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鎖國：夜郎乾隆使中國徹底輸在起跑線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17日 12:13  新浪讀書新浪文化讀書 官方微博　　文章摘自《與世界相遇》

　　作者：周力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本書簡介：《與世界相遇:近代東北敘事錄(套裝上下冊)》講述了：我國邊疆地區，處四面八方，惟其東北，佔據獨特的地理位置，更以顯赫的歷史地位，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太多、太精彩的記錄。東北地處東北亞中心，其……[連載內容]

乾隆

　　中國是一艘破舊的大船。150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的遇見了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中國根本就沒有現代的軍事工業，中國的軍事實力比英國差三到四個世紀。

　　——馬戛爾尼

　　作為歷史事件的當局者，旻寧渾然不曉，19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近代社會的開始。命運已將一頂「中國最後一個真正意義的封建帝王」的帽子扣在他頭上，他的腳正被動地大臣被世界歷史大潮推進中國近代史的漩渦……

　　射鹿稚童

　　道光帝在悲哀。

　　如果說縣官張攀桂的傷感源於宦海沉浮，一事不慎，了斷前程。沉湎的痛點，還可歸於時運不濟。而集家國於一身的道光帝，此時焦慮的卻是大清國運不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事不順，內疚自責對不起社稷祖宗。

　　時年50歲，做了12年皇帝的愛新覺羅·旻寧，長得十分奇異。

　　脖細腦袋小，臉長顴骨高，眼大圓而鼓，耳薄尖而翹，生就一副恐龍相。與史書上描繪的「天表挺齊，宸儀協度，欣身隆準，玉里珠衡」相去甚遠。

　　別看他長得不佳，卻少有膽識，胸懷大志，重理學，遠女色，是爺爺乾隆帝的寵兒，父親嘉慶帝的慰藉。

　　他少治經史，《資治通鑒》、《貞觀政要》、《聖祖聖訓》等系統國學爛熟於心。亦深諳帝王權術，見解獨到，每每直切要害，一語中的。

　　登基前，已著有詩詞28卷，集詩作2755首，著文12卷，集文章171篇。內容政事典儀，社稷民生，河務水利等無不兼收並蓄，其文風樸實平和，其立意平實深遠。

　　他善騎射，知軍事，通兵器。8歲參加圍場固定靶較射，就曾連中三元，獲爺爺乾隆帝親賜黃馬褂。10歲時與爺爺乾隆帝、父親嘉慶帝在木蘭皇家圍場狩獵，一隻驚鹿馳來，他張弓搭箭，將其一箭射倒，眾人皆驚再獲乾隆帝親賜花翎及黃馬褂。

　　《乾隆御制詩》中有一首就是記錄道光帝以10歲童齡，飛羽射鹿的。詩曰：

　　堯年避暑奉慈寧，樺室安居聰敬聽。

　　老我策驄尚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

　　滿族尚武，騎射為先，皇族貴胄，更重其能。清王朝267年統治中，耄耋皇祖與垂髫幼孫，共馳獵場，奮勇爭先，是清皇家人倫一景。乾隆帝12歲時，隨爺爺康熙帝、父親雍正帝在木蘭圍場狩獵，爺爺康熙帝開弓射倒一頭巨熊後，為鍛煉皇孫膽氣，命他上前補射。驚變突生，傷熊未死，見人近前，直立欲撲。乾隆帝臨危不亂，張弓搭箭與之周旋。康熙帝急持獵槍，縱馬上前，將巨熊一槍斃命。

　　然而，12歲皇孫的鎮靜自若，從容應對，讓康熙帝喜動不已，連連誇讚：「此子誠有福。」

　　這次孫子旻寧10歲射鹿，比自己12歲射熊還「爭先早二齡」。憶盛年，自己一生的輝煌有望在這個幼童手中延續。已是八旬有餘的乾隆帝，又如何不高興感慨呢？

　　31歲(1813)那年，旻寧以皇次子身份，指揮弟弟、太監和宮中諸王大臣成功擊退襲進內宮的200名天理教徒，保衛了皇宮的安全。在養心殿附近，他親自用鳥槍一連擊斃兩個企圖攀牆進殿的教徒。未在京城的嘉慶帝接到奏報後，感動得垂淚誇讚他「有膽有識」、「可嘉之至」、「忠孝兼備」，認為「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遂加封他為「智親王」。

　　旻寧37歲繼承皇位時，已是一位文武兼修，心智成熟的帝王了。

　　他登基以來，生活節儉，控制開支，致力平定西北邊患。12年里，皇室費用被抑制，無謂貢品被裁撤，秋獮行圍被廢除，西北邊患被平定。特別是九戰九勝，將父親嘉慶帝在世時，就讓朝廷困擾不堪的張格兒武裝叛亂集團盡數剿滅，穩定了邊境，告慰了先帝。

