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的重要性」？|消費文化、婚外包養與都市女性的「尊嚴經濟」

「時尚的重要性」？——

消費文化、婚外包養與都市女性的「尊嚴經濟」

作者：肖索未     來源：《婦女研究論叢》引廣州初夏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和Lucy相約一起做頭髮。等我大汗淋漓地趕到美髮店，Lucy已經等得快不耐煩了。我跟她解釋說公交車不準點，她用帶著濃重廣東口音的普通話「教育」我：「我叫你打車的嘛。看你出這麼多汗，很沒樣子，省這點小錢做什麼呢？」我抱歉地笑笑，拉著她一起討論髮型。她準備將大波浪拉直，留了三個多月了，想換造型，建議我燙成小卷——時下最流行的髮型。聽到我在260元的韓國燙髮水和150元的國產燙髮水之間選了後者，Lucy立馬和髮型師插話說：「不要，給她用韓國的。」接著轉過頭來繼續「教育」我：「你怎麼會選那個(國產的燙髮水)呢？沒省多少錢，但是對你的頭髮不好。」我沒有堅持，儘管對這兩種燙髮水到底會有多大的差別心存懷疑，但到埋單的時候，我只需要付國產燙髮水的價錢，而Lucy分文未付。看我疑惑不解，Lucy向我解釋，美髮店老闆是她的前男友，他們分手之後還是朋友。

Lucy，26歲，廣州本地人。三年前與一位香港已婚的建築師在一起後便不再工作，由男友供養，成為人們通常所說的「二奶」。她在廣州的日子看起來光鮮愜意，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門就打車；用雅詩蘭黛和迪奧的化妝品，背LV包包，掛Gucci的手機鏈；每日與朋友們出入咖啡廳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購物，到各地旅遊。

Lucy是我訪談的處於包養關係中的廣州本地女性中的一例。和Lucy一樣，她們大多時尚靚麗，追求有品位高消費的生活。通過深描和分析城市女性進入、維繫(以及計劃離開)包養關係的過程與策略，本文將探討她們對時尚消費和親密感情追求中的矛盾和衝突，並進一步闡釋消費文化、本土性別觀念和社會網路如何互相交織，形塑她們的身份認同、群體歸屬與親密關係選擇。

市場改革以來，中國的城市社會經歷了一場消費革命，各種此前聞所未聞、甚至無從想像的商品和服務都被引入國內市場[1]。在大眾傳媒、公司廣告的推動下，消費文化日益興起，重新建構著關於現代生活方式和社會身份的想像。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幫助新興的中產階級自我定位為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中老練的「公民—消費者」[2]。昂貴的奢侈品和休閑活動向市場改革中崛起的經濟精英們推銷著一種值得渴望的生活方式，並成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徵[3][4][5]。社會地位較低的低收入群體也不遺餘力地按照新標準消費。一些研究表明，消費為那些在新的社會秩序中對自身的位置缺乏安全感的群體，如農民工，提供了一種融入城市文化並獲得現代身份的感受①[6][7][8]。

正如社會學家指出，消費除了滿足個體的需求之外，有著重要的社會和情感意義，對於消費行為的理解必須放到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中進行理解。一些學者指出，消費往往是一種尋求競爭性身份地位的行為，比如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 B.Veblen)在關於「炫耀性消費」的經典闡述中談到，人們消費特定的物品是為了顯示出「高人一等」的地位，從而獲得他人的艷羨或重視[9]。消費不僅是一種「區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時也是建立人際紐帶的途徑。人們往往通過為他人購買和贈送商品來表達關心和愛意，從而建立和維繫社會關係[10]。在消費主義日益興盛的今天，情感的表達已經越來越被市場所主導，已經形成某種高度依賴於商品的「愛的物質文化」[11][12]。一些新近的研究指出，消費日益成為在社會群體中確立成員身份、獲得認可和歸屬的重要方式。很多時候，人們購買特定的物品或服務與其說為了獲得讓令人艷羨的優越感，不如說更多為了獲得他人的承認和尊重，以享有社會交往的平等機會。比如，社會學家阿里森·普赫(Allison Pugh)通過對兒童消費文化的研究提出「尊嚴經濟」(economy of dignity)的概念，意指確認個體是否有資格參與群體活動並從中獲得認可和歸屬感的社會意義系統。普赫發現，流行的玩具和消費經驗構成了兒童之間社會交往的重要話題，即兒童「尊嚴經濟」的重要籌碼，如果缺乏被群體認可的消費經驗，就容易被排除在群體生活之外，難以獲得同伴的認可和群體歸屬感[13]。

