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方向--駁：1644年歷史發展中混沌的一頁

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方向--以1644年為例

文章作者：許平中 

    前幾天，筆者在「學說連線」網站上看到青近軍撰寫的《封建社會的正常延續與資本主義的意外崛起》一文，立即產生一個疑問：「意外」是什麼意思？是人們事前沒有想到，還是事件本身就不可預測？打開正文，看到作者所謂的「意外」，就是認為資本主義興起是幾個偶然因素引起的。筆者按照作者姓名查尋，又找到作者的另一篇文章《1644年：歷史發展中混沌的一頁》（以下簡稱《1644年》），在該文中，作者表述得更為明確：在歷史的特定時期，一些偶然事件能夠改變歷史的方向。該文對事件的敘述引人入勝，對因果關係的分析扣人心弦，我們有必要對這些敘述和分析給予介紹，然後再談談我們對這些事件及其作用的看法。

    一、「降書」事件沒有改變歷史方向

    在《1644年》一文中，作者引用馬克思的話說，如果「偶然」不起作用的話，歷史就將蒙上神秘的色彩。

    作者把歷史過程分為正常發展和混沌狀態兩種情況，認為歷史處於混沌發展階段時，偶然事件就能夠發生顯著作用。作者認為，1644年就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處於混沌狀態的一頁：　

    1644年元旦，由明末眾多的農民起義軍中脫穎而出的「闖王」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立了他的農民王朝，由眾頭領部屬擁戴，登基做了皇帝，國號「大順」，建元「永昌」。然後，他即揮師東進，一路勢如破竹，攻關奪隘，沿途明朝官將，大都或不戰棄城而逃，或開城門投降歸順，短短二個多月時間，「大順」軍便從西安打到北京。破城之際，大明王朝的最後統治者崇禎皇帝，於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皇宮內的煤山，延續了276年的大明王朝滅亡。……但是，由於山海關守將吳三桂主動降清，致使只有區區十萬兵馬的清軍，竟打敗了李自成親率的二十萬「大順」東征軍，於五月二日打進北京，繼而南下逐鹿中原、統一全國  ……

    為什麼在混沌階段，偶然事件能夠發生重要作用呢？作者從哲理的高度作了如下闡述：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混沌」階段，實際就是一個原有趨勢、原有通道、原有發展規律已被打破、已經失效，但新的趨勢、通道、規律又尚未確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事物發展的方向已完全失控，而它終究會朝哪一個方向前進，也失去了所謂必然性。在此期間，任意一個小小的、在以前完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則有可能撥動著歷史天平向著何方傾斜。 ……人們常說「北京的一隻蝴蝶無意煽動幾下翅膀，卻在紐約變成了一陣風暴」，這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蝴蝶效應」都發生在種種因素正好同時配合之際。……一場暗殺奧匈帝國王儲的行剌，可以最終引發了一場世界大戰；但比那王儲重要得多的美國總統肯尼迪被刺身亡，卻僅僅讓世人驚異了幾天就波平浪靜。……同樣的因素在一個場合下，能夠起到改變事物發展方向的作用，但到另一個場合中，卻可能完全無濟於事，沒有任何作用。在這裡，事物發展有著極大的偶然性。

    清朝滅明的事件本身並不稀奇，因為在明朝以前，中國已經發生多次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許多人力圖從大量紛紜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其規律性和必然性。但是《1644年》的作者注重的是偶然事件，認為1644年的一些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作者舉出了李自成率軍向北京進發途中的一次事件作為例證：

　　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稱帝後，隨即率領「大順」農民軍東征，向北京進發。渡黃河入山西，攻關破城，一路順風。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寧武關時，卻遇到了一位難纏的對手、守關總兵周遇吉。周是來自關外錦州衛的將領，頗有領兵作戰經驗，還抱有死戰不降之決心。一時衝進城的幾千名農民軍，都被周遇吉的明軍全部圍殲而亡。李自成的大軍連攻數日不克，折損了四名大將，傷亡慘重。最後李自成以人海戰術拼力進攻，總算將已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寧武關打下，殺死了周遇吉。（因為此役付出代價太大，農民軍破城之後，竟然進行了屠城，以泄憤怒。）