　　觀其言行，可謂許身社稷，殫精竭慮，從未懈怠。可畢竟是將大清千秋扛於一身，道光帝兢兢業業下，愈加時刻惶恐自己德能遠不及先祖。特別是此時此刻的他，不斷困擾於夷人及鴉片，愈加深嘆西夷猖獗，海防不寧，邦本不固，愧對祖先。

　　他很矛盾，登基未久，即有不能得心應手的感覺。詩文中(《御路情懷》)時常有「行營較射憶當年」的豪情回憶，也有「舉目風光暗愴然」 的衰落感傷。有「仰瞻駿烈增欽慕」的自勵自省，也有「躬率追奔創業艱」的疲累迷茫。

　　是的，乾清宮列祖列宗畫像下，深夜孤燈時，這個清朝的第八位帝，常常心生鬱悶，慨嘆自己的力不從心。

　　張弓搭箭，逐鹿中原，問鼎天下，他不如創業先祖努爾哈赤、皇太極和順治帝；開疆拓土、安邦固本、宣威四方他不如盛世時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就連父親嘉慶帝任上，遇見的也不過是白蓮教、張格兒等武裝內亂的纖芥之疾。而自他臨朝，偏又內亂之上，添加了外患。最近夷船與鴉片的洶洶來勢更讓他寢食不安，隱隱約約中，他似乎感到有更急迫的威脅將要出現。

　　作為歷史事件的當局者，他渾然不曉，19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近代社會的開始。命運已將一頂「中國最後一個真正意義的封建帝王」的帽子扣在他頭上，他的腳正被動的被世界歷史大潮推進中國近代史的漩渦……

　　此時的道光帝，「頭腳分離」，步履艱難。清朝立國已久，他身為萬里江山的實際主宰者，頭腦里堅決捍衛祖制，誓死守成家業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決不動搖。

　　然而，列祖和先帝沒有給他留下外交與治海的絲毫經驗可供借鑒。在歷朝歷代中國之主的字典里，蠻夷之邦的唯一選擇，只有被征服，繼而稱臣納貢。萬裏海波，永遠是偌大帝國的最後一道防線。

　　誰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世界驟變，洋人雄起，諸強環立。

　　海波馱來了列強的軍艦，鴉片與槍炮洶洶殺進了帝國的腹地，風起於青萍之末，而終呼嘯於天地。

　　道光帝舉措失著，顯得慌亂不堪。

　　責任不容他懈怠，帝國需其支撐。此時，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新的挑戰出現，他只能急忙拔腳趕往，前去應對，或盲目堵截阻止，或違心被動適應。

　　他的帝王業績表現為：忙而無功，鮮有作為，疲於奔命之後只有失敗。

　　後世史家之筆，多形容道光帝因循守舊、掩耳盜鈴，抱殘守缺，錯開創新時代的大好時機，致使近代中國走上了自由落體的拐點。還諷其「晚年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是「一味自欺欺人」。其實，封建專制這塊短板兒，若不是堅船利炮相逼，讓哪個帝王放棄都不易。至於失敗者不願回憶舊事，迴避傷心的環境與敏感辭彙，卻倒也是常人心理。

　　道光帝悲哀反思時，尤為懷念祖父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這位著名的「十全老人」，這位雄才大略的祖父，讓後來者多生活在他的陰影里。登基後的道光帝經常躲在書房裡，「恭閱皇祖高宗純皇帝實錄」，「仰見皇祖之意」，「溯查皇祖高宗純皇帝大沛恩慈」，處理國家大事的方法也每每是「著照乾隆年間舊例」。本著愛屋及烏，乾隆年間多有得力的舊臣，也不忘時時獎彰。

　　然而，他從未意識到，或是內心隱隱想過卻不敢承認，就是乾隆帝，這位自稱「十全老人」的盛世帝王，給後來人留下的不僅僅有豐功偉績，詩酒風流，還有自他起就釀就的妄自尊大，閉關鎖國，以致偌大一個帝國最終盛極而衰的惡果。

　　痛定思痛，道光帝其實是在代先人受過，為祖宗買單。

　　夜郎乾隆帝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1792年9月26日)，歐洲國家最大規模的赴華使團，在馬戛爾尼勛爵(1737.5.14——1806.5.31)和喬治·斯當東(1737—1801)的率領下，乘坐擁有64門火炮的戰艦「獅子」號、容積為1，200登記噸的東印度公司三桅船「印度斯坦」號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從世界第一強國英國向東亞第一大國中國出發。

　　這是大英帝國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的一個使團，更是一個西方強國為向海外擴張，以尋找更廣闊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的叩關使團。

