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張宏傑

鳳凰網歷史：傳統政治體系下，腐敗在所難免，乾隆朝即呈現出這種特點，造成這種貪污大規模風行的原因是什麼？相比於中國，日本為什麼沒有那麼多貪污？

張宏傑：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範了外戚、親貴、太監、權臣，將中國專制制度推向頂峰，但他的一系列強悍的專制措施，並沒有解決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基本問題——腐敗。他的專制只是加深了中國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動性，給中華民族帶來永久的創傷。

十八世紀，人類社會涌動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是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對理性的崇尚。伴隨著這些大事，西歐社會的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普通人的公民權利保障大為提高。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大大解放，這造就了物質進步的真正基礎。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發生著與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皇權推到了頂點。在他眼裡，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了對民眾的馴化，把他們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

他陶醉於為子孫後代建設萬世不易之基的偉業之中，成功地為中國人建造了一個針扎不透，水潑不透的完美政治監獄，這個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動敏捷地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換句話說，乾隆皇帝的偉大統治，造成了中國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距離。

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這個盛世完全是依靠強化君主集權制度這樣傳統的方式來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個人主導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並沒有回答中國在人口壓力下如何轉型這個近代性的問題，沒有回答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以何等姿態面對世界。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多得不勝枚舉，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我寫乾隆腐敗的時候覺得很有意思，和當下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咱們並不是要借古諷今或者怎麼樣，它是反映了中國歷史的規律。乾隆時代的腐敗案發生，遵循著一個數額由小到大，腐敗官員的級別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最後發展成窩案、串案，牽一個出一串，挖一個起一窩，團伙犯罪，相互打掩護。腐敗最後已經成為一種體系性、體制性的腐敗。但是乾隆治理腐敗的措施還是個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麼厲害，老虎成天虎視眈眈地盯著這些貪官，畢竟有打盹的時候，你一打盹，腐敗馬上就會死灰復燃。所以，中國式的腐敗是基於制度、體制的，我們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尋找對策，要不然單純靠皇帝一個人的雄才大略、精明還是靠不住。當官只有把上面對付好了，下面即使沒穿褲子也看不到。

part02大眾頭腦充斥著錯誤觀念 阻礙社會進步

鳳凰網歷史：馬戛爾尼曾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專制思維在傳統中國人頭腦中是如何體現的？到今天為止，中國人的這種專制思維是否有消減？

張宏傑：中國的專制主義為什麼如此根深蒂固，一直是我頭腦中的一個迷惑。我的寫作實際上也是一個自我學習和探索的過程。對專制主義的深入思索迫使我不得不深入到歷史源頭，從最初的源頭，即地理環境那裡開始探索中國式專制主義的來龍去脈。事實上，一開始，我頭腦中的許多常識和普通讀者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秦始皇是文化專制的發明者。他製造的「焚書坑儒」殘暴割斷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自由傳統，開了兩千年文化專制之先河。要是沒有秦始皇，中國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

但深入閱讀和思考得出的結論完全不是如此。這說明，我們頭腦中的大量「常識」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說，大眾頭腦中塞著大量的錯誤。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前進得如此艱難的一個原因吧。

專制制度不是中國人的主動選擇，而是被歷史和環境賦予的。事實上，專制制度畢竟還強過毫無理性的惡性競爭。比如狼群形成了按等級秩序進食的習慣，就有利於狼群的穩定與和諧。

不過人畢竟不是狼，我們現在處於的時代也不是中世紀。所以專制制度就顯得很可惡了。就象和蝴蝶比起來，毛毛蟲就很難看了。歸根結底，建立起成熟、強大、嚴密的專制主義政治，並不能算成中國人的驕傲，因為專制主義是一種十分低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連動物都會使用。