    寧武關一戰李自成雖勝，卻損失太重。東進京師途中尚有大同、陽和、宣府、居庸關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這寧武關一樣如何能打過去？於是李自成決定回師西安休整，待他日另走他途東進京師，議定第二日一早即撥營班師回陝。

    不料，當夜李自成卻接到了把守大同、宣府兩關的明朝總兵姜瑞、王承胤同時派人送來的降書，於是又連夜召集會議，改變回師計劃，重新揮師東進，直向北京，從而演出了他率數十萬「大順」農民軍進京的轟轟烈烈的一幕。

    大同、宣府兩關的明朝總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將退兵的當晚送來「降書」，確實是一個極偶然的情況。作者認為，如果兩總兵的「降書」不是在當夜送到，那麼李自成就將回師陝西休整，以圖再戰，而1644年就不會集中有很多重大的歷史故事。如果李自成不進北京城，那麼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就不會輕易讓清軍入關，當然也不會有降清之舉。所以這兩封降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起到了「四兩撥千斤」之效。

    應當承認，這一事件確實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這一事件是否改變了歷史的方向，卻是大可疑問的。

    直至現在，人們在評價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時，對大部分問題還不能給予定量分析（只能給予定性分析），往往只能判斷它們是起了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是加速還是延緩了社會進程，而對歷史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則只能用「重要」、「重大」、「主要」、「決定性」等形容詞給予一些描述性的說明。但從科學上說，缺乏定量分析，所得結論是不可靠的，同一事件，有人認為具有積極作用，因而力圖說明其為何具有積極作用；另有人則認為具有消極作用，所以就力圖論證為何具有消極作用；而辨證論者則說，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某一事件可能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應當全面地看問題。歷史學就在這種爭論中消耗了一個多世紀的光陰，至今沒有找到可靠的分析方法。一位經濟學家諷刺地說，定性分析既可以證明，也可以反駁任何結論。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定性分析什麼問題也難以說明。

    可惜的是，許多歷史事件缺乏必要的資料，大都無法進行定量分析，於是只好任由歷史學家去打扮了。但就歷史發展的方向來說，也許不進行定量分析也能得到一個一般看法，認識偶然事件能否致使其脫離一般規律，從而改變歷史的方向。

    大同、宣府的明朝總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將退兵的當晚送來「降書」，無疑具有偶然巧合的因素。其實所有的偶然性事件，都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各自按自己的邏輯發展的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奇巧組合，只要時間和空間稍有錯位，這一奇巧的事件就不會發生。就這兩位明朝總兵投降李自成來說，奇巧的是投降時間和地點的組合而不是「投降」本身。兩總兵之所以投降，大概是他們已經對明朝統治喪失信心；為什麼會喪失信心？應當說是由於李自成勢力在此前的成就和聲威，這些成就和聲威使他們認為，李自成就是日後百年江山的新主。由於古代信息傳遞手段所限，兩位總兵沒能夠弄清寧武關前線的戰況，無法把這一「信息」納入自己的決策過程，這才做出了投降的選擇。在古代，通訊手段落後產生的信息滯後是必然的，它的影響也不是單方面的，它也對李自成的決策產生了影響，因為他對東進道路上前方的情況也不了解，沒有能夠弄清明朝前方守將的抵抗意志，所以才會在有力量繼續前進時決定退兵，差點喪失進兵滅明的大好機會。兩封降書正好在李自成決定退兵但還沒有開始退兵之時送達，改變了李自成的戰略方向，對日後的歷史過程無疑發生了重大影響。如果降書不是在關鍵時刻到達李自成手中，而是遲到了一天，那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如果送降書的人是願意儘快投降起義軍的人，他或許會快馬加鞭趕上李自成的隊伍，將降書送到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接到降書仍然會停止回兵，折轉方向朝京城挺進。如果這樣，歷史進程想來也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但如果送降書的人是一個本來就不太樂意投降起義軍的人，當他發現李自成已經退兵回陝時，或許會立即返回將降書交給自己的總兵，這樣，事情也許正如作者的分析，李自成將回師陝西休整以圖再戰，而1644年就不會集中有很多重大的歷史故事。如果真是這樣，這一偶然事件就確實起到了「四兩撥千斤」之效，大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但是改變歷史進程並不等於改變了歷史的方向。即使李自成真回陝西休整，也只是改變了一時的戰略目標，但並不是從此一蹶不振，天下大亂的局面不會發生根本變化，仍將是以農民起義為一方（包括其他農民起義隊伍的力量），以明朝統治者為另一方，以尚處於關外的滿清為第三方的相互鬥爭的局面，此後不經過大規模的鬥爭和周折，任何一支力量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具體誰會佔據歷史舞台，誰將退出歷史舞台，還將由一系列的情況決定。當然，實際鬥爭的結局是明朝勢力和農民起義力量都退出了歷史舞台，而滿清卻完全佔據了這一舞台。如果兩封降書不是在關鍵的時刻送到李自成手中，這一重大結局（清朝建立）會發生變化嗎？嚴格確切的回答只能是，我們不知道。但是，從作者的立場看，這一事件對李自成的事業也是十分有利的。既然有利的事件沒有使李自成坐穩大順王朝開國皇帝的寶座，沒能改變農民起義失敗的命運（後面我們論證其失敗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不能說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二、吳三桂「降清」與山海關戰役

