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一）

　　「通經致用」並非董仲舒的發明，至遲在戰國，道儒墨法各學派，都標榜自己的經術只要因時制宜，贏得尋求安寧術的君主付諸施行，便可實現「天下無異意」，也就是「通經致用」。

　　朱維錚（遺稿）

「封建」將逝的預言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當公元前209年陳勝如此鼓動他的夥伴起來舉行反秦暴動的時候，這位青年農民沒有料到，他這句話竟成了五年後一個新起的帝國特色的預言。

　　那個繼秦而起的帝國，國號稱「漢」。它與秦帝國的一個很大區別，就是創業的領袖人物，從皇帝劉邦到將相大臣，大多數出身於底層的平民或小吏，所謂「布衣」。

　　漢帝國的建立，也不同於秦帝國以一個諸侯國征服其他諸侯國，而是通過平民造反，自下而上推翻統治的政府，然後互相兼并，重建所謂大一統的權力中心。漢代儒者已附會這種政權更迭方式，相當於《周易》說的「湯、武革命」。

　　問題在於，劉邦和他的對手西楚霸王項羽一樣，「革命」的目的,無非要「取而代之」，即推翻秦朝皇帝，自己「受命」（接受「天命」）做皇帝。既然如此，「漢承秦制」，同時也像秦始皇征服六國之後一樣，立即面對一統帝國怎樣實現「安寧」的難題，都是順理成章的。

　　所謂漢承秦制，意味著劉邦和他的布衣將相集團建立的權力機制，對秦朝的中央集權的君主體制，「因循而不革」，但起初作了精簡，所謂「隨時宜」。一個引人注目的改變，就是分封同姓諸侯王。這是秦始皇一再拒絕的措置，而死謚漢高祖的劉邦，卻以為將自己的子侄派到重要地區建國稱王，便像人體有股肱,朝廷有危難，可以群起救助。不料劉家的那班無賴兒郎，做了諸侯國王，多半就成割據勢力，甚至想造反做皇帝，反而表明當初秦始皇贊同李斯反對封皇子為諸侯王的意見時說得不錯：「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所以立自己的兒子做諸侯王，也等於「樹兵」。

給布衣將相定禮儀

　　人們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還在清末，著名學者章炳麟（太炎）便已考證，秦統一前很久，便推行反智論的文化政策，禁毀私人圖書就是表徵，而秦始皇晚年在咸陽坑殺反對他的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主要是術士，因為古稱術士為儒，所以也稱「坑儒」。事實上秦朝設置的博士即皇帝的顧問官，涵泳各派學者，其中包括孔子以後的儒家，例如在秦二世即位後仍為博士的叔孫通。

　　或許受到秦朝反智論的熏陶，出身布衣的漢高祖劉邦，「革命」尚未成功，便憎惡儒生，留下一串列為藝術式的故事。最出名的一則，就是「溺儒冠」，見了儒生，就摘下其人帽子往裡撒尿。

　　他在楚漢戰爭中漸居上風，也使「良禽擇木而棲」的各派文士投奔漢營。善於投機的秦博士叔孫通，即在換了將近十個主人之後，向漢王投降。

　　據《史記》，叔孫通帶了「儒生弟子百餘人」跑到漢營，一見劉邦對他的儒服表示厭惡，再見就換上楚國平民常穿的短衣，贏得新主喜歡。他又專向漢王推薦「故群盜壯士」，使劉邦更賞識，於是官拜博士，成為漢開國初的首位文化顧問。但他最大的成就，要屬替大漢帝國「起朝儀」。

　　原來，漢高祖五年（202 B.C.）一貫堅持「鬥智不鬥力」的劉邦，利用韓信指揮的大軍攻殺西楚霸王項羽，轉身又乘韓信不備而奪其軍權，於是成為秦楚之際群雄逐鹿的最後贏家，迫不及待地在軍中登極稱大漢皇帝。

