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個什麼樣的人？ 看人大歷史學院教授孫家洲怎麼說

電視劇《漢武大帝》序幕中說：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民族立於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偉大民族永遠的名字。這三句話每一句都非常之重。漢武帝劉徹真的配得上這三句話么？漢武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孫家洲做客中原國學講壇精彩講解片段，帶你走近漢武帝劉徹。（提示：本篇節選自中原國學講壇名師講座精選圖書：《歷史的聲音》）

漢武帝劉徹（資料圖）

漢武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想漢代的人是這樣評價他的，班固講的兩個觀點我是非常贊同。他講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他在《漢武帝傳》裡面說漢高祖的功勞就在於撥亂反正，文景二帝之間是讓老百姓休養生息，漢武帝最卓著的貢獻是「外攘四夷，內修事務」。

假如說漢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而不改變文景之治那種儉樸的作風，那就更好了，可惜他沒有堅持，漢武帝是另外一個風氣，他是好大喜功，奢侈浮華，在這一方面，班固對他有所批評。

民國時期的夏占友先生，對於古代的帝王有這樣的評價，說有的帝王是一代的帝王，比如說漢高祖劉邦；有的帝王是24史的帝王，舉的例子就是漢武帝。

漢武帝是百代之帝王，他的影響遠遠不止限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此後，他在位的時間一共是54年，他這一生佔了西漢王朝1/4的時間還要長。

如果要講到漢代的盛世，應該是說漢武帝開始到漢宣帝時期，「盛世」這個詞最近幾年好象流動著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敏感的神情，所以漢武帝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地被學者、媒體、觀眾等提到。

對這個時代，我想我願意用幾句話概括這個時代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奮發勇為、積極進取、功業顯赫的時代；

第二個是規範制度、垂範後世的時代；

第三個是睜開眼睛看世界，真正走向世界的時代。

接下來，我想講一下漢武帝在這個時代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

第一個，在漢武帝時代，他確立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漢武帝這個時代，他把儒學確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這個事情的起因是董仲舒的一個建議，他講的「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也就是，說要確立儒學的獨尊地位。這個建議被漢武帝所採納，後人都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那麼，漢武帝這個時代要通過什麼方式來提高儒學的社會地位的？它的效果如何？

我們先從效果來看。要講到靠國家的力量來提倡乃至於行政力量或者是國家暴力強制來推行一種思想統治，在漢武帝之前有一位秦始皇也做過類似的事情，他用的是暴力的手段，他希望通過「焚書坑儒」建立國家的統治思想。不管對秦始皇做什麼樣的評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盡可以見仁見智，秦始皇用這個手段統治思想是失敗的，他能夠做到的僅僅是讓人們閉上嘴巴而已，但是人的思想是存在於人的腦子裡面的。因為，從效果而言，秦始皇搞「焚書坑儒」並沒有使天下人思想統一，他把人的思想推向了一個和秦朝相對立的知識層面，這就說明秦朝的思想文化政策是失敗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漢武帝，漢武帝和董仲舒是成功的，他確實把儒學經典在社會上確立了它的尊儒的地位。

我們來看他是通過什麼方式來做的？漢武帝用的是非常高明的誘導的方式，具體的做法就是「立太學，置明師」，把儒家作為確立在官辦的一種唯一的教材，天下讀書人每朝每代都很多，真正所處於一種對某種學術的瞻仰，畢竟是少數。

人一方面可以對某種學術有所信仰，可是對多數人而言，有一個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的問題。

漢武帝時代採納了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設老師稱為博士官，博士官有一個弟子叫博士弟子，在這個太學裡面教國家指定的儒學經典。這些老師來自國家聘請的天下名師，這些名師全部都是儒學大師。某個人被聘到太學裡面做博士官，標誌著他的學問得到了政府的承認，也標誌著他的學問在社會上被確立了一個地位。所以，那些被設為博士官的人對政府是心懷感激的。如果你的學問再大，國家不聘任你，你不能走上官方學院的講堂，你的學問就得不到傳承。而對於他們來說，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只要通過《易經》考試，合格了就可以做官了。

所以，漢武帝時期設太學、置明師，實際上給人們傳達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息：你讀儒學經典讀好了，就可以做官。

因此許多世人開始來讀儒學經典，有的人甚至原來並不是學儒學的，他要改行，改專業來學儒學，因為學別的晉陞的機會不多，發展前途不好。其中，有一個人叫公孫弘，此人原來是學「雜學」的，一直到40多歲，他開始變化方向來學儒學經典，此人在改換專業之後，後來很順利地當上了宰相，他是自我改變的第一個人，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這個信息是非常有效的，於是人們紛紛來學習儒學經典。

