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參政200年風雲錄：集體政治覺醒到來？ | 地球日報
1885年，第一所美國華僑子弟公立學校在舊金山成立。圖|FOTOE 在美國華人參政的歷史上，剛剛過去的一年無疑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16年2月20日，全美40個城市的華人同時舉行抗議華裔警察梁彼得案判決不公的遊行示威，成為了北美華人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伴隨著華人自身權益覺醒的，是在大選之年展現出的投票、助選熱情。華裔不僅自發組織團體為各自擁護的候選人搖旗吶喊，而且踴躍參與投票。據報道，這可能是華人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大選。 2009年的一個秋日，筆者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來到天使島。一個世紀前，這箇舊金山市邊上的小島被美國移民局選中，用以羈押和審查經由太平洋進入美國的亞裔移民，其中華人佔大多數。 不同於歐洲移民在東海岸埃麗斯島只需兩三個小時就能處理完一件移民申請，華人一般需要在島上滯留兩到三周時間才能入境，有的甚至還要被遣返。站在拘留所遺址前，面對著太平洋的萬頃碧波，我想像著先輩們當年忍著飢餓和病痛，面對死亡的威脅，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他們傾注了希望的所在，卻在上岸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自由。 透過那些遺留在斑駁牆壁上的詩句，我能看到華人移民初進美國所經歷的恐懼、思鄉和孤寂，也能看到他們的無助、惆悵和憤懣，以及希望祖國有朝一日強大起來的願望。至於通過參政、從政爭取自身權益，改變自身命運，對於這些身陷囹圄的先輩來說，也許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然而，如今華人在美國的參政熱情高漲，越來越多的華人——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出馬參選聯邦、州及地方民選官員，更有華人被提名擔任內閣部長。而這一切的發生，距離第一批華人登上美洲大陸差不多已有兩個世紀的時間。 早期 在抗爭中參政 （1850~1950） 較大規模的華人移民美國始於19世紀50年代。當加州發現金礦的消息傳到中國，那些急於擺脫貧困的華人（他們大部分說粵語）蜂擁而至，來到他們所謂的「金山」（現又稱「舊金山市」或「三藩市」）追尋發財致富的夢想。 1860年代，隨著淘金夢變得暗淡，一些華人開始轉向開洗衣店和中餐館，還有一些去修築鐵路。 對不少早期華人移民而言，雖然背井離鄉為朝廷所不容（清廷直到1868年才認可國人的海外移民權利），但他們並不認為美國是他們的家。正如研究海外華人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所指出的，當時華人移居海外是臨時之舉。許多人把掙來的錢全寄回中國的家， 更多人則期待攢足了錢衣錦還鄉。 這一時期的華人參政主要表現為對祖國政治的介入。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海外華人華僑積极參加了20世紀初中國終結帝制的革命。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在他的《他者中的華人》一書中說，華人雖然不認為自己是祖籍國的他者（陌生人）， 但在面對白人等其他族群時卻將自己視為「他者」，而那些比他們更早來到美國的族群也將華人視為「他者」。 如果說最早來美華人的膚色長相、穿著打扮滿足了歐洲移民的獵奇心理，而當吃苦耐勞的華工在職場上開始比他們表現得更具競爭力（修築太平洋鐵路的華工報酬只是白人工人的2/3），且在商場上取得更大成功時（1866年舊金山一半的捲煙廠由華人控制），當地族群就開始日益將華人視為經濟威脅。 1870年代美國經濟低迷，一些歐洲移民將勞工工資大幅下降歸咎於華人，針對華裔的暴行屢有發生。由於缺乏對美國政治的有效參與，華人註定要成為當時種族歧視和族群間經濟衝突的政治犧牲品。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任何華工入境。該法案以及後續的幾個法案和判決，對華人參政的影響遠遠超過其實際執行期限。 且不說排華法案對華人參政的心理影響，首先是它削弱華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政治影響力。隨著來美華人數量的減少和在美華人為了逃避迫害而離開，美國華人男性數目（佔全部在美華人的95%）從1890年的103620人減至1900年的85341人。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排華法案》，不僅更多的農業和服務業工作將被華人佔據，而且華人移民持續上升，極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一大少數族裔而改寫美國的政治版圖。 