國夢的核心其實就是個人奮鬥與個人成功的思維與生活模式。美國夢是有其魅力的，因為重視個體，承認個體的選擇自由，所以美國社會先天就是多元的，它容忍人們相信各種思潮，主張各種亂七八糟相互衝突的權利。在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可以表現出強烈的個性並以此為榮。

　　自由民權分子vs軍工利益集團，白人至上vs黑豹黨，基督教基要派vs極端穆斯林，墮胎vs 反墮胎，同性婚姻者vs反同性婚姻者……在美國社會中，敢主張、能戰鬥才能出頭。美國夢就是這樣的，美國式的激烈衝突也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個人主義推崇到極致，才會產生巴菲特、蓋茨、喬布斯這樣的英雄，才會產生小布希、特朗普這樣的狂人，也會產生馬丁、洛夫那樣的獨狼兇徒。

　　在美國人看來，這跟有槍再控槍的矛盾一樣，都是自由的副產品而已。自由既然造就了美國高度的活力，那美國人也必須容忍鬥爭帶來的黑暗一面，大部分美國人有這樣的心理準備。當然，一個社會想存在下去，就必須把衝突限制在能夠接受的範圍內。如果每天來一個奧蘭多槍擊事件，那所謂自由就成為不受約束的動亂了。

　　美國人的歐洲表親幾百年前也有過類似的青春期，彼時慾望膨脹、個性衝動的歐洲人先是靠向世界殖民轉移內部的矛盾，後來才靠社會建設、族群調和解決矛盾。這對於在狹窄公共空間里生活了近千年的歐洲人來說雖然很艱難，但畢竟是能做到的。在當今的美國，政治社會空間陷於停滯，不同群體之間、群體內部的矛盾激化，矛盾重重的不同群體看不到對未來的長遠預期，必然要拿周圍的對立面出氣，這幾乎成為一個鐵律。於是考不上警察的馬丁「痛恨」自己天天看見同性戀，察爾納耶夫兄弟覺得伊斯蘭世界被美國毀掉，宅男洛夫覺得白人的生存空間遭到有色人種挑戰，最後一一釀成血案。

　　通過這次槍擊案，美國人確切地感受到了社會的這種躁動不安。也許這會成為一次契機，讓美國人對自己的命運和選擇作更深度的思考。但無論如何，美國的命運的好與壞，不應也不可能通過某一個極端的案例來輕易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