事實上，我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分階段分層次的。就如同生物的進化一樣。越是與世隔絕的地方，物種就越停留在原始階段。澳大利亞與其它大陸的分離很早，一直在孤立狀態中發展，因而保留了許多原始動植物，比如鴨嘴獸和針鼴。而文明的進化也一樣如此。由於地理原因，中國文明也停滯在了專制階段。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的進化緩慢，也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封閉的肥沃的黃土地帶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和動力。中國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保留積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徵。就像一個纏著臍帶長大的孩子，或者說像是一個背著蛹飛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別人早，可是發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徹底。在此後的幾千年間，中國文明一直沒有機會再次發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較低的文明層次上。就象一個早熟的孩子，在別的孩子沒有長起來的時候，鶴立雞群了一段時間，然而，在青春期過後，他卻終生低人一頭。所以，在1840年打開國門之後，那些西方人驚訝地發現，那個傳說中的文明古國，原來竟然是一個半開化的半野蠻的民族，保留著和非洲部落相類似的驚人落後的習慣：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無處不在的迷信和恐懼……

當今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遠。文明進化的不徹底與再次發育的艱難，是「中國特色」的根本原因。認識到這一點，有利於我們對傳統文化轉型的難度進行更準確的評估。

part03隻有從制度入手才能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

鳳凰網歷史：中國的民族性格發生了怎樣的變遷？整個過程是向下還是向上？您認為中國人民族性變遷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今天我們有可能重塑民族性嗎？

張宏傑：國民性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它不應該被當成一個什麼都能往裡裝的筐，和解釋一切問題的替罪羊。有意無意的，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似乎只有中國人全體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中國才有可能推行現代化的各種制度，中國才能復興和強大。否則，不論什麼好東西，一到中國，立刻就變了樣。但是從嚴復、梁啟超開始提倡的將近百年的轟轟烈烈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取得的成效卻似乎並不令人心慰。

我只能說，從嚴復、魯迅到柏楊、龍應台，他們的觀察和描寫精彩深入，但是他們開出的從改造文化入手的改造國民性藥方是錯誤的。事實證明，只有從改造制度入手，才能真正達到使中華民族新生的目的。正像鄧小平所說，壞的制度使好人做壞事。

中國人國民性中的主要的負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會發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們應該重新定義某些「劣根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懶惰，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缺乏開創性、因循守舊，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沒有原則、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而諸如「團結、合作、愛國、清潔、開放、學習」之類的優秀品質是現代社會對人們的要求。兩千年來基本停滯不前的中國與近幾百年迅猛發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會感到撞擊的巨痛。從後現代化的歐美日韓，看前現代化的中國，就如同把參天大樹和一顆剛剛發芽的小苗做對比，其差距自然觸目驚心。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並沒有落後的專利，歐美也不是註定永遠先進。誰能說，領先了世界幾千年的中國不會再次領先呢？那個時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國獨具的「優根性」呢？

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實際上都是前現代化或者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而並不是因為中國根性而特有的「中國問題」。 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謂中國人善於忍耐，是因為中國人表達的渠道還不夠暢通，或者反映的問題並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機制，中國人也會眼睛雪亮，雷厲風行。幾千年的積習之所以現在還有力地影響著我們，是因為還有適合它們生存的土壤。

part04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曾國藩觸動不大

鳳凰網歷史：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曾國藩是否受到影響？戰爭對他是否有所觸動？

張宏傑：從現在材料看，直接觸動不大。從他的家書中評論鴉片戰爭可以看出，他對鴉片戰爭的看法，和當時大部分官僚一樣。

鳳凰網歷史：從曾國藩的成長路徑看，他接受的也是傳統的文化教育，與其他士大夫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曾國藩在對外上卻提出了「以誠相待」的說法，這是為什麼？曾國藩這種「超前」的思維是如何產生的？

張宏傑：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一個是太容易下結論，另一個太容易聽信別人的結論。曾國藩卻不是這樣。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面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不敢戴有色眼鏡去讀書。因為「笨」，曾國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別人的腦子，每本書都要認認真真，一個字一個字地去讀。所以他一生視野廣闊，無書不讀，無學不窺。

理學的正面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面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為「笨拙」，腳踏實地，曾國藩一方面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面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正因為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

他利用理學者卻不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闢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本朝為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所易簡易。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態度變通其中的「襲誤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為首的「理學家」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識短。」。在理學大家中，只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為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的士大夫多認為外國人是凶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只需講「羈縻羈糜」。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為外國人也是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為此不惜一戰。曾國藩卻主張與外國平等相處，在對外關係上他就主張捨去虛儀，重視實利：「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這此個見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實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實際功效。