    我們知道，明末大混亂的結局是清王朝的建立。假如說某些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那麼這些事件就應當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沒有這些的事件，滿清就會在爭奪統治權的鬥爭中失敗。作者認為，1644年明朝三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就是改變了歷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大順」農民軍於三月十九日打進北京後，明朝文武官員紛紛歸降，李自成確也基本收留，變明朝官員為「大順」政府官員。對於地處抵禦滿清前線邊關重鎮的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他。三月二十六日，李自成派與吳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將唐通，攜對吳三桂封「侯」的任命書及吳父寫給吳三桂的勸降信，並帶白銀四萬兩往山海關向吳三桂遊說。由於吳三桂對明朝大勢已喪失了信心，遂很快接受了歸降李自成的勸說，率部投向了「大順」新朝。正式宣布歸降李自成後，吳三桂於三月底將山海關防務交唐通接手，自己則率軍向北京開發，以晉京拜謁新君李自成。

    當吳軍進到接近北京的玉田縣沙河驛時，卻遇到了從北京城逃出來的吳家家人，吳三桂得知長住京城的老父被囚，全家被軟禁，愛妾陳圓圓則被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擄去。吳三桂氣惱萬分，當即翻臉，衝冠一怒，拍案而起，下令吳軍停止進京，並以急行軍速度返回山海關，趕走唐通，並宣告要堅決與李自成為敵。 ……吳三桂自知自己的三萬兵力難以抵擋李自成的二十萬大軍（而且還有數十萬大軍後援），便引狼入室請關外宿敵清軍「相助」。

    在這裡，儘管作者對吳三桂降清原因的說法與史家的說法頗為一致，但實際上這些說法的可信度並不高。事實是，進京的第二天即三月二十日，李自成即派出招降吳三桂的使者，攜有降將唐通的勸降新和其父吳襄的書信，承諾吳三桂侯爵位，贈四萬兩犒師銀，囑其速速進京受封。由於李自成對招降吳三桂頗為重視，所以對吳氏的親屬也頗優待，並沒有囚禁其父吳襄；吳三桂誤信傳言的說法也不可信，因為即使真聽到一些傳言，在這些傳言尚不能證實的情況下，頗具心計且老謀深算的吳三桂決不至於被傳言沖昏頭腦；陳圓圓被掠之說更是小說家言，傳奇想像，因為陳圓圓不過是別人贈給吳三桂的青樓禮品，假如吳三桂真那麼多情，為何棄於家中而不將其帶在身邊？

