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王朝衰敗的12條法則*

《三國演義》的開篇句就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經》里說：「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學者鄒牧侖也說：「人類歷史上沒有長盛不衰的帝國，猶如沒有永遠富貴的家庭一樣。」盛衰循環，王朝覆滅似乎成了過往帝國的「歷史魔咒」。

中國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具體王朝的年限較短。少的只有數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過三四百年，如漢、唐、宋、明等。這與西羅馬立國近千年、拜占庭帝國享國近千年相比實在顯得太短。中國文明保持總體連續性的另一面是頻率較高的周期性振蕩。儘管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帶來生靈塗炭，社會文化、經濟則隨之遭到嚴重破壞，有時甚至於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歷史在大踏步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似乎總在給浮沉帝國開玩笑。

儘管後來人可以在品完一壺濁酒後，瀟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但是，對於每一個生活在本朝現實中的人來說，偌大一個帝國的衰亡，決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對於帝國的經營者來說。

黃炎培先生曾問過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周期率。有什麼方法跳出這一周期率？」對此，毛澤東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過往帝王們顯然由於歷史的局限性，都缺乏毛澤東的思想高度，他們沒能幸運地找到基業長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們基本上都懷著虔誠之心，不自覺地走向了覆滅之路。

前段熱播電視劇《中國式離婚》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緊的過程中走向了解體。這個道理同樣適合王朝歷史，帝國衰敗正是在帝王集團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終走向了崩潰邊緣。有人曾總結：「漢以國強而恆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權獨而遭禍！」此為證。

歷史總叫人惦記。傳統理論在談論王朝衰敗的時候，總是習慣以 「凝練的語言」簡潔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國並不都是「崩潰一虧」，數字與表格之外，歷史的精微幽深，很難「作一總結」。於是，筆者選擇了「勤於總結」，用求全的12法則來分析帝國「全線崩潰」的恢宏歷程。

法則1：武裝積弱，帝國在對軍隊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奪權，以武控權，軍隊對任何帝國政權來說都是必須的。帝國初年無一例外地選擇了保持重兵，來鞏固政權。

冗兵冗費是帝國武裝衰敗的一個原因。一般說來，在和平時期沒有必要在軍事上花費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於統一政權能夠獲得的人力物力相當豐富，不少王朝還是保持著龐大的常備軍。如北宋初年僅養兵２０萬，至至道時（９９５~９２７年）為６６萬，增加了兩倍；慶曆年間（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為１２６萬，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間增加到原來的六倍多。《水滸》中所稱「東京八十萬禁軍」並非完全虛構。

窮兵黷武是武裝衰敗的另一個原因。經典之作《三國演義》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義戰爭，推崇以弱勝強的戰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戰術原則，但小說旗幟鮮明地反對窮兵黷武，主張有道者遵循客觀規律藏器待時，通過清靜無為施行仁政的方式奪取天下。這種戰爭觀與《老子》兵家文化有著深刻的淵源關係。一旦皇帝窮兵黷武，造成的破壞就特別大。像漢武帝遠征大宛，隋煬帝征朝鮮，都曾造成生命財產的極大損失，對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

法則2：吏亂壞綱，帝國在對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說，可得到賢明的人時，政治就興盛；得不到賢明的人時，政治就衰落。

戰國時期政治家韓非說過:「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說，明智的國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歷史上鮮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結構是：「法——情——權交相勝的三元模式。這三元結構中，"權』自然居於重心地位。權大於法，有權人物可以權生法，以權抗法，以權壓法，以權曲法。」在中國封建社會，除了掌握全國最高權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幾乎都可以憑藉權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誰要想發財致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盡人皆知的俗語：「無官不貪。」那麼他們都倚恃什麼權力謀私呢？兵權、財政收支權、薦舉考試權、官吏任免權、工程修建權、司法決獄權、監督糾彈權等。一般採用這樣一些手段：強取奪豪、侵吞糧銅、賣官鬻爵、侵盜財物、枉法決獄、恣意聚斂、走私漏稅、私弄工銀、敲詐勒索、監守自盜、巧名貪賄等。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伶官傳序》中無限感慨地總結吏亂國敗的教訓說：「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任何掌權者都對吏治相當敏感，但吏亂似乎又在所難免。

