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張愛玲紅了，她的老師沒紅？

05-31

「言子夜進來了，走上了講台。傳慶彷彿覺得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一般。傳慶這是第一次感覺到中國長袍的一種特殊的蕭條的美。那寬大的灰色綢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加顯出了身材的秀拔。傳慶不由地幻想著：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長得像言子夜么？十有八九是像的，因為他是男孩子，和丹朱不同。」

——張愛玲《茉莉香片》

《茉莉香片》是張愛玲以弟弟張子靜和她所憎恨的家庭為背景寫成的。對於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人和事，張愛玲慣於不發一言，而只在虛構的小說中透出些許蛛絲馬跡。在《茉莉香片》中，她想尋找父親——她將留過學，身著中國長袍、熱愛中國文學的言子夜，描寫為主角暗暗傾慕的理想父親。而這言子夜，其實正是張在香港大學求學時有知遇之恩的中文系教授，許地山。

張愛玲說：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

1939年夏天，張愛玲離開上海來到香港大學文學院求學，當時她的中文系教授是受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的排擠而被解聘，後由胡適推薦來到港大教書的許地山先生。

在港大讀了兩年後，1941年日軍入侵，香港淪陷。港大變成了臨時醫院，張愛玲擔任看護，看盡人生百態。不久她返回上海，兩年後創作了這篇苦楚的香港傳奇——《茉莉香片》。而後世認為，文中的華南大學，就是香港大學，而言子夜教授，就是許地山的化身。

許地山何許人也？

許地山

或許你還記得那篇小時候上過的課文《落花生》，它當年可能因為需要背誦而被你嫌棄。而作者許地山的名字，恐怕早已被大家遺忘。

幾乎無人知道，這位不愛露鋒芒的散文大家，不僅曾是張愛玲的國文教授，還是老舍的摯友，與茅盾等人創立過文學研究會。他在寫作散文之餘還創作過小說、詩作，翻譯民間故事。中國現代小品文最初成冊的書就出自他手。

這位通才不但精於文史哲，還善琵琶、通梵文，對宗教研究頗深。可以說，稱許地山為民國時期的大家並不為過。

[許地山散文]

蟬

急雨之後，蟬翼濕得不能再飛了。那可憐的小蟲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頭。松針穿不牢的雨珠從千丈高處脫下來，正滴在蟬翼上。蟬嘶了一聲，又從樹的露根摔到地上了。

雨珠，你和他開玩笑么？你看，螞蟻來了！野鳥也快要看見他了！

蛇

在高可觸天的桄榔樹下。我坐在一條石磴上，動也不動一下。穿綵衣的蛇也蟠在樹根上，動也不動一下。多會讓我看見他，我就害怕得很，飛也似的離開那裡，蛇也和飛箭一樣，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來，告訴妻子說：「今兒險些不能再見你的面！」

「什麼原故？」

「我在樹林見了一條毒蛇：一看見他，我就速速跑回來；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還是他怕我？」

妻子說：「若你不走，誰也不怕誰。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

但我心裡想著，要兩方互相懼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膽一點，不是他傷了我，便是我傷了他。

許地山曾說，凡美麗的事物，都是這麼簡單的。他寫著關於蟬和蛇的寓言，關於梨花和老婦人的故事。短短數篇，禪意盡現。

笑

我從遠地冒著雨回來，因為我妻子心愛的一樣東西讓我找著了，我得帶回來給她。

一進門，小丫頭為我收下雨具，老媽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對妻子說：「相離好幾天，你悶得慌嗎？……呀，香得很！這是從哪裡來的？」