在排華法案通過後的近15年里，中國移民的孩子成為不被允許接受公立學校教育的唯一族群。雖然如此，華人還是有抗爭，並且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來自廣東台山的伍盤照（美國西海岸第一位華人長老會牧師、當時全美最大的中文報紙 《中西日報》總編）不僅親自著文發表了不少駁斥排華言行的文章，而且橫越美國大陸80餘次，到華埠發表演說，同時也到國會演講甚至面見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力勸政客改變對華裔的政策。 到上世紀中葉，由於一些華人組織和活動人士的大聲疾呼，更多華裔子弟能夠到無種族隔離的學校學習。大蕭條期間，華商也組織起來捍衛自身利益。1933年，紐約市政府規定開洗衣店必須有美國公民身份。華人洗衣店主們立刻組織起來集資僱傭了一名白人律師，成功地將華人排除在該規定適用範圍之外。 美國華人為政治訴求組織起來在二戰中達到高潮。1938年，華僑裝卸工人和海員自發掀起了阻止廢鐵和軍火運往日本的運動。這場運動最終使得國會在1941年授權羅斯福總統停止向日本運送軍火和部分原材料。同時，華社發起了「一碗飯」運動，在美國民眾和華僑中募集捐款，支援中國抗戰。八年抗戰中，華人華僑共捐贈了2500萬美元，平均每個美國華人捐出300美元，而當時許多華人一周才掙5~6美元。 具有悲情意味的是，華社在中國抗戰時期的空前團結反而加深了美國社會對華人政治忠誠的刻板認識。而實際上，大約1.5萬~2萬名華人在美軍服役，相當於每五個在美華人中就有一人蔘軍，這個數字比美國服役人口比例（8.6%）高出很多。 排華 廢除，華人參政生態變遷 （1950~1980） 1943年12月頒布的《麥諾森法案》正式廢除了所有排華法案，給予已經在美居住的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的權利。1946年，來自廣東的鄧悅寧參選亞利桑那州眾議員獲勝，成為第一個非美國出生而當選為美國州議員的華人。鄧的參選成功，有華裔地位改善的原因，更與他個人經歷相關。 早在中學時期，鄧悅寧就利用為州長夫婦當管家的機會學習英文，與州長討論政治問題，熟悉政治常識及辯論方法。在一開始競選眾議員失利後，他認識到只有精通法律，才有資格去參政議政，所以又花了三年時間攻讀法律學位， 成為當時全美僅有的八位華裔律師之一。正因為有這樣的經歷和學歷，他才能成功當選，並在任上推動修改移民法案，使得美國移民局在1952年取消了華僑入境時必須接受禁閉審查的不人道的移民手續，並准許華人申請攜配偶入境。 對於很多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華人而言，二戰時期的從軍經歷使他們走出唐人街，促進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並對被父母灌輸的價值觀提出質疑，從而在心理上完成了從「中國人」到「華裔美國人」的轉變。這種轉變使他們參政從政時少有傳統歷史文化的包袱。如1959年當選第一位華裔聯邦參議員的鄺友良就曾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擔任少校軍法官。他在任內推動各項民權法案，保障少數族裔的投票權，使亞裔享有和其他族裔同等的移民配額。 二戰後的國際政治變化進一步促成了這種認同上的轉變。由於中國內戰、朝鮮戰爭以及東西方冷戰所帶來的美中交惡，在美國出生的華人（ABC）發現去祖籍國謀生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同化」變成了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擇。1949年的塔霍湖華人青年夏季會議參會者敦促年輕一代不僅離開唐人街，而且徹底放棄中國傳統。 相比這些土生土長的華裔，1940年代來到美國的近5000名中國留學生則面臨著去留的抉擇。其中，超過1000人響應號召回去建設新中國，後來則有很多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至少一開始也並不幸運多少。著名美籍華裔政治學家鄒讜（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1951年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後，有四年時間找不到正式工作。用他的話說，後來是因為運氣好才回到芝加哥大學任教。 其實，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何止中國留學生，所有華人社區都因為華人「看上去」像外國人以及他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聯繫而受到懷疑和監控。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氛圍下，許多華人都只顧埋頭從事經濟、文化和科技事務，不願過問政治。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華人政治上的分裂取代了二戰時的團結。