本文借鑒普赫的「尊嚴經濟」的概念，強調消費行為與個體尊嚴和群體歸屬之間的重要關聯，著重闡述時尚消費對城市女性的身份認同和社會生活的形塑，並分析在劇烈的社會流動中維持特定的身份和群體歸屬對這些女性的特殊意義。文章還將深入描繪女性消費文化與親密關係的勾連，並嵌入中國市場轉型期的性別秩序中展開討論。市場改革以來，本質主義的性別文化興起，男女之間性別分工和差異的「自然化」得到了空前的強調，女性的身體、外貌和角色在消費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被視為一種不可多得的資源，使女性身體走向商品化、客體化的消費時尚[14]，消費女性也成為新貴群體進行成員選擇和結盟的重要手段[15]。與商業化的性消費相比，擁有情人則更能彰顯男人魅力和社會地位，因為「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錢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能力無疑是對其男人味和社會地位的終極證明」[16]。

與此同時，在親密關係中，性別分化也進一步彰顯。一方面，由於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性別歧視，使得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在市場中往往缺乏獲得物質資源的平等機會，很多女性的消費能力要高度依賴親密關係中男伴的經濟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對於女性的供養被建構成情感表達的重要因素，在親密關係中男性滿足女性的物質要求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榮耀的。在消費文化和性別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對於缺乏市場機會、來自中下階層家庭的城市女性而言，與有錢男性的婚外親密關係不僅使她們能夠實現心神嚮往的現代都市女性身份，而且幫助她們獲得和維繫有尊嚴的社會生活。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於筆者於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以及2007年6月、8月在廣州和寧波進行的關於婚外包養的田野調查。筆者對婚外包養的界定採取「社會生成」的方式，即由知情者給我介紹他們認為的處於婚外包養關係的當事人，然後分析這些關係的特點，由此總結婚外包養的通常理解。本研究收集到的個案具有三方面的相似性：(1)相對長期的同居關係，往往有固定的共同居所；(2)同居關係中一方為已婚男性；(3)另一方為男方合法配偶外的女性，並在經濟上由男方供養。筆者對16位在包養關係中的女性(即俗稱的「二奶」)進行了多次深度訪談，到受訪者家串門，並參加她們的日常娛樂和社交活動(比如朋友聚會、泡吧、唱卡拉OK、逛街、美容美髮)。其中7人是廣州本地人，多數為初中或高中學歷，她們的男伴多為生意人或高級白領，其餘9位是外地女性，為尋求工作機會來到廣州或寧波。本文的分析以廣州本地女性的生活經歷為主②。為保護受訪者，文中出現的人名均為化名③。筆者從受訪者主體視角出發，通過情景化(contexualized)的方式闡釋婚外包養關係對城市中下層女性的意義，將其個體選擇嵌入具體的社會情境中進行分析，透視城市女性的親密關係與其人生軌跡和社會生活的勾連④。為了更好地展示社會情境對個體生命的影響，下文將深描Lucy的案例並輔以來自其他受訪者的材料，來對相關議題進行闡釋和分析。二通過消費維繫自我認同和群體歸屬

Lucy生長在一個工薪階層的家庭，父母在她上小學的時候離異，她跟母親和外祖母一起生活。18歲時，Lucy交了第一個男朋友，比她大兩歲，是做生意的，兩人感情發展順利，並有結婚打算。在交往的五年多里，Lucy不再工作，由男友供養。後來男友生意失敗，提出分手。「他覺得我會拖累他……那個時候他也認識了另外一個女孩子。」回憶往事，Lucy依舊感到委屈。

分手後，Lucy去了深圳，在朋友的幫助下開了一個飾品店，但生意不好，不得不繼續依靠朋友給她介紹的追求者所提供的經濟支持來維持生活。直到半年後遇到她的現任男友——一個已婚的香港建築師。「我不喜歡他」，Lucy坦言，「但我需要有人照顧我」。關係確立後，Lucy關了店鋪，回到廣州，男友給的每月10000塊錢左右的生活費，夠她基本的日常開銷，包括租房、打車、和朋友外出吃飯、泡酒吧和咖啡店。