    吳三桂本是在接到崇禎皇帝勤王之詔才趕赴京城的，在得到崇禎自盡的消息時，只好停軍觀望待變，結果三月二十二日在永平府紮營暫住時，見到了李自成派來的招降使者。吳三桂對使者款待殷勤，服侍周全，但並未作出過真正的歸順承諾，實際上他在掂李自成的分量，看其是不是能坐江山的主子。不過對李自成開出的條件，他是非常不滿的，因為李自成要求將他山海關防務交唐通接手。在天下大亂之際，高官厚爵的諾言都是空的，實力才決定一切。山海、寧遠一線是他的地盤，他的勢力範圍，所以絕不答應這一安排。不過他身處農民軍和清軍兩大強敵的夾縫之中，形勢非常微妙，如果運籌得當，或許可以用一方要挾另一方，左右逢源，保住自己的地盤和勢力。對李自成，他既不能過於示弱，讓對方以為自己不敢與其對抗；但也不能把事情鬧得太大，導致關係徹底破裂。為了讓李自成知道點厲害，應首先拿唐通開刀。吳三桂迅速作出決定，儘快返回山海關，不能讓唐通在山海關站穩腳跟。

    唐通部僅八千人馬，且猝不及防，被回兵的吳三桂的精銳偷襲，「襲殺其守關兵殆盡，賊師負傷遁歸」，唐通領殘部退至一片石。這樣，吳三桂已擺好賭局，就看李自成如何下注了。

    但李自成只是認為吳三桂「降而復反」，於是遣白廣恩領兵兩萬前往援助唐通收復山海關，數萬大軍則隨後前往。

     李自成的這一決策也是一次致命的錯誤。而吳三桂本來對李自成的評價就不高，這一次就更看出李自成並無遠見韜略，非能坐江山的主，於是決心與李自成對抗。另外，此時關於北京城中大順軍武備漸弛，將士勒索財物，敲詐官吏的事例亦有所聞。按照吳三桂的說法，李自成「以彼狗偷烏合之眾，何能成事」？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命制將軍李牟及牛金星統兵二萬留守北京，並繼續籌備登基事宜，自與劉宗敏、李過等攜太子及吳襄等傾全軍進發，直取山海關。吳三桂聞訊後即殺死李自成的使者以祭旗，歃血為盟，擺開了決一死戰的架式。但吳三桂又知道自己的力量難以抵擋李自成的大軍，於是就請關外清軍幫忙了，因為此前清軍也曾多次對他招降，他都沒有答應……

    所以，就當時吳三桂的處境分析，其「降清」的舉動本身並不是偶然的，也絕不是一般偶然的小事引起的。

    也許，在吳三桂回兵山海關，驅逐唐通之際，李自成若改變策略，對吳三桂以安撫為上，承認吳三桂的勢力範圍，承諾只保持名義上的隸屬關係，並允以適當的軍費資助，是可穩住吳三桂，暫保遼東現狀的。如果這樣做，局勢當然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李自成無疑能夠在京城維持得較為長久。但能不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則不能肯定，因為關鍵問題在於李自成能否維持長久統治，我們將在後面詳細分析這一問題。

    按照作者的看法，李自成在山海關戰役的失敗，與其遲到山海關前線一兩天關係極大。如果早到一兩天，歷史的方向就會改變。下面讓我們看看作者對山海關會戰的介紹：

    當李自成決定東征山海關的吳三桂，而吳三桂決定請清軍增援時，清軍尚在幾百里外，一時不能趕到山海關。但李自成的東征大軍也行動遲緩，經八天行軍於二十日晚才抵達關前。二十一日大戰，攻守雙方損失均慘重，暫不分勝負。…… 第二天（二十二日）黎明，十萬清軍悄悄開進山海關內一帶，與吳軍會合。當李自成的「大順」軍在山海關的石河戰場與吳軍殺得天昏地暗，並已合圍了吳軍之時，突然，潮水般的剃髮長辮清兵沖了出來，一下子就將「大順」軍殺得暈頭轉向，由勝而敗。突然冒出了這麼多清兵助吳，李自成及「大順」軍將士情知不妙，亂了方寸，紛紛敗退，李自成也只好率殘部向北京方向逃去。…… 但敗退時，只用四天時間即二十六日便回到了北京城。