國共內戰使得華人社區分裂為親國民黨（台灣）與親共產黨（中國大陸）兩個陣營，這種分裂影響深遠。在類似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下，唐人街的營業收入銳減、商鋪關門，開始走向衰落，年輕一代也開始離開老舊的唐人街到郊區的白人社區居住。 受美國民權運動和越戰的影響，新一代「ABC」們開始重新關注華人社區，特別是針對ABC和新移民的歧視問題。1968年在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就讀的亞裔學生罷課，不僅促成了全美第一間少數族裔研究學院的誕生，也標誌著亞裔美國人政治運動的開始。還有一部分ABC不僅關注華人問題，而且腳踏實地走上更廣泛的政治舞台。加州政壇常青樹、第二代華裔江月桂女士就是這樣一位典範。1974年她以壓倒性的300多萬票當選為加州州務卿，不但是加州史上第一位華裔州務卿，更是第一位女性州務卿。 整個六七十年代，隨著大批台灣留學生的到來，在美國的唐人街華人間的文化衝突進一步擴大。 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哈特-塞勒法案》，規定未來的移民政策不再有種族歧視，而以技術和家庭團聚為根本。這一法案對華人社區規模的擴張影響甚巨。台灣當時來的留學生中差不多有3/4留在美國。美國華人數量與1960年的24萬相比，增長了近兩倍。由於當時的國民黨當局通過特務滲透校園監視台灣留學生， 甚至以金錢收買學生去收集其他學生的活動報告，大部分留學生都不敢從事政治活動。 少有的一個例外是1970年開始的帶有鮮明愛國主義色彩的保釣運動。普林斯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率先打破沉默，發表聲明譴責美日相互勾結圖謀侵佔中國領土釣魚島，號召中國人團結起來，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紛紛響應，在不到一年內，建立了數十個「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出版了大量保釣刊物，並在全美組織了幾次上千人參加的大規模遊行示威。 保釣運動的一個結果是，台灣留學生中漸漸形成親北京的左派陣營和傾向台北的右派陣營。還有一些人既不選擇共產黨、更失望於國民黨，屬於中間派。左派人士中，據報道有80多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持中國護照到聯合國擔任翻譯。其中的花俊雄，自1993年後長期擔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領導組織了不少反獨促統的遊行示威。 華人 參政的多元化時代 （1980~2000） 伴隨著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風起雲湧，華人的就業環境到了1980年代已顯著改善。更多的華人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在美國的身份從最初的「三把刀」（菜刀、剪刀、理髮刀），轉變為「三師」（律師、醫師、工程師），並開始有更多人成為企業家、科學家。他們對美國夢的期望也水漲船高。 然而，在職場上妨礙華裔取得進一步成功的天花板仍未打破。在其他族裔眼中，雖然華人聰明勤勞，但對政治權力和擔任管理職務缺乏興趣。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雖然大幅減少，但並未消失。 1982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亞裔學生要比白人學生學術才能測驗（SAT）平均成績高出112分才能被哈佛錄取。一旦美國經濟低迷，華人往往成為種族仇恨的目標。1982年，正當日本人搶走美國就業機會的言論甚囂塵上之時，年僅27歲的陳果仁在底特律被兩名白人工人誤認為日本人毆打致死。兩兇手雖然被捕起訴，但被定輕罪，並且很快被釋放。華人通過這件事認識到只要他們看上去像亞裔，他們也可能有同樣的遭遇。這件慘案引起了美國全面的泛亞裔運動，來自不同國家的亞裔移民，首次聯合起來推動亞裔權益。 同時，華人也意識到，要捍衛他們的利益，也必須在政府中有自己的聲音。用江月桂的話來說就是「進入政界是保障我們未來最好的辦法」。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ABC或有著留學生背景的華人出來競選公職。例如，1979年鄧達明當選亞利桑那州皮奧利亞（Peoria）市市長；1982年，駱家輝獲選成為華盛頓州眾議院議員；1983年，加州蒙特利公園市有了第一位華裔女市長陳李宛若；1984年吳仙標當選特拉華州副州長；1987年加州希瑞都市迎來了華裔市長黃錦波。 華人也開始到美國聯邦政府行政部門擔任要職。1988月，趙小蘭被裡根總統任命為聯邦海事委員會主席。駱家輝是華人中另一顆耀眼的政治明星，1993年他擊敗競選對手成為華盛頓州金郡（縣）的第一位華裔郡長，1997年至2005年擔任華盛頓州州長，為全美首位華裔州長。2009年他成為美國聯邦商務部長，四年後更成為史上首位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華裔。