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涅槃——《李白與杜甫》看郭沫若晚年思想

 

 

 

　　　　　　

　　　　李力研

　　

　　　　一、 皆說這是「失敗」書

　　

　　　　郭沫若晚年的最後一部學術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

　　　　這是一部奇書，是一部據說留下把柄的書，一部令人不恥的書，一部普遍認

　　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敗的書。人們所以不齒，蓋因此書有嫌於他的「巴結」情結。

　　因為毛澤東說過喜歡三李不喜歡杜甫，於是，郭沫若這樣的聰明人立馬寫了《李

　　白與杜甫》，並在書中果真高揚了李白而貶斥了杜甫，這難道不是「討好」？！

　　在《李白與杜甫》中，郭沫若立場分明，採取了「一邊倒」的態度，極大歌頌著

　　李白，極端貶斥著杜甫。這彷彿就是郭沫若的問題。這基本上已成社會公論，甚

　　至連沒有讀過《李白與杜甫》的青年學生也持此論。足見，「巴結」、「討好」

　　等評判非常深烈。

　　　　終生私交甚好的李一氓，說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的動機和背景是：

　　「（郭）後來寫的那個《李白與杜甫》，也是根據毛主席的一些說法加以發揮的。

　　主席好象就說過，他高興李白不高興杜甫。」而李對郭之《李白與杜甫》的印象

　　則與多數人一樣：「郭老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是那本書里有些問題就沒有用歷

　　史唯物主義去進行分析，尤其關於杜甫屬於地主階級的說法，就很形而上學。但

　　那本書提到李白時，他證明了李白生在碎葉，說當時碎葉也是中國的，後來我國

　　外交文件就使用了他這個有力的考據。這是不是他的一個功勞呢？另外，還有一

　　本《甲申三百年祭》，有人也指出不少的錯誤。現有人做文章，對《甲申三百年

　　祭》為郭老的論點辯護。總之，郭老的著作就是這兩本書有比較大的爭議，現在

　　還可以爭論，百家爭鳴，當成學術問題來看，比較好辦。」（《郭沫若研究．學

　　術座談會專輯》20－21頁，文化藝術出版社）。由於有「討好」之嫌，所以大家

　　也就大大不齒這部著作。

　　　　人們不齒這部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郭沫若將杜甫這樣的「人民詩人」給徹

　　底粉碎了牌位。由於人們無法容忍「人民詩人」的「神聖地位」倒塌，於是「人

　　民詩人」的追隨者們，必然要猛烈討伐郭沫若，他因此而成了「罪人」文化一個。

　　　　真是這樣簡單嗎？在「巴結」和「討好」的背後，是否還有我們尚未解讀出

　　來的另一層「語碼」？筆者對此揣摩多年，一直不敢輕易同意這樣的說法，而今

　　不揣淺陋，願意就教方家。

　　　　解說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需從一個特別的信號著手。

　　

　　　　二、神秘人物：章士釗

　　

　　　　貫穿「文革」甚至更早一些的歲月中，據說有兩部吹捧書。一部是大家非常

　　熟悉的郭沫若所著的這部《李白與杜甫》；另一部則是大家並不很熟悉的由章士

　　釗所著的《柳文指要》。眾多材料表明，如果沒有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似乎

　　還不會有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章做《柳文指要》在先，且深得毛賞識。毛

　　對章的態度，應該說消息靈便的郭沫若是會耳聞的，甚至是能獲得提示的。

　　　　章士釗者何？這是個複雜而特別人物。魯迅與他發生過齟齬，新文化主將們

　　與他發生過思想衝突，但他卻是共產黨的朋友。胡適等人鼓吹「白話文」時，章

　　則發動《甲寅》，鼓吹「古文」。陳獨秀被捕他則在上海無償為之辯護。章士釗

　　與楊昌濟及毛澤東都是湖南鄉誼。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期間，成績出眾，見地突出，