    作者認為， 李自成大軍在路上整整八天才開到山海關前線，耽誤了在清軍到來之前消滅吳軍的機會。假如李自成的「大順」軍不是姍姍來遲，而是象在打進北京城之前那樣具有「只爭朝夕」的氣概，奮力拚搏，只要比實際情況提前幾天抵達山海關戰場，甚至哪怕只提前一天，即在十九日前到達，那麼二十一日晚清軍趕來時，吳三桂的守軍則很大可能已被「大順」軍打敗了。那樣，當時的區區十萬清軍，面對兵力比它多一倍、又能憑藉山海關城牆為盾的二十萬「大順」軍（還有數十萬「大順」軍後援），在1644年它還能打進關內嗎？當時光是攻下山海關，就不知需要死傷多少人馬還難定勝負，更不用說它要南下伐明、攻伐「大順」、逐鹿中原、統一全國了。如果多爾袞的清軍連山海關都進不來，1664年及之後的中國歷史，不就是要繪出另外的畫面嗎？！

    作者感嘆道：一個人，在某一個時間，於某一個地方，在某一件事上，他的一個舉動，竟然就改變了歷史！就1644年的事件來說，吳三桂的突然降清，李自成的東征大軍遲到三海關一兩天，都對歷史進程發生了決定性影響。歷史上這樣的情況不多，但也絕非獨一無二舉世僅有。作者認為，張學良1936年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促成了當時力量極為懸殊的國共雙方再次合作（或曰國民黨不再「圍剿」共產黨）、繼而促成了全國一致對外抗日的局面，也是一次改變了歷史方向的重大事件。

    不過，實際情況遠不象作者敘述和分析的那樣簡單。當時李自成部號稱二十萬，但劉方亮、郝搖旗分兵於涿州、灤州處，實際兵力十萬不足，吳三桂部生力軍接近五萬，又通過募集和招降白、唐舊部近兩萬，共六萬有餘。若論戰鬥力，雙方相差不大，李自成擅攻，吳三桂則守疆多年，長於防守，即便沒有滿清的介入，這照舊會是一場難以預測的決戰。換句話說，在山海關戰役中，李自成並不具有打敗吳三桂的絕對把握。

    另外，從北京出發的李自成大軍於四月十七日便抵達永平府，輕易擊破了吳三桂虛設的一道防線，稍事修整後於次日向山海關開進，而並不象作者所說在路途上就耽擱了八天。在攻擊部署之前，李自成最後一次使出了招降的手段，讓吳襄作書相勸。但吳三桂的回答極為乾脆：「父降賊軍，即不能為忠臣，兒又安能為孝子？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我們不能由敗退的速度來類比進攻的速度，因為進攻需要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所以我們不能責備進攻速度太慢。另外，李自成也盡量利用了繼續招降吳三桂的條件和手段，在作了種種努力之後仍然沒有挽回失敗的結局，恐怕是不能歸咎於「偶然」事件的。

    在我們看來，即使按作者想像的情況發展，即李自成大軍能夠早三兩天到達山海關前線，並且真的在清軍到來之前打敗了吳三桂並且佔領了山海關，歷史的最終結局也很難發生多大變化。因為李自成消滅了吳三桂的主力以後，自己必然也要遭受很大傷亡，幾天惡戰肯定已經使將士筋疲力竭，此時要抵擋十萬清軍對尚未穩固的山海關陣地的進攻，前景絕不容樂觀。當然，這時農民軍即使戰敗，大概也不會象實際發生的那樣狼狽逃回京城，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逃回京城的農民軍能否組織對清軍強有力的抵抗？了解京城民情狀況的人恐怕都能作出客觀的回答……