趙小蘭女士1991年初擔任由美國聯邦政府管理的志願者組織和平隊隊長。2001年被小布希總統任命為為勞工部長，是美國內閣中首位亞裔女性、第一位華裔部長。她的夫婿密契·麥康諾是聯邦參議員，2007年後一直擔任共和党參議院領袖。 隨著1979年美中建交，來自大陸的移民顯著增加。到1980年代末，有8萬多大陸學生、學者到達美國。1992年，美國政府通過法案給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國公民永久居留權，從而促發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華人學者移民潮。他們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後，又可以申請直系親屬移民。 這批「新移民」理論上還包括那些通過「蛇頭」偷渡而來和通過旅遊簽證入境美國但逾期不歸（即所謂「黑下來」）的「無正式文件的」移民。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社會經濟背景迥異的新移民，在特定問題上的政治態度也會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對於美國人來說，華人社團組織與參與的不同政治傾向的活動，不過是紐約這個多元文化萬花筒中的一個碎片。 美國人口統計局2013年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華裔都在管理、商業、科學和藝術創作等較高收入的行業。但他們參與美國政治的熱情都不高。比如，持有H1-B簽證的大陸人士在申請永久居留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來自僱主的刁難或官僚機構的低效，只有極小一部分人會起來維護自身權益。與其他亞裔相比，華人也更多依賴非主流的中文媒體作為日常新聞資訊的來源。但他們一直很關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 華人對祖國發展和政治的關注也進一步塑造了華人作為「他者」遊離於主流社會的形象。在美中關係出現變數的時候，華人往往會被認為缺乏對美國的政治忠誠而受到特別「關照」。一個崛起的中國在成為美國重要經貿夥伴的同時也被當作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 1999年共和黨眾議員考克斯發布了一份長達700頁的報告，指責中國竊取美國核武器機密。在「高科技黃禍」論中，來自台灣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的華人科學家李文和被指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竊取了關於美國核武庫的機密。調查人員承認沒有找到李文和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但在沒有判決的情況下將他隔離拘押了9 個月，在拘押期鐐銬相加。這一案件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整個華人社區聽到美國政府官員公開承認使用「種族定性」作為調查李文和案的手段時都極為震驚。最終對李文和的幾乎所有指控被撤銷，負責此案審理的聯邦法官宣布判決時向李文和道歉。 李的遭遇引發華人在2002年推動萬人簽名運動要求為李文和恢複名譽。但李案只不過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美國社會存在的對華人的隱形歧視顯現出來。這種歧視對華人參政從政造成很大困擾。 特拉華州華人副州長吳仙標為該州帶來中國投資，卻被扣上「出賣美國」的帽子，被迫退出1988年聯邦參議員選舉。1998年，第四代華裔加州財長鄺傑靈（江月桂之子）競選聯邦參議員時，就被記者問到如果美中開戰他會支持哪一方。2001年，出生於台灣的美國首位華裔眾議員吳振偉前往美國能源部大樓演講時，遭到警衛根據其華人面孔反覆質問是否是美國公民。類似的遭遇使得華人不得不仰天長嘆：我們還要經歷多少考驗才能被當作「真正」的美國人？
2017年1月31日，美國華盛頓，美籍華人趙小蘭宣誓就任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成為首位兩度進入美政府內閣的華裔女性。圖|CFP 歷 史的迴響 百餘年來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華人在美國的命運不僅與中國的國運緊密相連，也與美中關係的跌宕起伏息息相關。已故美籍華人作家張純如在《美國華僑》一書中提到，庚子之亂前，清廷駐美使節還能幫華僑說說話，之後，他們完全失去了這方面的影響力。如今，中國的國力、地位、威望已今非昔比，對海外華僑領事保護措施和改進力度也令人稱道。 但與此同時，隨著美中國際角力的繼續，在美華人的政治忠誠度將可能更加遭到懷疑。據美國華人精英團體百人會2009年的一份民調，45%受訪美國民眾認為美國華裔和其他亞裔族群會更忠於自己血統或祖先所屬的國家，這一比例比2001年的37%高出不少。