「窗欞下不是有一盆素蘭嗎？」

我回頭看，幾箭蘭花在一個汝窯缽上開著。我說：「這盆花多會移進來的？這麼大雨天，還能開得那麼好，真是難得啊！……可是我總不信那些花有如此的香氣。」

我們並肩坐在一張紫檀榻上。我還往下問：「良人，到底是蘭花的香，是你的香？」

「到底是蘭花的香，是你的香？讓我聞一聞。」她說時，親了我一下。小丫頭看見了，掩著嘴笑，翻身揭開帘子，要往外走。

「玉耀，玉耀，回來。」小丫頭不敢不回來，但，仍然抿著嘴笑。

「你笑什麼？」

「我沒有笑什麼。」

我為她們排解說：「你明知道她笑什麼，又何必問她呢，饒了她罷。」

妻子對小丫頭說：「不許到外頭瞎說。去罷，到園裡給我摘些瑞香來。」小丫頭抿著嘴出去了。

從孩子間的懵懂感情，到戀人間的你儂我儂，許地山筆下的愛情，或朦朧可愛，或深情可嘆。在那群情激昂的年代，要麼像蘇曼殊那樣憤懣地遁入空門，要麼像茅盾那樣積極地投身革命。如許地山這般「不合時宜」，註定被邊緣。

「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來。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它才能知道。」不知你還是否記得那篇《落花生》里的這句話。正如他筆下的花生一樣，許地山從不是什麼英雄。

在世人眼中，他的扮相稍顯古怪：頭髮長長、蓄著山羊鬍，大拇指上戴一枚白玉戒指，常年穿著可能是自己做的土黃色對襟長衫，一點不像留洋多年之人。

在好友老舍的記憶中，許地山分外可愛，永遠不會說「不」。「去倫敦買黃花木耳？好！模仿小腳老太打高爾夫球？好！給一個小副刊寫文章？好！」

妻子因購物砍價而遲到，他幽默地諒解：「你浪費我許多時間，可是又為我節省很多金錢，到底我沒有吃虧。」

學生當眾頂撞他，他溫和地化解：「好哇，好哇，你說說看！」

許地山待人接物極其真誠，去世時有人感嘆：「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談話伴侶，中年人失掉了熱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開心的先生，孩子們失掉了淘氣的老伯。」

而這與世無爭的外表下，其實有著鮮明的是非觀和責任感。有官員前來勸阻他不要推行新文字運動，他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全面抗戰爆發，他二話不說上街演講；他信奉基督教，但不妨礙在小說中質疑上帝。

顯然，這位看似超然的好好先生，其實根本就沒有忘情世事，不過是借文字來平衡心靈。而這種選擇其實是20世紀初西方文明闖入後，傳統知識分子的無奈之舉。

「他直如秋夏間的鳴蟲，生活的期間很短，並沒有想到所發的聲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當時哀鳴立刻能夠得著同情者。

他沒有派別，只希望能為那環境幽暗者作明燈，為那覺根害病者求方葯，為那心意煩悶者解苦惱。」

許地山在49歲時英年早逝，他沒有紅過。他所處的時代太過於兵荒馬亂。他像落花生一般被散落在了民國時期。他沒有犀利的文風和革命的熱血，他始終是留有餘地的；他也沒有退隱的消極，他終究是有情人。「以入世的精神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這讓他無法在抗戰年代家喻戶曉，可惜嗎？

但其實許地山也沒想要紅。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寫作：「寫文的時候，每覺得筆尖有鬼。有時明知寫出來不合時宜，會挨譏受罵，筆還是不停地搖。有時明知寫出來人會歡迎，手卻顫動得厲害，一連在紙上杵成無數污點。」他不會為了要「紅」而寫作，他的赤子之心從未變過。

郁達夫曾說：「許地山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後來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而集這麼多學問家於一身，在現代作家中也是罕見的。」

正是中國文學的赤誠之心深深地感染了張愛玲，而後者也在時代的浪潮中脫穎而出。最後許地山將自己的思想和學識幻化成一篇篇空靈幽遠、有獨特氣質的散文，在民國璀璨群星之中，成為一顆閃著微光的文化遺珠。

在他去世七十餘年後的今天，我們滿足於快速閱讀，迷失於城市紛雜，我們卻相信這顆明珠仍不會消失，這些空靈、真誠又不乏妙趣的優美散文可能不會大紅大紫，但就這樣在一個冬日被你發現，喜愛，然後長存心中，足矣。

這是一本可反覆品讀的散文集。

希望許先生返璞歸真又不乏妙趣的文字，讓你的嚴酷冬日因有此書相伴而少一分寂寥與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