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05-31
《中國震撼》寫作背後的理念——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日期:2011-04-15 作者:張維為 來源:文匯報 |
張維為
過去30年中,中國穩步崛起。這期間,在中國境內,佔全世界70%的貧困人口消失;中國經濟增長規模為8倍,而東歐為1倍;中國的發達板塊,如北京、上海、大連等在許多方面已經遠超美國紐約。在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中,沒有成功的例子,特別是用扶貧、現代化的程度等中國的標準衡量。這時候,我們不得不震撼,不得不反思許多問題。為什麼採用西方模式的國家總體效果並不那麼明顯,而中國歷經香港回歸、金融危機依然高速發展?反觀西方,從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到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無不面臨著政治、金融的問題。然而,國內一些學者繼續宣揚唱衰「中國模式」。在我看來,西方最後崩潰了,中國國內的「中國崩潰論」也將崩潰,而且可能不需要20年。因為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當中,唯有中華文明持續了5000年,延續至今,並實現了現代化。這一文明古國與現代國家相交疊的國家,我稱之為「文明型國家」,並歸納出其八個特質,即「四超」、「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超」指的是超級的「超」。我們有上千年的傳統,不能輕易否定,這是客觀的存在,是基因的一部分,可以加以利用或者是加以發揮,或者是有選擇的借鑒,不是可以輕易擺脫的東西。這個「文明型國家」不會照搬西方或者任何的模式。相反,它汲取各大文明的優點,又可以繼續保持自我,同時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在四個「超」的特點下,中國形成了自己的四個「特」,包括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中國一直傳承的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本質上是民心向我,選賢任能。西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危機是已經沒有了人才概念,只要程序正確,選誰都可以。而在中國,治國的必須是人才。我們把選拔和選舉結合了起來,而西方用的是選舉制度。同樣,在社會方面,我們沒有採取西方的社會與國家對抗的模式,而是社會和國家大規模互動的模式。這種模式比西方社會更有凝聚力,更有競爭力。經濟方面亦如是。最終的理想模式,一定是和歷史傳承有關的,和我們從西方引進的市場經濟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交織在一起的一種混合經濟。這種大的格局,可能是由「文明型國家」的基因決定的。混合經濟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所在,儘管還有很多問題,但大的趨勢很難改變。 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不是轉型,而是一種創新——汲取別人之長但不放棄自己的優勢。中國既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同時又是「百國之合」。我們歷史上也是成百上千的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這種國家的特點,四個超級因素,人口、地域、歷史、文化,是我們最大的優勢。我們有世界上最充沛的人力資源,有最大的市場,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統,有獨立的思想體系,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文化資源。如果我們放棄「中國模式」,轉而照搬西方模式,我們的四大特徵、四大超級因素,很可能一瞬間就轉變成我們最大的劣勢,就是「百國之合」變成「百國之異」。「百國之合」的人口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百國之合」的疆土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國之合」的傳統成為不同傳統對抗的借口,「百國之合」的文化成為不同族群衝突的根源。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有多種原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們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完全為西方話語捕獲,最終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的世紀浩劫。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會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這種國家的崛起對世界影響的深度、廣度和力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具有超大型的規模,在改變自己之後,就要開始改變世界。 (作者為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在《中國震撼》新書座談會上的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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