　　深得楊昌濟喜歡和器重。楊昌濟病危之際，專門寫信給時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

　　希望他能對毛澤東和蔡和森予以關照。信中預見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

　　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章士釗實踐了對楊昌濟的

　　信諾，對毛澤東大加賞識。章士釗與毛澤東相識於1919年。1920年，毛澤東出於

　　「建黨」和「造反」的需要，極需巨款，便親自到上海去找章士釗。章果真幫忙，

　　以他社會名流的身份向社會各界募捐兩萬大洋，親自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將這筆

　　錢一方面用在了「建黨」，另一方面則回湖南用在了「造反」。儘管魯迅等人對

　　章有過激烈的攻擊，但毛澤東對章士釗的勞苦功高則心知肚明。解放後，特別是

　　60年代，毛澤東多次高度評價章士釗。養女章含之受魯迅等人影響認為章士釗反

　　動，毛澤東則說：「他的一生很不簡單」；又說：「行老青年時代是個反清的激

　　進革命派呢……他一生走過彎路，但大部分是好的」（見章含之《「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載《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此外，就是毛澤東最著名對章士釗的「還債十年」。 毛澤東每年都從自己

　　的稿費中支付2000元，大年初二定交章士釗。章士釗與毛澤東就是這麼一種非常

　　特殊的關係。章不僅在20年代為毛澤東做過經濟貢獻，而且在1945年國共和談間

　　力勸毛澤東離開重慶，直接點破國民黨和談無誠，手寫「三十六計，走為上」以

　　示毛澤東。解放以來，不管社會上大家如何依據魯迅的意見攻擊章士釗，但毛澤

　　東對章士釗卻格外尊重，禮為上賓。毛澤東70歲生日時，家宴僅備兩桌，只請毛

　　之親屬和四個湖南鄉誼。其中就有章士釗。由此更可見章毛之間關係非同一般。

　　解放後，章士釗是真正的「通天人物」，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與毛澤東保持書信聯

　　系而不受任何限制，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都也非常重視章的各種意見，並對

　　章的每一種建議親筆複信。在打倒劉少奇問題上，章卻敢仗義執言向毛澤東寫信

　　表示反對。「文革」伊始，章家遭搜查和掠劫，章徑直寫信於毛反映情況，毛則

　　馬上命周恩來布防保衛。宋慶齡、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之所以得到毛澤東直接保護，

　　也是由於章士釗的這一「上書」，周恩來巧妙安排促成的。

　　　　章長期擔任中央文史館館長職務，這雖是閑職，但卻有時間寫文章。於是就

　　有了百萬字的《柳文指要》。

　　

　　　　三、真正的奇書：《柳文指要》

　　

　　　　1960年開始，將近90歲的章士釗，開始寫作《柳文指要》。寫作伊始，毛澤

　　東就予以關注。1965年，一部100萬字的巨著終於問世。毛澤東看過初稿之後，

　　還在上面做過某些修改，並同意快快出版。康生認為章士釗之文章，不符合馬列

　　主義，毛則說「不要求八十五齡之老先生改變他的世界觀」。由此可見毛澤東對

　　章不僅對人敬重，而且對文尊重，甚至在「主義」上尊重。

　　　　章士釗這部《柳文指要》到底講了些什麼，讓毛澤東如此喜歡？何以這部書

　　而非其他書才是真正的「討好書」？據馮友蘭和李澤厚講，章士釗這部書貴在指

　　出毛澤東是「君師合一」（見馮著《中國現代哲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李澤厚《世紀新夢》，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在《指要》後記中，

　　章士釗直接點出，自從《毛澤東選集》出版以來，中國語言文字為之一新，統一

　　了風格，從而毛澤東「君師合一」。

　　　　《柳文指要》一書內容龐雜，分兩部做成。章說他一生崇敬柳宗元，對柳書

　　百看不厭。毛澤東何以對這部百萬字的大書如此感興趣？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聯繫晚年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批孔」和「儒法鬥爭」以及對秦始皇的高度評價，

