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和元：秦國改革啟示錄

縱觀中國改革史，從商鞅變法、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可以被證實為真正成功的改革大概只有秦國的改革。那麼秦國的變法可以給我們哪些啟示呢?他的密碼是什麼呢?我的觀點是，它的成功得益於如下幾個方面：

一.作出改革之舉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里更是認為："魏用李克(即李悝)，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這句話的意思是，是李悝的變法拉開了戰國時代的序幕。即，不是因為進入了戰國，李悝才開始變法；而是因為李悝的變法，才將中國從春秋推到了戰國。東漢時期的史學家班固稱李悝的改革是"富國強兵"。【韓趙魏】韓趙魏三家的地緣因素使魏文侯意識到，韓趙魏三晉必須聯合起來，只有這樣三家才能互為照應，也只有這樣三家才能存國、才能圖擴張、才能圖霸業。魏文侯便與趙獻侯、韓武子結盟，以魏國為主導，韓趙為輔的三晉擴張爭霸的格局正式形成。《資治通鑒》說的是："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三晉結盟後第一次聯合軍事行動就是對秦的收復河西之地之戰。這從哪裡看的出來呢?第一點，秦孝公的求賢詔。孝公元年，為了奮發圖強，下令徵求改革的人才，在那道著名的求賢詔里曾提到："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可知當時出兵的不僅僅只是魏國，還有韓、趙也曾助魏一起攻秦。《呂氏春秋.下賢篇》在記載魏文侯功業時，還提到其"東勝齊於長城""南勝荊於連堤"。就是說魏文侯在封死了秦國和攻滅了中山國之後，又將齊國也打趴下。不僅打趴了齊國，還在連堤這個地方，將南方的楚國給狠狠的修理了一頓。【楚國】公元前400年，三晉聯軍開始大舉攻楚，一直打到桑丘而回。三晉霸權將楚國徹底的逐出了中原這一國際政治舞台的沉重打擊，才促使楚悼王不得不謀求富國強兵之術。這也正是他與魏文侯、秦孝公這兩位改革家的根本區別所在，後者與楚悼王相比，其改革更主動、更積極。但無論如何，楚悼王還是預備改革了。巧的是，正在此危殆之際，楚悼王正預改革之時，因才而被魏相國公叔痤排擠的吳起來到了楚國。楚悼王任用吳起，吳起變法後，國力大增。《史記》的說法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與此同時，吳起還向北戰勝了當時的超級大國魏國。公元前383年，趙國在未經魏國同意的情況下，在今天的河南清豐西南筑了一座城邑，叫剛平，想以此為跳板，大舉進攻衛國，而這個衛國是魏國的保護國。趙國的行為，令魏國大為不滿，遂出兵擊趙，大敗趙軍，三晉同盟就此破滅。沒佔到便宜，趙國不肯善罷甘休，第二年又興兵攻衛。這一回，魏國自己動手不說，還拉上了齊國。戰到最後，順利拿下剛平，然後兵鋒直指趙國前首都中牟。趙國眼看形勢不妙，趕緊求援，向楚國求救。吳起認為時機已成熟，遂率軍北上，伐魏救趙。這一戰的意義非同小可，從此，三晉聯盟正式宣告破裂，楚趙聯盟建立，這也為後來秦國的遠交近攻策略提供了先例。三晉聯盟的破裂，對整個戰國局勢的影響可謂是影響巨大。正因為三晉不再共同進退，反而連年爆發內訌，這就意味著齊秦可以從容坐大，到了戰國中期以後，為楚悼王之死，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吳起身死而全面崩潰，天下就變成了西秦東齊的天下。楚國北卻三晉，導致三晉體制解體，三晉內訌加劇。【趙國】圍魏救趙發生於這一時期。趙魏兩國在邯鄲相持達三年之久，最後，趙國幾乎到了家破國亡的程度，而魏國的國力也因此受到極大消耗，最後弄的"士民疲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呂氏春秋·不屈》)。"