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偏見下的愛情：華工如何成為白人姑娘的理想丈夫

嫁給黃種人：是被矇騙還是被歧視？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黃禍論對於華人，尤其是華人男性有諸多歪曲的描述。在極端種族主義論調中，華人被視為競爭者、入侵者，是低劣敗壞的有色人種。這是白人男性，特別是中產階級男性對於華人的普遍認識，但並不代表當時的白人女性的看法，因為她們是歷史中的「失語者」。

當時，白人女性的地位自然是比華人高，但在白人男性的強勢話語權下，她們也只是維持白人血統的生育工具，是被表達的客體。如果她們跟華人「廝混」在一起，她們就是「無知的愛爾蘭女孩」，或者是「原本就墮落的婦人」。在白人男性的敘述中，白人女性天真無知甚至有些愚蠢，她們缺乏理性的判斷力，在他們看來，與華人在一起不是女性正常的情感選擇。他們偏狹地以為，這是她們是遭受了誘騙才會做出的選擇，還視其為白人世界中的二等公民——愛爾蘭裔，甚至是本來就品德不端、遊手好閒的女子，彷彿只有這樣的人才會甘受華人的「矇騙」。

淘金熱發生後，大量華人勞工被吸引至澳大利亞，在城市和鄉村中從事著各行各業，不可避免地，華人男性與白人女性有了廣泛甚至親密的接觸。二十世紀初以前，澳大利亞的華人聚集地並不是絕對封閉的，相似經濟處境的黃人和白人是居住在一起的。唐人街作為華人聚集的場所也常常吸引到來此工作、購物、休閑的白人。有的白人主婦利用業餘時間來這裡教授華人英語賺些外塊，也有些家境貧寒的白人婦女在比較富裕的華人家中做管家，打理日常事務。她們中有的人還與華人男性結為夫妻，只是由於種種障礙，其中一些人未能通過世俗與宗教的認可，只是生活中的事實伴侶。

大部分與華人結成夫妻的白人女性都出身平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是和白人男性有過失敗的婚姻經歷，有的則是受到過家庭暴力或被丈夫拋棄，還有的因為失去生活來源而淪為妓女。這些白人婦女完全是自願與華人生活在一起的，一方面這是可以解決生計溫飽，另一方面也是尋求男性的保護，躲避來自原來婚姻關係的騷擾和糾纏。

選擇與華人男性結合的白人女性，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如澳洲著名僑領梅光達的妻子瑪格麗特·斯加利特、黃石的妻子艾梅莉·哈克尼。這些女性有的留下了自傳，有些是其後代留下了回憶或相關記錄。瑪格麗特在1911年出版了傳記《梅光達的一生》，其中有一段描寫了她與梅光達的相識。

1884年，在一所學校擔任英語教師的瑪格麗特認識了當時已經小有成就的梅光達，19歲的瑪格麗特對梅光達一見鍾情。儘管梅光達與瑪格麗特一家的關係很好，但是女方家庭仍然反對這樁婚事，瑪格麗特的父親甚至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瑪格麗特與梅光達生養了六個孩子，梅光達死後，瑪格麗特還曾帶著孩子來過中國，訪問梅光達的故鄉。在傳記中瑪格麗特寫道：「他是一位出色的父親、丈夫，堪比任何一個白皮膚的人，他甚至做得更好。」在這些並未囿於種族主義偏見的女性心中，中國男人是可以依靠的丈夫，是親密的愛人。

梅光達的家庭合影。來源：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時間：1890年代中期。

被質疑、被調查的跨種族婚姻

然而，選擇與華人生活在當時是難以被接受的。社會輿論將這些白人女性視為不道德的「墮落女人」，對於她們跨越種族「下嫁」給黃皮膚的華人，更是感到驚愕和氣憤。

澳大利亞的一家報紙曾以《悉尼的中國人》為題，採訪了一位白人女性，詢問她為什麼要嫁給開雜貨鋪的中國丈夫。「我曾經是一個不開心的妻子、是個奴隸。丈夫來自北方，是個殘暴的流氓，總是打我。他死後，我選擇了現在的丈夫，他拿我當『女皇』一樣對待，儘管他是異教徒，但這總比挨打強……他是個細心仁慈的丈夫。」儘管報紙以不無諷刺的口吻記錄下受訪者的回答，但仍可以從中讀出白人妻子對於華人丈夫的認可。

除了不被認同，白人殖民者還經常到訪華人居住地，進行突然的夜間調查。這些夜訪任務通常來自皇家委員會指派，他們常常選擇華人回到家中休息，大概要開始一些「不道德」的娛樂休閑活動的時間進行調查，他們以為這個時間華人可能會賭博、抽鴉片。當然，和華人一起居住的白人婦女自然也成了被調查的對象。

1891年在悉尼城內進行過一次調查，其初衷是要確認華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引誘白人婦女的說法是否成立，這次調查中有九位白人婦女的受訪記錄被保存了下來。從這些保留資料可以推測，被調查的女性曾對皇家委員會和他們提出的問題進行過討論，一位婦女起初拒絕調查，就是因為她聽一位接受過訪問的鄰居說，委員會提出的問題讓人難堪。