　　則可使我們將注意力投在柳宗元的主要文章《封建論》。

　　　　細察柳宗元《封建論》一文，可知柳對中國「封建」制度做過一番「必然」

　　性總結：「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

　　意也」。

　　　　柳宗元《封建論》是中唐極著名的政治檄文，這篇文章貴在分析「三代」以

　　後社會制度之嬗變更替。秦始皇統一六國，則分天下為36郡，廢棄了周以前所普

　　遍推廣的封建制度。應該說這是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也是秦始皇在中國政治與

　　社會史上功不可沒和後人無法迴避的歷史問題。漢興，雖承秦制，但有復辟現象，

　　封建、郡縣兩種制度並行。魏時，則又承漢制，西晉承魏，幾百年間，因循守舊，

　　沒有進步，封建制屢有興盛。但中國社會以郡縣製為主體則毫無疑問，已為必然，

　　優點頗多。至唐，開國皇帝李世民也曾想恢復這種落後並必將滅絕的封建制，願

　　望之一就是以此「欲與三代比隆」。在魏徵、李百葯等臣之苦諫下，李世民方才

　　作罷，不再復辟封建制。中唐，天下大亂，朝內又有人提出恢復封建制。這時，

　　柳寫了這篇《封建論》，力圖告誡天下：封建制的產生與存在，並非聖人之意，

　　而由客觀形勢所決定；秦始皇廢封建制改立郡縣制也不是聖人之意，更是社會發

　　展之必然。柳宗元《封建論》中分別對「封建」與「郡縣」兩種「制度」做過分

　　析：「封建」的問題是「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而「郡縣」的問題

　　則是「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復辟封建，諸侯割據，逆歷史潮流，

　　社會動蕩，綱紀衰亡。相反，郡縣制優點很多，任人唯賢，而非任人唯親，是故

　　浩浩蕩蕩，無以替代。

　　　　章士釗在《柳文指要》中著意給柳宗元、劉禹錫、韓曄、韓泰、陳諫、凌准、

　　程異、韋執誼等「八司馬」翻案，從而柳宗元之《封建論》也就成了其中最不能

　　迴避的文論，果真，《封建論》這篇講「歷史規律」的政治檄文在《指要》中得

　　到了重要發揮。從而，這部百萬字的大部頭著作在主客觀兩方面都極大地迎合了

　　歷史潮流。何以毛澤東會如此激賞章士釗，並由此而更加賞識柳宗元？因為毛澤

　　東老早就宣布他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顯然，毛澤東對秦始皇之歷史變革，

　　早已抱有認同之心。柳宗元之「郡縣」必然論，正是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社會

　　主義」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取代「國民黨」，恰如秦始皇之郡縣製取代

　　「分封制」一樣，屬於「歷史必然」。章士釗之書，寫得真切，毛澤東閱讀得神

　　會。應該說這是《指要》的神秘之處。

　　　　章士釗為這部書老早就開始動手。毛澤東為此不斷與康生和章士釗兩廂親筆

　　寫信，儘管康生在章士釗此書的出版問題上持有保留態度，甚至不同意出版，但

　　在毛的直接過問下，康生不得不改變態度，回信毛澤東說：「八十五歲的老先生

　　尚有精力做此百萬巨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後，覺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對此書

　　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

　　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鮮引人入勝之

　　處。」這裡與其說是康生的意見，倒不如說是康生翻轉、領會、認同毛澤東的意

　　見。我們從康生的信中，似乎也能看出毛澤東重視章士釗這部書的一些側面。

　　

　　　　四、「最後一部著作」的寫作背景

　　

　　　　章士釗寫書於1960年，但出版卻在1971年。中途周折極長。如此漫長時間中，

　　想必郭沫若對章士釗此書的狀況和價值，有所覺察領會。我猜測，郭沫若寫作

　　《李白與杜甫》這部書的主要背景應在這裡。既然章士釗這樣的人寫了《柳文指

　　要》能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高揚李白而鞭笞杜甫又怎能不會得到毛澤東的認

　　同？毛澤東不是老早就說過喜歡三李而不喜歡杜甫嗎？！既然85歲的章士釗可以

　　完成一部「君師合一」的著作，郭沫若為什麼就不能在75歲時完成一部「揚李抑

　　杜」的著作？！

　　　　於是，在章士釗表達「君師合一」意願的當間，郭沫若也想表達自己的一個

　　「君有所好亦有所惡」的想法。

　　　　還應該注意的一個重大背景就是郭沫若在文革中的悲慘局面。1966年－1968

　　兩年時間內，郭沫若遭受著思想、情感和身心諸多方面的沉重打擊。1966年夏，

　　「文革」開始，「打四舊」到處蔓延，郭沫若不久前為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

　　所題書籤被人揭發隱含「反毛澤東」的字樣，書法與內容都屬於「反體」。從而，

　　憤怒的紅衛兵們開始衝擊郭沫若並限期讓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難臨頭。這

　　時周恩來得知情況，趕緊並提前秘密轉移郭沫若到了外地。這時的郭沫若百感交

　　集，遂寫一首《水調歌頭》排遣心中鬱悶，並交代事實真相：「《歐陽海之歌》

　　書名為余所書，海字結構本一筆寫就。有人穿鑿分析，以為寓有"反毛澤東』四

　　字，真是異想天開。海字生糾葛，穿鑿費身心。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誣

　　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罪惡十分深。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初五日，