錢穆的話說得很中懇肯：

「（曾國藩）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也。」

part05清官林則徐也收受「陋規」 年逾萬兩

鳳凰網歷史：晚清官場陋規很多，晚清用養廉銀也未能阻止官場陋規的出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即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也無法阻擋官場陋規，在制度體系下人是否顯得單薄無力？

張宏傑：「規費」更為常見的叫法是「陋規」。從這個「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對它的道德判斷。人們有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陋規」完全是貪腐的產物，並且都歸入了官員的私囊。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事實上，「規費」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地方公務。因此，這筆費用不能直接列入官員的個人收入。

陋規的產生，源於清代特殊的財政運轉方式。

清代的財政制度與今天有很大差異。今天的公務員福利待遇優厚。特別是高級公務員，雖然工資水平不是特別高，但是有公房、公車，公款吃喝，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公款按摩。很多情況下，高級公務員們可以做到「工資基本不動」。但是在清代，即使貴為總督，國家也不配給公房、公車。他們不但不能公款吃喝，甚至出門也沒有差旅補助。生活中處處需要他們自己花錢。

他的支出包括個人和家庭的開支，還有給身邊的工作人員開支。這是今天的讀者很難理解的支出項目。

作為一方諸侯，總督身邊當然有一個直接為他服務的辦公及後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長而論，身邊都有辦公廳、後勤處、保衛處等一大套常設機構。比如《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省政府參事室、省金融工作辦公室）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規定》中列出，陝西省政府辦公廳設十七個內設機構：從綜合一處到行政處（財務處），共有行政編製一百六十三名，這些人，都是直接給省級領導服務的。

清代總督和巡撫衙門中，也都有這樣一個相當龐大的班子，由幕友、書吏、僕役家丁們組成，負責辦公、顧問、保衛、勤雜事務，往往也多達百人。不過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書長下至普通科員皆是國家幹部，都由國家開支。而在清代，這些人都是總督和巡撫私人聘請的，要由督撫自掏腰包。也就是說，督撫衙門中，只有總督和巡撫是國家承認的正式幹部，其他人都沒有編製。你愛雇多少人雇多少人，愛開多少支就開多少，國家一分錢不管。

這項開支已經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財政制度中居然還有比這更匪夷所思的規定，那就是總督還要負擔一部分地方事務支出。

在督撫們的諸多不合理負擔中，有一項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與督撫們的通信費。作為督撫大員，每年需要頻繁地給皇帝送奏摺彙報工作。奏摺事關國家機密，需要多名幹員專程護送，這筆路費每年平均不下千兩，路途遙遠的省份花費更多。如李紱在廣西巡撫任時，開列該衙門日用花費的賬單中有：「齎折二人路費，每次用銀一百兩，臣任內（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銀一千八百兩；齎表箋本章弛驛弁役，每次二人給路費四十兩，臣任內共十三次，共用銀五百二十兩」 的記錄。這項支出皇帝一樣不管，讓督撫們自掏錢包。

除了這兩項之外，還有許多地方事務，比如興修水利、賑恤災傷、資給孤貧及病故人員等，雖有國家的專項撥款經費，但總是遠遠不夠，要督撫們自行籌措。

那麼，一位總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 雍正年間，劉世明在福建巡撫任職時具摺奏道：「巡撫衙門一切需用……酌量於不豐不嗇之間，每年不過一萬四千五百金。」 而直隸總督彙報，他一年需要二萬四千九百兩，才能勉強過活。大致說來，雍正時期總督、巡撫要維持正常開支，每年所費在八千至兩萬多兩不等。到了晚清，物價較雍正時期上漲約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務繁雜程度也成倍增長，督撫們的辦公機構人員較雍正時更膨脹至少三倍以上，使得總督的支出銀兩每年動輒以十萬計。在雍正皇帝發放養廉銀之前，一位總督的合法收入僅為一百五十五兩的年薪。在養廉銀改革之前，解決收入與支出之間這近萬兩至數萬兩的巨大差額，惟一的辦法就是「陋規」。對一位總督來說，所謂「陋規」，就是下屬各官員和衙門給他的「進貢」。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撫白潢在奏摺中向皇帝彙報當地的陋規收入，說其總數達到七萬四千四百兩。

