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移民，國家競爭中意義深遠的戰略力量
【摘要】當前，中國面臨百年戰略發展機遇期，綜合國力也在三十年間獲得了空前發展。不過，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在當前階段卻迎來了新一輪的海外移民熱潮，並正在面臨著外籍移民非法內遷的新難題。本文將對中國古代海外移民史進行簡要回顧，並對近代東南亞諸國排華浪潮的成因進行分析，從中探討國際移民和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尋求國際移民現象背後的規律，以期對國民個人的人生規劃以及政府的政策制定有所啟發。本文觀點是：國家間的競爭也是人口和人才的競爭，在國際層面上，國家競爭力突出表現為一國人口的國際間雙向交流及相互融合程度，尤其表現為該國境外移民人口的國際貢獻度和影響力。中國政府應該支持更多國人移民海外;同時鼓勵各國外籍人才移居、移民中國大陸。
【關鍵詞】國際移民;國家競爭力;移民潮
一、 從歷史上的中國國際人口遷移走向看國家競爭力的消長
中國華人向境外移民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據一些學者的人類學和考古學推斷，商朝末年，周滅商，曾有大批商朝軍民東渡大海逃亡，遠至美洲大陸。而在秦朝時期，史書曾有秦人移民日本創國的文獻記載，元朝周致中在《異域志》說「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即倭國也。其國乃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為國焉。」同一時期，秦始皇得天下後嚴刑峻法，又不顧國力大興土木，造成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1]漢朝時期，則打開了絲綢之路的通道，建立起一條中國和東方進行商貿、文化和人口交流的紐帶;而在海上也開闢了通向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等地的水上交通線，最遠抵達印度半島南端。此後的南北朝、唐、宋、元、明各個時期，均有自發性移民海外的記載，其中以東南亞等地為主。而始於明代永樂年間(1405年))的鄭和七次下西洋，使得中國的海外移民人數達到了中國封建時期的第一個高峰，大量中國人隨著船隊遍布沿途經商、定居，此為東南亞華裔繁衍的緣起。1999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報道了肯亞拉穆群島發現鄭和船隊中國水手後裔的情況，該發現曾引起兩國外交和媒體的廣泛關注。然而，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的航海事業和國際交往便戛然而止，讓位於歐洲，從此之後完全退出逐漸興起的世界市場，主動放棄了世界近代史上風起雲湧的競技舞台。
整體而言，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的海外移民人數仍然相當有限。由於內斂的儒家文明特徵以及守成的民族特性，中國的先民雖然有悠久的海外謀生傳統，但卻幾乎沒有海外殖民的歷史。中國的封建王朝越是到了近代，越是趨於保守和封閉，尤其以明朝海禁和清朝閉關鎖國政策最為典型。自公元3世紀至19世紀末，當中國國力在世界上依然先進和強盛的時候，歷代中國王朝建立了獨特的等級制網狀政治秩序——冊封制度和朝貢體系，該秩序曾一度覆蓋東亞、東南亞、中亞等地區。然而，隨著近代鴉片戰爭的到來，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由於善於學習和變革，其國力開始變得強大，人口也在不斷膨脹，但由於該島國各種資源極為有限，於是日本以「大東亞共榮」為藉口，力圖以武力改寫亞洲秩序，並通過侵略戰爭來推行其帝國意志，二戰期間日本曾向亞洲多個佔領國家大舉殖民，這一時期分布亞洲各地的華人、華僑廣泛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和迫害，大量華人被迫回遷中國。就朝鮮和日本兩地而言，他們在歷史上曾同屬於緊密「漢文化圈」，但其古代各時期的華人移民已基本完全融入當地，近代以來的華人移民大多在二戰期間遭日本勢力驅遣，至1945年二戰結束時，日本、朝鮮境內僅各剩下約4-5萬華人。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多年間，中國雖然充滿高度政治自信並努力在第三世界構建自己的外交陣線，不過從旁觀者角度來看，它仍然是一個相當孤立和孤獨的國家。由於意識形態、政治陣營等原因，中國與韓國、日本的民間往來及交流曾長期處於中止狀態，兩國戰後曾通過廢除漢字、更改漢字地名等方式進一步去中國化;而在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在國際力量博弈和狹隘民族主義等因素影響下，二戰後也在相當長時期內與中國的外交關係處於極端不穩定狀態，並發生了一系列大規模排華、屠華事件，海外華人移民為此承受了空前苦難。
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與亞洲各國的交往逐漸步入正軌，大陸隨之掀起了數次向全世界各地外遷移民的熱潮，其中以歐、美、加、澳等發達國家為主，此外還出現了境外人口成規模移居大陸的現象。新世紀，國際移民問題是中國必須要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因為中國未來的奮鬥方向，是一個華人和世界各族裔共生共榮的新時代，是一個華人可以通行全球、不再遭受歧視和恐懼的新時代，而這一任務還任重道遠。當前，除了新加坡華人佔比75.2%、漢語為其四種官方語言之一之外，世界上還沒有其它任何國家以華人為主體、以漢語為其官方語言，這一點與當今西方文明成為世界文明主流、英裔人口全球廣布以及英語全世界通用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盛唐中國成為世界各國人口遷移的最佳目的地
唐朝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朝代，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此外，它還是一個文化包容性極強、信仰多元、遷徙自由以及人口國際間交流頻繁的國家，因而吸引了周邊各個民族和世界諸多國家人口前來定居和發展。唐朝人口估計8500萬左右，超過西漢而成為中國人口史上新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長安作為唐朝首都，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以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優越條件，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密切來往。長安吸引和容納了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各國的士民、商賈、僧道、使節，由此成為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都市。根據學者估計，當時長安人口多達100萬。
盛唐時期，唐朝對異域文化和來訪者採取「自由驅使，決不介懷」的態度。其人口中有大量外來移民，不同民族間的通婚相當普遍，連唐朝皇室也有非漢族血統。唐朝鼓勵商業貿易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激發了外商特別是具有好商傳統的阿拉伯商人來華貿易和定居的熱情。外來移民在當時的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地均有頻繁的商貿活動。境外人口的內遷帶來了文化、宗教、藝術等領域的繁榮。史學界認定，唐高宗永徽年間，伊斯蘭教創立不久，即隨大食國來華的阿拉伯使節或商人傳入中國，此為中國回族以及回教的源頭，並在後來歷史中演化為中華文明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當時境內外各族裔的互通交融也豐富了中華各民族的血統。唐代還是中國佛教臻於鼎盛的一個時期，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佛教宗派這一時期也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今日印尼，並有玄奘西遊和鑒真東渡的佳話。由於國力強盛、政治開明，唐朝和海外唐人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威望，在國外經商和傳教的移民也很多。他們在中亞被稱為「唐家子」，在日本被稱為「唐人」，華人集居的街道，被稱作「唐人街」，這一稱謂至今仍然通行於世。
