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選擇受苦

作者：柏邦妮 來源：讀者校園版

　　我帶著家裡給我的兩萬元（幾乎是家裡的全部積蓄）和自己攢錢買的幾本電影方面的書，開始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北京電影學院旁的招待所里，一個床位每個月要450元。

　　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拉片室，拉一部電影要6個小時，一個小時3元，總共要18元。學校最便宜的蓋澆飯六七元一份，為了拉片，我把一份蓋澆飯分成兩頓吃，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

　　在旁聽的第一年裡，我沒出過海淀區，蹭所有能蹭的課，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資料室，複印當時買不到的台灣遠流版電影書，不讓複印的就手抄，我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劇本。

　　在旁聽的第二年里，老師介紹我寫一部電視劇，30集。現在，我可以坦然承認，那真是一部很爛的電視劇，但在那時候，這是我唯一的機會。所有我寫過的作品，都是我珍貴的機會，因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這個行業就像打遊戲晉級一樣，你得慢慢積攢你的行業資歷。

　　A級的導演找A級的編劇。如果你是C級的編劇，A級的導演怎麼會用你？D級並不可恥，積攢幾部，我就是C級，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摩羯座的我從來不相信僥倖，只相信努力。

　　對於每一個機會，我都不輕視，每一部片子都是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才能，花費最大的心血而寫的。因為我知道，機會只有一次，就是眼下這一次。

　　真的很苦。一天寫兩萬字，一大早製片人就打電話劈頭蓋臉地罵一通，片子被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沒有網，寫完了去網吧傳，在網吧查資料，手抄下來再回去寫。渾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緩解一會兒，繼續寫。有時壓力太大了，我就自己一個人出去哭，站在三環天橋上，外面下著雪，哭完了，回去再繼續寫。真的是硬生生寫出來的。

　　編劇這一行，會寫都是其次，能寫、愛寫才是第一位的。

　　後來我寫過一個主旋律題材的劇本。一個部隊的老編劇說，他們寫劇本，按照那些條條框框修修改改的次數數不勝數，怎麼辦？「誰叫你愛寫呢？誰叫你愛這個呢？」說得我當時眼淚都流下來了。是啊，誰叫你愛這個呢？我並不是總能接到劇本，但是總得生活啊，於是我給時尚雜誌寫文章寫了好多年，採訪明星。時尚雜誌要的是絢麗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數，要命的是幾家雜誌一起約稿，幾天之後，一起截稿，壓力大得不可思議。內心的理想和現實的工作有很大衝突，看看自己寫的那些稿子，總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時間就責問自己，覺得自己快寫廢了。我壓力最大的時候，手心腫脹，有平常的兩倍厚。

　　剛出道時，我給自己印了一張名片，上面寫道：我絕不辜負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掙扎，但是很認真、很較勁。明星採訪、娛樂專題、山東快書、企業改革……我接的每一單工作，我都盡全力去做。

　　就這樣，一點一點在行業內站穩腳，在這個城市紮下根來。2006年，考研第3年，我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研究生；2007年，我寫了李少紅導演的《紅樓夢》；2008年，我寫了馬楚成導演的《花木蘭》；2009年，我和彭浩翔導演合作，寫了《撒嬌女人最好命》；2010年，我寫了舞劇《金瓶梅》；2011年，我寫了話劇《北京我愛你》；2012年，我和張一白導演合作；2013年，我和關錦鵬導演、林育賢導演合作。雖然後面這幾個項目都沒成，但是從寫作到做人，我學到了很多。

　　來到北京時，我20歲，沒有學歷，沒有背景，並不自信，一無所有。10年後，我還在這個城市裡，做著我想做的事，雖然我沒有過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沒有去過自己不想過的生活。

　　為什麼我們忍受北京，無論如何都不忍離去？我想，因為這座城市給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性。當然，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是可能，這正是殘酷之處。我永遠記得，每年都有那麼幾個瞬間，我走出地鐵站時，覺得這是一座希望之城。

　　早幾年我回家發現，老家的很多同學過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他們很容易就進了本地最好的單位，剛工作，家裡就幫他們買了房、買了車；結了婚，平時回家吃飯，孩子交給爸媽帶，自己掙的錢就是純積蓄；放假出國，平時淘寶，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個檔次。

　　也許，我選擇了這條路，有時真的很難滿足父母最簡單的期待，當然我會因此而內疚、難過、自責。但是，我喜歡在北京，做這份工作，做我自己。

　　愛一個人，是愛和他在一起的自己。

　　愛一座城市，也是愛在其中生活的自己。

　　我愛北京，不如說，我愛在北京生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