　　零時傾，飭令嚴。限期交代，如敢抗違罪更添。堪笑白雪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硃色看成藍。革命熱情也，我亦受制甘。」從這文句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受盡委

　　屈且火冒三丈。但一句「受之甘」又讓人覺得他的忍辱負重。

　　　　令他痛心的還在後頭。1967年春到1968年春僅僅1年零半個月時間內，23歲

　　的郭民英和26歲的郭世英先繼在「文革」風暴中或逼死或自殺。面對此景，郭沫

　　若無限傷感，含淚筆錄著兩個兒子的日記，以示父子依依之情。（參見《轉變中

　　的近代中國（1840－1949）叢書．郭沫若》1966－1978年部分，文物出版社，

　　1992年版）。

　　　　郭沫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了《李白與杜甫》的寫作。這恰是「文革」最

　　動蕩的歲月。文革中的郭沫若雖再三得到毛澤東的保護，但並不受人尊重，並非

　　「紅人」，不屬「核心」人物。他想緊跟形勢而不掉隊，惟一的出路就是「受之

　　甘」，從而才能「緊跟」時代。但「文革」中他這樣的文化名流，依舊是在劫難

　　逃。他敏銳的史家頭腦洞察著時局的一舉一動，他為了保護自我，也為了維護文

　　化事業的「正統」，他不得不再三「檢討」。他的一系列文化朋友，都已被「整

　　死」，吳晗因《海瑞罷官》而罹難至死，與吳有密切關係的郭自然會被成為「懷

　　疑對象」。就在「文革」即將開始的前夕，1965年，吳晗事件發生之後，郭沫若

　　膽戰心驚地說過這樣的一段心中話：「我只是擺設嘛，我耳朵聽不清，又不善於

　　搞行政工作，讓我掛那麼多頭銜，來了運動我就要檢討」。（王廷芳《周總理和

　　郭老的友誼》）。

　　　　到1966年4月，「文革」大火開始燒起，郭沫若自覺問題嚴重，與其讓人拉

　　下馬，不如自己先下馬，於是他在石西民的講話之後，馬上主動發言，要燒書。

　　一輩子寫書的人，東西再不好，就一定要「全部把它燒掉」嗎？顯然，郭沫若

　　是權宜之計，是他老早就總結的「凡事有經有權」的一種策略。由於這樣的「檢

　　討」，郭沫若自然保住了性命。他沒有挨打，也沒有被揪斗到處遊街，他過關之

　　後遠遠地來到了故鄉四川，去寫作和發表另一類讚詞。時代需要他這樣，他也需

　　要這樣。儘管如此，他的「擺設」地位，他是有自知之明的。1966年以來的郭沫

　　若陷入了極度苦惱和尷尬之中。在躲避衝擊的歲月中，在彷徨無奈的冷落中，他

　　失去了兩個兒子。其中二兒子郭世英死前死後，他連看不都不敢去看一眼，死後

　　老先生只能岑寂而悲痛地替這個頗有才華的兒子謄抄日記。郭沫若就是在這種狀

　　態下開始寫作《李白與杜甫》的。何以這時來寫這部書？目的無非兩個，一是保

　　全自我，免遭衝擊；二是借力使力，說不可說之語。

　　

　　　　五、《李白與杜甫》屬秘密之作

　　