　　他們此行中國的具體目的是：

　　為英國貿易在中國開闢新的港口；儘可能在靠近生產茶葉與絲綢的地區獲得一塊租界地或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可以長年居住，並由英國行使司法權；廢除廣州現有體制中的濫用權力；在中國特別是在北京開闢新的市場；通過雙邊條約為英國貿易打開遠東的其他地區；要求向北京派常駐使節；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使團應該什麼都看看，並對中國的實力做出準確的估計。

　　對如何組建這個使團，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可謂煞費苦心，使團內集中了英國傑出的外交官、青年貴族、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近百人，加上士兵、僕役、水手共有近700人。攜有陶器、瓷器、掛毯、地毯、馬鞍、毛瑟槍、手槍、劍、炮、布料、羊毛、枝形掛燈、繪畫和天象儀等天文設備。特別是還有一艘象徵著近代化武力的「皇室號」戰艦模型，船上有戰艦配有一百門大口徑銅炮，在當時屬於威力無比的「大殺器」。光是上船登記就花了幾天的時間。

　　在英國人看來，這些都是英國君主贈與中國皇帝的禮物。 而在清朝的官員們眼裡，它們則是理所當然的貢品。可憐喬治三世家底盡出，明明是準備作為敲開清朝的門戶的糖衣炮彈，卻居然被收禮者視作不遠萬里而來的「朝貢」。當兩種心態以這種方式相遇，這樣的結局雖不能不令人哭笑不得，卻也是合乎情理。

　　9個月之後，即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1793年6月19日)使團經長途跋涉，終抵中國澳門。六月下旬(7月底)到達天津大沽口外，並於八月初十(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了乾隆帝，遞交了國書，參加萬壽節活動。

　　在此之前，中英人員在外交禮儀上，已發生過一次嚴重衝突。

　　按照清朝禮儀要求，覲見皇帝時要向皇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禮。馬戛爾尼認為這是一種難以忍受的屈辱，在英國，只有向上帝祈禱時，才雙膝下跪，覲見英王時也只單膝下跪和吻手。故他提出如果他向中國皇帝跪拜行禮，中國官員同樣要向英國女王像跪拜行禮。馬戛爾尼的觀點遭到中方官員斥責。從六月底到八月中(7月下旬到9月中旬)，雙方就禮儀問題爭執了近兩個月時間。此事惹怒了過度自尊的乾隆帝，他認為英使「妄自驕矜」，別有所圖，戒心大起，勉強同意英使可以「順其國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禮」。

　　覲見之後，乾隆帝對馬戛爾尼書面提出要求在舟山、寧波、天津等地貿易，在北京設貨棧，為英商提供一座停泊、居留、存放貨物的島嶼，為英商在中國內河運貨減免稅賦和公布關稅額例等一系列涉及兩國貿易和建交問題，均以與「天朝體例」不合，加以拒絕。並傲慢的告訴馬戛爾尼「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以後如果再到中國浙江、天津等沿海地區經商貿易，將被「驅逐出洋。馬戛爾尼就這樣沮喪地用一年時間來中國，又用一年的時間回到英國。而中國，在傲慢的乾隆帝誤導下，錯失了一次與西方先進技術交流的機會，繼續陷於閉關鎖國的迷夢裡

　　西方人曾這樣感慨：「中國與西方的接觸是比日本更早和更慢的；而且有很長一個時期，並沒有什麼西方控制的威脅，西方的各政府反而小心翼翼得與中國打交道，認為它是一個未知數，一個大國。但是中國對西方文明所表現的好奇心只是一種流行娛樂式的好奇心。西方沒有一種品質，沒有一個主觀信念真正引起中國人的共鳴，按照中國的價值標準，西方風格中沒有一樣會使人在丟掉它之後感覺丟臉」  。

　　表面上看，乾隆帝的自負傲慢是有理由的。

　　這位清代入關第四位皇帝，曾建有不世之功。

　　在他統馭的60年中，清朝攀升到了「康乾盛世」的頂峰。他治下的東方古國，GDP達到世界的51%，超過當時世界各國財富總和，人口達3.3億之眾，版圖亦有1，310萬平方公里之廣。他一生自得文武雙全：文有《四庫全書》，自己著詩42，613首，武功上同樣南征北討，戰功赫赫。

　　自認創下千古不及偉業的他偏好浮華，酷喜自誇。最為高潮的是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1792年11月16日)這天，乾隆帝興緻極高，頒下《御制十全記》，將自己一生的武功業績主動歸納為十點：

　　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翻譯過來就是：有「十全武功」——一是乾隆十二年(1747)平定大小金川；二是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準部；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次平定準部；四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五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平定緬甸；六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再次平大小金川；七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灣；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平定越南；九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平定尼泊爾；十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平尼泊爾。並從此自詡為「十全老人」。

