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05-31

【編者按】作為全球經濟的增長動力，中國經濟的放緩引發諸多關注，這是周期現象還是長期趨勢，對於中國經濟的衝擊幾何，合理的應對應該如何呢？FT中文網對於這一議題持續關注，近期也邀請不同意見領袖對此發言，期待以爭鳴探索有益公共討論，專題鏈接可見《中國經濟放緩》。

在本文中，張軍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又處在十字路口了，政府面臨嚴峻的考驗，因為成本衝擊和當前的經濟減速為致力於推動結構改革提供了機會和動力；在當前經濟因為外部衝擊而出現減速的關鍵時刻，啟動新一輪結構改革並順勢推進人口的城市化，可期待未來10年GDP潛在增長率約為7-8%。

中國GDP的增長率在2007年之後似乎突然回落，從之前20年近乎10%的高位一路滑落到不足8%。這一減速現象引發海內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潛在增長率的猜測。中國未來10年的潛在增長率可以是之前20年平均增長速度的延伸嗎？或者中國正在轉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嗎？

與實際的增長速度多受短期需求因素的影響不同，一個經濟的未來潛在增長率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今天預判比如未來10年中國經濟還能增長多快的問題，需要考慮供給方面的那些重要因素可能發生變化的方向與程度。就潛在增長率而言，沒有經濟學家可以明確回答未在10-2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8%還是6%的問題。但是，如果可以對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一些更重要因素的變化趨勢有所把握，也許可以對未來潛在增長率的變動範圍有所預判。

那些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前景比較悲觀的經濟學家會把40年前的日本經濟作為一個參照（亞洲四小龍也在不同程度上曾經歷增長明顯減速的情形）。很多人深信，依照投資率、工業增加值率以及就業比重等指標，中國經濟現在很像上世紀70年代初的日本，而日本正是在1971年終結了高速增長（8-9%）階段，進入低速（4%以下）增長至今。

本來，預判潛在增長率的基準理論應該是「收斂假說」。依照這一假說，隨著一個經濟體的人均資本存量或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接近高收入國家，原有的追趕速度必然在某個時間段上開始下降。所以，一個後起的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高的增長階段之後，未來的增長率會趨於減速。這是增長率收斂的規律。這個規律意味著，影響潛在增長率變化的首要因素是人均收入的相對差距。按照購買力平價估計，日本1973年經濟失速時的人均GDP大約是美國的65%；即使是四小龍，在增長減速發生時，人均GDP平均也達到了日本的一半或更多。這與收斂假說的預測倒也基本符合。兩年前，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三位經濟學家（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和Kwanho Shin）公開了一個包含40個經濟體的經驗研究，他們現發，樣本經濟體GDP減速發生的最大概率出現在人均收入是美國的大約60%（用2005年的國際價格校準）的時候，而且之後GDP增長率平均下降不超過2個百分點。

的確，按照收斂假說的預測，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應該是平穩的而不是急劇的。而日本和四小龍的情形卻不是這樣。比如，日本經濟的增長速度在1971年開始急速下滑，降幅高達50%以上。同樣，雖好於日本，四小龍在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經濟增速回落也較為劇烈。回頭想想，給定四小龍與美國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他們在本世紀以來本來還是可以有更快的增長的。

可以猜測，這樣的情形發生似有別的原因。表面上看，無論是日本還是四小龍，經濟減速的發生都趕上了外部危機的出現。這種巧合讓我們不得不懷疑外部的衝擊對潛在增長率變化的直接影響。在1985年出版的《戰後日本經濟史》的中文版里，作者小林義雄特別增加一章「補記『討論了1971年的尼克松衝擊（日元匯率升值）和1973年的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入低速增長」的影響。

如果小林義雄觀察到的這個外部衝擊對日本經濟突然失速的影響是正確的，或許這個影響應該可以由日本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在這個時期的變化得到進一步證實。事實上，一些經濟學家對日本經濟的增長核算工作曾經發現，日本的GDP增長率急速下降時，它的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的確是出現了負增長的。這似乎顯得有些匪夷所思，因為在日本維持GDP高速增長的時期，TFP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並且為GDP增長几乎貢獻了40%。不過，很容易理解，TFP的異常變化跟小林義雄所說的外部負面衝擊應該有直接的關係。