(二)近現代國力衰落看中國海外移民的謀生性和逃難性特徵
中國自清朝以來的移民海外熱潮，與當時中國的人口狀況也有著密切關聯，道光時期中國人口達到了4.3億的歷史最高記錄。然而，由於中晚期的清政府腐朽封閉，農民抗爭此起彼伏，加之西方力量的強力衝擊以及兩種文明的劇烈碰撞，這些因素導致了清朝龐大的人口基數並未帶來相對應的生產力。中國近代歷史上，概況而言有三次標誌性的人口大規模遷移運動，即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鴉片戰爭之前，福建、廣東是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由於航海出境條件便利，因此南部沿海成了中國海外移民最為活躍的一個區域，清初藍鼎元描述「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 [2]早期華人以經商謀生者居多，當時東南亞華人已有150萬之多。不過，中國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則始於19世紀中葉，此時清王朝開始衰敗並逐漸陷入內憂外患，而西方殖民勢力則開始進入遠東地區，其殖民體系缺乏大量勞動力，加之黑奴貿易廢除後，美洲、澳洲和東南亞地區的勞動力價格十分昂貴，販賣華工和勞務輸出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沿海地區破產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由此得以大規模謀生海外。由於鴉片戰爭戰敗，1893年，清朝政府迫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壓力正式廢除了延續200多年的海禁政策，規定凡中國在洋商民「概准由使臣領事館給予護照，任其回國治生置業，並聽隨時經商出洋」。[3]這一階段大規模移民輸出大致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出現了以華人勞工為主體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貿易階段。此階段因太平天國起義，東南地區民生凋敝，共約有200萬華人通過「契約華工」、「賣豬仔」的方式被運至東南亞從事種植、礦業等工作。此外，19世紀50年代，美國掀起了西部淘金熱潮並開始修築橫貫北美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中國大陸曾輸送華工移民多達10萬人，隨後華工參與了美國各行業開拓，為美國大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不過，華工移民卻遭受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壓迫和歧視.。1882年，美國通過一項針對中國人的《排外法令》，限制中國的移民數量，並將該法令擴展到其殖民地菲律賓。直至二戰時期華人在美國的地位才得以逐漸改善。該階段雖然華人海外移民情況普遍，但清政府對待移民的態度卻頗為被動消極。19世紀末，巴西開始開發亞馬遜平原，苦於人力缺乏，該國曾派人於1879年、1893年兩度前往中國，希望大批引進華工移民，當時清朝統治者兩次加以拒絕。1897年，鑒於晚清及中國前景的憂患，康有為曾專程進京上書「欲開巴西以存吾種」、「經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為新中國」，[4]但此舉並未得到清政府回應。甲午戰後，巴西轉向日本商談，反而得到積極響應，1908年開始，日本掀起了大規模移民巴西的熱潮，先後輸送人口30餘萬，經數代繁衍，今日巴西日裔人口已達數百萬之眾。不過百年來華人通過個體和小規模移民方式也陸續有人前往，當今巴西的華人移民約有20-25萬，與當地融入情況良好。
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形成了下南洋的新一波移民高潮。當時東南亞殖民地各國經濟發展需要大批熟練勞工和商貿業人員，而中國內陸戰火連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0年間，中國向東南亞移民達到頂峰，僅1922年至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過500萬。日軍侵入東南亞後，打壓華人社會，大量華人又被迫回遷國內。[5]以後十多年間，中國處於外敵入侵和國內戰亂之中，不斷有中國人因謀生而遷居海外。新中國成立後，西方陣營的封鎖使中國內地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內地民眾的海外移民通道被關閉。直到最近三十年，隨著國門的逐漸打開，中國大陸外遷移民現象才再次成為社會熱點。
二、從二戰後五十年間東南亞排華浪潮分析背後的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勢態
海外移民，常常會因文化、血統、習俗的不同而成為民族主義或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由於海外移民是所在國的少數族裔，面臨突如其來的衝擊和迫害，他們常常孤立無援、深陷絕境，此時海外移民必然會再次外遷並試圖尋求母國的救助。在國家層面上，國家競爭力的強弱不僅表現在國力或軍力的強盛上，同樣還表現在該國海外移民和族裔在各國的地位和遭遇方面。可以說，一國僑胞的境遇是母國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靈敏方向標。一旦出現海外一國僑民或族裔遭受大範圍迫害，則可以理解為該國競爭力的衰落，而該國所隸屬文明形態也必然由此遭受創傷。不過，一個物極必反的經典案例是，二戰期間希特勒推行種族滅絕政策，歐洲許多國家的猶太人遭到大屠殺，但這也加速了全世界猶太人的復國決心，他們最終相隔數千年復建了以色列國，進而開始最大限度地吸收和保護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需要補充的是，對於那些歧視、迫害外來移民的國家來說，其行為也是極為短視的，因為通過暴力維護極端和狹隘民族利益的同時，也會傷害這些國家長遠的競爭力，並且有悖於國際道義。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直接違背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並被視為「危害人類的國際罪行」，因為種族平等成為當今文明國家共識和基本的行為準則。
在我們的國際視野中，不應忽略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數千年海外移民歷史上，在東南亞諸國，幾乎沒有哪個時期像20世紀下半葉這樣出現如此高頻度、大規模的排華事件，華人華僑(下文簡稱華人)遭受到了大範圍遭受了嚴重的種族歧視和政治迫害。雖然中國以儒釋道為核心的中華文明近代千年來曾在亞洲各地廣泛傳播，並在東南亞擁有廣泛的地緣優勢、文化基礎以及華裔人口，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中國政權的更迭，成了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心理和物理聯繫的一個分水嶺。戰前，海外華人移民大多效忠中國，與大陸的祖籍地保持著密切聯繫，並積极參与國內辛亥革命、北伐、抗日等政治活動;戰後，由於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差別，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曾與當時國際兩大政治集團霸主的美國和蘇聯先後交惡，並發生了一系列直接、間接的軍事對抗及政治衝突，而且當時國共兩黨仍然處于軍事對峙和政治敵對狀態。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和兩大陣營對峙，加之大陸內政外交長期受到極左思潮影響，使得中國大陸不僅在境內進行全民階級鬥爭，而且還一度跨越邊界，影響和輸出革命到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地區。