這三年間，Lucy也曾嘗試找過一些工作，她有高中文化，學過一些平面設計，朋友給她介紹一些辦公室文員的工作，月薪在2000元-2500元，但每份工作都干不過一個月，用她朋友的話說：「一個月掙的還不夠她逛街一次花的呢。」

作為時尚美女，Lucy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她說：「對女生來說，樣子是最重要的。好的樣子讓你感覺很好。」對她而言，「美麗的女性形象」首先意味著通過消費生產出白皙的皮膚、精緻的妝容和性感的身材。為此她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每天出門前化妝1-2個小時，每周做一次美容，每年至少換兩三次髮型；她還花了1萬塊錢隆鼻，並考慮去做個腹部抽脂手術。正如女性主義學者蘇珊·波多(Susan Bordo)指出，受市場利益驅動的各種流行廣告和商業形象已經重新定義了女性身體的「正常狀態」，並通過建構女性的主體性來發揮作用[17]。在市場改革時期的中國，外貌被認為是「自然」的女性特質，構成了女性「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18]。美容產業的興起極力向大眾傳達了這樣一種文化信息：美麗的外表並不是那些天生麗質的人所獨有的，相反，任何一個認真對待並儘力表現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獲得。其次，「美麗的女性形象」也是一種通過消費對自身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的展現。Lucy相信名牌，對此知之甚多。她相信使用名牌可以使人看起來更「高級」，也更「漂亮」。因此，對品牌和時尚的了如指掌和恰當使用也是她保持理想外表的關鍵。為了跟上最新的時尚動態，Lucy會定期(一般每月一次)去香港逛街，並經常更新衣櫃和化妝品。

身體是Lucy需要進行投資的一項資產，以保持對男人的吸引力。她越是性感時尚，就有越多的男性追求，得到男人們的喜愛和追求是其女性魅力的重要體現。與此同時，保持對男性的吸引力也有工具性的意義，便於建立親密關係以獲得經濟上的資助。

更為重要的是，時尚的物品和生活方式是Lucy維繫自己在朋友圈子裡的身份地位的重要憑證。Lucy的閨蜜們是一群在廣州土生土長(或小時候就隨家人搬來廣州)的女孩子。她們年輕漂亮，裝扮新潮，在一起只說粵語。Lucy與她們相識很久，有幾個一起長大，有幾個是上學時候的朋友，還有幾個通過彼此的朋友相識。她們中除了個別自己做生意，大多依賴男友供養(一些是正牌男友，另一些則跟Lucy的情況類似)。Lucy告訴我，與閨蜜們相比，她算「過得很慘」了。她們中有人在二沙島(廣州最昂貴的居住區之一)擁有一套別墅，有人開雷克薩斯或賓士，還有人把剛過季的普拉達(Prada)手提包送給家裡的保姆了。和女友們在一起聊天的最主要話題就是美容、新款的名牌包、衣服、化妝品以及男人。Lucy說：「如果你什麼都不懂，她們會覺得你很沒意思，懶得理你了。」Lucy還記得一次一個朋友背了個當地品牌的手提包去聚會，被女伴們奚落了好一陣，「大家問她是不是剛從農村回來」。

換而言之，在Lucy生活的成人世界裡，時尚消費是其「尊嚴經濟」——確認個體是否有資格參與群體活動並獲得認可的社會意義系統[13]——的重要籌碼，用以維繫社交活動和群體認可。對Lucy而言，使用品牌化妝品、奢侈品牌的包包以及參加各種昂貴的消費服務與其說是為了彰顯「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不如說更多地是為了獲得同伴的認可和接納，維繫在原有社會網路中的成員身份，避免被朋友圈子邊緣化或排斥⑤。在市場改革帶來的階層結構的巨大變遷中，消費已經成為人群分化的重要標誌。社會階層的劇烈分化使得人們對自身地位產生了高度不確定和不安全感。通過消費跟上主流推崇的生活方式，維繫與原有社會群體的連接與其說是為了獲得向上流動，不如說是為了避免遭遇向下流動的尷尬境地。Lucy極力避免因經濟匱乏而無法維繫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消費不足」而與原有的社會網路脫節——這將使她陷入向下社會流動的危機體驗⑥。

