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為什麼拿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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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為什麼拿紅包？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加藤嘉一 2009-12-02 我剛在北京參加了有關「媒體倫理」的國際會議。「倫理」不僅在中國，在當代，在媒體領域存在，也是跨越時間、空間和分野的話題。就會議的切入點而言，面對著龐大的話題，以小見大是個前提。最為引起我注意和關心的是：中國記者「拿紅包」的問題。它反映著今天中國記者的現實和困境，作為分析的案例，再好也不過了。不管是剛入行的還是資深的，拿過紅包的還是沒拿過的，現場的媒體從業者們為「記者該不該拿紅包？」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爭論得相當激烈。說明大家經過親身的體驗，有很多話要說。一位資深媒體人指出：一個同行曾這樣形容輝煌的過去，「我在XX年前，一個月就有10000多的紅包了」，我還記能記起這個同行驕傲得意的表情。散會後，我給一位「跑會議」的經濟記者打電話問：「你平時拿紅包嗎？」咱們倆關係很熟悉，對方實話實說，「有，沒辦法，主辦方每次逼著我們接收，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著問：「一個月大概拿多少？」。對方想了一想回答說：「最多3萬吧，平均1萬左右。」正好與那位資深媒體人的同行一致。這一情況在中國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輕易論斷。肯定的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部分記者的紅包收入往往會超過工資獎金。雖然每一個地區和領域的實況不同，但所謂「有償新聞」似乎無處不在，每天都在發生。現實傳媒體制內編輯部與經營部混崗，這也是造成有償新聞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觀上是一場雙贏交易，若給錢的和那錢的角色之間不存在利害關係，雙方也不可能這麼做。拿紅包；收「封口費」；廣告版與新聞版混淆；新聞欄目拉企業贊助等，都是違反所謂「職業道德」的腐敗現象。在那天會議上，所有參會者都達成共識，主張：「拿紅包」是不應該的，不可以的，是違反了職業道德的不良而可恥的行為。不過，「應不應該」與「可不可以」是一回事，實際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光從職業道德觀察矛盾中的動態不合時宜，也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極端特殊的體制下，更是如此。同樣認為「記者不該拿紅包」的剛入行或地方記者坦誠交待說：「我平時拿紅包」。理由是：「活動主辦方必須得讓我收，沒法拒絕」；「我們的工資一個月才幾百塊，又沒什麼底薪，不拿紅包怎麼生活啊？」收入偏高的記者認為：「我們內部有個規定不可以拿紅包，一旦拿紅包了，不僅違背職業道德，還會降低報社的公信力」；「我拿著中等偏高，能夠相對安穩過日子的工資，一個月只拿3000元敢辛辛苦苦寫稿嗎？報社不會讓記者為那麼一點紅包拼搏，錢應該向老闆要，不該向外界要」。還有一些其他說法：「作為記者，如果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拿紅包，這是底線，連底線都沒有，憑什麼干這活兒？」；「我們不應該討論該不該拿紅包這一低水平的話題」等等。挺有趣，我原來也知道中國媒體圈裡存在的「紅包問題」，但第一次這麼集中地聽到了記者們的心聲。就像一部分人提出的：「該不該拿紅包不值得討論，沒什麼討論的的餘地，就是不應該」。但從我這個老外看，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願意還是不願意，「記者拿紅包」是個結果，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現象。那麼，原因是什麼？

