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良臣：不講政治的張愛玲

她寫人性，卻絕少滑入揭發『國民性』的軌道;她也有諷刺，但那每每與社會批判無關;她似乎是寫實的，但你不會想到說她是現實主義作家;她有時候甚至會令你記起『控訴』這個詞，但她這控訴的指向是那樣模糊，你根本就無法將它坐實。

張愛玲「不講政治」——由《色·戒》說起影視就是厲害，不管一部多麼寂寂無名的作品，只要一搬上銀幕熒屏，就有可能讓那作品連同製造它的主人一夜成名——而況那作品偏偏屬於張愛玲呢，而張愛玲原本又是一個天才呢。再說句俗氣的話，若張愛玲還活著，哪個廠家的品牌想請她做廣告，出場費怕是要高得很哦。而據張在散文《童言無忌·吃》中一句「我很願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的話，可以想像面對一大堆鈔票或是支票上那一長溜數字張愛玲會何等快樂。一篇不過萬餘字的短篇小說《色·戒》被譽為國際大導演的華人李安看上，並搬上銀幕，又由於內地不少平面媒體的積極跟進，有段時間弄得「滿城爭說張愛玲」。從評論來看，李安導演在原著的基礎上有很大發揮。儘管原著中有「到男人心裡去的路通過胃」，而「到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但影片中王佳芝和大漢奸易先生作愛的三場戲，在原著中是沒有的。當然，電影與小說有極大的不同，如果完全照搬原著，是否會有觀眾都很難說。正如一位評者所言：「張愛玲總是冷眼旁觀世界，她的文字冷靜利落，要用影像表現她的獨特韻味，並不容易。而李安是世界級電影大師，當然可以從《色·戒》這篇短篇小說找到發揮之處。李安的『小題大作』功力令人稱奇。他把張愛玲在《色·戒》刻意隱藏的情慾放大了，這樣不但可以加入創新的元素，增加戲劇張力，最重要的是，能誘發媒體炒作和觀眾期待，這也保障了電影叫好叫座的基礎。」圍繞對電影《色·戒》包括對張愛玲原著的評論，瑣碎的不說，大體有兩種意思，一種是說不論原著還是李安的影片，都不過在表現人性，與政治無關;而另一種卻認為這是不講大是大非，有美化漢奸之嫌，尤其是就影片而言。可讀張愛玲文字，不論是她的小說還是散文，只要願意實事求是，更不去搞什麼惡意歪曲，都不能不承認：張愛玲確實不講政治，一點都不講。她只表現人性。不說你在她的作品中看不見政治，縱觀張愛玲一生，她自身都沒有與政治糾纏不清。當然，我們會說一個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一個看客是有罪的，何況張愛玲居然還與大漢奸同床共枕呢?但即便如此，也還是不能栽贓陷害。讓我們來看看她自己是怎麼說的：「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這幾乎是她惟一一次為自己的辯白。好像她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她的生命中有個胡蘭成，否則，「文化漢奸」的帽子絕不會戴在她的頭上。當然公平點說，如果因胡蘭成一定要定張愛玲為「文化漢奸」，那麼她後來再嫁的是一個加入了美國共產黨組織的賴雅，我們是否又要說她是「紅色作家」呢?《色·戒》創作於1950年，不能說一定有張愛玲的影子，但恐怕連作者自己也說不清，創作時是否把自個也揉了進去。尤其是看王佳芝在緊要關口居然放跑了原本是自己要引誘要追殺的獵物，聯想到張愛玲愛上大漢奸胡蘭成，並且還與其「簽訂終身，結為夫婦」，是不是可以說多少也有點關聯?換而言之，張愛玲是否想說，即使不是王佳芝，換了劉佳芝李佳芝，甚至換了她張愛玲，很有可能也會這麼做。因為這無須分析，她自己都承認：「我這人……只要是真喜歡什麼，確實什麼都不管」。還有她在散文《惘然記》中說的一句，知名度更高：「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張愛玲從骨子裡認為「這樣做」是人性，一些評論者也把這說成是人性，當然，筆者多少也承認這個「人性論」。不過，本人不能不替反對者著想，如果說這就是人性的話，那麼是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人性不一樣?不然，那個大漢奸「易先生」為何就不能放了王佳芝，而是「不到晚十點鐘統統槍斃了」(見《色·戒》原著)?「易先生」怎麼就沒有「王佳芝」那種「人性」呢?然而，就算有了這樣有力地反問，自己也還是不能不承認：張愛玲確實「不講政治」。我甚至想，她為辯白自己「不講政治」而苦惱，寫辯白時要比寫那些好看的小說吃力得多。她說：「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麼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愛，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張愛玲只喜歡寫她認為生活中真實的人，不論這人是好是壞。甚至連表現她自己時，也不藏不掖。初讀她的散文《燼餘錄》，讀到她在「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時中的一節，對作者生出些惡感。