一般來說，如果沒有外部負面衝擊，TFP的超常增長也會逐漸回落，這可以是因為制度變革的正面衝擊效果漸弱、資源錯配得以矯正或者複製他人技術的空間變小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外部危機造成的負面衝擊，TFP應不會出現異常的急速下降。日本也好，四小龍也好，它們各自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本來還可以更高些，向美國人均收入的收斂速度是還可以更快些的，而外部負面的衝擊干擾了TFP的增長機制。從微觀層面上說，突然的匯率衝擊和油價上漲會使現存的企業難以調整技術和生產方式來適應新的成本條件，這是TFP迅速惡化的原因。

跟短期的外部需求衝擊不同，成本衝擊的影響當然是更持久的。與凱恩斯主義者應對需求衝擊的主張不一樣，熊彼特主義者也許會把成本衝擊或TFP的惡化視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變化和產業升級的催化劑，它甚至有助於阻止低水平的長期均衡的出現。只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在短期，成本衝擊意味著一部分經濟活動的「毀壞」，企業的關閉或者外遷，但是新的和更有效率的企業也有孕育和擴張的機會。這是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含義。具體到一個國家的情形，由於多種原因，包括利益集團的壓力和政治上的原因，創造性毀壞或者更容易的進入與退出往往不那麼容易發生。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外部成本衝擊往往成為那些成功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終結的轉折點。

在我看來，外部衝擊也是理解中國2007年以來GDP減速的關鍵。2005年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小幅而持續的升值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成本衝擊的主要推手。這一衝擊之後又被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部需求衝擊而加深。2007年之後，中國經濟以減速趨勢被動地回應了外部的這些衝擊，而且可以猜測過去5年TFP應該有更顯著的減速。

毋庸置疑，中國的經濟又處在十字路口了，政府面臨嚴峻的考驗，因為成本衝擊和當前的經濟減速為我們致力於推動結構改革提供了機會和動力，而如果錯失良機，由TFP主導的潛在增長率將難以根本回升。新一輪結構改革的目的就是為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創造條件，這是因為總體生產率的提升是抵禦外部成本衝擊的最根本的解決方案。而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規則，真正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過多的行政管制，打破行政的壟斷和對低效率企業的保護，使得企業的進入和退出更容易發生。在此基礎上，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才有望轉入軌道。

考慮到中國的人均收入還只有美國的10-20%（取決於估算方法），而且中國內部各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還有待收斂，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無疑還有待釋放。那麼，轉入我開頭提到的問題，中國未來10年能否延續過去20年的增長趨勢呢？

這當然要考慮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長趨勢，但更重要的是要預判TFP的增長前景。以要素投入的增長來說，未來10-20年，資本的增長是會緩慢減速的，這也符合收斂假說。另一方面，隨著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持續減少，勞動力的增長出現持續下降趨勢是不爭的事實。這符合中國的人口統計學的特徵。勞動力未來10-20年的增長會接近於0和為負。因此，中國經濟未來的潛在增長率主要取決於TFP的增長趨勢。

很多年以前，哈佛大學的帕金斯教授和匹茲堡大學的羅斯基教授用增長核算的方法曾經匡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在進行增長核算時，他們假定了不同的情形。如果未來20年（他們指的是2005-2025年）中國要保持9%的GDP增長率，並且如果投資率保持在25-35%之間，那麼，TFP的年平均增長率就要求維持在4.8-4.3%之間。而如果僅保持6%的GDP的增長率，並且投資率也保持在25-35%之間，那麼只要實現TFP平均每年2.7-2.2%的增長就可以達到。

考慮到TFP在過去30年的平均增長率為4%，因此未來10-20年繼續保持這一紀錄的可能性也許並不大，但實現TFP年均2-3%的增長應該較為樂觀。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仍面臨在勞動生產率方面與發達國家間未收斂的可觀空間，技術進步的前景容得樂觀；另外一方面，考慮到中國在人均資本存量方面存在的地區差距和勞動力在第一產業過高的就業比重（約35%），未來10年資本和勞動力的再分配將有持續改善配置效率的巨大可能。以此而論，在當前經濟因為外部衝擊而出現減速的關鍵時刻，啟動新一輪結構改革並順勢推進人口的城市化，將是未來10年TFP得以維持年均3%的增長趨勢的重要機會。而如果那樣的話，未來10年GDP的潛在增長率落在大約7-8%範圍內就可以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