　　　　這是他寫作時間最長的一部著作，似乎也是他費力最多的一部書。

　　　　郭沫若是「才子」型人物，即使是甲骨文這樣的艱深著作，他寫作起來也不

　　過兩三個月即可完成，《周易》的解讀，只用了一周的時間，甚至《百花齊放》

　　的那樣的詩歌集，也就用了「十天」功夫。然而，《李白與杜甫》卻用了他三年

　　之久的時間。這本身就很有琢磨的餘地。

　　　　郭沫若寫作這部書的本意中無法排除其「迎合」意圖，但文革折騰和失子之

　　痛中的郭沫若，似乎還另有想法，他在鐵屋子的憋悶中似想找個知己「對酒當

　　歌」。這個知己他終於找到了，那就是與他個性非常相似的李白。他想極大限度

　　地歌頌李白及其叛逆，從而讓詩人的魂魄離開這喧鬧的地球，進入「乘日月，御

　　飛龍，游乎於四海之外」的那種自由天空。說來真怪，同是著作，章士釗的書毛

　　澤東不僅反覆看，而且幾番敦促康生快快協助出版，而「沫若兄」的這部書，完

　　成時從未聽說毛澤東的過問和關心，出版後也沒聽說過毛澤東對該書的褒揚，哪

　　怕一個字。毛澤東既沒寫過一個字的信，也沒說此書之好與壞。這本身就很有意

　　思。比這更有意思則是書出（1971年）之後的1973年，毛澤東寫詩兩度批評了郭

　　沫若。這是一個很需要注意的歷史環節。否則，《李白與杜甫》的解讀將失去許

　　多有價值的地方。為什麼毛澤東會在這個時候出擊郭沫若？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

　　題。

　　　　郭沫若寫作此書，知道的人很少。好象只有周恩來知道。章士釗寫書時知道

　　的人也不多，因為他在人們心目中是個落伍的遺老。據研究者說：「1969年秋，

　　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副部長余湛等同志根據周總理指示就蘇聯1969年6月13

　　日的政府聲明走訪了郭沫若，郭沫若告訴了他們關於李白出生於碎葉的考證」

　　（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208頁）。隨即，外交部就寫成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1969年6月13日聲明》的文件，並在當年10月9

　　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其中採用了郭沫若的考證材料。

　　　　這裡提示我們，喬冠華和余湛等人「走訪郭沫若」，是受周總理的「指示」

　　而來的。顯然，周恩來是知道郭沫若的寫書動態的。周恩來以下知道郭沫若動態

　　的人可能沒有或者少之又少。但毛澤東有可能知道。周將郭沫若的寫書動態反映

　　給毛澤東，對周和郭兩人都沒有壞處。因為毛澤東喜歡李白。

　　　　顯然，在周恩來「指示」之前，外交部這一級政府機構里的人是不知道郭沫

　　若在寫《李白與杜甫》的。正因為「聲明」的發表，大家才知道郭在寫作此書。

　　該書完成之後，並沒有馬上出版。經過反覆修改，才於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學出

　　版社出版。從寫作到出版經歷四年之久的時間，這在郭沫若的寫作生涯中大概屬

　　於最漫長最難產的一部。如此景象，似可反映郭沫若對此書的「用心良苦」。就

　　是說，這部書他是費過功夫，認真把玩，前後思索過的，絕非才子義氣，一氣呵

　　成。

　　

　　　　六、李白與杜甫的性格特徵

　　