　　史稱漢高祖的這位沛縣布衣，沒有想到同為無賴出身的昔日兄弟，那樣不懂規矩。「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最使新任皇帝怵然的，或許還是他的主要謀臣張良，評論群臣爭功的一句話：「此謀反耳。」就是說皇帝起自布衣，卻對追隨造反的群臣封賞不公，當然會相聚再度謀反。這使皇帝嚇得不輕，趕緊當眾將平生最憎恨的一名同鄉封侯，總算壓服口聲。

　　不過朝廷的秩序混亂如故。早在揣摩君心的叔孫通，以為機不可失，向皇帝進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針對皇帝憎惡儒家之禮繁瑣的心態，他保證決不復古，「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皇帝指示「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難為了叔孫通。他用一年多時間，東赴魯國物色禮樂專家，遭魯兩生奚落也不顧，西返長安又以儒生弟子不斷實習。最後匯聚諸侯群臣作首場朝儀錶演，效果甚佳，「竟朝置酒，無敢歡嘩失禮者」。不待說皇帝龍心大悅：「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又不待說叔孫通的儒生弟子都加官蒙賞，歌頌說「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這是秦亡後儒家在漢朝宮廷政治中首次嶄露頭角。近百年後，司馬遷回顧漢高祖七年（200 B.C.）這段制禮作樂史，嘆曰：「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結語引用《老子》學說，是否表明司馬遷認為叔孫通在漢武帝時代被稱作「漢家儒宗」，大有儒表道里的嫌疑呢？

　　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漢高祖死，漢惠帝立，接著相國蕭何死（193 B.C.），他的政敵曹參繼位，卻意外地體現了「蕭規曹隨」。當然表現形式乃曹參位居相國，卻標榜恪守《老子》的「無為」學說，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越多攪動則小魚越爛。因而上上策是相信人事必定合乎天道，應該聽其自然。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最好的辦法就是消除民眾因饑寒而難治以致輕死的根源。中世紀中國列朝的政論，每說楷模為「蕭規曹隨」，毛病就出在以「曹隨」掩飾維持腐朽政治的現狀，而不聞「蕭規」即政體創始的由來，就是歷代的蕭何們，替本此後設計的政軍財文體制，合理與否可不論，合理與否可不問，只要屬於開創，便墨守其規，「遵而勿失」。

　　自漢至清的歷史表明，如蕭何那樣的當國行政首腦，在王安石以後幾成絕響。而自命蕭規曹隨的權相，如兩宋的蔡京、秦檜，以至明清的申時行、和珅之類，有誰不是仰承專制君主的鼻息混日子呢？對於百年來海內輿論不斷掀起的宰相崇拜，也許隨著未來必有的檔案揭秘，可能終有真相大白的日子吧？

不學有術而「為漢儒宗」

　　叔孫通迎合漢高祖的權欲，先晉陞太常，主管帝國的宗教文化事務，繼拜太子太傅，即儲君的首席教師。看來他幹得不錯，相傳漢高祖晚年要廢太子，首先以死相爭而使漢惠帝保全儲君地位的，便是叔孫通。

　　不過徒兒成為皇帝，似乎沒給老師帶來光榮。他又回任太常，顯然那是蕭何、曹參，以及周勃、陳平等丞相能允許文人學者主管的唯一政府部門。

　　漢初比秦朝更重武輕文，按照軍功配置政府大臣位次，成為習慣。但正如辯士陸賈批評劉邦的反智論時所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要使帝國得到治理，需要各種專業人員。於是後稱太常的奉常，一個在秦朝設置以主管宗廟禮儀的部門，到漢初便成為文職專家最為集中的部門，宗教祭祀，音樂舞蹈，宮廷飲膳，天文歷算，占星卜筮，醫藥衛生，土木建築，采銅鑄錢，乃至集市管理，水道疏通等等，無不包攬。當然它的首長也非資深文士不可。

