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學中探尋治天下之道
從儒學中探尋治天下之道
中青在線 作者:白彤東
中國的反傳統者常認為,中國傳統一無是處,因此要全盤西化。現在傳統有所復興,一些人就開始擔心,儒家是還鄉團、又要搞獨尊。對傳統有拒斥的自由派的最溫和說法,是說儒學作為一小撮人的倫理道德甚至宗教信仰,也還是不壞的。但是,在多元性是自由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它只能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除了這樣的倫理功能,儒學不要進入政治。這種將儒學倫理化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同情,但其實是百多年來閹割儒學的重要方式。
儒學不是只給中國人用的。把儒學局限為中國人的特殊文化,是百多年來矮化儒學的另一重要方式。真正的儒學,是應該有拯救世界的擔當的。當然,說「拯救」,不意味著只有儒學才能拯救世界,也不意味著儒學能夠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對自由與權利的維護、對政府的限制,現代憲治與法治系統應該是相對好的方式。誠然,說傳統中國有憲治,所以我們能夠接受憲治,這不符合歷史;但是,對那些將傳統中國描述成一味專制、沒有制度性制衡的說法,傳統中國或者儒家憲治說,可以說是在矯枉過正。
我們為什麼需要儒家?在內政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問題重重,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外交上,希臘等國的脫歐運動、歐洲的難民困境乃至法國最近的恐怖事件,都為西方的「人權高於主權」的世界主義模式(歐盟為此種模式的代表)投上了陰影。於是,就有人開始崇拜「中國模式」。但是,我們躲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可能是我們還沒有一個徹底現代化的金融系統,這就好比只用算盤的人躲過了世紀交替時的Y2K危機(計算機「千年蟲」危機)而並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一樣。但當我們真的開始金融轉型之時,卻遭遇前一陣的股市狂跌。於是乎就有人跳出來,號召我們拒絕現代,回到算盤時代。其實,理想政治制度的探尋,並沒有終結。我們要在看清現代性的某些方面(市場化、全球化、科技發展,等等)不可阻擋的前提下,看看是否能馴服現代性,而不是拒絕現代性。
關於儒家如何提出建設性的內政與外交模式,筆者認為,西方自由民主體系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不是其自由與憲治,而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但是,一人一票的制度,意味著只有本國投票人才能對政治有決定權。在全球化時代,一國、一代的政治決定對其他國家的人、將來世代的人都會有影響(比如財政、環境政策),而沒有投票權卻受到這些政策影響的人,就只能寄希望於這些投票人的良心與智慧。在選民中間,有多數對少數的壓制。這在後民主化國家裡面,在沒有法治與人權的保障下,多表現為種族衝突甚至是種族清洗。並且,即使有話語權的投票人,由於當代政治的過度複雜,以及全民勞動使得選民沒有閑暇的事實,連基於狹隘利益的理性決定都變得不再可能(更不用提面對他們良心的期盼)。很不幸的是,「一人一票」這一自由民主體系最有問題的部分,成了「銷量」最好的部分。
儒家提供了一個理論修正。一方面,儒家講「民本」,講「主權在民」,講「天聽自我民聽」。這就意味著,一個政府的政策是否讓人民幸福,要在信息自由、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人民自己表達出來。但同時,儒家又認為人民對政治的判斷能力、道德能力有限,因此要強調「大人」或者精英的作用。這種民意與精英的混合,可能修正前面提到的「一人一票」造成的民粹政治。
在國際政治上,儒家對主權有有限的接受,但是它必須受「仁責」的限制。國家主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其政府對人民利益的維護,即仁政之責。儒家的國際關係原則,不是人權高於主權,是仁責高於主權。當一個國家不盡仁責,其主權就要受到限制。當這種失職到了某種極限,這個國家就徹底失去了其主權;而救其人民於水火,成了有仁責國家的義務。
《春秋公羊傳》提出過,「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說,「諸夏」,即符合基本文明標準的所有國家應該結盟,去抵禦蠻夷。對抵禦、征伐夷狄的決定,由諸夏作出,而夷狄在此沒有平等的投票權。儒家的這種天下體系,不是現代的聯合國體系。但同時,它又不是走向取消國家之路的世界主義體系,因為它接受在文明國家之間,本國存在的合法性和本國利益優先。因此,儒家的天下體系,是走出民族國家與世界主義兩極的中庸之道。回歸傳統,提出一套維新的傳統話語,也許才能解決不再挨打、不再挨餓的當代中國不斷挨罵的問題。
(作者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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