法則3：國庫銀斷，帝國在財富控制中破產

國窮民困，是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國富民困，照樣失天下，比如隋朝，倉廩豐盈，二世即亡。孫子在《孫子兵法·謀攻》云：「上下同欲者勝。」在制定和實施稅收政策時，能切實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做到「與民同利」，財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來講，帝國初期，一般都會考慮到朝代更替帶來的破壞，實行不同程度的「修養生息」政策。隨著帝國統治鋪展開去，在越來越大的開銷面前，經營者就會忘記「與民同利」的原則，納稅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現實承受力，導致積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場的帝王，財政負擔就會額外加重，盛世因此轉衰。史學家王學泰就說：「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給王朝帶來一些轉瞬即逝的輝煌，老百姓除了為這些輝煌買單外，這輝煌又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呢？"天子萬年，百姓花錢』！」

土地兼并是導致帝國後期財富危機的一個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個新王朝開國時對地主、財閥掃蕩得越徹底，這個王朝的壽命也越長，如唐、明、清等；反之，則較短。所以寬厚如光武帝為了「度田」就殺了不少官員、豪強，殘暴如朱元璋更是將功臣集團一掃而空。

每一個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會變得十分嚴重，富者往往跨州連縣，貧者則無立錐之地。地主利用其強勢的地位進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時卻又轉嫁應承擔的相應負擔。如在唐朝實行「兩稅法」後，一些大地主往往會利用天災人禍收購自耕農的土地，卻又不向國家正式登記過戶，而是用雙方私契的方式約定。這樣，地主得了土地，而國家的稅收還是得由自耕農來承擔，當自耕農無力負擔時，只好成為流民，這反過來又加重了國家維持秩序的負擔。因此國家的大量資源會落於私人之手，國家的力量會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則4：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帝國在意識控制中失控

譚嗣同認為民族衰敗淪落的根本原因在於意識的鉗制，他在《仁學》中指出：「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為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為藏身之固！」

為了使人們相信皇權是合理的，為了保證「治安」的穩定，帝國的經營者都挖苦心思尋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嘗試失敗之後，漢代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王霸道並行，打開了思想控制的歷史密碼；南宋繼而提出「滅人慾」的程朱理學，宣揚對社會資源的寡慾內斂，經過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專制制度達到歷史高峰。

對於有礙大一統局面的社會異音，歷代都無一例外地採取了強硬打擊的措施，於是就有了被魯迅稱為「膾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獄。楊乾坤先生曾經做過總結，帝國對於社會輿論的處理手段大致有13類：

一、 反對本朝獄。「指斥、毀謗、中傷、謀反、謀大逆」的造反者，罪當至死。

二、 冒犯皇帝獄。天子自詡君權神授，尊嚴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頂禮膜拜，不得指摘。

三、 離經叛道獄。離經者，遠離官方所重之經，致生異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闢蹊徑。不馴服官方，不承認官方哲學是天經地義的真理，文字獄主角的命運可想而知。

四、 訕謗怨望獄。揭露當局的腐敗與無能，或訕譏，或毀謗，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絕逆耳之言，湊合統治之現狀。

五、 朋黨獄。皇帝最懼怕的是權臣樹朋黨威脅皇權，為排除異己勢力，最有效最簡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黨，然後剪除。

六、 觸忌犯諱獄。專制帝王的忌諱是絕對的禁區，萬萬不可觸犯。

七、 妄議朝政獄。朝政大事，帝王權臣斷之，肉食者謀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橫禍。

八、 妖言煽惑獄。與統治思想相抵觸的「妖言」，被視為洪水猛獸，嚴酷打擊，「避邪說而正人心」。

九、 惡逆為伍獄。惡逆之徒，株連九族，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放走一人。

十、 冥頑不化獄。朝廷明令禁毀和收繳的「違礙」書籍，隱匿不首者，一經查出，都以冥頑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 狂悖獄。獨裁者總希望臣民俯首恭順，無思想無稜角，無希圖無反抗，只是會說話的工具。一些伸張正義，表達慾望的臣民，其步入規範的「極端行為」，就被無情懲治。

