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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本立 2008-5-5 20:5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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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4月29日，柏楊的逝世引發了華文媒體的廣泛的報道和追憶的熱潮。柏楊對於內地的切入，今天看來也是一場意外。很多人記得柏楊，往往是從《醜陋的中國人》開始。在書中，柏楊把中國人的醜陋源於傳統的「醬缸文化」，引起了國人的深刻自省。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潮流，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開放讓中國重新回到世界，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柏楊的當頭棒喝讓國人再次陷入五四時的反思命題：回歸傳統還是徹底西化？當然，今天柏楊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新的世界需要更多新的思考和追問，但柏楊的那種對於自身的批判和否定中展現中國的願望，仍然會留下來讓我們追懷。 柏楊先生89歲時駕鶴西去，身後獲得極高評價，其中以馬英九說先生去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最具代表。雖然許多名人高壽逝後皆被冠以此譽，確有濫用之嫌，但用在柏楊身上卻相當貼切。馬英九從「五四」思想啟蒙的角度來理解他和他所處的時代，我深表贊同。不過筆者認為，真正屬於柏楊先生的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其實，80年代的本質,正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也是「五四」以來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追憶影響柏楊先生的時代以及柏楊先生所影響的時代，不妨將「五四」時期和80年代的有關社會思潮進行簡要的回顧，這即是對先生的悼念，也是對「五四」的紀念。 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中，以「打倒孔家店」為標誌，中國知識分子們在呼喚「民主」、「科學」精神的同時，開始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全面批判傳統文化。而對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是反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魯迅從文藝著手，拿起「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武器，直擊國民劣根性，成為「五四」時期最具代表的國民性批判者。而魯迅之後幾十年間，國民性批判不再轟轟烈烈。就在它似乎即將消失在人們視野中的時候，台灣國民黨當局的獨裁高壓統治卻「壓制」出李敖、柏楊等魯迅的繼承者，他們的「全盤西化」和反傳統有過之而無不及。
柏楊筆名的由來似乎隱含著後繼者的意味。當年台灣橫貫公路通車前,他曾應邀前往參觀及為沿途景緻題名,那時最後一站位於「古柏楊」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後提筆有感,因而用了柏楊為筆名。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段進行深入文化反思的時期，柏楊確也成為兩岸三地的華人中，秉承「五四精神」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最重要的作者，其反傳統話語達到了一個頂峰。 柏楊之所以在那個年代影響最大，不是因為其思想有多麼深刻，反而恰恰是因為其平民化。他的著作《醜陋的中國人》總結的「醬缸文化」、「臟、亂、吵」、「窩裡斗」、「臭鞋大陣」等國民劣根性讓國人有切膚之痛，過目難忘。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評論說：柏楊儘管對於中國文化批判得不遺餘力，但其立足點顯然可歸為「感時憂國」的傳統。1985年，該書在出版後便在台灣引起轟動。正是基於這一點，港台及海外華人在最短的時間裡結束了這次大腦的震蕩，並在最早的時間裡接受了柏楊對於醜陋的批判。 而此時，大陸在文革後「文化熱」和文化討論已持續多年。以傳承「五四」精神的名義，反傳統思潮塵囂日上，大陸一些知識分子提出的「全盤西化」和「向傳統全面開戰」成為最有代表性的口號。宣揚「文化決定論」，將中國的落後歸罪於「黃色文明」的《河殤》藉助剛剛進入大眾家庭的電視機傳遍千家萬戶。在這種情形下，《醜陋的中國人》在1988年進入內地便受到追捧，風行一時，印行達百萬冊。因為次年的政治風波，柏楊一同被視為民族虛無主義的代表。當時《光明日報》發表社論稱：「夜郎自大、閉關鎖國曾使我們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枉自菲薄、自慚形穢、津津樂道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除了使人們悲觀失望、自暴自棄之外，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對於柏楊，內地開始聲討其「鼓吹民族虛無主義、崇洋媚外、主張全盤西化、感謝帝國主義的侵略……」1991年，他的故鄉河南輝縣拆除了3年前為他樹起的一座高大胸像。 而文化保守主義者向來對國民性有著尖銳的批判。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五四」以來的西化論者在比較中西文化時採取的是通常所謂「強人政策」的反程序運作，即地道的「弱者政策」；「用中國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華進行比較，為的是尋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如胡適以纏足娶妾和抽鴉片為國粹；魯迅把自私、敷衍、無聊、妥協、愚昧、狂傲、庸俗、陳腐等等社會心理中的「奴性」部分歸結為國民性。