她在文章中告訴讀者，有一個病人，其實就是一個傷兵，患的是「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而況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她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後來，也就是在張愛玲還做著看護的那段時間，這個病人去世了，張愛玲寫道：「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讀到這樣冷漠和自私的文字，不少人恐怕都會覺得張愛玲實在「太冷酷無情」。後來讀到台灣女作家三毛生前所言，我對張愛玲這種行為的看法才稍有改變。三毛說，張愛玲是藝術性的，「是不能從人道的角度來看她，像她描寫在香港對待傷兵那種漠然的態度，那是一種人性，也是藝術的極致，我看了非常感動，一點也不會對張愛玲反感，因為她已把人性中那種冷漠和自私，完全毫不隱瞞地展露了出來。」我們當然不會因為張愛玲這種「毫不隱瞞地展露了出來」，就像三毛一樣肯定這種冷漠和自私。但這確實是一種人性，而且普遍存在，不然，也就不會「大家都歡欣鼓舞」了。說張愛玲不講政治，不僅有她自己的作品證明，也多有評者如此評說。著名作家陳村在《話說胡蘭成》中這樣說道：「從左翼或右翼的立場出發，從日本的大東亞立場出發，從文學的規範出發，都無法懂得張愛玲的文章，更不要說她本人。」(見2004年第2期《文學自由談》)又有人說：「西方文學論，把作品功能分兩類：其一是『鏡子』類，其二是『燈火』類。30年代的作家，受『文以載道』的觀念影響，絕大多數是不自覺的『擁燈派』。燈火派作家以天下為己任，不免想做些破除黑暗、燭照萬有的偉大勾當。而鏡子派則原原本本、據實寫來，全不管黑暗光明之事。」而「張愛玲無疑是『鏡子派』的作家。可貴的是張氏的鏡子平整厚實，光明潔亮，且又兼具各個角度。必要的時候她的魔鏡還有望遠、放大、顯微和透視的諸般功能。」我當然不能贊成一個作家只顧「原原本本、據實寫來，全不管黑暗光明之事」，但不能不說這恰恰是「張愛玲不講政治」的一個有力證據。其實張愛玲何止是「不講政治」呢，她原本就沒有什麼「遠大志向」。上海的教授、學者王曉明，在《張愛玲文學模式的意義及其影響》一文中有這麼一段話我覺得說得很到位：張愛玲「她非但對人生懷有深深的絕望，而且一開始她就提出了一個背向歷史的姿態。她寫人性，卻絕少滑入揭發『國民性』的軌道;她也有諷刺，但那每每與社會批判無關;她似乎是寫實的，但你不會想到說她是現實主義作家;她有時候甚至會令你記起『控訴』這個詞，但她這控訴的指向是那樣模糊，你根本就無法將它坐實。與沈從文相比，她的寫作顯然是富於個人性，她沒有沈從文那麼多的牽掛，她可以全神貫注於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細緻感受，她的表情是那麼平常，在這一點上，連蕭紅都比她不上。」而另一位也是上海的，是知名女作家王安憶，彷彿要對她的本家王曉明的話給予補充，同時也在不經意間證明著張愛玲「不講政治」。王安憶在《人生戲劇的鑒賞者》中是這樣看張愛玲的：「說實在，我很為張愛玲惋惜，她其實是具備很好的條件，可以塑造重大的情感狀態。她能夠領會深刻的人生哀痛，在文字上，可說是找到了原動力，有可能去創造文字的宮殿。可是，她的創痛不知在哪一個節骨眼上得到了有效的緩解，很快解脫出來，站在一邊，成了一個人生戲劇的鑒賞者，口氣輕鬆了許多。其實張愛玲是站在虛無的深淵上，稍一轉眸，便可看見那無底的黑洞，可她不敢看，她得回過頭去。她有足夠的情感能力去抵達深刻，可她卻沒有勇敢承受這能力所獲得的結果，這結果太沉重，她是知道這分量的。於是她便自己攫住自己，束縛在一些生活的可愛的細節上，拚命去吸吮它的實在之處，以免自己再滑到虛無的邊緣。」一個「虛無者」怎麼會「講政治」?硬要說講，「講」的也只能是「虛無政治」。在我這個讀者看來，張愛玲只是在揮灑自己的才氣，即使寫小說，也是水到渠成，甚至非寫不可，並非刻意要搞什麼創作。想想看，一個7歲就「寫了第一部小說」的人，只要有飯吃有衣穿，又還有些精力，又有誰能阻止得了這人這一輩子寫小說?有人認為張愛玲後來寫的《秧歌》是「反共」的，可一位台灣學者不同意這種認識，還說：「我自己是教文學史的，我一直替張愛玲感到委屈。六七十年代台灣常把她定位成『反共作家』，張愛玲的成就，剛好是沒有受到反共的文藝政策的影響。她是一個自我流亡的人，由所謂的『主流文化』、『中心文化』、『霸權文化』，甚至是男性的社會中自我放逐出來。」你讀張愛玲上世紀40年代的小說、散文，甚至讀傅雷先生對她的評論，都看不出張愛玲「反共」。我的看法，張愛玲什麼都不反，她只陳述，只表現;尤其是表現得恰到好處，才贏得如此多的讀者，才有這麼好的人氣。如果她的文字中不論是充斥著「反共」或是「反蔣」抑或成了「鴛鴦蝴蝶」，也就不一定還會有今天這麼多的「張迷」了。張愛玲是坦承的。一個坦承的人尤其在諸如創作方面無須有什麼隱瞞。她說：「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真實些」三個字，不僅可以代表和概括張愛玲的所有文字，同樣也能代表和概括張愛玲的一生為人。再說別的，我想不說張愛玲不會答應，不少讀者恐怕也要舉手反對。2007-12-24原載2008年第7期《雨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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