邯鄲之難"後沒有多久，趙成侯帶著太多的不甘，含恨而死。即位的是趙肅侯，肅侯十五年，他在常山開始修建規模龐大的壽陵，為了完成這一工程，他徵發了大量的民力，《呂氏春秋.義賞》說"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一向被趙國所欺凌的衛國，乘趙國萬民困苦之際，攻打趙國，侵佔了不少趙國的領土。此後，趙國不斷遭到齊、魏、秦等國的進攻。趙國不得已，只好在南部邊疆築起長城。這也就意味著趙國在中原地區開始由進攻轉為防禦，趙國的衰落也可見一斑了。趙肅侯二十四年，肅侯去世，秦、楚、燕、齊、魏等國各派精兵萬人來參加肅侯喪禮。這些國家名義上是來會葬，實則是想趁趙國新君年幼之際，俟機圖趙而已。也就是說，趙國已處於一種生死存亡的境地。趙雍就是在這樣內交外困的環境下繼位大統的，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趙武靈王。此時整個趙國的形勢如趙武靈王所分析："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正是基於這種嚴峻的形勢，趙武靈王意識到，不要說圖強，單單想圖存(亡社稷《史記.趙世家》)，趙國都必須得改革了。他的改革是"穿胡服"開始的，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胡服騎射"改革。通過這次改革，使趙國很快重新成為東方最強國。隨後"林胡王獻馬"（意味著林胡願意歸屬於趙國），樓煩國歸順，滅掉了中山國，疆域一步步擴大。將中山國翦滅後，趙武靈王將其鋒芒轉向了西邊的強鄰，當時的大國秦國。趙武靈王是個有著巨大雄心，但卻很務實的人，他知道趙國的國力遠趕不上秦國，但秦國恃兼并之志，一直東向用兵，又南侵楚國，對北方較少防範。所以趙武靈王決定突襲，準備利用其精銳騎兵軍團的優勢，以雲中和九原兩郡為基地，偷越沙漠荒原，直下秦國首都咸陽。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內蒙訪古》一文中曾由衷贊道"英雄莫過武靈王"。但，因為接班人問題沒有處理好，兒子間發生內訌，這位雄才大略之主最後卻被活活餓死在自己的宮中。梁啟超曾帶著嘆息設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韓國】申不害的玩弄權術式的所謂改革，令韓國"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不害認為做國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正是因此，君主要集權，那些權臣、重臣自然也會想著辦法的攬權、篡權。因此，要想防止權臣專權、攬權，甚至進行篡權活動，要求國君善於控制臣下，及時發現臣下的毛病和陰謀。為此，君主就需要設一些耳目，及時了解、掌握臣下的情況，其實就是特務活動。申不害的這套純粹針對君主本身的權術改革，同樣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史記.韓世家》就稱："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秦國】當時整個秦國的形勢如秦孝公在求賢詔里所說"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商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商鞅變法由此而展開。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後秦國統一全中國的基礎。漢代王充在其《論衡.書解篇》里就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