「陋規」又稱「規禮」。白潢具體列舉了江西省陋規的五項內容：一是節禮，下屬官員在節日所送，每年大約五千兩。二是漕規，糧道衙門所送，每年四千兩。三是關規，轄區內兩家稅關衙門所送，每年兩千四百兩。四是鹽規，鹽務衙門或者鹽商所送，每年一萬兩。五是錢糧平頭銀，每年八千兩，布政使衙門所送。

從這份清單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規禮」由「規」和「禮」這兩部分組成。所謂「規」，是由下屬部門送的，上述的「漕規」、「鹽規」、「關規」以及「錢糧平頭銀」即是。而所謂「禮」，則是官員們以個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說的「節禮」就是。

「規」和「禮」在地方官場上幾乎都是公開的。綜上所述，「陋規」實際上和它的來源即「附加稅」一樣，其用途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即用於各級衙門的行政開支。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落入官員們的「私囊」。

著名清官林則徐也公開收受「陋規」。道光二十六年，陝西發生重大災荒，地方稅收大幅減少，導致國家的軍糧都停徵了，然而「陋規」的致送卻不能停止，陝西糧道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說這一年「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其中的「撫」就是陝西巡撫林則徐。那麼林這一年所得「陋規」多少呢，張集馨說，計「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另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年逾萬」。

不管多大的天災人禍，林則徐的「陋規」都會旱澇保收。我們很難想像林則徐會為了一己之私不顧百姓死活。這一事例只能解釋成，離開了這筆「陋規」，林則徐個人生活以及巡撫衙門的日常運轉就無法繼續。

因為無法在全國建立細化的有效的財政體系，皇帝們只能寄希望於官員們的道德情操過硬，準確把握這個收取陋規的「度」。一般來說，官員收多少陋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這些錢花到哪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開支和必要的生活開支中，那麼他們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過得更滋潤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這在康熙皇帝對近侍所說的話中表現得很清楚：「身為大臣，尋常日用豈能一無所費？若必分毫取給於家中，勢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為良吏。」 只有過於貪婪，才會被人批評。

問題是，良心不可依恃，貪婪是人的本性。「陋規」給貪腐帶來了極大方便。而腐敗如同洪水猛獸，只要一開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們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間和雍正初年的陋規數目，一般都十分驚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撫衙門的陋規數達七萬四千四百兩。而據雍正初年山東巡撫黃炳奏報，當地巡撫衙門每年接受的規禮達十一萬餘兩。而河南巡撫則奏報：「一年所有各項陋例，不下二十萬兩。」

相對於上面估計的雍正年間一位巡撫的實際年支出是八千到二萬兩，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的默許下，官員們會超越「合理」限度多遠。

所以雍正皇帝進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改革就顯得無比英明。他以公開的「養廉銀」來補足地方官員開支的需要。此後，總督最大的一筆固定收入是養廉銀。養廉銀制度使得官員的俸祿比前大為增加，禁革陋規在此基本上漸次展開，成效顯著，吏治為之一清。可是這種情況只維持了不長時間，乾隆中期之後，陋規又死灰復燃。

這首先是由於「養廉銀」的數額遠遠少於「陋規」。雍乾之際歷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孫嘉淦就說，養廉不及火耗之「少半」 ，官員們盡表面上薪給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實際上收入卻銳減。在官員心底對陋規勢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後，清代物價大幅上漲，「雍正時期和乾隆末嘉慶初的價格差異巨大，根據整個十八世紀官員的零星記錄，王業鍵估算出這一時期物價差不多增長了三倍。」而乾隆嘉慶等皇帝未能繼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養廉銀數額，導致官員們的收支又一次出現明顯的不平衡。「……通貨膨脹對火耗歸公改革的影響不可低估。官員生活支出增加，但養廉額不變，使得官員極為緊張。」

於是陋規制度不可避免地復活了。「當大員們發現自己實際的收入在減少，他們就開始將開銷重擔轉嫁到屬下身上，如同火耗歸公前一樣，公差官員開始責令他們路經地界的官員供應食物、炭薪、僕人、車馬、宴請以及規禮。」到了嘉慶以後，各種陋規全面復活，數量上則比改革以前還要更多。

part06曾國藩頭腦中沒有任何現代法制意識

鳳凰網歷史：太平天國興起後，曾國藩回到長沙開設了「審案局」，但曾國藩的審案模式可謂「運動式」，只以舉報者口辭為信，稍加訊問即結案，這不可避免的造成大量冤案，這種從重從快的模式對後世有什麼樣的影響？今天該如何評價曾國藩這樣的舉動？

