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粵語片是重要的文化遺產

方言電影是在少數國家才存在的一種電影工業現象。在歷史上中國電影不僅有正統的國語片，還有粵語片、廈語片、潮語片等多個方言電影品種，其中粵語片在香港之繁榮與長盛，可以與語言覆蓋範圍更廣的國語片分庭抗禮。

前幾年在香港有一群影評人及學者，為了弘揚粵語電影文化，成立了香港粵語片研究會（CCSA），標誌著華語電影中最重要的一種方言電影，終於有了專門的研究機構，這恐怕是華語電影界前所未有的一件事。

今日的香港電影普遍都說廣東話，該研究會所關注的粵語電影乃是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一個術語，專指「二次大戰後開始，迄1972年在香港生產、以廣東話發音為主的電影」。

之所以作這種區分，因為二戰後香港本地影業勃興，50年代因大陸易幟，許多老上海電影人南下，進一步帶動香港電影騰飛，當時香港市場上主要有西片、國語片、粵語片三類（其他小眾方言片另有若干），這個順序也是這三類片種受歡迎程度和觀眾層次排名。

換句話說，粵語片當年在香港的主力觀眾群是市井平民和老弱婦孺，非常普及，但觀眾層次不高，影片文化價值被輕視，海外影展曾排斥粵語片的參賽。

和同期的國語片比起來，粵語片的確存在粗製濫造的情況。50年代香港每年出品粵語片不下於150部，有「七日鮮」之說，業內有抱負之人對這種局面感到痛心疾首，發起了第三次「粵語片清潔運動」，中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立的。

中聯是粵語片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借用李鐵《危樓春曉》中的台詞，這家公司繼承了五四文學傳統，有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理想。公司資金不足的時候，中聯員工紛紛解囊，把自己的片酬折算成投資。

《苦海明燈》的導演秦劍虛懷若谷，在工作人員指出製作上的缺陷後，當即補拍了20多天，這在當時又可以多拍一兩部新片了。

還有主打青春靚麗明星的光藝公司，捧出了謝賢、嘉玲、南紅，主拍黑白時裝片，迎合小康和中產階層的趣味。

60年代前期，粵語片步入黃金期，年產量超過200部，在國語片的強勢競爭下，技術條件也有提高，其中粵劇和歌唱片占相當大比重。但至60年代中後期，香港影壇成為邵氏國語片的天下，粵語片一度式微。

直到1973年，師承秦劍且熟悉西方電影的前光藝台柱楚原，在邵氏翻拍《七十二家房客》，並堅持拍成粵語，奪得年度票房冠軍，連同許氏兄弟的粵語喜劇，才使粵語片重新崛起。直至今日，粵語電影依然是香港電影的主流。

粵語片的類型並不複雜，粗略地可以分為「文」、「武」兩種。

「文」是「文藝片」，襲自上海電影的一種傳統類型，內容是家庭、愛情和日常生活，傳達老套的倫理意識，催人淚下。或是粵劇——也叫廣東大戲——的舞台紀錄片。

「武」的是武俠片，其打鬥脫胎自粵劇的龍虎武師，取材清末廣東民間故事，比如南少林江湖傳說，方世玉、洪熙官、陸阿采等人物是電影取材對象。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系列拍了近百部，影響巨大，堪稱70年代以李小龍為代表的時裝功夫片的前身。

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少林拳》

如果說香港的國語電影生產是類似於好萊塢大片廠模式的正規軍，粵語片就比較像靈活的游擊隊，又多又快又省，嗅覺靈敏，因地制宜，這種方式已經融化到今天香港電影人的血液當中。

保護、發掘、研究四五十年前的粵語電影，不應該只是中老年影迷懷舊情緒的維繫，而應該成為粵語文化圈乃至華人文化圈共同的志業。視聽遺產的保護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每分每秒都有很多影像資料在不可逆轉地死亡，粵語片也不例外，它現在面臨的難題還有不為人知且飽受偏見，讓更多人認識到粵語片對華人社會不可估量的文獻價值和文化價值應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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