之所以讓我靜下來思考這一深層次的問題，中國媒體記者的形象往往不受尊重，民眾甚至對「記者腐敗」表示反感，蔑視。這一現狀不應該持續下去。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新聞和言論空間只能往相對自由、開放，至少多元化的方向變遷。長遠看，「言論倒退」只能造成更大、更多、更深的社會矛盾、經濟衰退和政治動蕩。在這個意義上，媒體記者的形象以及其報道公信力必須被保證，改進。假設媒體被定義為社會職業，而不是政治權力，它永遠是國民的代言人，換句話說，為人民服務。「記者為什麼要拿紅包？」體制原因、商業利益、東方文化、行業轉型、個人素質以及職業道德等等，可以找到許多原因，這些因素都在相互影響，不是相互制衡，而在相互勾結。不過，讓我感到最直接而深遠的原因是：記者的生存狀況問題。據悉，中國媒體從業者的平均月薪大概3500元左右，即年薪4萬元左右，收入數一數二的報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萬左右。當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個報社或電視台里，其收入也五花八門。據我在華6年生活以及與媒體密切交往的經驗，從工作壓力和收入水平看，媒體從業者是最為辛苦，令人感到可憐的群體之一。中國很多大學開設「新聞學」專業，許多學生願意學新聞，抱著希望走進新聞行業，說明這行還是有吸引力的。不過，在今天中國轉型中的體制下，媒體又是最難做的行業之一，直接受到體制的影響，而被管制最多。連我都經歷過的，這個不能做；那詞不能寫；這塊不能碰；這個要刪，那篇不能登…… 因此，記者們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壓力很大，是因為他們有純然的理想——想寫獨家、深度、有趣，又能給讀者帶來啟蒙和反思的新聞報道。新聞行業的特殊性在於，從業者都有一種責任意識：希望社會能夠健康發展；政府能夠做好決策；人民能夠過好日子。我相信，任何從業者至少剛入行的時候，是對新聞這一行業抱著道德和良心的。因此，我不相信，任何一位記者無理由地拿紅包，或者期待拿紅包。我還是只能從記者生存狀況的惡劣性和艱難性尋找原因，並切入這一問題的病狀何在。經過那天會議，我認為，對於新聞工作來說，「理想」和「飯碗」並存才是合理的。光指望記者的職業道德和良心遠遠不足以解決這一行業的任何問題，比如拿紅包。我舉一下祖國的例子。日本國民贊同兩個事實：一，新聞從業者很辛苦而勇敢；二，新聞工作者的收入很高。我曾經問過許多日本長輩，「什麼讓您下決心從事媒體呢？」他們的回答幾乎高度一致：「二戰前的我國政府犯了錯誤，沒能阻止軍部的失控行為，結果發動了戰爭，結果戰敗，日本承受了侵略國的罪名和一片廢墟。那麼，我們要自問：當時媒體是幹什麼的？為何沒能阻止軍部，促使政府阻止軍部呢？媒體的責任絕對不能被忽視，必須被追問，處理。我們搞媒體，是為了再也不讓公權力失控，發動戰爭，儘可能讓政府少犯錯誤。我們不監督他們，誰來監督？社會憑什麼證明政府所說的和所作的總是正確？」

日本媒體人似乎承擔著崇高的責任與使命。因此，拿的工資要合理。據我所知，在日本，剛入行的記者的平均年薪大概30—40萬人民幣，工作了10年，大概達到80—100萬。因此，日本記者沒有必要拿紅包，記者也不敢冒這個風險。就如下這麼簡單：假設A家報紙的記者拿紅包了，並被競爭對手B社發現了，A社的這條「醜聞」必將被B社曝光，A社的形象和公信力將下降到底，陷入破產的危機。日本記者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天天徹夜，幾乎沒有周末，承擔巨大社會壓力，有時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這是記者這一行業的性質所決定的。我在想，今天的中國難道不也是一樣嗎？中國記者不也承擔著巨大壓力，有時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一天工作15小時以上，天天徹夜，沒什麼周末嗎？我相信，幾乎所有中國媒體從業者對現實工作感到巨大的壓力，卻對未來感到不安，沒有什麼「安全感」。我只是想說，拿出體制或發展中的瓶頸去辯解記者的生存狀況無法解決，是極為錯誤的。正因為體制在轉型，整體社會才需要保護記者的合法權利和相對寬鬆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老闆與記者相互尊重，溝通的前提下，如何解決工資、社會保險、戶口等待遇問題，是個起點。其次是記者如何從獨立、客觀、批判性的角度寫好報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拿紅包」也好，「有償新聞」也好，「記者腐敗」也好，將自然而然地消失。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郵箱：kyoshikazu@gmail.com 一個日本人，用中文為一個國際化的媒體寫專欄，試圖從「非中國人」的第三雙眼的獨特視角，解讀與中國息息相關的事件、現象和問題。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於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時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現在就讀碩士研究生。自從2005月4月親歷「反日遊行」開始，在海內外媒體發表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