　　　　李白與杜甫到底是兩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郭沫若會有不同取捨？為什麼郭

　　沫若對李白予以「高揚」就是「巴結」；而對杜甫「貶斥」就是「不敬」？

　　　　《李白與杜甫》一書，著實有不少問題可以提出。郭沫若寫作這部書，也同

　　樣具有多重寓意。這裡有必要就李白與杜甫的大致情況聊做簡介。

　　　　李白與杜甫都是唐代的著名詩人，而且兩人尚有接觸和來往。公元744年，

　　李白44歲，杜甫33歲。那時李白雖已「賜金還山」，由長安發落來到了洛陽，但

　　名聲高大；而杜甫則是10年考第不及在外流浪的閑人，並沒甚麼名份。在李白

　　1000多首詩作中，只有4首有關杜甫。李白的筆端大多是在敷衍。在1400多首杜

　　甫詩作中，有關李白的卻有20多首，其中10首是思念李白的。杜甫對李白保持著

　　相當的崇敬，李白對杜甫則不太認真。彷彿當時李白是大明星，而杜甫則是追星

　　族。杜甫成名則在後來。李杜齊名，那更是以後的事，是杜甫死後的事。李白與

　　杜甫分別代表著不同的人文類型和寫作風格，甚至反映著不同的時代精神和「人

　　民」特性。

　　　　一般來說，李白是浪漫主義的，而杜甫則是現實主義的；李白具有自然主義

　　氣質，而杜甫則更側重於民間疾苦；李白叛經離道，杜甫則恪守禮教；李白詩中

　　大談女色和酒氣，杜甫則戀歌甚少，飢餓不絕；李白豪爽輕快，杜甫工整沉鬱；

　　李白「天子喚來不上船」，杜甫「每飯不忘君」；李白是一碗清澈的綠茶，而杜

　　甫則是一碗自來血；李白是道家徒弟，而杜甫則是儒家徒孫；李白的藝術是自然

　　天成的「天才」狂泄，而杜甫的詩歌則是嚴格工整的「學力」所為；李白不可學，

　　杜甫必須練。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

　　　　由於李白與杜甫的這些特徵，天然浪漫主義氣質的毛澤東無疑會喜歡李白而

　　不喜歡杜甫，天然浪漫主義才子的郭沫若必定會喜歡李白而不喜歡杜甫。毛郭倆

　　人都厭惡杜甫，此非因「文革」爆發，而是以前的「心跡」。

　　　　宋以來，理學興起，「禮教」更隆，於是杜甫這樣所謂關心民間疾苦的詩人，

　　就成了「人民詩人」。李白作為世界詩人，在世界各國影響深遠，而杜甫作為

　　「人民詩人」，在國內頗有市場。甚至杜甫在中國禮教文化中，越來越成了「圖

　　騰」。正是如此，杜甫的問題也就越發突出。

　　　　宋明以來，與大唐時代正好翻了個：杜甫上了天，李白下了地。郭沫若看不

　　慣這一現象，他要對這兩位原本都應得到重視的詩人，予以「平反」，重新「顛

　　倒」。在他的筆下，李白沒有那麼惡劣，杜甫沒有那麼高大。郭沫若再次為古人

　　翻案。

　　　　對待李白、杜甫，郭沫若像對待屈原、宋玉那樣，一褒一抑。對李白，他傾

　　其熱情，予以頌揚和謳歌，而對杜甫則充滿憤怒，將之揶揄和拔皮。這種寫作態

　　度，自然會生太多的問題，定會讓「客觀」的學問家抓住把柄。

　　

　　　　七、郭沫若抨擊李白

　　

　　　　郭沫若在「高揚」李白的同時，也對其「世俗」的一面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郭認為李白的家世與武則天的家世有著極大的類似，甚至兩者的心境也有某種相

　　同：

　　

　　　　李白的家世，同中國唯一的女帝武則天的家世，有點相彷彿。武則天的父親

　　是木材商人，伯父是大地主。家財雖多，但不是顯族。故駱賓王在討伐她的檄文

　　中說她「實地寒微」。正由於有這樣類似的家境，便賦予李白以雙重的性格。一

　　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門第以獲得一定的權勢，這一意識便結想而為涼武昭王九世

　　孫的傳說。另一方面卻又使他能保持著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層的民眾接近，

　　有時彷彿還能浮雲富貴而糞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李白。

　　（《李白與杜甫》）

　　

　　　　由此可見，唐代的「門閥」觀念是何等嚴厲。天才如李白者，活在現實生活

　　中，不得不考慮自己的身份，進而顯得十分庸俗，投靠了「貴族」。文人的「軟

　　骨頭」病，在李白這裡同樣突出，其他的那些不能「糞土王侯」的文人，其「軟

　　骨病」更是可想而知！知識分子經濟不獨立，人格也就談不上獨立，「軟骨病」

　　自古亦然，實在難免。

　　　　郭沫若對李白「得意」之後的「窮酸相」，反應強烈，指出了「王公」面前

　　的「文人」在人家「貴族」心目中是何等卑微。於是，李白必須解決「身份」問

　　題，不得不往「長安」跑動。他第一次「游」長安，倚靠自己的才華結識了唐玄

　　宗的妹妹，進而也結識了不少「詩壇」大家。第一次「進京」，李白雖未撈著一

　　官半職，但卻有了名氣。後在天寶元年的冬季，第二次來到長安，則更是受到皇

　　家禮遇。「天子」唐玄宗親自「召見」了李白。

　　　　如此得勢，李白本該升官發財。然而，文人的毛病在他身上暴露得太多，他

　　因此而遭「讒」。這樣，李白才又在天寶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被「賜金還

　　山」。他的被讒，則與他「窮酸」與「卑微」以及「恃才傲物」的「天才」與

　　「浪漫」大有關聯。

　　

　　　　八、李白「酸相」，令人寒心

　　