這一期間，東南亞民族主義高漲，他們對本國人口採用「土著與非土著」二分法，將華人族群當作「外來移民」加以打壓，由於失去了母國的有力聲援和支持，東南亞多個國家肆無忌憚地掀起了多次大規模排華、屠華浪潮，導致了遍布東南亞各國的大量華人失去財產和生命，其餘倖存者大多逃難至周邊溫和國家、歐美西方國家或回遷中國大陸。僅就越南、寮國、柬埔寨(印支三國)而言，1975年他們先後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採取了極權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措施，結果導致了三國大批難民外逃。不完全統計，該時期成功出逃的160萬印支國際難民中，來自越南的佔65%，寮國和柬埔寨分別佔20%和15%，其中華人、華僑佔到了難民總人數的70%。1975-1986的11年間，通過聯合國難民署等國際組織介入，這些難民分別被美國(約80萬)、中國(28萬)、加拿大(12萬)、法國(11萬)、澳大利亞(10萬)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接納。[6]該時期進入中國的28萬印支難民中，有90%為華人，其中的「難僑」部分已基本解決身份問題，但對於部分國籍未明的「難民」，由於大陸沒有成文的「難民法」和管理政策，他們至今仍處於「非國際、非公民、非人口」狀態，其遷徙、就業、就學等均受到嚴格限制。[7]
20世紀後半葉東南亞的大規模驅遣、迫害以及同化華人移民的行為，一方面壓縮了華人在東南亞的生存空間，削弱了當代中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排華行為也因華人再次逃亡而使得這些國家的人力資源和國民財富嚴重受損，並導致了經濟倒退、社會秩序混亂等系列問題。隨著21世紀初中國國力的增強、外交政策的調整，並隨著東南亞各國政治、經濟制度的理性恢復，使得排華現象得到了有力遏制。尤其是2010年1月1日起，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建立，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面臨新的發展契機，東南亞海外華人的政治經濟地位全面回升，華人再次開始出現向東南亞回遷和新移民現象。下文是上半世紀以來東南亞各國華人移民變遷及大規模排華事件的概述，需要說明的是，關於這一特定時期的華人苦難，仍然有待於學界付出更多努力去發掘史實、尋找真相。
(一)馬來西亞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馬來西亞自古就是華人移民的理想之地。1957年該國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時，華人佔全國773萬人口中大約40%的比例。此後，該國政府關閉移民大門，不再接受中國移民，此後華人人口基本依賴其自然增長。1963年9月16日，華人占絕對多數的新加坡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作為一個州正式併入「大馬來西亞」聯邦政府。不過，由於時任新加坡州長的李光耀在馬來西亞國會倡導：馬來西亞屬於馬來西亞人而非馬來人。這一政治理念遭受非議，加之新加坡華人族群引起馬來西亞的強烈排斥，1965年，新加坡被迫宣布獨立，成為英聯邦成員國，不料新加坡就此闖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現代化發展之路。1969年，馬來西亞「5.13」排華事件爆發。當時該國親華的在野政黨將獲勝上台執政，為了阻止這一勢頭，馬來人的巫統組織策劃並引發了大規模馬來人及華人之間的暴力衝突，導致最後親華政府被推翻，事件導致至少數百名華人喪生，華人社區出現大面積恐慌和騷亂。
客觀而言，馬來西亞在東南亞各國中算是一個政治頗為溫和的國家，與周邊印尼等行為更極端的國家相比，其華人的安全保障和發展空間均要更好一些。近年來，雖然華人的待遇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現實仍然存在的政策不公、發展空間狹窄，教育資源受控等問題，華人在馬國人口比重一直在不斷下降，並加速了以華人為主的馬國人才的海外遷移。1980年，華人人口降至總人口的32%，2010年則降至22.5%。據香港《亞洲周刊》報道，2010年，馬來西亞在短短18個月內，2800萬總人口中就有逾30萬人移居國外，其中大多數為華人。還有消息稱，日本為了解決本國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難題，正在悄然加緊移民引進工作，沒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馬來西亞華人則受到青睞，高度發達的日本成了馬來西亞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美國、台灣之外又一理想遷移之地。
(二)緬甸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自漢唐開始，便有中國人通過雲南入境緬甸從事商貿和礦業開採。英國殖民者曾在1824-1885年間發動三次入侵戰爭，緬甸在二戰中曾被日軍短期取而代之。英殖民期間，華人經濟在該國實力弱小，次於英裔和印裔群體。1947年，民國駐仰光總領事館統計華人人口為38萬，占該國總人口的2.3%。1948緬甸正式脫離英聯邦宣告獨立，獨立後緬甸針對英國資本的國有化政策為華人經濟提供了契機，1962年時，緬甸華人經營的工商業已佔到了該國私營工商業的75%左右。[8]1962年，軍人奈溫發動政變上台執政，實行「緬甸式社會主義」，推行國有化政策，1964年，緬甸全國範圍內全面推行被東南亞報紙稱之為「劫取外僑財產」的掠奪政策，華人財產喪失殆盡，百年經營毀之一旦。1967年，在國際出現整體性反華背景下，受文革期間大陸「革命外交路線」影響，加之奈溫軍政府試圖轉移國內民眾對軍政權的不滿，由此爆發了仰光「6.26」排華騷亂。[9]以華僑學生停課抗議為由，以緬方軍人為骨幹，政府方授意數千名有組織的暴徒衝擊仰光華人居住區，44名華人遭到殺害，1300名華人被拘留。[10]排華騷亂波及仰光全地區，大搜捕恐怖隨即在全國迅速蔓延，打擊重點對象為親華的「紅中國人」。此次事件導致中緬邦交惡化，雙方關係降至冰點，並導致了華僑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大批華僑再次移民出境，境內華人在該事件之後，也加快了入籍和同化步伐，並開始盡量隱藏自我認同和華人身份。軍政權的極端民族政策致使該國人才外流、黑市猖獗、物價劇升、國民經濟不斷惡化，1973年開始，奈溫政權不得不調整經濟，承認私人投資工商業，為華人經濟的恢復提供了新的機會。1988年起，緬甸開始進行民族和解，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市場經濟和鼓勵私有化政策，國民經濟及華人商貿實力均得到快速發展。隨著華人經濟、政治地位的逐漸好轉，吸引了一些華人復歸和投資經商。1994緬甸官方統計表明，全國註冊私營公司14546家，其中華商和出口分別佔80%和30%，華資銀行占私營銀行個數的80%以上。[11]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緬經貿飛速發展，雙方貿易額、中國對緬援助、官方和私人投資等急遽上升，激發了大批中國新移民前往，有估計認為，僅21世紀初10年間，有多達100萬中國新移民前往緬甸，加之舊有老一輩移民、10萬果敢族漢人等原有華人族裔，學者估計當前華人在緬總數約為250萬，[12]占緬甸5050萬人口的5%。不過，經歷上次排華事件重創之後，在緬華人的經濟實力、政治權利以及精神狀態所受創傷並未完全恢復，尤其是華人的政治地位從未實現真正平等。雖然當前中國與緬甸政府間關係良好，並為華人在緬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這種局面並非一成不變，中緬關係仍然顯得頗為脆弱。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2008年緬甸軍政府實施的新憲法中，華人、印度人在被選舉權等關鍵性政治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改善。華人的未來安全當前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比如，華人經濟與當地經濟差距的分化存在著族群暴力衝突隱患，而緬甸華人人口的增加及新移民的加入有可能激發起緬甸本土人反感情緒，而該國的政局動蕩也有可能誘發民族間內戰。