張宏傑：這是曾國藩在特殊的緊迫形勢下，和狹窄的經驗資源下的產物。「治亂世用重典」。如果讓曾國藩在那個時代先去建議一個法制社會再來辦理這些案件顯然不現實。當然，曾國藩頭腦中也沒有任何現代法制意識。同時，曾國藩的這個做法，也體現他身上崇尚「申韓」的一面，或者說，暴露了他性格中殘暴的一面。

鳳凰網歷史：作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功勛人物，曾國藩如何看待太平天國起義的原因？對於清朝可能存在的制度上的缺陷曾國藩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辦法？

張宏傑：他的認識當然是官逼民反。百姓負擔太重。

鎮壓太平天國後曾國藩整頓吏治最核心的舉措動是挑戰陋規問題。

陋規最大的害處還不是敗壞了官風，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級官員直至辦事人員的「陋規」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各地的「附加稅」就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比如江蘇省在咸豐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錢。也就是說，如果給國家交一石米的漕糧，老百姓本來只需要交二千文錢就行了。但是官府卻層層加碼，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稅達到了正稅的三倍至八倍不等。 當時就有人說：「江南必反於漕。」 果然，太平軍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貧民紛紛隨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中興名臣」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推動減輕百姓負擔的問題。

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復，曾國藩與江西巡撫沈葆楨參照湖南、湖北的做法，開始了本省的減負改革。江西省田賦的附加稅率，原來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間（收地丁銀一兩，或收銀一兩二三錢至六七錢，或收錢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則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銀兩，則每石米收銀二三兩至四五兩不等。

曾國藩與沈葆楨商量之後，決定自同治元年起，將田賦附加稅率定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銀一兩一錢，實收庫平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改收二兩白銀。據布政使李桓估計，改革之後，每年可為老姓減負一百多萬兩：「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復可為民間節省銀一百萬餘兩，為軍餉共籌銀三十餘萬兩。」

降低附加稅必然就要裁減「陋規」。江西和其他省一樣，「至於饋贈陋規，到任者則有上司各衙門之供應、門包，年例則有本管知府之節壽、月禮。收漕則有糧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紳士之陋規與大漕館、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隨時零星饋贈之款」，「皆百餘年之積弊，習為固然者也」。曾國藩與沈葆楨「仿照湖北定章，先將州縣一切捐攤款項全行停止，饋贈陋規悉數裁革，以清其源，再將各屬徵收丁漕數目大加刪減，以節其流」。

太平天國戰爭耗盡了曾國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對官場上的陋俗越持「渾和寬容」的態度。這種心態使得他不能下定決心，從根本上重新釐定陋規，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財政體系。他認為陋規形成多年，合理因素與不合理因素糾結難分，只能因勢利導。他說：「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除去泰甚』者耳。」

不過在整頓鹽務陋規方面，曾國藩的成就還是十分顯著的。因為鹽商們通過國家授予的專利權獲利極豐，所以地方官場上對鹽商們的剝削也極重。幾乎每個衙門都想從鹽商身上撈點錢，只要沒有來源的支出，最後差不多都算到鹽商們頭上。

與各地一樣，兩江地區財政的重要支柱，也是鹽規。根據兩淮運司王鳳生的統計，道光十年，兩淮鹽商負擔的法定稅額（即兩淮綱鹽正課）為二十一點七萬兩。但這只是鹽商們負擔的一小部。除了正稅外，他們每年要負擔兩江地區的養廉銀、兵餉，以及「水腳」、「部飯」等辦公經費三十三萬兩，這算是國家的正項開銷。此外，還有普濟、育嬰、書院、義學、務本堂、孝廉堂等地方公益事業，需要他們貢獻二十餘萬兩。這些還都不是大頭，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以下之書役、辛工、紙飯及「乏商月折」等項，需要他們負擔八十萬兩之巨。為了向鹽商們要錢，官員們想盡花招。如漕運總督、河道總督、巡撫各衙門，從未有緝捕犒賞等款，而各處仍以此名義每年向鹽商徵收開銷三、四千兩。

