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文化做只啄木鳥

　　柏楊「恨鐵不成鋼」

　　晚清以降，中國的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西方社會，希望從西方的思想文化里找到救治中國的良方。林紓、嚴復等人翻譯了大批的西方著作，將西方思想文化介紹到中國；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人則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來思考國民性問題，特別是魯迅先生在留學日本時，曾經常跟許壽裳探討「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國民性存在一些痼疾，如「奴性」、「愚昧」、「麻木」、「懦弱」等。所以，魯迅先生倡導以文藝來改造人心，救治國民：「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之後，在台灣繼承魯迅衣缽的是柏楊先生。柏楊先生認為：「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里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2008年以來，學界重新整理出版了柏楊先生的文集，最著名的當屬《醜陋的中國人》、《醬缸震蕩——再論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等。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里，柏楊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強烈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裡斗」、「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醜陋面，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濾過性疾病使我們的子子孫孫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癒。柏楊在批判國民性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醬缸文化」一說，他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裡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水不能流動而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的「醬缸文化」，而「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應構成醬缸的主要成分……」柏楊先生的這一論斷與魯迅先生的「鐵屋子」之類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對中國國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並從傳統文化角度論證了民族的劣根性。

　　明眼人都知道，魯迅先生的「刻薄」，柏楊先生的「憤怒」，都是在警示我們的國民：千萬別走老路。那麼，我們的傳統文化到底有什麼毒呢？

　　傳統文化到底有什麼毒

　　魯迅和柏楊兩位先生對國民性的探討，為後人提供了資源。目前，學界有志人士在他們的探討基礎上，對國民性有了新的認識。2007年7月，同心出版社出版了王學泰先生的力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精選）》。王學泰先生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的遊民現象，這種遊民現象也是中國所獨有的，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王學泰認為：「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的文化形態以小農生產為經濟基礎，以地域、宗法為聯繫紐帶，用現代的眼光看，其阻礙社會健康發展的表現為：愚昧——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人的認識能力很低，缺少理性和分析能力；野蠻——因為文化普及程度很低，所以想事情、做事情往往憑動物性本能；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是由宗法群體的排外性所造成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注重眼前功利——這是由小農生產決定的，眼光只到鼻子尖，不能看得更遠。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思想意識層面的表現，它必然對這種極端愚昧、野蠻、扼制人性健康發展的文化形態起到維護和強化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種遊民現象體現的也是國民性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遊民呢？這種遊民現象與傳統文化有何關聯呢？劉小川今年5月出版的《品中國文人》中列舉了中國文人的特有現象：「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要去當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這樣，他們要麼出身貴族，要麼是醫生、神甫、律師、商人、教師……的兒子，總之，職業分布相對寬泛，吃官俸者少。中國古代文人與政治有著深廣而持久的聯繫。」我們不禁要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中國文人只能走與政治相關的道路呢？

　　誠然，什麼樣的文化背景會產生什麼樣的國民。中國國民具有「臟、亂、吵」、「窩裡斗」、「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醜陋一面，具有特殊的「遊民現象」和「文人景觀」，都是與一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的。今年4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建軍教授的著作《給中國文化看病：中國的人心與文化》，本書從心理學角度來解讀傳統文化、以人心利弊來檢閱傳統文化，認為「心理學家看文化，首先看的是人心」。在朱建軍看來，中國文化源流，道為其本，儒法影響最大；法家是支興奮劑，效果顯著，但傷身；儒家敗壞後成為精神枷鎖，仁愛之樹上結著惡果累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文化在後期發展中出現了問題，所以也就產生那麼多的怪現象。

　　朱建軍認為：「中國文化，如同一個老古董店，裡面雜物繁多，有真正價值連城的古玉、青銅器、瓷器和書畫，也有更多得多的大量的贗品和骯髒的垃圾。」那麼，我們的文化里到底有哪些垃圾毒素呢？他指出，首先是被扭曲的儒家思想。孔子所倡導的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而這源頭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儒家思想被統治階級所利用，儒家思想的發展也是畸形的發展，其目的就在於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在上千年的封建統治中，儒家思想成了禁錮人們思想的工具。所以說，所謂的「儒家思想」因此成了顯示個人慾望的思想，在這其中流進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毒素。這種思想經過上千年的發展，人心也就被敗壞了。所以，在古代中國產生吃人現象、腐敗現象、遊民現象和人文從政，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是狡黠的法家。中國曆來就缺乏法的精神，這跟我們的老祖宗有關。在朱建軍教授看來，中國古代的法家是「賊化」了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沒有好下場。韓非被毒死在獄中，商鞅也按照他自己定的法律被五馬分屍。這似乎是偶然，實際卻都是『賊老師的兩難』所帶來的後果。後代學聰明的那些人，往往避免說韓非這樣的實話，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法家人物，外表上把自己偽裝成仁義道德的儒家。但是，他們畢竟騙不了高手，政治高手依然知道他們的真相，所以他們還是擺脫不了這個下場。」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大都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大提倡法家思想，這也就直接導致中國國民法律意識淡薄。王學泰所談到的「遊民現象」，「這幾乎成為中國政治格鬥中的一個傳統，有政治野心的人們都在使用它。」這正是缺乏法的精神的表現。最後一點便是漠視生命的思想。我們的傳統是以維護皇朝統治為基礎的，勢必會沾染上專制的思想，必然會漠視生命。

　　中國文化該往哪裡去

　　常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是，我們所擔心的是，21世紀果真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嗎？中國文化在21世紀將往哪裡去呢？一個有著毒素、生病了的文化，怎樣去迎接未來的挑戰呢？

　　朱建軍認為：「現在，中國文化病了，民族性病了，病出了阿Q精神等等癥狀，我們要治療的第一步，也就是清理我們的家，找到哪些是我們自家的寶物，分辨出哪些是帶菌的垃圾，下一步治療中國文化病和民族劣根性，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清理古董，清理文化中的毒素，這應該是第一步，也是文化復興的基礎。清理毒素，當然要清理掉那些不符合人性、專制、自私的東西。

　　接下來便是治療的問題，我們應該需要怎樣的文化呢？2006年末，劉軍寧先生曾大聲疾呼：「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他認為，「文藝復興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從古典文化中尋找普世價值，同時讓普世文化在本土傳統中紮下根來。」這個普世文化，當然是對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繼承和發揚，對生命的尊重，對法的精神的倡導，對民主自由精神的追求，具備人文精神的文化。我想，在未來世界裡，我們只有追求這樣的文化，方能準確地把握我們的文化方向，方能創造出「人」的生存環境。（何賢桂）

　　《醬缸震蕩——再論醜陋的中國人》，柏楊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精選)》，王學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給中國文化看病：中國的人心與文化》，朱建軍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醜陋的中國人》，柏楊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品中國文人》，劉小川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中國教育報》2008年7月1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