　　其實，正是他執政期間，清王朝由強盛走向衰敗。

　　他不顧國庫空虛，六下江南，導致國庫乏銀；他用人失察，身邊寵臣和坤貪污錢物摺合白銀九億兩，等於當時全國12年財政收入的總和，成為歷史上世界最大的貪官；他政治腐敗，製造文字獄160多起，荼毒成千上萬無辜文人與家屬；他窮兵黷武，發動十幾次內外戰爭，引發白蓮教等農民起義；他思想禁錮，夜郎自大，拒絕中西文化貿易交流，錯過了與歐洲先進科學技術最好的交流時機。

　　最典型的莫過於這次與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交流與碰撞。在這次表面上失敗的接觸中，敏銳的西方人，看到「中國是一艘破舊的大船。150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的遇見了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中國根本就沒有現代的軍事工業，中國的軍事實力比英國差三到四個世紀 」，稱乾隆帝所領導的國家已成為一個「停滯的帝國」。

　　乾隆帝焉知，恰是他的驕傲自負，夜郎自大，禍及了他最為鍾愛，賦詩誇讚，10歲即能箭射飛鹿的皇孫……

　　簡論：

　　「射鹿稚童」——道光帝旻寧，不是一個幸運兒。當大清帝國江山交到他手中時，上距康乾盛世僅僅25年。而在他手中，大清卻一蹶不振，從此步入衰微。是旻寧昏庸無能，荒唐腐敗所致？尚不能這樣斷論。如按帝王「劃型」評價旻寧，可以看出，他雖不是掃清六合，蕩平八荒的開國之君；不是繼往開來，力挽狂瀾的中興之主；也算不上胡作非為，游龍戲鳳的荒唐帝王；更無所謂大廈將傾，泣告祖廟的亡國之君。其儉樸謹慎之風亦非完全平庸，似可歸作一個上賴祖宗蔭德，下靠股肱大臣鼎力輔佐的守成皇帝。

　　中國近代歷史之所以在他執政時成為分水嶺，究其原因，是他的祖父乾隆帝、父親嘉慶帝給他留下的包袱太過沉重了。

　　正如戴逸先生所言：「歷史經常被迷霧籠罩著。18世紀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在滑向衰世凄涼。」

　　美籍華裔史學家徐中約也認為：「乾隆統治下的燦爛輝煌已經播下衰敗的種子。」 並分析其原因是：「中國過度沉溺於奢靡，而忽視了根本問題。人口增長超過了土地增長，導致人均土地佔有量的下降；軍務廢弛；腐敗與陋規在帝國官僚中廣泛蔓延，這些問題造成所謂『王朝循環』這一歷史圖景的再現。到1775年(乾隆40年)，清王朝的國運走下坡路了。」

　　還應看到的是，與西方新生資產階級國家相比，大清帝國的「生產關係仍然是舊的，封建社會的固有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 。閉關鎖國，重農抑商，吏治腐敗，科技落後……。

　　英國學者馬森評價中國封建政府的封閉時說：「與世隔絕的一個重要後果是阻礙了它的發展，歐洲文明是猶太人、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和遙遠的西亞各國人民創造的各種文明相融合的產物，而中國文明只是土生土長的。 」

　　侵入東北的英國海軍軍官賓漢，在他的《英軍在華作戰記》中狂妄地攻擊道：「中國是個長期愚昧而又驕傲的國家，是一個沒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動力的國家，是世界範圍內落後國家的成員之一」  。

　　歷史是一個曲折的演進過程。然而，改變整個歷程的，往往就是那重要的關鍵幾步，亦是目前仍在熱說的「重要機遇期」。強調「膝蓋禮節」的乾隆帝錯失了機遇期，沒能抓住有利時機，融合兩塊大陸上最為成功的經驗。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曾天真地設想：「如果那個早於別國幾個世紀發明了印刷與造紙、指南針與舵、炸藥與火器的國家，同那個馴服了蒸汽並即將駕馭電力的國家把它們的發現結合起來。那麼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使雙方都取得飛速的進步，那將是一場什麼樣的文化革命呀 。」

　　嚴酷的現實是乾隆、嘉慶二帝把一個封閉期隔絕，看似輝煌，「盛世」不盛，實如累卵的爛攤子，心滿意足的交到了道光帝旻寧手裡。25年後，一朝山河失色，君王美夢破。在一系列新的危機爆發麵前， 才能氣魄均平平的旻寧，又怎能挽狂瀾於既倒？

　　錯失良機的龐大帝國，開始其無法逆轉的倒塌。縱有其後所謂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之類所謂名臣只手補天，然而頹勢已成，制度的失敗讓清朝已經徹底輸在了起跑線上。而後，當中國在巨大的震痛中醒來時，四萬萬人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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