 這樣我們就可得出第一個結論，即：縱觀整個戰國史，我們不難發現的是，但凡只要肯改革，那麼，這個國家就必然會強盛。那麼，各國都開展了變法運動，為什麼最後能夠強盛到統一天下的卻只是秦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呢?這就跟我前面提到的五點的其他四點有著莫大關係了。先來看看第二點：二.持續的改革商鞅就認為，國家的法度必須建立於順應時勢上，國家的禮制也必須基於各國具體的情況來制定。他強調，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可以說，他是世界上最早體認到"適者生存"，認識到一個國家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積極響應並為之適應的學者和政治家。基於他的觀點，對國家的強盛，我們似乎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定義，那就是，能夠促使國家強盛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生產力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國家強大的過程不僅是資源的蓄積、擴張過程，更是人特別是統治者的思想意識的革新及帶動國家社會結構調整的過程。"革新和調整的過程"就是我們所說的改革或變法。既然一切都在變，那麼這個世界也就不存在著一朝變法，這個國家就可永葆強盛的可能。其實，這一點正是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的根本原因。吳起在楚國實施變法，前後不過十年。到公元前381年，變法的支持者和主導者楚悼王去世後，吳起所變之法，事實上被徹底廢除，然後一切恢復原樣。韓非子就認為楚國的削亂，就在於不用吳起，這是有道理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趙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始於武靈王19年即公元前307年，到其去世，事實上改革便趨於結束。整個改革過程不過12年。與楚國不同的是，趙國改革的停滯，很可能是由於統治集團的自滿。畢竟趙武靈王的改革，非常之成功，成果非常明顯。繼任者認為，變法之後的趙國已經恢復昔日簡襄盛世的榮光，完成預期目標了，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堅守趙武靈王的成法即可。也正是因此，自趙武靈王去世以後，歷史文獻再也不曾見過趙國有過變法改革的記錄。在這方面，與趙國頗為神似的是戰國初年的超級大國魏國。自李悝變法和吳起的軍事體制改革之後，魏文侯之後的歷代繼任者，所做的無非就是躺在前人改革的成果上坐吃山空。魏國也再沒有任何改革的舉措出台，哪怕就是商鞅變法和趙武靈王變法成功以後，亦是如此。隨著他們變法成功而來的是，整個國際政治格局的徹底改變，環境已經徹底改變，但這些昏聵的統治者們已經完全麻木，任何巨大的生存危機都不足以刺激他們採取行動。而反觀秦國，其改革始於秦簡公七年，所正式實施的"初租禾"制度。隨後，秦獻公繼位，獻公取得政權後，只至其執政末期對外擴張，在這中間的近二十年時間裡，他幾乎從不參與其他國家間的爭鬥，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勵精圖治、埋頭改革。等秦獻公去死以後，其子嬴渠梁繼位，這就是秦孝公。孝公秉承了父親秦獻公的雄心和處事方法，在啟用商鞅變法之後，終其他一生也幾乎從不參與其他國家間的爭鬥，只是埋頭於改革。從"初租禾"制度的頒布實施，到秦孝公和商鞅於公元前338年去死，秦國的改革整整持續了70年之久。如果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表述就是，從戰國的歷史來看，改革的成功度與其改革的時間長度高度正相關。誰改革的時間更為持續誰就更為成功。秦國用了70年、魏國用了40年改革、楚國和趙國用了10多年改革，其國家的強盛度也確實跟其有關。三.全方位的改革於秦國而言，這70年，是一個由被動改革轉向主動改革的70年;是一個不僅持續且不斷深化改革的70年。在這70年里，秦國的改革可謂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從最初的稅收制度改革到以後的戶籍及軍事制度的改革，再到軍事制度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法治改革，乃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改革("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李斯)。可以說，於秦國而言，這70年所進行的是一場翻箱倒櫃、不留死角的全方位改革。也正是得益於這70年全面、徹底的改革，得益於這70年持續深化的改革，秦國得以"民以殷富，國以富強"。四.沒有預設任何立場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在為了主義而主義，為了特色而特色，卻忘了我們為什麼要主義要特色。事實上各種各樣的主義，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制度和政策，只有在它們能夠為國家、為人民的互利和安全服務的前提下，它們才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為它們存在的本真和終極目的就是為"人"為國而服務的。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典型的本末倒置的現象，是一種典型的將目的讓位於工具的表現。這點秦獻公，秦孝公都做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務實，是個徹底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只要有利於我大秦的，我都能夠虛懷接受，不僅是器物、是人，也包括對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理念。於秦國而言，商鞅根本就是外國人，但他卻大膽啟用。而商鞅在秦國所推行的所有改革，基本上就是通過其後發優勢，將魏國、楚國等國的改革經驗拿過來的。事實上秦簡公和秦獻公亦無不是如此。我們來將秦國70年的主要改革內容與魏國和其他國家做個對比就知道了。秦國的主要改革內容有：