與Lucy相似，受訪的其他廣州本地女性進入包養關係多是長期由男性提供經濟支持的一個延續。這些女性大多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從20歲左右就開始沒有固定工作，成為全職女友或者全職太太，他們在戀愛或者婚姻關係破裂的時候可能短期從事比如服務員之類的工作，但是很快會進入另外一段關係，繼續由男性供養。對這些女性而言，進入穩定的、有婚姻期待的兩性關係是最佳選擇。然而，隨著社會分層的加劇，並不是每個(單身)男性都有能力供養並支持她們的消費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與經濟穩定的、已婚男性的親密關係只是她們連續性的、由男伴供養的戀愛關係中的一段，是未能遇到結婚對象時「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計。

一些受訪者也曾夢想自己賺錢過上好日子，如阿菲，「我想找賺錢的工作，沒學歷啊。我想做生意，沒錢投資啊」。這些廣州本地女性沒有人擁有高中以上學歷，她們本身的家庭也不富裕。儘管與許多我訪談的外地打工妹相比，她們可以依賴社會關係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但遠遠無法支持她們為維繫原有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所需要的消費水平。三包養關係中的交易與尊嚴

在當地盛行的性別觀念中，親密關係中男性對女性的供養備受鼓勵和推崇：男人供養女人不僅是自然的，甚至是合理的。受訪女性身邊的不少女性朋友、親戚和熟人都是靠男人養活的，不一定作為二奶，而是正牌的妻子或女朋友。對於這些女性而言，被男人養著沒有什麼問題，差別只是在於是否(有可能)結婚，而能不能遇到理想的結婚對象很大程度上倚賴「命數」。比如阿雪的妹妹嫁了一個本地人，妹夫近年來生意越做越好，錢賺得越來越多；因而妹妹過上了閑適的生活，每天喝茶、逛街、打麻將。對比妹妹的「好命」，阿雪說：「我的命不好，我的第一個(男人)是嗨葯(即吸毒)的。」然而，與受法律和社會習俗保護的婚姻關係不同，婚外包養關係對於男性的行為幾乎沒有社會約束，而女性需要運用各種策略如甜言蜜語、額外的「情感勞動」等實現自己的需求。

憑藉男友每月給她的生活費，Lucy在廣州的日子還不錯，但對於她想要購買的奢侈品而言，這些錢是不夠的。因此，Lucy需要想辦法向男友討要更多財物。她說：

香港人很虛偽的，你接觸多了就了解了，嘴巴上很好聽的，但是不會去做的。他說：我很愛你啊，我想給很多的錢你啊。但是，我現在很窮啊，沒錢啊，我沒能力啊。其實他有錢的，就是不想給，還裝出可憐的樣子。(怎麼知道他有錢？)他過幾天就給自己買東西了，什麼槍啊，衣服啊。

Lucy從男友處得到的金錢數額並不是嚴格固定的。男友每次來找她的時候都會給她幾千元，具體數額同Lucy的需求有關，因此，找到讓男友覺得合理的理由很關鍵。相處三年來，Lucy發現，相比於購買奢侈品，男友更願意為一些實際的需求買單，如安裝和更換家庭設施、支付醫療費用以及給家人購買生日禮物。因此，Lucy會編些故事來向她的男友要錢，比如親戚過生日或家裡某個電器壞了。「但這種借口不能用多了」，她說，「他會懷疑的」。而節假日、生日以及周年紀念日則是Lucy向男友討要貴重禮物——尤其是她想要的奢侈品——的重要時機。

對於男友口頭表達的愛意，Lucy並不全然相信；甜言蜜語僅僅是為了得到她的忠誠，但她藉機向他提出各種物質方面的要求，以作為愛的證明。為了向男友表明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常常向他展示女友們從男友處獲贈的禮物，Lucy說道：「我跟他說貝貝生日的時候，她老公送了她一輛雷克薩斯。我說我知道你錢沒那麼多，你給我買個浪琴的手錶好不好？」Lucy深諳「愛的物質文化」[12]，通過強調禮物交換的情感意義和圈內行情，Lucy促使男友用物質來「兌現」他的愛；對照那些更為富有的朋友，她將自己的物質訴求表述得合情合理。

不僅如此，Lucy還通過付出額外的情感勞動「掙得」物質回饋。在婚外包養關係中，被包養的女性一般來說都會從事大量的情感勞動，忍受情緒暴力、壓抑負面情緒或迎合對方需求，以使男友在家中感到放鬆、受到遵從並獲得良好的自我感覺[19]。然而，當Lucy期待得到一份昂貴的禮物時，她會花費額外的力氣來討好男友。例如，在她生日的前一個月，Lucy向我多次抱怨男友最近如何惡劣地對待她。她說：「要不是他答應給我買LV包包做生日禮物，我才不忍他呢！」