    更何況，李自成完全消滅吳三桂的可能性實際上並不存在。吳三桂既然已經與清軍聯絡請求增援，那麼當清軍一時來不了，他的主力有被消滅的可能時，他會盡量將主力撤出關外，與清軍會合後再反攻山海關……

    單從軍事方面看，事情也是很簡單的，在當時三方力量相互鬥爭的情況下，清軍和吳軍是同盟者，李自成要打敗兩方的聯合力量，根本不可能，即使李自成早到山海關前線一兩天，也無法改變一對二的戰略態勢，無法將敵人各個殲滅。所以，李自成遲到山海關一兩天，不具有改變歷史方向的重大作用。

    三、大順政權沒有實行長久統治的能力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也許吳三桂本人投降清軍不是偶然的，但從較大的範圍看，既然在征伐北京的道路上，大同、宣府的明朝總兵會完全投降李自成；在攻佔北京城的前夕，崇禎皇帝招來的所謂勤王之師唐通也會誠心投降，那麼在當時的情況下，難道就不會出現一個誠心投降起義軍的山海關守將嗎？如果真出現一個象唐通那樣的山海關守將，他誠心投降了大順政權，那麼歷史不是要重新改寫了嗎？所以，仍然是吳三桂的行為選擇決定了明朝末年歷史發展的結局。

    要駁倒這樣的反駁，我們就需要從更深的層次探討以下，李自成依靠農民軍建立的大順政權究竟有沒有長久統治的能力。

    許多人認為，歷史上既然有劉邦和朱元璋那樣出身貧窮的農民起義領袖能夠依靠農民起義的力量打天下、坐天下，那麼李自成也有可能象他們一樣成為延續幾百年的長壽王朝的開國帝王。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之所以造成這一誤解，是由於我們過去籠統地把反對中央王朝的起義都稱為「農民起義」。實際上，所謂的農民起義可以劃分為性質截然不同的兩類，一類是象黃巾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洪秀全起義這樣的只有貧苦農民參加的起義，我們把這一類起義稱為「貧民起義」；另一類是象秦末起義、反莽起義、隋末起義、反元起義這樣的不僅有廣大貧苦農民參加，而且還有廣大地主階級成員甚至官僚統治者參加的起義，我們把這一類起義稱為「社會起義」。

    貧民起義的參加者幾乎都是在天災的打擊下難以生存者，而地主階級成員則不但沒有參加，而且還幫助中央王朝積極鎮壓起義。

    「社會起義」的發生則具有很特殊的情況，它要推翻的政權很少具有「正統性」，例如秦朝、隋朝、元朝都是在長久分裂割據以後由兼并戰爭建立起來的王朝，這些王朝在全國許多地方長時期內都不具有「唯一正統性」，當貧苦百姓起來反對它時，就很容易得到被兼并地區原有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的擁護，於是就發展為包括地主階級成員在內的由各階層參加的起義；新莽政權則由內部篡位建立，它更沒有任何正統性，所以在貧苦農民發動起義時，那些原先擁護西漢王朝的地主、官僚都參加了起義，演變為社會起義。

    正因為「社會起義」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以那些起義領袖如劉邦和朱元璋（實際上也包括劉秀和李淵）既能夠直接指揮起義農民為其衝鋒陷陣，又能夠利用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建立各級政權。

