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鬧劇：只有輸家，沒有贏家

05-31

「佔中」從其策劃到實際發生的一年多時間，香港社會的包容文化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國際標準」、「真普選」已成為「佔中」參與者區分敵友的標籤，他們以此來切割自己的家人、親戚和好友，是屬於敵人還是戰友。在這樣一種混沌的社會政治生態下，「佔中」運動在不斷撕裂著家庭、族群和整個香港社會。

9月底至今，一場蓄謀已久的所謂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不出所料地在香港的政治經濟核心區發生了。據目前不斷披露的信息來看，「佔中」是一場內外勢力精心策劃、少部分政客利用青年學生綁架民意的政治肥皂劇。無論「佔中」參與者承不承認，「佔中」運動已經對香港經濟及其與內地的合作造成了短期難以彌合的傷痕。如果「佔中」分子真的關心香港的前途與未來，就應該回歸「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理性訴求。

一、「佔中」是部分港人打著民主的幌子反民主的一出鬧劇

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民主發展的經驗表明，法治、自由與包容是公民追求和享受民主的前提與基礎。「佔中」運動的始作俑者口口聲聲說「佔中」是要用「愛與和平」的方式，「爭民主」、「保普選」，然而，「佔中」這場街頭政治的實際作為卻與其理念與目標背道而馳。究其本質，這是部分港人打著民主的幌子反民主的一出鬧劇。

其一，「佔中」毫無疑問是一種踐踏法律的反法治行為。香港由於遊行示威活動頻繁而號稱「世界遊行之都」。回歸以來，香港發生了許多形形色色的遊行示威活動，客觀而言，這些遊行示威活動基本守法有序，因為香港人一直把法治作為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觀而倍加珍視。然而，「佔中」運動發生以來的各種「非和平」亂象，卻無可辯駁地向世人展現了一個鐵的事實：「佔中」是一種踐踏法律、破壞法治的違法行為。正如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的聲明所指出，那些參與「佔中」的市民長期及大規模佔領公共地方及道路，造成交通阻塞，這種行為將觸犯法律；「佔中」參與者應隨時準備對自己的行為負刑事責任；「佔中」參與者所謂的「公民抗命」不能成為違法活動的理由。

其二，「佔中」又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的反自由行為。香港一直又被奉為世界的「自由之都」，因為香港人享有廣泛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的自由。然而自由是相對的，在政治社會從來就不存在絕對的自由，任何個人和組織所追求和享用的自由，不能以損害他人和其它組織的自由為底線。縱使青年學生有多麼崇高的理想，也不能以侵害他人的自由作為達到自己理想的手段。但所謂「公民抗命」的「佔中」運動，參與者大肆佔領馬路、街道、商鋪及政府總部門口，嚴重影響到更大多數市民的出行、工作、學習和休閑活動。更有甚者，一些人還在佔領區域舉辦嘉年華，在街上打麻將、煮火鍋、玩乒乓、搭帳篷等，企圖長期癱瘓中環一帶的社會經濟秩序。這一系列可惡又可笑的行為，顯然已對社會造成過度損害及不便。因此，「佔中」已淪為徹頭徹尾的一種反自由的行為。

其三，「佔中」還是香港歷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反包容行為。香港長久以來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和移民社會，因此，為團結一心抗禦英國的殖民統治，維系民間生存創業發展的需要，香港社會逐漸孕育了守望相護、多元和諧的包容文化。也正因這種包容文化，使香港獲得了「亞洲國際都會」的美譽。然而，「佔中」從其策劃到實際發生的一年多時間，香港社會的包容文化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國際標準」、「真普選」已成為「佔中」參與者區分敵友的標籤，他們以此來切割自己的家人、親戚和好友，是屬於敵人還是戰友。在這樣一種混沌的社會政治生態下，「佔中」運動在不斷撕裂著家庭、族群和整個香港社會，香港激進的年輕人正在親手瓦解他們的祖輩流傳下來的包容文化。

二、「佔中」對香港經濟及其與內地合作帶來難以估量的影響

首先，「佔中」對香港經濟帶來直接的、巨大的損失。據本港經濟學者雷鼎鳴教授保守估算，「佔中」運動發生以來，已造成香港上市企業經濟損失3,500億港元，相當於每名港人承受了5萬港元的損失。如果將未上市企業及香港旺市商鋪等零售企業的損失計算在內，香港的經濟損失和社會成本更加巨大。事實上，「佔中」運動令香港零售業、餐飲業、旅遊業、酒店業等中小企業大受牽連。尤其是旅遊業以及與旅遊業密切相關的餐飲業和酒店業，受「佔中」影響，國慶「黃金週」變成香港的「失金週」，失去了至少四成的內地遊客，與之相聯的餐飲業營業額至少下跌3成，保守估計損失超過千萬元。另據估算，中環區餐飲業的生意額下降30%，每日損失逾5000萬元；中環與金鐘一帶的酒店，受道路阻塞與物資供應困難影響，入住率已由過往同期的80%下降到現在的50%至60%。