與其他處於包養關係中的女性(尤其外地打工妹)相比，Lucy對自身感情的工具性使用最為純熟。一次我同Lucy一起吃火鍋閑聊，她向我列數了近期她從男友處得到的昂貴禮物。正為自己的聰明和伎倆得意之時，她突然說道：「大家都有付出嘛，其實我付出的更多。他付出的是錢，我付出的是青春啊。雖然他管不到我，但是每個月要見兩三次的，要陪他。」

Lucy試圖用這種公平交易的邏輯告訴我，她得到的是對其付出的合理回報。她既不是不勞而獲，也不是靠色相騙取男人錢財的女人，她僅僅是親密關係遊戲中的一個誠實玩家。公平交易邏輯幫助Lucy合理化了她目前的親密關係處境：男友從她這裡獲得身體和情感上的愉悅，她以此換得經濟上的實利。在很大程度上，她有意識地商品化了身體和感情，將它們當作通過投資能夠產生經濟利益的「資本」。但為此她也不得不付出不小的代價，比如失去對情緒的掌控能力。Lucy說：「我以前脾氣還可以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壞了，Betty她們也這麼說，很容易著急，生氣，都是被他害的。我有的時候真的是很氣啊，這裡很難受(捂胸口)，悶得厲害，還要忍他。」

儘管Lucy有意識地通過情感上的付出獲得經濟上的補償，但她拒絕一味隱忍受氣，並積極捍衛自己作為「女朋友」的情感底線和權利。當男友表現得過分粗魯或不可理喻的時候，她會作出反擊。比如，有天晚上，Lucy參加朋友的生日聚會，大家玩得正高興，Lucy的男友打電話過來，得知女友在酒吧後，開始發脾氣。Lucy下樓哄了他40多分鐘，對方依舊不依不饒，Lucy決定不再忍受：

他跟我說：我很不喜歡我的女朋友泡吧；我很不喜歡我的女朋友喝酒；我很不喜歡我的女朋友喝醉；我很不喜歡我的女朋友跟其他男仔玩。我說：這就是我喜歡的生活方式啊。他說：那說明我們兩個不合適在一起。我說：是啊。他氣得要命。後來我就跟他講：我不跟你多說了，我要進去了，他們在等我了，就把電話給蓋(掛)了。他氣死了。

我不是他的傭人」，Lucy解釋道，「他說他喜歡我，很愛我，那他怎麼會這麼對我呢？」Lucy的爆發不僅意在提醒她的男友，他在情感上所求過多付出太少，並再次強調了他們之間親密關係的界限，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彼此尊重和情感上的相互付出。雖然很多時候為了維持這段關係，Lucy不得不在事後為自己的「衝動」而向男友道歉，但也有時候她的「反擊」則幫助她成功地把握了關係的主動權——包括那次在酒吧掛了男友電話。幾天後，她的男友打電話向她道歉，並提出送她一盒高檔化妝品以表達歉意。成功的反擊不僅使Lucy填補了情感赤字，還給她帶來了物質利益。對此，Lucy如此認識，「男人很賤的，他們覺得太容易得到了，就沒有興趣了」。

除此之外，Lucy還要求男友對她保持忠誠，不能約會其他女性，只要發現他勾搭女生的蛛絲馬跡，她就會提出抗議。一次，男友來廣州看望她時，一個深圳女人給他打了很多電話，發了很多簡訊。Lucy懷疑兩人有瓜葛，於是生氣地對她男友說，如果他愛她，那就不要和其他女人通電話。儘管男友並不心甘情願，但為了證明他的忠誠和體貼，還是照做了。

在分享了擊退潛在競爭者的成功經驗後，Lucy提醒我說：「我不是因為我喜歡他而生氣，而是我覺得我配他多了，還要啃他(忍受他)，他還扣女(泡妞)。」Lucy將男友對她的忠誠視為自我價值的一種確認：作為年輕漂亮的都市女性，她在親密關係市場中具有較高價值，愛和忠誠是親密關係中地位較低的一方給予地位較高的一方的回報。與此同時，積極要求男友在情感和性關係上的忠誠也是Lucy將自己所處的親密關係與交易性性關係區分開來的重要方式，幫助她確認和維護自己在這段不受法律和社會習俗保護的關係中的權利和地位。