再來說，為什麼這麼興盛呢？

班固說了一句話：「改利祿之論，然也。」其實，何止是漢武帝一朝，歷朝歷代，概莫例外，官府只要把學問和官方語言聯繫到一起，和官場的考核聯繫到一起，就足夠了。這是我講的漢武帝獨尊儒術最有效的方式，壟斷教育，因而導致了社會輿論根本性的改變。

漢武帝還有更高明的地方，已經做官的人怎麼樣？讓他們意識到儒學經典的重要。在漢武帝之前，朝廷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請百官來議論的時候，大家可以借用任何語言。漢武帝時期在搞尊崇儒術之後往往給一些限定的條件，有的時候還要特別指出，漢武帝讓人討論問題的時候「勿以抒情，要以儒學經典來作為一種學問」。

現在，要跟上這個潮流，也要學著說兩句儒學，在官場裡面把儒學經典定位為官方語言的一種符號的特點，就是誘使在職的官員來學習儒學經典。

還有一種方式，把儒學經典提高到國家法律的高度，甚至在有些特定的情況之下，儒學經典可以取得高出於國家法律之上的法律效率。這是尊崇儒術非常有效的手段。本來遇到案件，法官在判案的時候應該依據國家法律來斷案，可是現在在斷案的時候就喜歡用儒家觀點的標準來判案。這種判案，成為漢代的一代的風尚，就是稱為「春秋決獄，儒家定位」的原則。

儒家經典的教義和國家法律的規定出現衝突的時候，法官們依據什麼斷案，兩者之間選擇什麼？按道理來說應該按照國法來判案，可是漢代的官員，因為整個朝廷是以儒學為最重要的學術的，所以當時的斷案都是以儒學來斷案的。影響春秋時期最大的案例就是復仇，「子不復仇非子也」。為了復仇，可以採取各種手段，都是被儒學經典所認可的。復仇是一個神聖的義務，可是大家想，復仇是自遠古時期形成了習俗，可是到這裡已經形成了儒學的倫理，但是這個儒學的倫理和國家政權是相抵觸的。如果允許民間私下復仇，那就是互相殘殺，置國家的法律而不顧，你傷害了別人，別人來複仇，世世代代的復仇下去怎麼辦？所以，在這一點上，儒學的治學原理和國家的法律相矛盾的。

在儒學獨尊的大背景下，做事是不可以違背儒學經典的，如果違背了，就會在社會上受到人們輿論的批評。

另外，對漢武帝尊崇儒術的內幕，我們還應該有所了解。有人簡單的說：漢武帝就是獨尊儒術了，讓其他學問沒有地位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我們說漢武帝時期確立了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就是把儒學放置在治國之道這樣的意識形態以上。但是，漢武帝、董仲舒是不一樣的，董仲舒提倡的是不符合儒學的就把他滅絕。漢武帝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人家要考慮治國的根本大計，他這裡面有一個適用性的問題，有這麼一個選擇的存在。

儒學被確定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但同時凡是對治國有用的學術，漢武帝沒有真的給予毀滅，實質上在變相地延用著。

從漢武帝用人來說，他用公孫弘來做宰相，但公孫弘是沒有權力的。朝廷重用的儒生是懂事的儒生。所謂懂事，是別把儒學看得太重，儒學也得跟著皇帝走。西漢那些皇帝沒有一個是真正尊崇儒學的人，全是借著儒學來找一些「與時俱進」的人。在政治運用中，真正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桑弘羊，他從來不是儒生，並且對儒生極為反感，他代表的是法家一派，張湯是執法官員。

我剛才強調的要看到他的奧妙之處，並不是說他不搞儒學。如果大家把這個變化和漢武帝之前做一個比較，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漢武帝之前，漢高祖劉邦開國之後還來不及講究這些，因為那些急於處理的事務都夠忙的了，倒是黃老的「無為而治」思想佔據了社會政治的主導思想。「無為而治」和儒學有些方面是接近的，有些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一條，黃老認為政治要寬緩，對民眾也要輕徭薄賦等等，他反對過分的強為。而漢武帝這個時期恰恰不一樣，客觀形勢要求他必須改變，漢武帝本人又是一個非常想有所作為的皇帝，所以，這兩者之間的結合導致了漢武帝時期必然是一個更改前期幾乎是所有國策的時代。

漢武帝這個時代是大有作為的時代。而真正要求變化的並不是漢武帝本人，是董仲舒。

董仲舒說：「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更化」，最準確的一個翻譯就是「改革」。所以，他說西漢從開國以來，就是應該改革的時候而沒有改革，董仲舒就強調對漢武帝說要改革。

漢武帝是一個什麼人？他不像漢文帝謙恭自守，一個以養民、發展經濟為己任的人，他是要強為，恨不得把此前所做的一切都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革。

漢武帝晚年對他自己有一個總結。

他說我為什麼要做這麼多改革的事，不是我願意做，是時代要求我必須這麼做——「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凌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他的原話就是這樣的，他說如果我不變更制度，我的後世沒有可以遵循的制度。（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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