十二、 華夷獄。少數民族得天下後，對漢族「誅心」，要漢族人民心死，於是以華夷之辯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 誣民惑世獄。這是清朝對於精神病患者的一大發明。精神病患者病發失控，言語不利，則以「誣民惑世」的罪名，而橫遭刑戮。

正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還要危險。漢朝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中說：「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也就是要讓人民說話，統治者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不讓老百姓發牢騷，以言定罪，大興「莫談國事」，用堵的辦法來牽制思想，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王朝時代，大抵文字獄猖獗之後，國家肌體便病體羸弱，引起社會的大衰敗。秦朝「焚書坑儒」，人們在恐怖氣氛下惴惴其栗，英才喪盡，統治質量下降；宋朝的「莫須有」罪名，忠良掃蕩殆盡，兩朝盡受外辱之苦；明初大興文字獄，朱元璋身後一片凄涼，皇太孫繼位，國無柱石，致使燕王朱棣發動靖難，奪了江山。

法則5：「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決定王朝興衰的關鍵

《孔子家語·五儀》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關係如同舟和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擁戴君，也可以推翻君。這個比喻是帝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闢警語，帝王們總是拿它來教育後來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則會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歷代王朝盛衰興亡演變史上顛撲不破的規律。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實現統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統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統天下之後，他們渴望有一個安定的環境，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賈誼認為，假如秦始皇能夠認識到「攻與守不同術」，順應民心，就不會那麼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給漢帝國留下了深刻教訓，漢初基本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漢武帝時，士人徐樂認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國最大的威脅來自農民起義所形成的「土崩之勢」，要想長治久安，就要避免農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勢」扼殺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暫而亡。隋煬帝重蹈秦轍，唐太宗在總結其教訓時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這是農民對統治者的態度。所謂撫，就是還能容忍的剝削；所謂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剝削。統治者注意這個限度，才有可能取得農民的妥協。

帝國中晚期總伴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秦之陳勝、吳廣，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等。而這些農民軍的主力幾乎都是流民。什麼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無著被迫流亡的人。當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能得到滿足時，起來與社會既成秩序作殊死對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這麼大的流民隊伍出現，顯然是有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生計成了問題。這就是說，帝國做得過火了。

法則6：修為無度，帝國領導人在統治過程中英明喪失

傳統的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君主的好壞決定著他們執政的成敗。

歷史呈現這樣一個規律：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華、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經過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代，往往變得軟弱無能、放蕩不羈。如果被賢臣輔佐，天下就會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圍，天下就會大亂。雖然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者一個能幹的、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是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

怎樣才算是英明呢？《左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興也忽焉。」意思是說，夏禹商湯這樣的聖王在出現政治失誤時每每責罰自己，國家因此興旺昌盛；而夏桀商紂在出現政治失誤時則歸罪於人，政權於是迅速滅亡。帝國的盛衰興亡，大多與帝王的「罪人」與「罪己」有關。隋煬帝「性不喜人諫」，竭誠進諫的大臣不是被殺，就是罷官，結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禎帝雖有回天之志，然而剛愎自用，臨終竟留言：「臣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法則7：防禦過度或乏力，帝國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開中國的歷史，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戰爭的記載，甚至有人戲稱中國的歷史是由戰爭堆積而成。

對於外患，「華夷之辯」一直作為歷代帝國的基本國策。「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尊王攘夷」，這是帝國統治階層達成了共識的信仰。

一旦蠻夷入侵，像秦皇漢武這樣的雄主，自然無法容忍，秦漢帝國因此就屢次發動了對北方游牧民族的討伐。但是窮兵黷武可以逞一時之快，遺患無窮。秦始皇無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擾亂西漢時，漢武帝遠征導致西漢急劇中衰；唐玄宗的開拓邊疆，坐大邊帥，盛唐從此一蹶不振。

宋帝國汲取前世地方割據教訓，收天下精兵於京師，導致邊疆空虛，外患不絕，最終亡於蒙元，開了國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國與宋朝相似，中後期民變與外患交織，雙鬼扣門，江山終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級富裕的帝國，科技發達，軍事實力極強。

無論進攻還是防禦，歷代帝國留給歷史的剪影都無一例外：在積極抵抗中走向國勢式微。

法則8：天災人禍火上加油，帝國在儲備賑濟中加速度墜落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災之國。天災人禍是導致王朝更迭的一個重要因素。據學者鄧雲特在《中國救荒史》中不完全統計，從秦漢到明清，各種災難和歉飢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災最多，還有蝗、雹、風、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災害。