緬甸華人未來命運的另外一個關鍵點還在於，中美等大國已在該國已開始近距離接觸和博弈，但中西方在緬甸的支持對象和意識形態卻不盡相同。從1988年起，緬甸新軍人政府上台後曾因人權、民主政治、毒品等問題受到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孤立和制裁，而中國卻是緬甸該勢力最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13]而西方社會力主推動的民選式多黨政治，已經越來越明朗地成為一個發展趨勢。根據國際力量格局變化，如果未來緬甸政府一旦認為需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和影響，那麼在緬華人群體有可能再次成為該國多元外交和距離外交的祭品和棋子。針對可能出現的亂局和排華事件，中方應該早做預案。比如，2009年8月8日，緬甸軍方向漢族超過90%的撣邦第一特區果敢的民族民主同盟軍發動軍事攻擊，導致超過1萬名當地民眾逃往中國境內，該事態表明緬甸邊境華人生存條件和發展處境仍然極為艱難。2010年11月，隨著緬甸政府組織的多黨制全國大選，儘管目前仍由軍政府勢力掌握實際政權，對於未來的變局，中國政府需要及時挑戰外交策略，繼續發揮地緣優勢和國力優勢，尤其需要通過「軟實力」來增加中國的影響力，以期在雙邊關係中繼續保持主動。
(三)柬埔寨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1949年，柬埔寨有華人42萬，為全國人口的10.8%。50-60年代，華人的生存狀況良好，經濟領域欣欣向榮。1954-1970年，西哈努克執政期間，華人經商人數佔全柬經商人數的92%，華人經營了該國70%商店以及80%對外貿易。1975年，柬埔寨共產主義組織——紅色高棉(民主柬埔寨)政權上台，該政權推行極端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運動，普遍擁有商人身份的華人被他們劃入「資產階級」陣營，並受到了血腥剝奪和打擊。紅色高棉執政三年多採取了種族滅絕政策，全國810萬人口降至640萬，近五分之一人口非正常死亡，該國少數族裔慘遭滅頂之災。在經歷了紅色高棉政權的短暫統治後，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14]1978年12月25日，越南以解救僑民為由大舉出兵柬埔寨。1979年1月，越軍攻佔柬埔寨首都金邊，扶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紅色高棉政權被推翻，其殘餘武裝走入叢林堅持武裝對抗了19年並最終投誠。1989 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991 年，柬埔寨實現民族和解，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大選並組成新政府，隨後中柬關係逐步解凍和升溫，華人華僑政策得以調整，流亡華人開始出現迴流，其文化上、經濟及政治上權益也逐步得以恢復。新世紀以來，柬埔寨迎來了新的華人移民高峰，僅2000-2005年間，各種方式的大陸新移民便達到了10萬之眾。2007年，在柬埔寨1100 萬人口中，華人人口又恢復到70萬左右，約佔柬埔寨全國人口的5%。當前，柬埔寨華人80%從商，幾乎經營了柬埔寨80%的經濟，國家稅收的絕大部分都來自華人開辦的公司、工廠和銀行。在政治上，目前柬埔寨洪森政府內閣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內閣部長都有華裔血統。[15]
(四)寮國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1893年，法國殖民下的寮國為了拓展經濟、開發資源，曾採取種種優惠吸引華僑前去進行貿易和開墾土地，19世紀末已有約5000華人。20世紀初，法國殖民者開始限制華人，1930年反而降至3000人。二戰後華人移民再度增加，1954年，寮國獨立時全國有華人5萬左右。1975年，寮國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追隨越南，中老關係隨之惡化。同時，寮國全面推行極左「社會主義」制度，實施「社會主義改造」，15萬華人作為「資產階級」，華人社會收到全面衝擊，其商店和工廠被關閉，財富被剝奪，他們絕大多數以難民形式逃至泰國、越南及歐美等地，20世紀80年代寮國華人社會僅剩餘約5000人。[16]1986年起，寮國再次緊跟越共，實行「新經濟機制」，打破國有壟斷，放開私人經濟，同時放鬆了排華歧視政策。整體而言，寮國政治氛圍寬鬆，對待外商友好，族性平和溫順，境內華人基本享有充分社會權利，當前尚未有針對華人族群的政府或者社會歧視。華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權利得到較好保障，借寮國的政治變革和謀生環境改善之機，以中國公民為主力的更多境外華人開始大規模湧入從事經濟活動，其中包括大批來自湖北、湖南、四川、雲南等內陸省份的一些打工農民，在這些「新移民」看來，寮國的就業環境和掙錢機會，相對於國內更為激烈的競爭環境還是相對寬鬆。2010年，寮國人口約有600萬，學者估計該國華人人數已超過10萬人，約佔其總人口的1.6%。
(五)越南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根據越南人口統計數據，1945年該國華人人口為69.8萬，1975年為167萬。20世紀50-70年代，為了支持北越抗擊美國武裝干涉中南半島，中國在國家極端困難情況下做出重大犧牲，向越南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及200多億美元財力援助。1975年南北越統一之後，越南迅速投向蘇聯，其政權上台後利用「社會主義改造」之機，對全國私有財產開始掠奪，反華排華行動也隨即展開，華校關閉，報社關停，華社解散，華人利益受到極大損害。1977年4月開始，越南當局開始有針對性地沒收華人財產，並開始大規模驅逐華人，僅被驅回中國大陸華人就達20多萬。為了打擊越南排華之風，打破蘇越軍事同盟威脅，也為了對越南出兵中國南亞「盟友」柬埔寨做出反應，1979年2月14日，中國正式對越宣戰，開始了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對越自衛反擊」邊境戰爭。中越戰爭加重了在越華人的政治迫害，據2005年《文匯報》報道，1977-1984年，共有100萬越南難民陸路逃至泰國、寮國等鄰國，成功抵達聯合國難民營約50萬;150萬難民乘船從海上前往香港、菲律賓、東南亞鄰國、澳大利亞，再輾轉至歐美等地。海上出逃難民中約有三分之一在海上喪生或失蹤，其中多數是華僑、華人。[17]直至1986年越南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華人難民潮才逐漸平息。1989年，越南全國人口普查，華人人口為90萬。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越關係正常化及越南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越南整體上才獲得了較為健康快速的發展，越南華人的人權條件和生存環境也有了很大改觀，許多境外華人選擇返鄉發展。2004年，海外越僑匯款達30億美元，回越南省親華人達38萬人次，2010年，越南的全國人口為8579萬，該國華人約百萬左右。中國實力的增長使得該國華人和漢語地位上升，排華問題已不再成為外交議題，但越南政府仍然因地緣關係及中國實力增長而心存戒備，而在新的時期，越美關係因為共同的戰略利益相近，近期兩國關係不斷升溫，呈現出了更明確的戰略合作，以期尋找對相鄰大國中國不斷增長實力的制約和均衡。如果說從地形上看中國像一隻母雞，那麼越南就是中國東南亞發展的一個「雞腿」，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撐。因此，如若能夠處理好中越關係，那麼中國和華人便可以更順利地向東南亞發展，從而加快亞洲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六)印尼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三次到達爪哇島並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華人移民群體。在荷蘭殖民、日軍入侵等的各個歷史時期，華人華僑基本上均遊離印尼主流社會之外，備受排擠和打擊。但二戰期間和中國國共內戰期間，仍有大批中國人因避難而移居印尼。