報告中有這樣一個例子，一位匿名的女性從墨爾本獨自來到悉尼謀生，通過在婦女教友之家的姐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委員會尤其關注她使用鴉片情況，提問諸如：每天使用多少鴉片？在哪裡購買鴉片？怎樣吸食鴉片？還有，吸食鴉片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等等。調查還涉及其它的私人問題，比如，每天都幹些什麼？對丈夫是否衷心？與華人丈夫一起之前是否有過賣淫行為？儘管委員會的這些問題大多追究的是她家庭生活里的陰暗地帶，但是她的回答卻很明確。對於當下的生活和伴侶，她還是很滿意的，她說，像她這樣的婦女，通常都不必為生計擔憂，可以住在舒適乾淨的房間里，「他是個不錯的人，對我也一直很好，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像歐洲人那樣吃飯（不使用筷子），我不在的時候他和他的同鄉們吃中餐，他也很愛乾淨……嫁給中國男人比沿街叫賣要強許多，他可以給我一個家」。

白人婦女面對委員會的調查情緒複雜，因為調查的氛圍令其局促、尷尬，她們試圖打破這種窘迫，言語上甚至有些激動，她們可能會在談話中隱匿一些「不道德」的事實——她們想極力證明自己與華人男性結合的合法性以及她們生活的合理性。她們大多稱自己的伴侶為丈夫，即使他們的婚姻並未通過法定程序。「我像普通的白人婦女一樣生活，也像她們一樣嫁人」，這是她們想強調的事實，以此否定外界對於白人女性與華人男性之間關係的歪曲認識。

白人女性眼中的華人形象

對處於底層的平民女性，特別是那些曾經有過不幸婚姻和生活經歷的女性來說，她們選擇華人男性作為自己伴侶有一定現實的考慮，另外，同樣是社會上的邊緣人，相似的境遇讓他們惺惺相惜。華人男性以「丈夫」的角色出現，給了她們所期冀的正常的婚姻生活。相較之下，中產階級女性與華人男性的結合，似乎更多了一些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烘托、反襯出這種浪漫愛情的，正是白人主流社會反華、厭華的情緒。

1896年，一位白人醫生的妻子瑪格麗特·艾格頓在雜誌上連載了半自傳體小說《我接觸到的中國人》。小說的女主人公安妮在業餘時間教授五個中國人英語，同時也跟他們學習中文。其中一位叫阿新的是個六十多歲的中國男人，他做蔬菜買賣，八年來安妮一直是他的忠實顧客。當安妮在報紙上看到反華示威，要求提高中國人人頭稅的報道時，她立刻察覺到這些抗議的不公正。因此在第二天阿新來賣蔬菜的時候，安妮出於同情給他送了自己烤的蛋糕。學生中還有一位叫李斐的是個中醫，一次安妮生病了，李斐來看望，給了她一些中藥，安妮因此病癒。

顯然在小說主人公安妮和作者瑪格麗特·艾格頓看來，中國蔬菜商的存在絕非生活中的威脅，華人挨戶送貨的方式對於家庭主婦來說是很方便實惠的。家庭主婦更關注日常的生活起居，和她們的白人丈夫不同，她們即使從丈夫的口中、從報紙上聽到「骯髒」的華人抽大煙、賭博，「奸詐」的華人搶白人飯碗，誘騙無知白人少女等種種消息，沒有親眼見識到，這些消息似乎並不怎麼影響她們對於身邊華人男性的認識。白人婦女非但不會排斥，甚至更願意從華人商販那裡買到價廉物美的東西。1890年，一位來澳大利亞度假的英國人對這裡的白人婦女和中國人的關係發表了這樣的評論：「如果婦女有選舉權的話，那麼澳大利亞就不會有任何限制華人入境的做法。」 小說中安妮被中藥治癒的情節多少有些虛構的成分，但這種浪漫主義，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種傾向的東方主義情節，中國男性連同他們身上種種被主流社會鄙夷的標識反而被視為異域風情得到了女性的欣賞。而且，白人女性也已經認識到，華人對於澳大利亞進一步開拓的重要性。十九世紀末的女作家瑪麗·岡德對「白澳政策」不以為然，她曾經這樣說：「沒有（中國）苦力勞工，澳大利亞也不可能拓展。」 梅光達的妻子瑪格麗特·斯加利特在傳記中將丈夫稱為開拓澳大利亞的「先鋒」。

華人的蔬果貨郎擔。來源: 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拍攝時間：1880-1920。地點：悉尼霍克街。

誠然，白人女性並不是一個毫無差別的整體，不同階層的個體之間家庭境遇、個人經歷、教育背景大相徑庭，與華人男性的交往經驗也天差地別，但是她們勾勒出的華人男性形象卻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他們是朝夕相處的親密伴侶，是誠懇守信的買賣人，是兢兢業業的創業者……雖然當時澳大利亞的白人女性在歷史敘述中並不具有多少話語權，但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中產階級白人男性的對立面，她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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