頻繁的災荒給帝國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儘管諸帝國在救災過程中，都表現了一定的姿態，甚至不乏有塌實措施，但是帝國末年一旦遭遇天災人禍，往往是致命性的打擊。每次大範圍的嚴重災荒，隨之而來的是餓殍遍野，流民涌動，「盜賊竊發」，直至扯旗造反，搶糧抗官。

帝國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幾乎沒有不同天災人禍有關。秦朝末年，大雨成災，道路不通，觸發陳勝吳廣起義。崇禎末年，華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災，引發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最終導致明朝滅亡。

法則9：宮廷亂政，帝國在後院滅火中失火

理論上講，後宮是無權干政的，開國帝王們也都竭力防範王后與宦官過問政事。但是在帝國的運行演變中，歷史總喜歡違背開國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討厭閹黨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亂政偏偏最為洶湧。

而很多史學家認為後宮作亂是一種「正常現象」。兒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會沒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從根本大法上說，沒有太子，就會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實行攝政，因此，他們要從旁支挑選一個新皇帝，從而使「新枝發自新枝」。

自然，他們會挑選一個年輕的皇帝，以便他們能延長自己的權力。同樣自然地，如果皇帝長大成人，他不會滿意攝政的影響，而會開始尋找同盟者。官僚們對他沒有用處。他們要麼被收買，要麼屈從於外戚家的威勢，而且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皇權的擴大是不符合官僚們的利益的。結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懷抱：他們往往成為他的惟一寵信者。當攝政被搬掉的時候，作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釋者和執行者的宦官，便來填補了權力的真空。這樣，宦官的統治被說成是婦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婦人之治又反過來被說成是男人系統虛弱的無可避免的結果。

法則10：變革成恨，帝國在振衰起廢中無力回天

歷來王朝中期都有危機出現，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對而廢罷，或者因種種原因而走了樣。這樣，王朝危機還是延續下去，原來的矛盾繼續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終於引發了更嚴重的危機。

正如心理學家弗羅姆所說：「停滯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簡而言之，依賴於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這是一種很大的誘惑。人們害怕沒有把握和不確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這些事物。」

從大一統的帝國建立產生之日起，每一個朝代的開創者所制定的治國策略就成為祖宗之法，不允許任何繼承者加以修正、調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為成為國家的最高禁忌，觸犯者從來沒有好下場。王莽、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現實，卻都在儒家群體的圍攻之下慘遭失敗。王莽身首離異，王安石敗走金陵，張居正死後成大獄。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這就使得帝國在內外矛盾交侵時，註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則11：夷族興亂，帝國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華夷之辨」，同時又主張「以夏變夷」，所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且重點不在華夷之辨，而在以夏變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後的少數民族就會泯然於漢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國就會少去很多不穩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會趁機作亂，侵蝕中原。匈奴、鮮卑、羯、氐、羌就曾經趁亂進入中原，分別建立了十幾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

恩格斯說：「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時間，都不得不適應徵服後存在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實行嚴格的民族隔離政策，結果像風暴一樣倏忽而去。

法則12：地方坐大，帝國在加強中央集權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勢力能否均衡對國家的安危有著直接的影響。中央權力過分強大形成地方勢力疲弱無法對抗外強；如地方勢力過強，則會令地方獨立傾向日益膨脹，最終同中央政府抗衡，嚴重損害中央權益，令野心家有機可乘。

史學大家范文瀾指出：「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其中包括貴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賈四種人，歸根只是一個地主階級。這四種人都含有割據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堅強有力的時候，他們才擁護統一，成為中央集權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們便為擴大自己的利益，加緊割據活動，一直到統一被破壞。皇帝一方面要滿足他們的要求，換取對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們的過度活動，減輕對朝廷的損害。」

縱觀歷史，真正能對帝國構成威脅的有三種勢力：一是封王，歷史上的削藩，就是因為此；一是豪強，漢帝國中衰正是豪強勢力膨脹的結果，而其復興又是憑藉地方豪強的支持才得以實現；一是邊帥，以唐朝最為典型，安史之亂髮韌於藩將實力的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