1954年，印尼外僑事務局估計華人已有300萬人，佔印尼人口3%。二戰後大部分華人歸化入籍，但其基本人權仍然得不到保障。新中國成立初期，印尼是東南亞地區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50年代中期雙方關係一度非常密切，雙方開始了戰略合作。1956-1964年，蘇加諾總統三次訪華，形成了第三世界中的「北京-雅加達軸心」。[18]不過同樣是該時期的50-60年代， 印尼的共產組織活動也非常活躍，並秘密策劃無產階級革命，部分華人也深深捲入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之中，由此印尼開始將中國視為威脅其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1959年蘇加諾10號總統令禁止華僑在縣級以下地區經商，導致50萬華人失業，10多萬華人遭遣返。1965年，「9·30事件」爆發，蘇哈托為首的印尼右派軍人集團以印尼共產黨發動未遂政變為借口，在鎮壓印尼共產黨的同時，也對無辜的印尼華人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戮，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至少30萬華人死亡。[19]1967-1990年期間，中國和印尼處於斷交狀態。在蘇哈托30多年的獨裁統治期間，印尼政府對華人採取歧視性政策，不準講華語，不準開辦華人學校，不準使用華文姓名，華人也不能進入政府體制，這些歧視性政策使華人社會相對隔絕，與本土主流族群關係脆弱，每次社會動蕩，華人都最先成為替罪羊和受害者。印尼的排華和種族歧視政策，導致了大批華人離境。
1998年的印尼排華暴行更是震驚世人。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了貧富分化嚴重的印尼，民眾對政府嚴重不滿，印尼一些政客利用危機轉嫁矛盾，將一場反對當時印尼總統蘇哈托的政治運動演變成為一場震駭世人的排華種族暴亂。5月13-15日，印尼軍方包括特種部隊在內的軍人作為共謀，以便裝暴徒面目在全國各地大批湧現並組織暴民攻擊華人，暴亂最初因警方縱容和干預不力而使得社會陷入完全混亂。有關媒體報道，僅印尼首都雅加達就有5000多家華人工廠店鋪、房屋住宅被焚毀，超過1200名華人被屠殺，大量華人婦女被有組織強暴，其受害人數至今無法確切統計。暴亂髮生後，中國政府加以外交譴責，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政府或華人團體紛紛通過包機等途徑向受難華人伸出援手，世界各國華人隨之發起聲援和後續救助。暴亂髮生後，超過40億美元的華人資本逃離印尼。華人外逃惡化了印尼經濟形勢，印尼政府事後開始亡羊補牢，採取各種措施恢復華人信心，並試圖希望中國和新加坡能夠發揮影響力勸說華人資本重返印尼。該次排華暴行，通過各種媒介迅速傳遍世界各地及中國大陸，在華人社會引起了極大了震動和憤慨。直到今日，此次暴行還一直是海外華人和大陸國人的心中之痛。
1999年，印尼第一任民選總統瓦希德上台，開始推進民主化進程，逐步廢除歧視華人的各種政策和法令。由於新政府實行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制度，華人社會開始獲得大的發展，並開始涉足政治舞台。[20]然而華人爭取公正權益的道路仍然異常漫長和艱辛，2000年5月，98排華暴亂兩周年之際，以兩年前沒有受到法律懲罰的那批暴徒為主力，印尼再度發生數以千計的暴徒集結雅加達攻擊和搶劫華人商店的事件。2010年7月2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以反恐為名，宣布恢復與中斷了12年交流的印尼特種部隊合作，美國與曾有斑斑劣跡的印尼軍方合作還有另外一層深意，即「重返東南亞」並與中國爭奪亞太地區影響力。印尼排華的歷史經驗表明，排華的背後常常有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及政權爭鬥等因素的影響，海外華人往往因為自身沒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社會支持而成為犧牲品。不過，從當前主流來看，由於印尼的民主化進程及中國聲望和力量的崛起，印尼華人的發展空間正在迎來半世紀來最好的一個時期，尤其是自2006年7月印尼國會通過新的國籍法以來，華人不再從法律上被視為「非土著」的二等公民。21世紀之初的今天，在全球第四人口大國的印尼，華人人口超過了1000萬，約佔該國2億多人口的5%左右。
(七)菲律賓華人移民變遷情況及主要排華事件
菲律賓與中國南部隔海相望的鄰國，兩國地緣關聯度很高。有據可查的中菲交往史可上溯到唐代，宋代雙邊民間貿易日趨密切，明代開始不斷有華人移居菲律賓。1571年，西班牙人開始了300多年的殖民統治。出於消除華人影響、 鞏固殖民統治的目的，西班牙殖民者分別於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以及1762年的進行了五次種族滅絕式的排華大屠殺，死難華人累計高達5萬多人。[21]屠華行為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和人才短缺反過來也打擊了該殖民地的經濟。雖經歷多次排華災難，華人還是不斷頑強地前往這個島國移民求生。1898年6月12日，菲律賓獨立建國，美國依據對西班牙戰爭後簽訂的《巴黎條約》隨即佔領菲律賓，開始了長達48年的殖民統治。1902年，菲律賓植入同年美國修訂推行的《排華法案》，大大限制了當地華人人口的增加。即便如此，中國大陸華人還是通過商人、眷屬身份等各種方式持續移民，並於1938年達到了11.75萬人。1932年，華人投資額佔到了菲律賓全國商業總投資額的42.1%。[22]1946年7月4日，菲律賓從美國殖民統治中獨立，並一度被國際視為「東方民主櫥窗」，不僅官方語言為英語，而且其總統、兩院國會和法院三權分立的政府體制以及兩黨制的政黨制度皆為美國翻版。獨立後，菲民族主義的排華行為愈演愈烈，採取了更嚴格的限制華人移民和限制當地華人發展的措施，從1946-1965年20年間，一系列「菲化」法案紛紛出台，對華人從經濟活動到職業領域均加以限制，試圖逼迫在菲華人出境，給在菲華人投下巨大陰影，不過，每次排華立法的實施結果，非但不能達到以菲律賓人取代華人經濟地位的目的，反而使國內經濟秩序一片混亂。1965年上台的馬科斯政府，不得不拋棄限制華僑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轉而採取經濟上利用、入籍上放寬、教育上同化等比較開明的政策。1975年中菲建交後，馬科斯政府怕華僑受進步思想影響，推出歸化法案，放寬華僑加人菲籍的政策和簡化手續，允許集體轉籍。這一舉措對菲律賓華人認同於菲律賓社會起了關鍵性作用，入籍後，華人在事業上能得到與菲律賓人相同的待遇，至今，已有90%的華僑加入了菲籍。總之，20世紀後半葉，儘管華人在菲的政治地位不高，常受政治擠壓，但卻少有排華暴力事件發生，而且歷盡多次危機和非難，華人總是能夠憑藉實力站在菲律賓經濟的最前沿。
菲律賓目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20個國家之一，也是東南亞地區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國家。截至2010年底，菲律賓華人約有150萬人，占該國9401萬人口的2%，是不折不扣的少數民族。由於長期實行菲化政策，有學者估計具有華人血統的菲人超過了1000萬。菲國是一個外遷移民大國，尤其是語言和制度的優勢使得該國多達十分之一人口在海外工作和定居;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接受新移民的大國。中國大陸的改革開發重新開啟了菲律賓移民的大門，菲律賓吸引中國新移民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政府對待外來移民政策寬鬆、社會和民眾對待華人態度相對溫和友好、企業避稅投資的良好環境、去往第三國的最佳跳板、子女可接受良好的英語教育、擁有華僑身份的理想國家、逃避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等等。曾有在菲華人問題專家估計，當前在菲律賓有8萬至10萬非法入境或簽證過期的中國公民。2011年初，菲律賓移民局表示，儘管2010年的人質慘劇曾導致8名來自香港的中國遊客喪生，但從中國大陸移民到菲律賓的中國人卻在2010年比2009年多出一倍。居住在菲律賓的中國移民數目自2009年的30809人增加到2010年的61372人，中國移民已取代韓國移民成為選擇菲律賓作為他們第二故鄉的最多外國公民。[23]目前，華人支撐了菲律賓經濟1/3的天下，在製造業、紡織業、商業、金融業、航運等均佔有相當比重，但華人在能源、電力等戰略性行業涉足不多，對菲律賓當局的經濟政策、政治措施並未形成決定性影響力。不過，新一代華人正在改變傳統習俗，開始更積極涉足政壇並努力爭取自己更多的合法政治地位。