    而「貧民起義」所要推翻的王朝，如黃巾起義所要推翻的東漢、黃巢起義所要推翻的唐朝、李自成所要推翻的明朝，則都是是在大起義基礎上建立的延續了二百七十多年的長壽王朝，這一王朝在百姓心目中還具有難以動搖的正統地位，所以起義的參加者幾乎都是被生活所迫走投無路的貧民。貧民起義的領導人只能夠用「劫富濟貧」的方法求得生存和發展，所以農民軍佔領某個地區後，總是首先查抄和沒收貪官污吏、地主土豪的家財，留下必需的「軍費」後，大都分給窮人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但是依靠抄沒富戶錢財籌措「軍費」和發動農民，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實施一次，因為富豪的家財歸根到底來源於對老百姓多年勞動價值的搜刮，它們不可能象韭菜一樣割了一茬沒幾天又長出一茬來。農民軍把富人財產分光用凈，也就沒有力量再建立各級統治機構了。即使能夠建立統治機構，要使其正常運轉，也需要經常的維持費用，這一費用歸根到底也只能由廣大農民來承擔，這就需要向農民徵稅，而徵稅就會影響他們對起義軍的態度。為了發動群眾，農民軍提出的口號都是「均田免糧」之類。當然，均田可以做到，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就實現了這一點。但是長久免糧卻不可能，除非流動作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最後走向垮台。黃巢起義和李自成起義儘管都聲勢浩大，一度佔領京城並登基稱帝，但實際上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

    許多歷史學家早就認識到李自成不可能成為一代開國帝王。但在當時，也有不少明朝的官僚和將領並沒有看出來，那些在李自成起義大軍的壓力下投降了的明朝官吏和將領，大概都認為李自成要成為新一代的真命天子。但在佔領北京後，農民軍的所作所為很快就使官吏和普通百姓認識到，李自成並沒有長久坐江山的能力。因為說到底，農民軍的本性是「殺富濟貧」，他們並沒有重新建立社會秩序的明確目標。大順政權對京城官僚、富豪的所謂「追贓」行為，再清楚不過地體現了農民軍的本質。「追贓」行為雖然緣起於一件小事，但對農民軍來說，這些行為完全是必然的。下面我們摘引最近發表的一篇《崇禎十七年紀事》對當時追贓的情況和過程的敘述：

     國子祭酒孫從度當時卧病於會館，一位姓羅的大順將領不小心闖入其房間。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員竟然開口責罵，羅將軍大怒，將其捆綁責打，並向其家人勒索錢財贖金，最後孫從度受刑不過，願以窖藏金七千兩獻李自成。李自成聞之劾然道：「一翰林富乃至是耶！」

    隨後，大順軍逮捕明勛戚、大臣、文武官八百餘人，押至劉宗敏、李牟等處審訊迫贓助餉。限大學士者交贓銀十萬兩，部院官及錦衣帥者七萬兩，科道官五萬兩、三萬兩，翰林萬兩，部屬以下干兩。

    當時十幾萬大軍駐紮城內，按規定京城居民五戶供養一兵，且嚴令禁止燒殺搶掠，但這樣軍餉來源不足，一些沒撈到多少好處的將領也頗有微詞。此事啟發了李自成，他本就對這些輕易拋棄舊主的厚顏無恥的官員充滿了鄙視，第一次上朝時就感嘆：「此輩無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追贓剛好是一舉三得的事情，既可籌備軍餉，又可懲罰這些無義之輩，還讓將士可以得些好處。

    然而，此例一開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僅僅是三月二十七日，追贓第一天就處死了五百名官宦。前大學士魏藻德在交出萬兩黃金贖身仍嫌不夠拷打至死，襄城伯李國禎受刑不過，自縊而死，英國公張世澤因為沒湊夠數額，連同妻小均被打死，陳演為贖身交了黃金4萬兩，駱養性交了3萬，才暫免一死。追贓網越來越擴大，逐漸演變成了搶劫和勒索，共計有1000多名士大夫遭勒索拷打致死。

    劫掠很快就波及到了平民百姓。既然將領們可以勒索官宦，部下自然就向民間下手了。此後大順士兵搜查平民宅院，搶奪私財，凌辱房東，侮辱婦女等事件接二連三，「劫富濟貧」本就是造反者最樸素的心理動機，一旦放開根本無法遏制，即使李自成也無能為力。在將士們看來，你作你的皇帝，我搶我的東西，大家各取所需，天經地義。所以李自成召見劉宗敏要求：「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對方老實不客氣地回答說：「皇帝之權歸汝，拷掠之威歸我，無煩言也。」