在受訪的廣州本地女性中，Lucy是其中最善於在親密關係中爭取經濟和情感「利益」的一位，對待親密關係更類似於在進行一場公平交易的市場遊戲。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Lucy對其男友的浪漫情感的投入是最少的。其他受訪女性與男伴的情感依戀程度各有不同，但也會採取各種不同的議價策略，比如，每月應該得到的金錢數額，應得的禮物，男友陪伴她們的時間以及情感付出。這些城市女性對於如何在親密關係中將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表現得積極而富於策略，她們在親密關係中的談判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們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網路，而有效的支持網路對城市女性在包養關係中佔據主動是至關重要的。

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女性處於單純的市場契約和家庭契約之外的親密關係中⑦，在矛盾衝突的性話語和性倫理中建構自身生活的意義。對於包養關係中的城市女性而言，她們對於包養關係的總體性認知趨於類婚姻/戀愛關係，以區分於單純的錢色交易。男性提供的金錢和物質被賦予了重要的情感意義：男伴提供共同的居所代表了一種穩定關係的承諾，每月的供給是對她們的生活照顧，禮物則是表達愛意的重要符號；她們也就男性的情感付出有所要求，尋求經濟供給與情感付出之間的相對平衡。與此同時，一些女性也借用「公平交易」和「個體選擇」的市場邏輯，一定程度上將包養關係工具化和去感情化，擺脫家庭倫理對她們性/情感忠貞的束縛，在缺乏制度性保護、地位不對等的包養關係中尋求更多的主動性和安全感。四包養關係之外的社會支持網路

因為男友一般每月只過來兩個周末，Lucy有大把的時間自己打發。她的一天通常是這樣度過的：睡到中午，隨便在家吃個午飯，比如下碗方面便，然後打一圈電話，約上幾個閨蜜購物或做美容，之後再去咖啡店小坐聊天。傍晚和朋友們相約晚飯，晚飯後，再和另一群朋友一起去酒吧或卡拉OK。

在與閨蜜們的下午聚會中，她們分享各種最新的時尚資訊以及美容小訣竅。比如，一個朋友告訴Lucy，用藍色睫毛膏可以使眼睛看起來更明亮動人。如果有人剛去過日本或香港的話，則會將她們了解到的信息廣而告之。她們還互相交流對付男人的經驗和技巧，比如，如何保持對男人的吸引力，如何讓男人出錢給她們買她們想要的昂貴商品，男人的某些行為代表什麼，等等。

除了交流各種技巧訣竅，Lucy還從女友們那裡得到情感支持，比如，當她和男友吵架、受氣的時候，她最好的朋友會安慰她。此外，她的不少女友——尤其是那些同樣要在經濟上依賴男人的朋友——往往也需要對她們的男友進行「情感勞動」，忍氣吞聲或刻意討好。她們聚在一起時，會紛紛抱怨她們的男友，並為彼此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鳴不平。她們會用貶損的語言來稱呼她們的男友，比如把他叫做「傻閪(hai)」(即「傻B」「白痴」)，抖露男友的醜事，炫耀自己背著他「扣仔」(「找其他男人」)，以此宣示自己對男友的某種象徵性勝利。通過這種「集體泄憤」的儀式，Lucy釋放了她在情感付出上不對等的包養關係中遭受的某些苦痛和委屈。

除了閨蜜圈，Lucy在廣州還有很多朋友和熟人，其中大部分也都是廣州本地人。她每天出入各種咖啡館、餐廳、酒吧和夜總會，進一步拓展了她的社交圈，為她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每當她與男友吵架，男友暫時中斷對她的經濟支持的時候，她可以向朋友們借錢或通過朋友介紹工作來維持生活⑧。

其他六位廣州本地女性也都有類似的支持網路。和Lucy一樣，她們通常都有一群閨蜜以及從小建立起來的社交關係網，這是她們物質和情感支持的重要來源。住在廣州市郊的四位離異婦女在十幾歲時便成了朋友，十多年來她們依然通過不同的方式互相支持。在調研期間，這四位女性都由已婚男人供養。她們幾乎每天呆在一起，搓麻將、購物、吃飯、去酒吧、去卡拉OK唱歌，還一起外出旅遊。阿菲每天醒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阿雪討論那一天她們想要做什麼。當她為同男友的關係感到煩惱的時候，她就會打電話給其他三人來尋求安慰或建議。她說：「跟她們說也沒什麼用，心理感覺好點。」