　　顯然，曾任兩朝博士的叔孫通，官拜奉常，必定設法增立作為屬官的博士。他大約死於惠帝末（188 B.C.）。據《漢書》，漢初博士已經「員至數十人」。可以推知其中必有再任奉常並與惠帝保持密切關係的叔孫通的作用。不待說，他不會改變博士官「掌通古今」的顧問職能，更不會改變博士官由道墨儒法名陰陽各派學人並存的現狀，否則就稱不上「知當世之要務」。

山東德州董子讀書台的董仲舒像

怎樣使「天下無異意」？

　　由漢高祖讚賞叔孫通制禮而使他嘗到了做皇帝的尊貴滋味，已泄露這個帝國需要怎樣的文化體制的「天機」，那就是這個體制必須保障「天子」以君主兼教主的權威，需要學習秦始皇的「君人南面之術」。

　　秦始皇的思想很混雜，凡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概括的秦漢間的流行思潮，在這位始皇帝的言行中都可找到蹤影。惟有一統之後應用的「帝王之術」，他接受李斯的一句話，卻終身力行。這句話見於司馬遷的《秦始皇本紀》：「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所謂安寧，原是古人給冬天起的別號，形容嚴冬呈現的萬物寧靜氛圍。這很合乎秦始皇自命水德而代天司殺的期望。李斯將他欲達目的的實踐手段，所謂「申、韓之術」，即法家申不害、韓非所論統治術的精髓，歸結成使「天下無異意」一語，也就是不許臣民有個人意志，一切想法都與皇帝保持一致，猶如寒冬出現的萬物和諧不爭的氛圍一樣。始皇帝於是不僅「急法」，而且燒書愚民、神道設教，想方設法禁絕「異意」的萌芽。他失敗了，正如民間假託神諭所說，「始皇帝死而地分」。按照邏輯，漢初布衣將相造反起家，應該以史為鑒，或者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但漢高祖才登極，便為沒有得到他曾仰慕的秦始皇那種「大丈夫」的半神待遇而苦惱。他曾通過呂后散布神話，說他是他媽與黑龍交配所生的龍種，又說他未發跡時避罪逃亡所至之處便有祥雲護頂云云。怎奈他的從龍功臣不信，為權力分配起鬨，如張良警告的想「謀反」。到底叔孫通有見識，懂得造神必先造聖，及時給無賴皇帝設計彰顯「天子」的威儀。當然，新權威得以樹立，還是由於在先皇帝已通過擒韓信、囚蕭何，對那般布衣將相示威，暗示誰反對今上誰就沒有好下場。不過那是東西方都將獨裁君主奉為神之子的時代，劉邦出身卑微，竟在秦末群雄逐鹿得掎鹿角，而且在窩裡斗中不斷以弱勝強，令他的政敵盟友都以為他得天助。他是否得知秦亡由於變生肘腋，始皇帝幼子竟與趙高、李斯內外勾結，矯詔殺害太子和元帥而篡奪帝位，尚不清楚。但他死前要更換太子，目光盯住呂后，表明他已知帝國繼統最大威脅來自家族內部，來自他的皇后呂雉的外戚集團。他死了，結果如他所料，政權落入呂后之手。但呂后繼承他的先例，排斥異己，反而導致隨劉邦造反，致身漢相的周勃、陳平等，乘呂后老死即發動軍事政變，實現「安劉」。

　　類似故事在中世紀中國多次重演。我曾這樣描述：「從秦帝國建立到清帝國滅亡，朝代更迭雖多，政權分合雖頻，共同的統治形式都是君主專制，因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共同的關注焦點，便是如何保證這個專制體制穩固與擴展的『君人南面之術』，在西漢中葉後即司馬遷首先揭示的『以經術緣飾吏治』。」