　　　　唐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對李白的「放蕩不羈」和「窮酸之相」的雙

　　重形象有過很好記載：「李白名播海內，玄宗與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

　　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

　　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這實在是有關李

　　白的一段精彩寫照。讓「國舅」脫鞋，終究是冒犯了皇家規矩，從此這些「萬人

　　之上」者，對李白開始了另眼相看。汗顏吧，心酸吧，發抖吧，顫慄吧，別看中

　　國曆朝歷代都在召喚人才和俊傑，但人才和俊傑在皇家國戚者看來，永遠是走狗

　　和奴隸，並無人的尊嚴。

　　　　這就是中國，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的根本特徵。他拿你玩可以，你陪他樂也

　　可以，但你要和他進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話，則絕對不行。吃人的社會中，文

　　人恰是吃人者的尤物，非吃你不可。讀懂了這層道理，哪個文人能不心寒膽顫？！

　　　　像李白這樣天下少見的「天才」人物，即使有什麼「傲骨」讓人不舒服，但

　　也應該得到「天資」與「才氣」方面的尊重，但皇家不會這養考慮，總以他們自

　　己的身份來衡量天下的一切。於是，李白的一舉一動也就成了「窮相」。以這樣

　　一種「皇家」標準來匡看文人，這對郭沫若來說，實在是「刺激」。因為李白的

　　「天才」而「窮相」與他郭沫若的「天才」而「窮相」有著驚人的相似。郭沫若

　　寫這部《李白與杜甫》之前，就已說過自己是「擺設」，面對李白之慘狀，他豈

　　不「浮想聯翩」？！也正是如此，郭沫若才做了這樣的感慨：

　　

　　　　這就是唐玄宗對於李白的真實評價。儘管李白「神氣高朗」，而在玄宗看來

　　則是「窮相」。唐玄宗眼裡的李白，實際上和音樂家李龜年、歌舞團的梨園子弟，

　　是同等的材料。兩千多年前漢代的司馬遷曾經說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所輕也。」（見《漢書．司馬遷傳》）這就是張

　　洎、高力士、楊玉環之所以能進行讒毀的基礎了。（《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

　　四卷251頁）。

　　

　　　　張洎、高力士和楊玉環能對「神氣高朗」的李白進行「讒毀」，那麼，江青、

　　姚文元、張春橋和康生等人，怎麼就不能對「才子」郭沫若進行「讒毀」呢？　

　　「文革」爆發在即，郭沫若所發出的「我是擺設」，與李白的這種心境豈不「相

　　通」！學問最大，研究最多，發言的可能最大，新論也最豐富，但卻總被人牽著

　　鼻子亦步亦趨，言不由衷。他的這種被人戲弄的「窮相」，不是跟李白一個模樣？

　　這不就是「歌舞團的梨園子弟」？不就是「主上所戲弄」？不就是「倡優畜之」？

　　不就是「流俗之所輕」嗎？

　　　　實在是最高統帥念其舊誼，實在是郭沫若不在權力中心，也實在是因為郭沫

　　若使盡了「權宜之計」，否則，文革這樣的大風暴，早不知把他吹到哪裡去了。

　　

　　　　九、感嘆李白：「矛盾性格」

　　

　　　　面對李白之「窮相」遭貶，郭沫若的心無法平靜，他對李白的「矛盾性格」

　　再做感嘆：「李白的性格是相當矛盾的，他有時表現得清高，彷彿頗有浮雲富貴、

　　糞土王侯的氣概，但他對於都門生活乃至宮廷侍從生活卻又十分留戀。」

　　　　這種「矛盾性格」不也是郭沫若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是寂寞與牢騷，

　　嚮往平民（如《郭沫若書信集》下冊，162頁中郭沫若說：「晚年只想找個小小

　　的清靜的角落，安下心來好好讀些書，約幾個好朋友談談心，度此餘生」）；另

　　一方面則又「革命熱情也，我亦受制甘」，對革命事業與文化工作眷戀不已。

　　　　李白孤獨無援，曾向獨狐明求情，郭沫若為此而抨擊李白道：「把獨狐明比

　　為信凌君，把自己比為侯嬴。希望獨狐明重回青顧，挽救自己的失腳。單從詩面

　　看來，李白與獨狐明之間的"青雲之交"，事實上是標準的勢利之交，正如李白自

　　己慨嘆過的"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然後李白卻不惜低首下心地向這樣的人請求援手。這是李白的又一面。」這固然

　　是李白的軟弱和沒有出息，但這不也是他郭沫若自己的某種寫照？！「文革」伊

　　始，郭沫若賦詩讚頌過江青，討好過康生，不就是李白的這種「又一面」再現？！

　　這是李白的「寒酸」，也是郭沫若的「寒酸」。

　　　　在《李白與杜甫》這部書中，郭沫若幾處談到過「骨氣」問題。如果不是

　　「自譴」，如果不是看到了別人的「軟弱」和自己的「無骨氣」，他何以如此再

　　三談及別人的「骨氣」問題？郭沫若說：「政權操在奸相李林甫手裡。李林甫為

　　了鞏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氣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殺害。左相李適之，