這些住在廣州市郊的女人們也都受益於一個由親戚和熟人所構成的社會關係網。阿婉是這四個二奶中經濟來源最不穩定的一個，她的男友是當地一家建築公司的工頭。由於只有在工程結束後才能拿錢，有時他會沒錢給阿婉。在缺錢的時候，阿婉就會請親戚朋友給她介紹工作，在男友掙到錢後，她再把工作辭掉。我在廣州做調研的那一年中，阿婉做過兩份臨時工，其中的一份工作是在她朋友開的夜總會裡當部長，另一份工作則是她阿姨介紹的，在廣東本地的一家流行服飾店做收銀員，但每份工作她都沒幹滿兩個月。

這些廣州本地女性所建立和維繫的社會關係網給她們帶來了應急的物質資源，給予她們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幫助她們度過親密關係中的「不穩定期」。這些女性所積累的社會資本也使她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在某個時刻決定是否要中斷這段關係。　　五對未來的打算：嚮往婚姻

一天晚上，我陪Lucy回她的公寓去拿兩本她向我推薦的書。知道我研究親密關係，她建議我讀一下張小嫻的書，這位香港作家對兩性關係有著深刻的洞見。在開門前，她提醒我房間很亂，因為她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打掃了。她將堆放在米色長沙發上的衣服推至一邊，給我騰出坐的地方，然後快速清理了茶几上的一個吃剩的面碗。「中午吃的，我懶得收拾」，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你是個女的，所以被你看見也沒關係」。

她給我拿來了張小嫻的書，大聲地朗讀了其中她最喜歡的一篇文章《將來的那個人》：　　想知道自己是否愛一個人，只要想像一下，當他年老，卧病在床的時候，你願意照顧他嗎？想到他老病的時候，你已經有些沮喪，那麼，他決不是能夠跟你廝守的人……當你年老，病在床上的時候，你也願意由他來照顧你嗎？只要他在，你就放心了。那麼，他是你尋覓的人。你只希望他是來探病的朋友，而不是夜裡抱你上廁所的人呢，那麼，你要找的人，不是他。在最軟弱的時候，你會想念的那個人；在那個人最軟弱的時候，你會憐惜的，你們才是彼此將來的那個人。

Lucy似乎就是用這篇文章的觀點來檢視她對男人的真實感受的。她向我袒露了之前有一位條件不錯的追求者，而且單身，「我不喜歡他，就是拿他解悶的，一起玩。但是他要是生病了，我肯定馬上就會逃開；如果我老了，我也不會願意是他抱我去上廁所。所以我覺得自己肯定不喜歡他，後來就分手了」。

Lucy26歲了，家人已經開始催促她快點結婚穩定下來。她向家人隱瞞了她同香港男人的關係，只是告訴他們交了一個男朋友，但不夠結婚對象的條件。為了安撫家人同時避免成為剩女，Lucy設定了一個目標，要在28歲之前結婚。問及對另一半的要求，她說了三條：合眼緣/有感覺、對她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Lucy說：「我要求很低的，有房有車，每個月可以收兩萬就可以了。」2005年，廣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8287元，這個「很低」的要求超過了90%的廣州人的收入水平。

作為漂亮女生，Lucy在朋友們的派對上遇到過不少追求者，但迄今沒有一個開花結果。此外，Lucy還上交友網站尋覓結婚對象，收到了很多男性的詢問和關注，從中等收入的白領到商人和企業家。然而Lucy所面對的困境在於，她很難找到一個既認真對她又有良好經濟基礎的男人。對一些認真的追求者，Lucy不滿意他們的經濟實力；諷刺的是，她對那些擁有良好經濟基礎的追求者常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例如，Lucy如此評價她曾經約會過的一個男人，這個男人35歲，在廣州有一家公司：「條件這麼好的男人怎麼還單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樣就是玩玩的。」她的包養經歷著實讓她很容易懷疑男人的意圖。

談及對未來的打算，所有的受訪廣州本地女性都和Lucy一樣，希望找到一個有感情又有經濟基礎的男人結婚，安定下來。Jamie跟現在的男友——一個已婚的4S店老闆已經五年有餘，感覺「離不開他」了，她希望男友離婚娶她，但不知道願望何時能夠實現。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她計劃懷孕——她相信孩子可以穩固她同男友的關係；將來，即便男友對她失去興趣，還是會承擔起父親的責任。其他五位都和Lucy一樣，認為目前的關係只是權宜之計。儘管她們對男友抱有不同程度的感情，但並沒有打算永遠跟隨這個男人。她們積極尋找機會，利用身處資源豐富的社會網路的優勢，結識新的男伴以便締結有婚姻可能的戀愛關係(即使是痴情的Jamie，在和男友認識的最初兩年當中也曾不時地約會其他男人)。