　　這裡不擬重述我對西漢武帝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過程的歷史考證，只擬略陳拙著《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的五點結論：第一，所謂罷黜百家的範圍，起初限於作為皇帝文學顧問的博士官；第二，涉及皇帝顧問的這項人事變動，針對的是漢初在統治文化領域內居主流地位的黃老學派，後者其實是「漢承秦制」的所謂刑名即法術的變相延續；第三，司馬遷描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表明在著《史記》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生活的漢景帝、漢武帝交迭時代，政教領域內黃老和儒者兩派互相貶斥已公開化；第四，漢武帝於建元元年（140 B.C.）登極年方十五歲，急於控制朝政的王太后之弟田蚡，首次借「隆推儒術，貶道家言」為題，打擊太皇太后竇氏為首的老外戚集團，被竇氏反擊而失敗，表明儒術獨尊無非是新老兩個外戚集團爭奪權力的體現；第五，建元六年（135 B.C.）竇太后死，漢武帝用田蚡做丞相，也是報復祖母竇太后的壓制，「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並廣招「文學儒者」，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上於竇太后死的次年元光元年五月。那性質只可說是對既定方針即博士官專用「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的必要性論證。因而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沿用的傳統寫法，所謂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倒果為因，不合歷史實相。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

　　董仲舒不是所謂儒術獨尊的始作俑者，而他的學術由來也疑未能明。《史記》作者司馬遷做過他的學生，卻只在《儒林列傳》中給他寫一短傳，僅說他是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其傳公羊氏也」。百年後《漢書》給他立傳，除全錄「舉賢良對策」，於他的生平和師承等沒有提供更多資料，僅在同書劉向傳內，提及他於漢元帝初被某些儒者說成「為世儒宗」。時隔千年，北宋出現署名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當時已有人疑為偽作；今本乃清四庫館臣由明初《永樂大典》輯出，也未能斷定是否董著。

　　有一點似無疑義，即董仲舒首開了「以《春秋》決獄」的先例。獄指重大的刑事案件，特別是所謂犯上作亂的罪案。漢初蕭何依秦法制定漢律。到漢武帝時代罷黜黃老刑名學派，便意味著判決刑獄，也不能公然引用商鞅、韓非的法術理論，辯護定罪的道德與法的合理性。董仲舒率先從「儒術」的角度作出解困的詮釋。他說「孔子之術」體現於《春秋》，而孔子晚年創作的這部編年史，文字形式雖講「三世」，即孔子所見所聞所傳聞的魯國三個時代，內容卻蘊含著無數「大義」，也就是處理天地人一切關係應該遵行的根本道理，但孔子以為不便說明，於是將那些大義私下口授給晚年的心腹弟子。這樣的悄悄話稱作「微言」，它起先在孔子再傳弟子公羊高的家族內部代代相傳。輾轉口授至漢景帝時代的公羊壽，便與齊人弟子胡毋生著於竹帛，就是《公羊春秋》。董仲舒自稱「傳公羊氏」，深知傳中「微言大義」如何體現法典意義並古為今用。

　　例如《春秋》記「弒君」三十六起，有的非事實，像昭公十九年先記「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繼記「葬許悼公」。既說「弒」，則肯定許君為臣所殺；又說「葬」，則明白否定許君死因並非吃了其子所進的葯。《春秋》三傳都注意到孔子的措辭矛盾。唯有董仲舒，堅稱一個「弒」字,表明孔子作《春秋》的最高原則在於「誅心」，由此引申出只要追究臣子對君父有二心，哪怕沒有明言，僅僅在聆聽君主指示時囁嚅不表態，也可原心定罪。這給漢武帝重要的酷吏張湯很大啟示，重用董仲舒一派儒生，在漢律中增入「誅意」、「反唇」的可怕條例。繼起的酷吏杜周，更露骨地宣稱皇帝的旨意便是法律，「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這表明當時標榜「獨尊儒術」，其實是自稱「明於《春秋》」的董仲舒一派儒生，假借伸張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迎合君主一體化的取向，與權力運作相配合，也就是「通經致用」。

