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處理廣東反「偷渡外逃」 堅持反左

1985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與來訪的波札那民主黨主席、副總統彼得·穆西(右一)舉行會談。1979年春節過後，廣東偷渡外逃之風更為嚴重，人多面廣，急劇上升。有些地方出現群眾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經濟落後，人民生活困難。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卻是1.3萬港幣，差距實在太大。因此，邊防地區普遍流傳「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二是幹部作風不正。據珠海原市委書記吳健民回憶，珠江三角洲「一些縣公社以下的幹部作風不正，撈私利，對社員分配不公，引起了廣大社員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後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被歪曲了的信息：說公安放寬政策，要發放大量的農民出境申請表。我記得1979年上半年通過正當渠道填表申請去港澳的達1.5萬人。珠江三角洲與珠海鄰近幾個縣據說一下子就發出4萬多份出境申請表，但批准出境定居畢竟要經過好幾次調查，能獲得批准的只屬少數，那些未獲批准的人就組織起外逃的高潮了」。三是國內外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搗亂破壞，散布謠言。在廣東一些偷渡外逃嚴重的地方，各種謠言滿天飛，什麼「邊防口子開放」，「廣東要放100萬人去港」，「中越邊境打仗，部隊調走了，再不跑，以後就沒有機會了」等等。1979年春節前後，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順德、南海等縣，也謠傳「邊境開放三天，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造成連續幾天都有幾百群眾在廣州火車站吵鬧糾纏。據統計，1月至5月份，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11.9萬多人，逃出2.9萬多人，人數超過歷史上最高的1962年。4月中旬省委召開反偷渡外逃緊急會議之後，情況有所好轉，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數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當局遣返）。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已超過10萬人（包括港英當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萬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頭收容中轉站容量只有400人，但當年經常收容人數在1000人以上，最多達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收容間過於擁擠，時值夏天，衛生條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時部分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開水供應不足，有時飲生水也困難，受傷的收容人員不能及時醫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跳車逃跑、群眾圍觀和搶走偷渡人員，以及多次發生偷渡人員毆打押運人員，搶奪押送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據深圳、樟木頭兩個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員跳車跑掉了1萬多人，摔死摔傷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員從安全考慮，曾採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1979年夏，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范來深圳視察，看見收容站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很差，給寶安提了意見。劉景范和習仲勛是患難與共的戰友，曾因《劉志丹》小說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廣州，向習仲勛反映了收容站的惡劣條件，認為這樣處理收容人員不當。習仲勛聽了劉景范的情況反映後，立即召集省委有關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他認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問題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當成敵我矛盾看待，大部分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偷渡的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不能把他們當成敵人。他嚴肅地批評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做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習仲勛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當做敵人，要統統放走的做法，當時由於很多人仍然受「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左」的思想束縛，認識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習仲勛的反覆教育和引導下，省委常委最後統一了思想認識，實現了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觀念的轉變，這對省委認清解決偷渡問題的正確途徑，進行改革開放，繁榮邊境經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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