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武器|中國中心論變形記（完）

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進程依然是一次未完成的旅行和一場未竟的革命，如若成功，其更大的意義也在於豐富而非顛覆人類的共同經驗。

蘇琦 · 2016/04/14 15:13評論(0) 收藏(18) 12.1W字體：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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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學術上破舊立新的企圖心都不免與現實世界新趨勢的演進相呼應，表明學者試圖以更與時俱進的學術框架來更好地解釋和勾勒歷史和現實演繹規律的雄心。去歐洲中心論乃至中國中心論的勃興也或多或少呼應了亞洲及中國的崛起，和這種崛起所蘊含的不同於歐美傳統的現代化模式和現代性範式，以及由此引發的構建多元現代化和另類現代性學術框架的可能性。

循此理路，東亞奇蹟和中國模式的鼓吹者們，多喜強調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等梯次崛起國家和地區發展進程中的東亞特色，希望藉此推演出一套不同於歐美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經演進模式。

這一企圖心，一方面迎合了一個快速崛起中的區域尋找自身發展的內生性動力——而不僅僅是在外力作用下亦步亦趨的趕超——的急迫心情，另一方面也暗合了這樣一種心理：一個曾經擁有傲人的文明的地方，在經過艱苦的努力後，終於擺脫了暫時性的挫敗與困難，迎來複興的現實和再次輝煌的可能。

在這種迥異於「衝擊—回應模式」的話語架構下，解釋的主動權「回歸」東亞和中國。以正在演進中的東亞崛起為起點回溯，則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這一異質文明成了被吸納的對象，對這一異質文明的衝擊的成功回應也成了東亞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一來，東亞史的自洽性就得到了相對圓滿的解決，該地區的歷史並不是被打斷並發生突然變向的歷史，而是從未喪失主體性的不間斷的兼收並蓄、推陳出新的發展史。

在這樣的述說模式中，人們更多將重點放在了「儒家文化」、「集體主義」、「國家主導」、「仁愛政府」等說辭上，而有意無意忽略了新加坡和香港的英聯邦法律體系的規範性意義，日本「三次維新」後規範透明的議會政治，以及亞洲四小龍們越來越自由、開放和民主的社會進程，因為後者暗含著某種歷史的普世性，會在某種程度上沖淡東亞的特殊性。

這與西方主流學者面對東亞奇蹟時的解析框架相映成趣，因為後者更多強調西方發展模式的普適性和東方的被動及自我改造以期融入主流世界發展史。以此來關照東亞的崛起，則東亞近現代史不脫資本主義的全球性「蔓延」的範式，甚而東亞在迎納此一「蔓延」過程中的種種「不適」，更襯託了資本主義的不可抗拒性：以東亞文明之固有的特殊性，也同樣最終被吸入了一個以西方為主要驅動中心的全球發展史。

被認為與布羅代爾比肩的史學巨匠沃勒斯坦在其《現代世界體系》里勾畫出了地理的和時間的兩個坐標，以詮釋他心目中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發端，演進和形成，以及在此過程中各地區間的互動模式。

沃勒斯坦認為，所謂現代世界體系，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以地區間的勞動分工為主要標誌。這一體系形成於16世紀，最初的勞動分工範圍包括歐洲大部分和美洲部分地區，然後在其後幾個世紀相繼把世界其他地區融入其勞動分工之中。

關鍵的節點出現的19世界中期，在此時段，東亞作為最後一個大區被融入「現代世界體系」，也即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

而從時間的坐標而言，沃勒斯坦認為存在兩個周期，一個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在此周期中資本主義的利潤交替在生產和金融領域出現，另一個周期則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周期。

以沃勒斯坦的解析框架看東亞的發展，其崛起便少了很多「奇蹟」的色彩，而更多是由於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產業再布局、資本轉移和冷戰框架下美國的「刻意經營」使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昭示了一個經典的沃勒斯坦式周期的崩潰，沒有任何地區最終能獨善其身這個嚴酷的事實表明，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面前，所有自命不凡的地區獨特性神話都經不起現實的檢驗。

這不是令東亞主體論者滿意的闡述，但無疑是一副效力強勁的清醒劑——無論人們同意與否，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外力和東亞文明傳統的內力之間尋找一種更平衡的取捨，似乎是更客觀解析東亞奇蹟和中國模式的必由之路。

作為對歐洲中心論糾偏而出現的亞洲和中國中心論的意義在於，通過視角的轉換揭示更豐富的歷史細節，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且也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讓人們得以發現在西方衝擊到來之前的亞洲歷史畫面並非一潭死水，而在之後對衝擊的應對歷經坎坷波折也畢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然而過於強調自身經驗的特殊性則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中國中心論的變形，導致過分合理化已經發生的，而屏蔽各種未遂的可能性。這種以後見之明倒推的決定論來掩蓋對現代性和現代化的選擇性誤讀，說到底是一種精緻的物質主義的歷史觀，過分強調多元性，迴避普世性，進而迴避核心制度的變遷。

說到底，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進程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旅行和一場未竟的革命，如若成功，其更大的意義也在於豐富而非顛覆人類的共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