1、初租禾。這個政策根本就是抄襲公元前500多年的魯國的"初畝稅"; 2、編製戶籍。《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的《秦記》載，秦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而這其實來自齊國管仲的改革; 3、推廣縣制。縣制最早是楚國人發明的; 4、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獎勵耕戰，讓國內貴族加入到戰爭和農業生產中。這一改革的核心思想是，選賢任能，賞罰嚴明，廢止世襲貴族特權。最早提出這一改革的是魏國的李悝，"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名言就出自他。李悝將無功而食祿者稱為淫民，他認為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腐朽落後的世襲制度的挑戰; 5、建立法治社會。商鞅以執法嚴酷而聞名，而秦國則以大秦律而聞名。這個也是發端於李悝。李悝為了進一步實行變法，鞏固變法成果，彙集各國刑典，著成《法經》一書，通過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法經》出現後，魏國一直沿用，後商鞅入秦帶的唯一一部書就是法經，秦律其實就只是在《法經》的基礎上改了幾個字而已; 6、廢井田、開阡陌。事實上，早在春秋晚期，晉國六卿中的趙氏也就是趙國的前身就已經廢除了井田制，而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畝制。

甚至連徙木立信都是抄來的，抄誰的呢?吳起的，《韓非子·內儲》記錄了個"倚車轅"的故事，說吳起讓人將一個車轅放在路邊，然後下告示，說如果誰把他搬到了指定位置，那麼將予以重賞。幾乎沒有原創，秦國人只是通過後發優勢、通過拿來主義，將人家的東西發揮到了極致而已。這得益於其改革不預設立場。而反觀預設立場者的命運如何呢?舉個例子，清朝初期有個大臣楊光先，他對湯若望和其西洋的東西很不以為然，他曾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這話的變種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寶"。

 

五.豬一樣的對手對於一個民族或國家而言，最容易遭到危機的時候往往不是困難最多的時候。相反，危機往往都是在其獲得巨大的成功的時候。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怕就是這種狀況罷。那麼，秦國最後為什麼能夠逃過這一劫呢?原因無他，只因為它擁有了豬一樣的敵人。趙武靈王死後，其子趙惠文王雖然沒有廢除其父的改革，但不進則退。何況與秦國相比，其父趙武靈王的改革，無論於持續時間、改革的深度、改革的廣度都不在同一個層次。雖然他的胡服騎射的改革，涉及到了移風易俗，涉及到了文化甚至意識形態的改革，但他的改革像吳起的改革一樣，仍主要側重於軍事改革，他的改革甚至比吳起的改革還要退後一步，吳起的改革沒有涉及到經濟體制改革，但畢竟還是涉及到了政治體制改革。而趙武靈王的改革，不僅沒有涉及到經濟體制改革，更沒有觸及到政治體制改革。戰爭其實拼的就是經濟，拼的就是錢糧，拼的就是經濟體制，長平之戰可謂是將這點體現的淋漓盡致。在長平之戰中，趙孝成王之所以要一再的強逼廉頗出擊，之所以要臨陣換將，換下堅守不出的廉頗，原因無他，趙武靈王變法之後的趙國，與秦國相比，其經濟仍然落後。最後，被圍三年的趙國"無以食"，也就是說其已彈盡糧絕，而不得不向鄰國齊國"請粟"，也就是借糧請求援助。對於趙國的借糧請求，有政治遠見的周子曾向齊王田建建議，說應該支援趙國，他的理由是：於齊國和楚國而言，趙國無異於一道屏障，好像牙齒外面有嘴唇一樣，嘴唇沒有了，牙齒就會受寒。今天趙國滅亡，那麼，明天禍患就該輪到齊國和楚國了。而且救趙的事，應該像捧著漏水的瓮去澆燒焦的鍋一樣。救趙是高尚的義舉;使秦兵退卻，可以顯揚威名。昏聵無能的齊王田建不懂得這個道理，最後沒有接受這建議。作為當時唯一可以挑戰秦國的國家，在沒有足夠強大起來之前，趙國不是趁秦國改革停滯，正處不進則退的狀態之機，進一步深化改革，而是在內耗中中止了它的崛起之路。正是由於這些豬一樣的敵人，秦國，這個不進則退的國家，才得以一統天下。所以杜牧是對的，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杜牧《阿房宮賦》)。這個世界很難有兩次這樣的幸運，所以最後"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同樣，誠如杜牧所指出的"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六合被掃，天下一統了，整個國際政治格局徹底改變，但縱是如此，秦始皇仍然沿用商鞅之法(後世遵其法《史記.商君列傳》)。有人甚至以此認為秦朝之亡，是因為商鞅之法之故，此大謬也。商鞅思想的核心是，隨著社會變化，因時而異。商鞅講求的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君書.更法)"，這才是商鞅思想的本。他在秦國所進行的變法，不過是順應當時的時代要求，而訂立的禮、法、制、令而已。變法的具體措施，實際上只是商鞅思想的末。可惜的是，自商鞅以降，秦國的歷代君主卻舍本求末，要了他應時而定的禮、法，而忘卻了根本。(責編：彳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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