只有約56%的美國公眾認為在美中發生軍事和經濟衝突時美國華裔會支持美國。 從2014年10月到2015年5月，不到半年時間裡，美國司法部門以經濟間諜罪等罪名向天普大學超導問題專家郗小星教授、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專家陳霞芬女士發起訴訟。雖然後來又撤銷訴訟，但兩人蒙受了巨大的事業、家庭、名譽和精神損失。他們的律師彼得·蔡登博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暗示，華裔身份是主要原因。 對華人忠誠度的懷疑不僅妨礙了華裔在美國政壇上更上一層樓，也使得華裔政治領袖在代表廣大美國人利益與維護華人權益的權衡中首鼠兩端，不敢為華人發聲。 2014年2月，加州推出SAC5教育法案，這一法案為了保證非裔、拉美裔在大學中的入學比例而限制亞裔的入學比例。在對華裔如此關鍵的問題上，三位華裔參議員為這一法案投了贊成票（後來他們又要求叫停該提案的立法程序）。在2016年華裔警察梁彼得誤殺非裔格利的事件中，紐約一位華人市議員就以「我不僅代表華人，我代表每一個人」為由充當了要求起訴梁的急先鋒。 華裔應該如何行動才能不重蹈他們父輩19世紀的悲劇？讓我們重溫一下張純如的肺腑之言：在與種族主義鬥爭方面，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也許變革的最大的希望在於教育以及在美國民主進程中的更多參與。華裔美國人將寄希望於他們有能力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大聲疾呼、展示存在以及擺脫讓別人定義和指使他們成功形式和程度的模範少數族裔的模式的能力。 著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多年前也說過，「我們需要有我們自己的傑西·傑克遜（美國黑人民權領袖和演說家）和阿爾·夏普頓（美國浸信會牧師，民權、社會正義運動家，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人），在出現針對我們（華人）社區的不公時大聲疾呼。」 進入21世紀，美國政壇上確實擁有越來越多的華裔面孔。2009年趙美心成為首位華裔聯邦國會女眾議員；2012年來自紐約的民主黨人孟昭文在紐約第6選區的國會選舉中獲勝，成為紐約當選聯邦議員的第一位華裔。進入內閣的華裔除了趙小蘭、駱家輝，還有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2008年成為美國能源部部長）。在地方，除駱家輝外，幾個大城市都開始有華人任要職。2010年，出生在台灣的劉醇逸成為紐約市主計長，後來還宣布競選紐約市長。 2012年，祖籍廣東台山的李孟賢成為舊金山市歷史上首位民選華人市長。2016年1月，31歲的第二代移民吳弭被選為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議會下一任議長，成為該市106年歷史上首位美籍亞裔議長。此外，為奧巴馬登上總統寶座立下汗馬功勞的盧沛寧2009年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白宮內閣秘書長的華裔人士，他也是現任勞工部副部長。 與此同時，講一口上海話的華裔律師陳遠美出任白宮公共聯絡室主任，另一位華裔律師方富宇則出任國內安全部法律總顧問。而大陸出生的薛海培也曾任奧巴馬競選團隊的亞太顧問，雖未能如願進入奧巴馬政府工作，但以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為華人社區做了許多工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薛海培與趙美心議員聯手，在160多個華人團體的支持下，成功遊說國會201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道歉法案。 2016年是美國大選年。大選前夕，一系列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事件驚醒了華人群體，點燃了他們參政的熱情。從聲援梁彼得的大規模遊行，到聲討所謂華裔間諜案；從抗議饒舌歌手YG鼓動搶劫華人，到抵制福克斯電視台記者的辱華節目，美國華人似乎在經歷一場政治覺醒。 梁彼得案後，紐約登記成為選民的華人數量激增。甚至有報道認為，梁彼得案將成為華人積极參与美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華裔在大選中展現出的投票、助選熱情和參政力度等的確讓人刮目相看：他們自發組織起來，分別為兩位總統候選人搖旗吶喊，掃街拜票，組織多種活動。特朗普助選團甚至用飛機放飛宣傳條幅。筆者有一位在華爾街工作的朋友在大選投票前一天，驅車幾個小時到賓州去參加支持特朗普的造勢晚會。