所謂「通經致用」

　　「通經致用」並非董仲舒的發明，至遲在戰國，道儒墨法各學派，都借用紡織工藝稱貫串織物的縱線為「經」的術語，將體現本派宗旨的言論著作喚作「經」，而將利用經說指導政教實踐，比作城邑的通衢大道，稱為「術」（術）。各派都標榜自己的經術具有普世價值，只要因時制宜，贏得尋求安寧術的君主付諸施行，便可實現「天下無異意」，也就是「通經致用」。

　　所以，秦漢間統治術凡三變，由法術、黃老術到儒術，共同取向都在肯定與時俱變的君主統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但論證的重心卻由秦始皇的「急法」，「漢承秦制」的「無為」，而到漢武帝構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邏輯變異，都具有合理性。就是說，「通經致用」本來是秦漢間相繼佔領統治思想舞台中心位置的法道儒三家所唱的同一基調。

　　可疑的是董仲舒。雖說司馬遷稱道董仲舒「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但迄今的經學史家，仍未證實董仲舒師承漢武帝時《公羊春秋》大師。董仲舒是否與胡毋生同習《春秋公羊傳》？天知道。但漢武帝建元六年（135 B.C.）宣布「獨尊儒術」， 董仲舒卻拔得賢良對策的魁首，留下漢武帝此舉與董仲舒天人三策相關度的不解之謎。

　　同樣，今本《春秋繁露》是否董仲舒遺著？《四庫全書》編者已不敢肯定，二百年歷朝主流學者，據此書對董仲舒的經學大讚或大批，同一荒謬。只有清末章炳麟太炎謂「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教皇也」，於史有徵。史稱董仲舒晚年解答酷吏首領張湯的司法疑難，「作《春秋》絕獄二百三十三事」，通過程樹德輯佚，可見大概。最令人吃驚的是他穿鑿歷史，找出孔子作《春秋》恐嚇亂臣賊子的「微言大義」，核心在於「誅心」，就是說對於漢武帝的獨斷，非但公開諫諍屬於「犯上」，連內心有話不敢明說，只是嘴唇動一動，所謂「反唇」，也判死罪，稱之為「誅意」。據董仲舒提供的「《春秋》決事比」，說是孔子作《春秋》，寫到許國世子向病重的許君進葯，沒有親嘗，而後許君死了，於是大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列為《春秋》所記「弒君」三十六起的一例，定罪依據即「誅心」。單憑推論居心，便可以判處死罪，猶今人所謂「罪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就是說將你抓進監牢，你辯稱無罪，也就犯了態度罪。不信領袖永遠正確，豈非表明你內心早有「犯上作亂」的潛意識么？難怪董仲舒死後身價日增，「為漢儒宗」。

　　可惜董仲舒學孔子不到家。據《論語》，孔子不談「性與天道」，「敬鬼神而遠之」。但晚年作《春秋》，對於天變，大如日蝕，小如蝗災，都逐一詳記，似乎又表明他篤信天人交感，卻不明說，真是「聖之時者」，於當代人事無所不通。董仲舒就有點傻，迷信孔聖句句是真理，總在穿鑿經文的「微言大義」。比如《春秋》記日蝕三十六次，弒君也三十六起。兩個數字重合，是偶然嗎？但董仲舒猜測必為孔子的隱喻，示知天人感應原理，凡人事出現偏差，天文就出現反常現象，所謂災異，表示「譴告」。由於孔子本人沒有留下天人交感的說教，秦漢法儒共同尊崇的宗師荀況更明言天人相分，因而董仲舒只能乞靈於秦始皇提倡的陰陽五行學說。倘若相信《春秋繁露》真是董仲舒論著彙編，那就不能不同意清末章太炎斥其為「神人大巫」的酷評。我不信《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作品結集，卻以為程樹德《九朝律考》內輯錄的董仲舒《春秋決事比》佚文，表明此人死後身價日漲，「為漢儒宗」，絕非偶然。因為他在漢代開啟了「通經致用」的新傳統。

錄入編輯：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