新時期，中菲兩國政府間和民間交流不斷增加，然而兩國在南海仍存在領海爭端，早期華人移民和新移民之間也存在一定隔閡，此外，菲國民間也存在著對中國形象以及越來越多華人移民移入的非議和疑慮。比如，2003年7月4日，一個自稱「美國支持者聯盟」的組織曾組織上千人在馬尼拉幾條馬路上張貼排華傳單，印有「反對在自己的國土上被中國人奴役」、「反對紅色中國向菲律賓走私人口」、「反對紅色中國侵略南沙群島」以及「打擊紅色中國在菲公民及其經濟利益」等內容，該反華集會並未造成太大社會影響，不過這些反對的聲音卻涉及到了最為敏感的一些話題，並且菲律賓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有特殊的利益關聯和戰略共識，這需要中菲兩國尤其是中國政府拿出更多的外交智慧和政治舉措加以解決。三、從國家競爭力視角分析中國當代出現的雙向移民浪潮(一)從軟實力差距看中國21世紀初的新一輪外遷移民浪潮
改革開發以來，隨著移民政策逐步放鬆，中國大陸分別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歐洲、非洲等諸多國家和地區不斷輸出移民。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因其移民政策較為寬鬆，且華人社區成熟，因而成為中國人的首選。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2010年6月16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許又聲表示，中國海外僑胞超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與上世紀70年代末第一波偷渡的底層勞工、90年代初期第二撥國門初啟時的洋插隊不同，新世紀的第三波移民潮以高端群體、數量龐大為特點，其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繼2003年前後出現的一輪國內富人移民潮後，新一輪國內富人移民潮在2009年快速升溫，並在2010年開始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由於內陸申請人數超出負荷，各國當前均提高門檻，調高投資額度，以控制移民數量。當前，投資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加坡、英國、美國的門檻分別調高至人民幣1040萬元、432萬元、1250萬元、2500萬元、339萬元。[24]早在2004年，張維迎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論壇上評價新時期移民潮現象時曾說，「中國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還是非常弱的，為什麼那麼多有了一定資產的人都紛紛申辦外國護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感到不安全。」通過媒體調查，移民群體給出移民海外的理由前三個理由分別是子女教育、財富安全及新的生活方式。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表示，中國大陸的移民熱，直接負面衝擊，一是資本外流;二是智力外流。不過，其積極的影響也同樣存在，即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在世界上有了更廣泛的發展和生長。對於方興未艾的大陸第三次移民潮究竟是利是弊，不同主體站在各自視角所得結論並不一致。從個體角度看，國際移民尊重了國人的移民意願，更充分實現了個人追求;從社會角度看，隨著高素質人才的離境，中國大陸社會的發展和建設可能會失去最有創造力和競爭力的一個群體。不過，當前更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第一，針對大陸大規模的移民潮，政府是否進行了深入研究並採取積極主動的應對之策;第二，移民群體中是否存在犯罪者和國民財富的非法專移，並且是否採取了有效措施加以防範和制止。
海外移民只是人口跨境遷移的方式之一，更多中國人則因移居、商貿、旅行、求學等原因而出境。護照免簽率可以反映一國的國際化程度以及國民的國際遷移自由化程度，這也是反映一國軟實力和國際美譽度的一個良好窗口，根據亨氏(Henley and Partners)顧問公司2010年「簽證限制指數全球排名」及2011年最新數據，在世界196個統計國家和地區，英國以166國免簽(包括落地簽證，下同)而名列第1，日本以160國免簽排名第6，美國以159國免簽排名第7，此外還有新加坡155國免簽，香港140國免簽，澳門99國免簽，台灣96國免簽，印度55國免簽，其中，中國大陸以38國免簽位列88名，其免簽國絕大多數為邊遠小國，在196個國家中排在倒數19位，位次略高於北朝鮮(36國)、伊朗(34國)、伊拉克(27國)、阿富汗(26國)等墊底國家。為何中國大陸護照在國際上受限較多呢?根據現有資料推測，大致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其一，中國大量人口移民海外的意願強烈，對方擔心存在偷渡和非法移民風險;其二，因意識形態和政體不同，國家間缺少足夠合作;其三，某些國人境外活動和行為的負面形象，對方擔心產生社會矛盾或治安問題;其四，從中國政府角度善加揣測無外乎兩種可能，要麼政府已經儘力但不具備更多免籤條件，要麼就是政府並不特別看重和積極推動相免簽，從而減少過多國人出境帶來的各種風險和麻煩。總之，從簽證限制指數來看，中國公民的國際自由遷移度遠遠低於中國的經濟實力國際排名，開放的中國邁向海外的步伐仍然相當緩慢。
(二)中國大陸隨著國力增強面臨著外國人遷入的移居和移民壓力
中國社會的三十年巨變，使得外國人的入境人數今非昔比。據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統計，2008年，外國人出入境共計4800多萬人次，2007年，在華常住外籍人口53萬，許多外國人有意成為中國公民，但卻沒有合法途徑，這相當嚴重打擊了他們的在華歸屬感，並限制了他們進一步在大陸創業和發展的意願。2004年8月15日，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外交部部長李肇星聯合簽署第74號令，正式發布施行《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該辦法第一次為外國人移民中國提供了機會，但是，這個窗口只開向對中國「有突出貢獻」的人。頒布一年以後，只有649人得到「中國綠卡」。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國福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跟澳大利亞每年12萬人獲得永久居留權相比，這個數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再比如，2008年，共有79200名外國人獲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權，20500人申請新加坡公民權獲得批准。20年間，約2/5的新加坡人口是新來者。[25]當前，很多國家早已開始通過修改移民政策和法規，使其成為一項國家競爭戰略，並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了爭奪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的行列中。不過，中國當前的出入境管理法規，顯然完全不能反映出當今各國爭奪「優質」移民的態勢。中國的移民法，也應該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讓中國的移民政策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競爭力。
