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儒學的當代新形態：新仁學 新人學 新禮學

　　 儒學這一古老的思想傳統，在歷史上總是不斷獲得新的理論形態，總是不斷演變為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學，儒學在當代也依然會找到適宜的出場路徑，從而獲得儒學的新形態，將儒家的義理、價值和原則，合理轉化為當今時代人們的生活準則和價值觀。

　　 相對於先秦的經典儒學，其後每一代的儒學都是新儒學。一種完善的新儒學，必然是按照孔子所重視的「仁」與「禮」兩個方面展開：前者要對作為儒家核心義理的「仁」作出新的論證，使新儒學表現為闡釋和論證儒家仁義思想的新仁學；後者要對實現「仁」的社會方式給出安排，使新儒學表現為落實於現實生活的新禮學。今天，我們的社會生活相較傳統有了巨大的改變，面對紛繁複雜的世界，我們需要思考和理解儒家仁愛的思想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創新提供傳統的價值觀和人文基礎。

　　 構建當代儒學新形態之新仁學

　　 通過對仁愛本身的論證以形成新仁學。我們都熟悉《三字經》開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兩句。人性善是孟子的觀點，「性相近，習相遠」是孔子的話，《三字經》的作者把孟子的觀點放在孔子說的話前面，可見性善論在儒學理論上相當重要。如何論證「人之初，性本善」呢？孟子舉了一個「乍見孺子將入井」的典型情境來論證「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或稱作「不忍人之心」。宋代理學則講「性即理」，人之性善以其稟受了「天理」，而所謂「天理」，是在氣化的宇宙中主導、制宰著萬物生生不已的必然之理，人性來自於天地之性、宇宙之性，是生生的本性。時至近代，西學傳入，在氣化的世界觀被取代之後，如何對儒家所講的「仁」給出論證，始終是沒有解決好的最根本的理論難題。譚嗣同曾用當時流行於科學界的「以太」、「電子」諸說來論證「仁」，他的論證在今天看來更像是哲學愛好者的做法。但他很早就認識到，隨著中國人自然觀、世界觀的變化，對於儒家「仁」也應當給出符合時代認識的新論證。今天，在我們不假思索地把「仁愛」或「仁義」當作既定的前提而由此出發的時候，如何論證「仁」本身實際上成了儒學最基礎、最根本的理論難題，其重要性就如同基督教把對上帝存在的論證看作是基礎性、根本性的神學理論問題一樣。試想，在一個生活中被高新技術和網路信息所包裹的時代，如果人們連儒學所說的「仁愛」本身都不信奉，樹立其上的種種理論學說如何能打動人心呢。在我們這個時代，給出令人信服的關於「仁」本身的論證，才能奠定當代儒學理論的基礎。

　　 構建當代儒學新形態之新人學

　　 由仁義出發，通過對人性的研究，形成新人學。儒家在人性問題上有各種各樣的觀點，但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逐漸成為被後世認可的主流。在「天下之無道也久矣」的時代，時人認為孔子這樣的人存在之意義，就相當於警醒世人的「木鐸」（警鐘），告訴人們生活的常道、正道何在。在更為混亂的戰國時代，孟子在一個最難以做人的時代，告誡和勉勵人們要努力去做一個人。孟子將儒學理解為尋求人與生俱來、上天所賜的「天爵」、「良能」、「良貴」、「本心」，認為「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荀子將儒學理解為「成人之教」，即儒學是使人如何成為人的教化系統。宋儒一掃漢唐儒學迷霧，重讀先秦儒學經典，其結論也不過是這樣一句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如何做人」。《易傳》這樣表述了儒家對人為什麼要做一個人的邏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即天道，天生萬物，萬物各有其性，人有人性，物有物性，各依其性。人有人性，人自然要按人的本性生活。失卻人性，人就墮落為禽獸。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有區別於禽獸的高貴本性，教育或教化之道就在於培養、擴充這些本性，從而教化也就是「成人之教」，使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可見，儒家的仁學是一種從人性上發現人的高貴品質，並致力於培養和擴充這一高貴品質的人生哲學和生命哲學。可以說，新仁學亦是一種新人學。我們要接續先賢從人的本性，從仁愛的思想和學說出發去闡釋倫理價值，以儒家認為「須臾不可離」的仁義禮智信之常德常道，作為人文學所傳承的價值核心，把這些古老而又恆常的人類美德與價值，傳遞於每一代人的心靈。引導人們以儒學的視角對人自身重新加以認識，發現人性高貴的品質，激勵人以人性的光輝來克服現實世界的沉淪與誘惑，擺脫人生的困境，讓仁愛成為重建和調理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根基。

　　 構建當代儒學新形態之新禮學

　　 由仁義出發，引申出種種社會價值觀，滲透於社會科學，形成新禮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宋代儒學家張載留下的經典名句。在宋代理學家看來，儒學的特質表現為具有人倫日用之實的實學。與儒家實學相對的「虛學」有「三虛」，一為應付科考的科舉之文，二為堆砌文藻、空洞無物的六朝文字，三為玄而又玄的遠離人倫日常的佛老之學。到了明代，儒家學者批評理學空談性理之虛，主張經世致用，強調儒學要講求實踐、實用、實功。以至近代，在康有為看來，儒學必須通過解決中華民族的危機來解決自身的危機。儒學不是空談，而是實學，講究「正德、利用、厚生」。儒學不離人倫日用，其價值觀應用於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正如儒學的理論根基「仁愛」具體落實於人際關係，則體現為「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君臣有義」。

　　 每一代的新儒學，每一次儒學的復興都從仁義之道出發，試圖重構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追尋符合仁義之道的生存方式和社會形式。在孔子那裡，實現仁義之道的最佳方式是復周禮，恢復文武之道和禮樂文明；在孟子那裡，表現為行王道與仁政；在荀子那裡，則是隆禮尊賢、重法愛民；在董仲舒、周敦頤那裡，則是禮樂刑政。當代新儒學也必須從重樹仁義之道開始，以此為出發點來探討仁義之道在當代最佳展開方式。作為新儒學，不僅需要為當代生活中必須接納的價值觀和體現這些價值觀的規則和制度尋找傳統的根基，以使這些價值觀和相應的制度具有親和性和穩定性，同時也需要將儒家文化遺產中所體現的美德與智慧充實到這些價值觀中去並落實在行動中。由此，可以看出當代儒學作為實學的一個新的趨向，即當代儒學研究已然超越以往哲學史、思想史的範圍，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原則和空洞的說教，已經向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瀰漫、滲透，廣泛涉及當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公民道德、國民教育、文明對話、生態文明等諸多問題。在當代中國，面對發展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制假販假等，需要將儒家仁義、民本、王道、仁政與善政的種種思想滲透於社會科學，規範和約束其工具理性和功利性色彩，使針對社會各領域的社會政策的制定更加合情合理、合乎人性、合乎仁義。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孔子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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