美國華人為特朗普助選的橫幅 不僅如此，從國會山到州和地方選舉，許多華人包括大陸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也站出來開創華人從政的先河。2015年夏，24歲的成都女孩李林笛宣布競選賓夕法尼亞州第七選區的國會議員。加州爾灣市的華裔建築師陳鋼準備競選市長。來自海南的44歲的符江秀女士個性率真、敢說敢做，被稱作「華裔女版特朗普」，她在初選中一鳴驚人，成功擊敗資歷和財力遠超自己的對手，成為代表共和黨的北卡羅來納州首位華裔眾議員候選人。 本屆大選結束後，劉雲平、孟昭文、趙美心三位華裔參政的領軍人物順利連任國會眾議員，擁有華人血統的聯邦眾議員譚美則華麗轉身成為參議員，使得華裔在美國國會中的席次創歷史新高。隨後，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趙小蘭為他的政府內閣運輸部長。地方上，猶他州的關玉嬚和伊利諾伊州的馬靜儀分別當選首位華裔州議員，紐約的牛毓琳則成為40年來曼哈頓唐人街的第一位華裔州議員。 華人通過手中的選票和積极參与，不僅改變著美國華裔對政治冷漠的刻板形象，也在不斷刷新華裔參政從政的政治版圖。根據皮尤研究的數據，公民投票人數增長大的群體是亞裔。最近十多年來，亞裔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少數民族群體，而華人又是最大的亞裔群體。 2010年，380萬人美籍華人占亞裔的1/4，美國總人口的1.2%。據預測，到2065年，亞裔將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人口。如果華人投票積極，參政踴躍，這樣大的票倉不僅對華人從政有利，也會使得越來越多的政客願意正視華人的政治訴求。而網路時代，社交媒體的普及，華人更易克服所謂「集體行動」的問題。筆者在波士頓的一位同鄉，2015年經由海選成為所住鎮的首位華裔鎮委員，他在當選後認為，微信群幫助不小。2016年聲援梁彼得的全美大遊行，從微信上開始組織，短短几個小時，就收到了15個城市上萬人響應。 但是華裔未來的參政從政之路並不會一帆風順。這次大選，有8位華裔欲問鼎眾議院，最終無一成功。光有從政熱情沒有從政經驗顯然是許多華人特別是第一代移民在走上政壇所面臨的重要障礙。 2016年4月，參選國會眾議員的李林笛因遞交的民眾聯名書不合規定而被取消黨內初選資格。另外，從政需要大量競選資金，但對於競選人籌款美國又有很嚴格的規定。一些華人有志從政者往往在這方面栽了跟頭。早在1992年，以金融家身份步入政壇的黃建南出面為民主黨募捐，協助柯林頓競選總統獲勝並出任商務部助理部長，成為當年美國政壇居位最高的亞裔人士。1996年柯林頓政府的「政治獻金案」風波爆發，柯林頓本人全身而退，而黃建南則成了這場風波的主角，被處以罰金和一年緩刑。 紐約市出馬競選市長的劉醇逸初期幾次民意測驗大都領先，但手下兩名主要籌款人被控利用「空頭捐款人」以逃避美國法律對於捐款最大額度的限定。劉本人雖未被指控，但其名譽因此嚴重受損而無緣市長寶座。 華人對於美國社會的了解和對美國法律的尊重，看來還有待增強。如果沒有積累足夠政治資本就貿然出馬，或是受利益驅使而無視有關法律規定，那就不僅影響本人仕途，也為未來華人從政造成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華人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美國從政所付出的代價。他們不僅會沒有多少時間陪伴家人，而且至少在任內要準備犧牲個人經濟利益。在美國一個小城當市議員，年薪可能不到2萬美元。這與華人文化中的功利主義，期待當官名利雙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此外，由於代溝、籍貫、社會經濟水平、政治背景的差異，加上美國自由的風氣，美國華人沒有統一的政治團體或觀點，也難以像非裔美國人那樣產生大家都能認同的僑界領袖。目前，大部分我們說的華人僑領都只在本地或本行業有號召力。 總體上，華裔較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或在主流媒體發聲，無黨派偏好的比例在所有亞裔族群中最高（2016年為61%），文化與語言的隔閡使得許多華人對美國政治和選舉缺乏了解和關心。華人的投票率和政治捐款歷來都落在各個族裔之後。這些年雖有進步，但變化有多大還有待繼續觀察。 200年在歷史長河中也許只是短暫的瞬間，但華人參政卻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一批又一批華人懷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負笈新大陸。而今，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在美華人中有很多人紛紛回國，到國內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尋求機會。可以預見，在美國出生的華裔未來將會成為華人參政從政的主力軍。他們沒有語言文化隔閡，也沒有第一代華人的歷史包袱，如果他們能夠從小事做起，從社區起步，一步一個腳印地磨練自己，必然能取得比他們的父輩更大的成功，華人在美國的社會政治權益也能從而得到更好的保障。 文章來源：左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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