中國移民管理法規的落伍以及外籍移民的監管困難，給中國有關管理部門出了一個難題。像廣州、深圳、義烏等沿海發達城市和商品集散地，目前吸引了大量非發達國家的淘金者，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合法的入境和居留身份，構成了當前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問題。據中國官方統計，2003年以後，在中非貿易熱潮的帶動下，赴廣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遞增。廣州常住的外國人數已達5萬，但這個數據不包括數量不詳的「隱居」非洲人，非官方統計版本中，這個數字已經高達20多萬，其中以奈及利亞人最多。[26]非洲移民是廣州走向國際化的一個標誌，同時也面臨一個城市國際化進程中的一些難題。不過，國際間的人員交流，不僅需要遷出，也需要遷入，只有流動起來，才會為社會發展提供更大的創造潛力。隨著中國改革發展程度的不斷加深，預計接受外來移民的政策將會放寬，中國在未來成為新移民國家的可能性也會越來越大。
(三)國際移民意願分析以及聯合國對待國際移民的態度
蓋洛普(Gallup)是一家美國民意調查公司，2007至2009年間，該公司面對面訪問了135個國家259542位15歲以上的成年人，這135個國家的總人口佔到了世界人口的93%。2009年，該公司2009年11月公布，世界上16%的人口(大約7億人)對自己的國家不大滿意，希望有機會移民到國外。根據蓋洛斯分析，整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希望移民的人口中有80%以上都希望移民到發達國家去;而發達國家希望移民的人口中只有13%希望移民到發展中國家去。在世界各國總共7億有移民傾向的人群中，有24%(1.65億)都把美國列為他們最渴望移民的國家;此外還有4500萬人渴望移民加拿大，再次之為歐洲。由此，可以說北美是世界上最令人嚮往的地方。在社科院的2009年全球城市競爭力排行版中，美國的城市佔據了前15個席位中的7位，其中紐約競爭力排名高居世界榜首。
美國的非法移民壓力當前也變得空前嚴峻，並成為美國國內一個富有爭議的重要政治議題。2005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法案，計劃沿美國與墨西哥邊界增建一條長達1000公里的隔離牆，截至2009年，美國已經建成約987公里隔離牆。2008年，美國遞解出境非法移民人數達到38.9萬曆史新高。2009年，根據美國當年人口普查數據，美國全境非法移民1110萬人，佔美國人口4%左右，其中墨西哥人佔了半數。隨著中國經濟迅速騰飛，越來越多的國人能夠通過合法手段移民美國，因此，華人非法移民的比重在逐年減少。據2009年美國《僑報》報道，美國國土安全部確認，2008年居住在美國的中國非法移民有22萬人，比2000年僅增加了3萬人，在非法移民十大來源國中排在第七位，八年間僅增加14%。2009年，共有7130名中國公民入籍美國，移民排名在墨西哥、菲律賓和印度之後，位列第四大移民輸出國，不過，中國該年度的簽證獲批數量增長速度已超過任何一個國家，位居榜首。當前，美國出於改變經濟不景氣的初衷，其投資移民業務部門加大了爭取中國大陸有錢人的力度，不惜跨海招商，在北京、上海、溫州等大陸地區招攬客源。[27]
早在1990年，聯合國大會便通過了《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決議45/158)，考慮到世界上移徙者眾多，且人數日益增加, 2000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進而宣布每年12月18日為國際移徙者日(決議55/93)。2006年，時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布了一份《國際移徙與發展》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遷徙並不是一個「零和」遊戲，「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它可以使接受國、原籍國和移徙者本人都得到好處。向外移徙與許多人最終回歸一樣，對於振興國家經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2005年世界各地到國外尋找工作機會的人數增加到1.91億人。報告認為：「國際移徙在正確政策的扶持下，對移民來源國以及他們的目的地國發展極為有益。」通常人們普遍認為移民會造成流出國「智囊流失」，或佔據流入國公民的就業機會。但報告指出，在大量案例中，並沒有發現這一點。「在目的國，不同國家的大量研究顯示，國際移徙的增長對於降低工資或就業率不足幾乎沒有影響。」報告還指出，移徙是否成功，取決於移徙者和東道社會是否能相互適應。國家有義務「保護移徙者免受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權行為和虐害」。
一個國家在經歷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過渡中，都會像駝峰起伏一樣經歷一個由低到高再轉低的曲折移民出國潮，Philip Martin和Edward Taylor (1996 )稱之為「移民峰」。Henrik Olesen等學者研究表明，戰後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PPP)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國家，由於太窮，老百姓支付不了出國費用，自由移民甚少，多為難民;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不少老百姓支付得起出國經費，因此會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達到8,000美元以上的富裕國家，因為太富，老百姓也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28]對比世界銀行207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就會發現，正是在這「段」上普遍出現了移民潮現象。在200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82個成員國人均GDP排行榜上，中國人均GDP為3711美元，排名第100位，恰恰處於這一移民峰段。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當前的大規模人口外遷移民現象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發展到當前階段必然產生的一種客觀趨勢。堵是堵不住的，中國政府只能順應這種歷史趨勢，並通過公共政策進行科學、及時地規範和引導。
四、從國際移民要素談中國國家競爭力提升的政策性建議
通過本文對中國人口國際遷移史的概述可以看出，中國越是強大的朝代，各民族間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就越多，國際間的雙向流動就越均衡，頻率也最高，疆域和地緣實力也會隨之不斷擴大;而單向度的大量人口持續外遷，則反映了該時代的嚴重政治危機和民生困境。從國際視角看，一國國民素質的低下、文化感召力和滲透力的弱化、政治制度的陳腐僵化等，都將導致整個國力孱弱和國民人口的不斷外遷。大清帝國的衰落以及最終崩潰的命運，從其閉關鎖國的政治作為和大批人口的逃避式外流中便可彰顯無疑。除了漢唐等特定時期中國吸引了世界各國來中國移民定居之外，數百年來中國的國際人口遷移一直呈現單向外流態勢，這也說明，整體而言，中國龐大的人口群體在歷史上很少有機會高水準、主動地參與世界性資源分配和市場競爭。
近年來，中國國際移民趨勢才出現了外籍人口流入現象，我們能夠發現非洲、東北亞、東南亞等地一些人口悄然進入大陸打工和定居的事例。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必然需要境內外人口更加頻繁地雙向流動。就中國政府當前力圖打造全新國家形象和增加其世界知名度這一點而言，海外華人以及中國境內外籍人士可以成為積極的、無可替代的宣傳媒介。比如，中國和印度是兩個人口眾多的相鄰大國，但兩國間的交往仍然嚴重不足，不過近年來可以看到彼此的民間交往基礎正在不斷加深。尼赫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辛格對此評價說：「印度數目龐大的在華留學生及持續增長的觀光客構成了印度國內的一支為中國『遊說』的重要隊伍。」 [29]可見，更多的國際人口相互交流和互動，能夠有效增加國家間民眾的相互親近感，有效緩解、消除國家間的誤解和衝突，從而有助於提升中國的長遠競爭力。