    當時李岩曾上書李自成，一是請求對明朝官吏區別對待，二是建議讓各營兵馬退出京城外聽候調遣，三是抓緊做招撫吳三桂的工作。但早已心煩意亂的李自成僅僅批曰：「知道了」，卻並未實施。

    在大規模的追贓和搜掠之後，李自成的軍隊已經「腰纏既富，人多鄉井之思，絕無赴敵之氣」，所以敗亡是必然的。

    當然，如果李自成不佔領京城，沒有表現出對官僚、地主那樣的殘忍態度，明朝的一些官僚地主或許還會對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樣官僚、地主在對抵抗農民軍時或許不會表現得十分積極，還會有不少地方官僚和守城將領會投降農民軍，農民軍的力量無疑會維持的更為長久。但農民軍的本性決定他們必然要向官僚、地主進行「追贓」，所以官僚、地主階級的反對和抵抗也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說到底，貧苦農民並沒有建立真正「農民政權」的理想。歷史上的貧民起義總是歸於失敗，絕不是偶然的。

    四、明末歷史事變的真正偶然性和特殊性

    按照一般規律，在全國規模的「貧民大起義」（注意，不是「社會大起義」）被鎮壓之後，全國總是保留了已經大大衰弱的中央王朝，此後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例如東漢後期在鎮壓黃巾起義後保留了徒有虛名的漢獻帝，此後出現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幾百年的大分裂；唐朝後期在鎮壓黃巢起義後也保留了名義上的唐朝皇帝，此後出現了五代十國宋金遼幾百年的大分裂。從這一角度看，明末李自成「貧民大起義」後原來的中央王朝急速滅亡，並且國家沒有形成分裂局面，確實是歷史上的一次重要例外。

    容易理解，之所以出現這一例外，是「外生變數」影響中國本部發展的結果，當時已經在東北興起的滿清，就是這樣的「外生變數」。「滿清」勢力一方面使朱明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沒有迴旋餘地，因而被「貧民大起義」直接推翻（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滿清的力量比中國本部的任何勢力都要強大，最後在混亂局面中實現了統一。當然，作為「外來者」，滿清容易遭到本部人民的抵制。但正因為是「外來者」，他們此前也沒有在中國本部樹敵：貧苦農民可以把它看作腐朽王朝的對立面，而明朝的官僚、地主又可以把它看作農民起義的對立面。從實際情況看，廣大人民逐漸接受了這一「保護和公正」的提供者，使中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這樣，歷史又一次例外地出現了明朝和清朝兩個大一統王朝相連的現象。而按照一般規律，在長壽王朝之後就會出現分裂割據，就象東漢和唐朝之後都出現大分裂那樣。

    滿清在明朝後期的崛起，對於滿清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說可以說是必然的，但對於中國本部的發展進程來說，卻應當認為是偶然的。正是這一偶然的「外生變數」的摻入，大大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站在整個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說，滿清統一中國這一事件，就是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總之，在1644年的中國，真正從宏觀上改變了歷史進程的，不是吳三桂的降清，而是清軍在滿洲的崛起。再重大的偶然事件的奇巧組合，也不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因為歷史發展的方向是由其它因素決定的（普列漢諾夫語）。

    最後，也許有必要指出，過去認為王朝滅亡是由於政治腐敗、土地兼并引發農民起義所致，這一認識與歷史事實並不符合。歷史上的大王朝從來沒有亡於政治腐敗或土地兼并，而都是亡於大起義。大起義的發生也不是由於什麼政治腐敗或土地兼并，而是由於許多自耕農民在人口飽和與自然災害的打擊下無法生存。當沒有生活出路時，農民參加起義的機會成本為零，所以發動和參加起義就是他們的「理性選擇」。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家往往認為，社會危機總能夠找到解決的出路。但實際上，當土地的產出根本無法供養現存人口時，社會危機就非人力所能夠解決，除非天上掉下足以救活百姓的餡餅，否則，任何改革也無濟於事，再英明的帝王也無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運。崇禎登基十七年，嘔心瀝血，但沒能挽回失敗的結局，很能夠說明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