過於巨大的「陋規」導致鹽商們幾乎賺不到什麼錢，經營鹽業的積極性大減，從而加劇了兩淮鹽務的衰敗。從同治三年起，曾國藩著手大力整頓兩淮鹽務。他替鹽商們計算成本、明確了正稅及各稅附加稅的稅額，保證他們有錢可賺。曾國藩說：「收課科則必須核定以昭信守。」為此他規定：例收的每引報部正課銀一兩五分一厘，雜課二錢，外辦經費銀四錢，倉谷一分，河費一分，鹽捕營一分，無可減免，仍照舊額徵收。而團練、壩工、緝費、號項等不急之款，則一概刪除。至於從鹽商身上所出的招商局費銀、都營賞犒銀、駁船、江船、商夥、辛工、棧租等處費銀以及皖岸報效銀等等數目，都要固定下來，不得任意多收。濫收者一經查出或商人稟明，給以嚴懲。這一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兩淮鹽業的重新興旺。

從整體上看，江南地區的減賦政策對太平天國戰爭後經濟的恢復功不可沒。戰爭停止幾年之後，原本被蹂躪得毫無生氣的江南地區已經重現繁榮，許多地方已經見不到戰爭的痕迹。同時，官員們的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對澄清兩江地區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part07曾國藩在思想史上的價值在於「實事求是」

鳳凰網歷史：作為體制內的改良者，曾國藩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牽絆，然而曾國藩似乎始終沒有超越他的時代，那麼，曾國藩的存在對於後世的改良者有何借鑒的意義？

張宏傑：由於環境的關係，曾國藩沒有超越傳統的思想資料。但是，他的思維方式是建設性的。他有試驗精神和開放態度。曾國藩是一個經驗主義者，曾國藩凡事總願意親身經歷，親自體驗，樂於嘗試，勇於嘗試，勤於嘗試。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為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

他做事講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彆強調要「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曾國藩把漢學的宗旨概括為「實事求是」，宋學的宗旨概括為「即物窮理」，認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國藩把「實事求是」這個原本是考據學的命題第一次變成了哲學認識論的命題。這種思維原理是有生命力的，也是中國傳統思想資源與今天能對接的介面所在。

因為「笨拙」，凡事習慣親身實踐，這又使他有資本放言高論，直率地批評古人。

通過大量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歷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著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兒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

儒者記兵事以遷為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為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濰，國藩頗疑其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尚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跡相合者蓋寡矣。

因此他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淡論「軍中陣法」，發現「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遂由悟出史書記載為什麼不可信：「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

他認為，司馬遷所載尚不足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為信：

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仆於《通鑒》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為人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part08曾國藩最大的意義在於展現了「中國式力量」

鳳凰網歷史：今天我們重提曾國藩更大的價值何在？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我們該如何利用曾國藩留下來遺產，而不僅僅是作為成功學和厚黑學的範例？

張宏傑：對許多人來說，曾國藩的主要意義證明了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對於中國這個文化體來說，曾國藩的更大意義是他展現的「中國式力量」。曾國藩全面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面。在滿清重臣中，他是第一個主張對洋人「以誠相待」的人。這一高度，今天許多中國人仍然沒有達到。當然，另一方面，他也證明了傳統文化無法突破的極限，這一證明意義也十分重大。總而言之，他讓我們對祖先五千年積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於對文化傳統中負面因素的批判。這本書，卻是致力於了解和認識傳統文化中溫暖的一面。柴靜的話說得很好：「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任何建設都需要尋找堅實的地基，我們無法和傳統一刀兩斷，我們必須尋找介面。

與眾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國藩的渾厚、開闊，無所不包。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他在廣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謙卑的，老實的，他不預設什麼，也不禁止什麼，更不妄斷什麼，只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善於從他所接觸的一切精神資源中探尋有用的東西。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滋養。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業。

用郭嵩燾的話來解釋曾國藩的成功是最恰當的。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有一個朋友問他，為什麼湖南這麼出人才。他回答說：「楚人只帶三分蠢氣，蓋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朋友聽後十分同意，說：「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顛、畫迂、詩痴，浮光掠影，終不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