學者摩羅更是將國民性批判視為一種自虐，他撰文指出：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我們因為長期停留在國民劣根性的審視中，而放棄了對於更加深廣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西方人的。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如此擅長於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當他們的反思進入自虐狀態時，他們對於自己的自虐狀態卻缺乏足夠的反思，以至於長驅直入一百年。 「五四」精神的本質是推動「民主」與「科學」的現代化，但回顧近百年來的歷史，我們卻不難發現，人們更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並且往往把沒有建設好一個新世界歸咎於對舊的世界破壞地不夠徹底，怪自己的老祖宗給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甚至歸咎到人性固有的一些弱點上。本質上是把結果錯誤的當成了原因。1988年，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的著名講演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思想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因為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沒有起到制衡作用，才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國民性劣根不是現代化的關鍵，更不是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果，國民性改造反而是現代化的結果之一。正是基於上述反思，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學術凸顯，思想淡出」， 柏楊後來結集出版的《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也漸重建設性，《醜陋的中國人》成了國民性改造最後一個高潮的絕唱。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柏楊先生敏銳犀利的觀察能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的思想永遠是華人世界的寶貴財富。無可質疑的是，他和他的時代皆已終結。 上世紀80年代，柏楊受《醜陋的的日本人》啟發而寫就的《醜陋的中國人》在華人世界引起轟動。說來也巧，90年代中期內地最有影響的同類讀物《中國可以說不》也對應著一本《日本可以說不》。《中國可以說不》宣揚的「借愛國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的狹隘民族主義逐漸替代了國民性批判的地位，成為影響青年人思想的主流內容，愈加令人擔憂——狹隘民族主義不但缺乏建設性，甚至缺乏反思精神。而再過了近10年，坊間開始流行一本叫《貨幣戰爭》的書，這本書的情節據說與某部海外電視片雷同，海外金融資本的陰謀論開始流行……（作者為青年文化學者） 柏楊語錄 嗚呼，由於對權勢入骨的崇拜，中國同胞是把權勢放在第一位，而把倫理放到第二位的。 不認真，不敬業，悠悠忽忽，弔兒郎當地「混」，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特徵。
既有爭執，就需要有人替他解決；既有糾紛，就得分辨是非，一味粉飾太平，是作官的干法，不是做事的干法。 一旦神秘莫測，不敢公開或不願公開，不要說它是宗教，縱是其他別的東西，一定有膿血交集的毛病。 一個健全的大國民風範，要靠自己爭氣，不靠暴跳如雷。 只要使一個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厭生畏，自己卻再不能吸收任何新東西，再沒有長進矣。 蓋中國五千年來鑄成的大醬缸，把俠義情操和同情心都醬死啦，醬成了冷漠、忌猜、殘忍、無情，嗟夫。 中國人最大的悲哀，在於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窩裡鬥上。 嗚呼，專制產生諷刺，民主產生幽默，諷刺是冷冷的觀察，幽默是熱情得連自己也參與在內。 實際上妒不僅是萬惡之首而已，簡直是萬惡之源，不要說染上了一點，就是望一眼都能使人發癲。 仍是一句老話，重罰，公平的重罰，才是藥方，而且是唯一的救命藥方。 （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中當然有優越的成分，但也當然有沉澱下來的渣汁。
柏楊生平 1920年——出生。 1931年——進入河南省立第四小學讀二年級，入學後不久便發生「九一八事變」。 1939年——與艾紹荷結婚，同年父親病逝於開封。 1949年——在上海遇見恩師吳文義，並隨其到台灣；同年，進入屏東農業職業學校當人事員。 1960年——開始以筆名「柏楊」在《自立晚報》撰寫專欄「倚夢閑話」。 1968年——因在二月一日所刊出的一篇中將「fellows」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被調查局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入獄。 1972年~1976年——囚禁於綠島感訓監獄。 1978年——與女詩人張香華結婚。
1979年——獄中的著作《中國人史綱》出版。 1985年8月——《醜陋的中國人》出版；《柏楊版資治通鑒》當選為台灣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則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 1993年——《柏楊版資治通鑒》全部完成，平裝72冊，精裝36冊。 1995年——《柏楊回憶錄》完成。 2008年2月24日——因肺炎並呼吸衰竭住進加護病房。 2008年4月29日凌晨一時十二分——病逝於台灣新店耕莘醫院，享壽八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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