受勞動市場的性別結構、原生家庭和教育水平的限制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女性在沒有找到理想的男性建立婚姻關係以獲得經濟支持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尋求已婚男性的包養關係作為臨時替代。但是，她們大多希望從一段不受法律和社會習俗保護、充滿不確定性的婚外包養回到「正軌」——進入符合社會習俗的婚內供養，並在這個更替中維持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群體歸屬。

女性主義學者指出，婚外性關係往往是男性性特權的一種表現，是男權制(抑或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性統治)的一個組成部分[20][21]。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尋求或經歷婚外性關係，這與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佔有更多的經濟社會資源、擁有更多的社會交往機會等密切關聯[22][23][24][25]。在以性別分工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生產體系中，女性群體被結構性地剝奪了進入市場平等獲取物質資源的權利，她們的生活並不完全取決於個人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而更大程度上在於她們選擇的男性伴侶的市場位置[26]。因此，對於在市場中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性而言，通過男性伴侶獲得經濟保障，甚至「退而求其次」，願意接受已婚男性的包養，維繫「體面」的消費生活，不失為一種策略。

本文進一步指出，一些城市女性通過已婚男性的物質供給參與時尚的生活方式，不僅僅是個體物質欲求和向上流動的企圖，更是她們參與群體生活，獲得社會歸屬的重要方式。而這正與中國社會劇烈的階層分化、消費文化對社會生活的「綁架」以及推崇男性供養的性別文化的「復興」有著密切關聯。對一些城市女性而言，成為「二奶」不受法律保護，背離主流道德，甚至比包養她們的男性受到更多的輿論譴責。然而，這一定程度上幫助她們免於陷入另一種「危機」，即被原有的朋友圈子拋棄以及由此帶來的向下流動的失落與恐懼。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下，傳統的性別觀念與新興的消費主義交織在一起，深深地影響著年輕女性的人生選擇與生命體驗。

注釋：①然而，正如潘毅指出的，儘管農民工試圖通過參與消費來使自己成為城市的一份子，但由於收入微薄，他們的消費行為實際上強化了其在城市中的弱勢地位，凸顯了他們的農村背景，參見Ngai Pun.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Cultural Anthropology,2003,18(4)。②筆者在別處展開論述了外地打工妹在包養關係中的經驗，可參見肖索未：《「雙重邊緣」：婚外包養與打工妹的情感體驗》，《中國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肖索未：《「今天不知明天事」：婚外包養與打工妹的情感困境》，《中國研究》2010年春秋季合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③一些城市女性喜歡用英文名稱呼自己，本文中也用英文化名替代。取「洋名」也是這些女性時尚都市身份的一種體現。④對於受訪女性個體而言，進入包養關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種個體行動的邏輯是在特定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框架下形成的。也正因如此，筆者「同情地」(empathetically)理解受訪者的親密關係選擇，但並不意味著認同包養關係本身。⑤筆者曾要求Lucy介紹我認識她最有錢的兩個女朋友，她猶豫片刻後拒絕了：「她們不愛說普通話，而且她們很年輕很驕傲的，肯定跟你聊不來。」在廣州調研時，筆者作為在美國留學的博士生身份所承載的文化資本曾經幫筆者突破了很多的壁壘，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但是缺乏身體資本和時尚消費經驗，使得筆者難以接觸最「高端」的研究對象，這也從側面說明時尚消費對於維繫Lucy在其社會關係網路中的成員身份的重要性。⑥維繫資源豐富的社會網路對Lucy而言還有很多實質性的好處，可以幫助她在親密關係中獲得更多的主動權。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在之後關於「社會支持網路」的探討中具體展開。⑦關於親密關係的市場契約和家庭契約的論述，請參見宋少鵬：《性的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的性別奧秘——從2014年「東莞掃黃」引發的論爭說起》，《開放時代》2014年第5期。⑧Lucy很少找家裡要錢。作為離異家庭的孩子，她的父母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她感到自己不屬於這兩個家庭中的任何一個；她還表示，自己成年以後還依賴父母是件羞恥的事，她不希望家人為她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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