其次，「佔中」將對香港經濟產生難以估量的、深遠的衝擊。一方面，「佔中」如果持續下去，香港將失去安全旅遊城市的聲譽，其損失難以用金錢衡量。目前，內地及海外旅行社都反映了對香港情況的憂慮，有海內外旅客更表示日後不會再訪港。一旦「佔中」持續至12月的傳統旅遊旺季，旅客可能會轉到其他地區旅遊，必然會進一步影響香港旅遊業收入，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用數字估算。另一方面，「佔中」隱藏的風險將會嚴重影響到內地與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香港的經濟地位在國際各界的懷疑以及大陸的迅猛發展中會被嚴重壓低。事實上，「佔中」運動的持續發酵已經引起國際的高度重視，分析人士認為，如果長期持續，將會對香港經濟和金融體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起初是引起市民恐慌和股市動蕩；但也可能是國外炒家通過大規模做空香港股市引起資本外逃，癱瘓股市；誘發資本短缺，以及投資資本加速逃離。最終，「佔中」的致命後果是對香港的經濟和競爭力造成重創，並損害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

第三，「佔中」會嚴重影響香港與內地經濟的良性合作。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就「佔中」撰文指出：「如果說開放初期的中國需要香港的話，那麼現在看來已是今非昔比。反倒是沒有了中國大陸的香港可能會有大麻煩。因為中國大陸是香港的未來而非敵人。」然而，如果「佔中」運動無休止的延續下去，「未來」真的有可能變成「敵人」。眾所周知，「佔中」運動表面上是爭普選，實質上是反共激進勢力試圖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基本法》的權威，最終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因此，如果「佔中」分子不見好就收，甚至想以此綁架和要挾中央政府，必將大大動搖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信心、愛心和耐心，直接的後果就是促使中央政府收緊惠港的經濟民生政策，壓縮香港與內地合作的空間。這種局面如果真的發生，等於是香港人在自毀長城。與此同時，「佔中」的發生，使得「自由行」遊客對香港不穩定的環境有擔憂，出於自身利益和安全的考慮，內地遊客選擇到香港消費的意願必將大大降低。概言之，「佔中」運動將動搖香港與內地合作的基礎，打擊內地政府與消費者的信心，長期而言對香港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三、香港市民應立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來理性表達訴求：

一是堅持「有理」的原則。這裡的理既包括法理，也包括學理。從法理上講，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絕大多數港人都堅信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因此，香港市民應該在這個最大公約數下，恪守「有關香港選舉制度前途的討論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的原則。事實上，香港大律師公會聲明及特區政府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均表示希望香港社會能在基本法框架內理性討論政改問題。這應該是香港本土的權威聲音，市民應該理性傾聽。另外，從學理上講，關於民主和普選的問題，世界各國和地區絕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關於這點，法國總商會前任主席米勒（Gerard Millet）最近就「佔中」問題評論指出：「直接選舉地區或政府領導人不能與民主與否劃等號，絕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沒有直接選舉國家或地區領導人，它們的民主體系並非沿襲其他國家，而是自成一體。」因此，具有全球化眼光的香港市民，應該理性務實地處理本港的政改問題，而不應被少部分人鼓惑出來的「公民抗命」概念衝昏頭腦。實際上，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香港2017年的普選決定，是在保證「一國兩制」前提下根據香港《基本法》制定出來的，既適應香港歷史與現實，又能實現將中國傳統的協商選拔的實質民主制度與西方票選民主制度中的優勢結合起來，體現了更為科學合理的「均衡參與」理念。

二是堅持「有利」的原則。香港市民應達成共識：「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而非「兩制」，倘若沒有了「一國」哪來「兩制」？因此，香港的普選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的事情，中央政府當然要管而且必須管。如果出現反對國家、對抗中央政府的西方代言人當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那麼國家的整體安全和香港社會政治穩定將面臨極大的威脅。因此，香港市民應該從有利於國家和香港的雙重利益的高度，重新審視香港的普選與國家利益的互相關係。從這個「有利」原則出發，香港市民應首先推選和支持那些真心「愛國愛港」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如果退而求其次，香港市民說自己對「愛國」的理解不同，那也必須選擇那些「忠誠的反對者」作為行政長官侯選人。這裡所謂「忠誠的反對者」，是指那些效忠祖國，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特區政府施政持理性批評的人；但絕不是指那些漠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了一己政治目的而一味為反對而反對的少部分政客。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未來的行政長官既能心系國家、又能造福香港市民。

三是堅持「有節」的原則。這就要求香港市民在表達利益訴求時要掌握分寸，有所節制，尤其不能採用「非和平」的激進方式來施壓政府。一方面，市民表達政治訴求最好先通過立法會、行政長官、政治對話等現有的政治框架和政治手段來解決。當然，市民也有權利通過遊行、示威、社會運動等非體制性方式來表達其政治訴求，但是必須尊重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不能通過非法佔領馬路、街道、公共場所尤其是政府總部這種「反法治」和「反自由」的街頭運動來表達訴求。另一方面，對於「反佔中」派尤其是其中沉默的大多數，也需要用一種更為寬容、更為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佔中」派的利益訴求。他們應該向「佔中」派表明立場，人人都有追求民主的權利，只是大家採取的方式不一樣，希望雙方能夠平心靜氣來共同解決社會分歧的問題，而不應勢不兩立，更不應貼上所謂親共派、反共派的標籤，製造社會分裂。（作者簡介：楊愛平，華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華南師範大學粵港澳協同發展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社會與行政專業委員會委員。）

本文選自2014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21期香港經濟導報，閱讀全文及其他精彩內容，歡迎訂閱經濟導報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