在中國政府看來，過多人口似乎一直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巨大負擔，通過幾十年來強有力的政策宣傳和強制性政策實施，一胎化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根據人口增長的內在規律，中國將面臨著嚴重性別失衡、年齡老齡化和絕對人口逐漸減少的趨勢。對於世界人口問題的前景，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總裁」喬治·費里德曼在其新著《未來100年大預言》中曾經預測：人口爆炸的時代在21世紀即將終結結，「20世紀的問題是限制移民，而21世紀的問題將是如何吸引足夠的移民」。當前，中國在移民政策問題上迫切需要考慮兩點：其一，充分發揮現在仍然具備的人口數量優勢，通過國際間的雙邊協定和法定渠道將中國人口移民海外，在擴大國人生存發展空間同時又為接受國帶來寶貴的人力資源;其二，在國際範圍內充分利用外籍人才，有組織、有步驟地吸引和接納各國優秀人才定居和移民中國大陸，增加中國的國際化和國際競爭力。通過對唐朝和美國這兩個歷史不同時期曾經最強大國家的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就會發現他們在移民政策上驚人的相似，這就是——「廣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歷史上在華僑移民史上曾經經歷的傷害和悲慘並不能成為中國人裹足不前的理由，因為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和以往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國際間人口的流動增強時時代的大趨勢，這種交流的結果可以實現遷移個體和遷入、遷出國三方共贏。時代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採取更加包容和更加開放的移民政策，具體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一)鼓勵和推動中國國民的海外遷移
中國政府要支持並擴大國民的海外經商、勞務、留學、旅行、定居、移民等國際間人口自由遷移，支持鼓勵民間個體或群體方式的自發性外遷，拓寬並開發國民更多的外遷機遇和渠道，進一步簡化國人和海外華人的出入境流程，爭取中國公民更多免簽國待遇，減少國人跨境人口遷移的社會成本;與此同時，在通暢外遷移民通道的同時，也要通過官方和民間多種方式加強海外華人行為的規範和引導，嚴厲打擊中國公民外逃、偷渡等違法行為及人口販賣、販毒等國際犯罪行為。從長遠來看，人口遷移的自由雙向自由流通，對個體和國家雙方都是更優的選擇。當前，不時披露出來的國民偷渡事件，反映出了中外發展水平和國別競爭力的失衡;而越來越多外籍居民移居並希望擁有中國國籍的事例，則又反過來說明了中國競爭力的相對增強。鑒於中國正處於國際「移民峰」的高峰階段，因此，中國政府從民族發展和國家競爭力提升的戰略角度出發，應更多支持組織民間、學界和政府機構對華人海外移民問題的研究和推動工作，尤其是東北亞、東南亞、美洲、歐洲、澳洲、非洲等重點區域。在新的世界人口形勢下，通過中國政府高層和外交部門的努力，中國有條件、有基礎與遷入國達成移民共識，消除遷入國的疑慮和障礙，從而在國家力量的引導下，通過華人移民、移居實現中國和遷入國的雙贏。與此同時，在更大幅度打開國內人口向外流動的大門之後，為了實現國內人口均衡增長並對人口外流做出對沖，應快速結束非常態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取消對超生家庭的懲罰和歧視，保障所有出生嬰兒均能獲得公民身份並享受國民福利，從而在保持人口數量平穩增長的基礎上，有效提高下一代國民的整體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
(二)歡迎和爭取外籍人才來華定居和移民
中國政府要提升中國及國內各省市對高素質外籍人口的吸引力，尊重外籍人口在華定居和移民的意願，方便外籍人口在華求學、就業、定居，並為其長期移居和移民中國提供更為法律支持和政策便利。外籍居民數量是反映一個城市國際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當前，按國際城市外籍居民需達到最低標準5%計算，目前中國內地仍無任何一所城市能達到國際化大都市的標準。比如，2000年，紐約市800萬人口中，國外出生者佔35.9%;倫敦750萬總人口中，30%以上人口為外籍人口。作為對照，2008年，上海常住外籍人口所佔比例為0.8%;2009年，北京常住外籍人口所佔比重為0.6%。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城市的國際化指標與西方全球城市相比還相距甚遠，需要加大國際人口間雙向開放的力度。再以日本做一反例，2009年末，日本經濟不景氣，導致許多外籍人口紛紛離境，從而經歷了50年來外籍人口絕對數量的下滑，其比重低至1.71%。可以預見，持續的老齡化、低生育率以及嚴格的移民限制政策將繼續深度困擾日本的未來發展。
(三)中國政府為海外華人、華僑提供切實外交保護
中國政府要保護境外公民以及華人、華僑的利益，建立起國際僑民保護的常規協調機制以及危機情景下的快速反應機制，必要時需要採取軍事手段並調動多種政治資源。一國的國際威望和聲譽，很重要的一方面表現在對自己國外公民的生命、財產的保護力度上，並反映在對僑胞的利益保護上。尤其是海外僑胞作為中華血脈延續，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得到母國政府提供的更多保護和關照。在信息化社會的今天，國際社會的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發生更多關聯，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範疇正在發生跨境的外向延伸。隨著信息渠道的暢達，使得海外華人的不公和不幸遭遇可以即時性廣泛散播境內，並引發國內民眾的強烈關注和情緒波動。這將更加考驗中國政府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智慧，對這一問題的任何漠視和處理偏差，將很容易削弱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和民眾支持度。需要補充的是，中國政府作為締約國應該切實遵守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等契約，發揚國際人道主義和中華文明中最珍貴的「道義」精神，針對周邊國家的可能出現的動蕩和混亂，積極介入，接納並善待在華難民。
實力不斷提升的中國正在步入大國時代，這是一種全新的身份和角色。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剛剛成功經受住了一場僑民保護的新考驗。2011年2月利比亞出現嚴重騷亂後，中國政府迅速從海陸空三路開展大撤僑行動，甚至為此出動了軍艦和軍機，創下了冷戰後做最大規模的成功撤僑行動新紀錄，從而彰顯了國力，極大增加了國民的安全感和向心力。通過本文對東南亞各國排華歷史和新時期華人海外發展環境的分析梳理可以看到，只有在國家競爭力的強大和國際大環境良好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實現華人所在國微觀環境下的和平和安全。而國際大環境需要著重強調中國的國際關係狀態，尤其是大國間關係，比如，就人口和移民問題而言，中國和美國及西方世界便存在著廣泛的合作空間，進而也可以通過擴大利益共同點來緩解大陸所承受的人權狀況和國際責任擔當不力的指責;此外，中國還可以廣泛利用國際組織推動中國的僑民保護事業，比如可以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用，來推動和建構各國協同的外僑援救及人道介入機制。
結語：毫無疑問，評判一國的競爭實力強弱與否，國際間的移民意願將是其中最為敏銳和精確的一個信號。國家是否富足，必須要以民富、民強為出發點;而國家競爭力是否真正強大，也將最終通過國民選票和「用腳投票」來評判。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筆者期待著國人在國際層面能夠早日實現真正的自由遷移，而中國大陸也能夠最終實現遷入遷出人口數量的動態均衡。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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