　　『酒中八仙』之一人，因與李林甫抵觸被貶，終於被脅自殺。凡與李適之接近的

　　人差不多都被貶斥，甚至被杖殺。如李白與杜甫所推崇過的李邕（北海）便是被

　　杖殺者之一。」（《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254頁）。

　　　　郭沫若這段話中雖然沒有大談李白的「骨氣」的問題，但這樣一個扼殺「骨

　　氣」的社會政治背景，怎讓人不去聯想有骨氣者生存的艱難。有「骨氣」的李適

　　之被殺，李白和杜甫都曾推崇過的李邕被殺，李白那點「傲氣」還能不受「當局」

　　的壓制和打擊！

　　　　郭沫若指出：「象這樣的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隱，有的貶謫，有的受

　　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只是時期有早遲罷了。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

　　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卻始終眷念著朝廷」，

　　「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亞於『每飯不忘君』的杜甫的」。（同上，257頁）。

　　　　郭沫若身邊的「詩友」、「酒友」和「道友」們又是怎樣的情形？不也都是

　　離開的離開，死亡的死亡嗎？他本人不也跟忘年交陳明遠和老搭檔張勁夫流露過

　　想到鄉間老屋打發餘生的消息？然而，儘管心灰意冷，他不也在「始終眷念著」

　　本心之外的東西嗎？在這個意義上，郭沫若一點也不亞於「每飯不忘君」的杜甫。

　　

　　　　十、尋覓李白之「骨氣」

　　

　　　　對待李白，郭沫若著墨很多，對李白的心思做了大段闡發。一方面他說李在

　　「被貶」之後還念叨著朝廷，另一方面則舉出李白那首830字的長詩《經亂離後，

　　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中李白對唐玄宗竟有「責

　　備」：「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和「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郭沫若對

　　此而深情道：「詩中敘述到他在天寶十一年十月去過幽州，看到安祿山勢力的龐

　　大，曾經痛哭流涕。他責備了唐玄宗養癰遺患。」「也責備了唐玄宗無知人之

　　明」。這是郭沫若所極度看重李白的地方，因為李白儘管天天眷戀著朝廷，但他

　　還敢「責備」唐玄宗這個「昏君」。

　　　　郭沫若為此而說道：「從忠君思想這一角度來看問題時，李白和杜甫的態度

　　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們始終眷念著朝廷；不同，是李白對於朝廷的失

　　敗還敢於批評，有時流於怨悱；杜甫則對於朝廷失敗諱莫如深，頂多出以諷喻。

　　李白是屈原式的忠君，杜甫則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識愈朝後走，愈趨向於宋玉式

　　的忠君。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韓愈語），成為自唐以來君臣關係的典

　　則。因此，舊時代的士大夫們對於杜甫的『每飯不忘君』能夠津津樂道，對於李

　　白的『日憶明光宮』則視若無睹。這是主觀意識在作怪。舊時代的文人愛把杜甫比

　　為『聖人』，把李白看做『浪子』，實際上是不那麼平允的。」（《郭沫若全集．

　　歷史編》第四卷，258頁）。「公平地說來，李白在封建時代的文人中還算是比

　　較有節概的。他比較能和民眾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層也還比較有所選擇。他能藐

　　視權貴倒是事實。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信任的宦官頭子，已經做到『將軍』，

　　太子『兄』事之，諸王公主等稱之為『翁』，而李白卻沒有把他看在眼裡過。」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259頁）。

　　　　顯然，郭沫若在不袒護李白「庸俗」的同時，是相當看重李白的「節概」。

　　特別是他將李白的節氣與屈原進行相比，將杜甫的節概與宋玉相比，就更是看出

　　他的「心之嚮往」和「別有用意」。我嘗講，懂不了郭沫若對屈原與宋玉的裁決，

　　斷乎不能理解他對李白與杜甫的取捨。而問題是，一幫號稱專家的教授、博導們，

　　看到的僅僅是郭沫若對毛澤東的「討好」，而至今看不出郭沫若對權貴們的曲折

　　反抗。郭沫若反宋玉、惡杜甫，恰是他對文人「人格」的呼喚，對文人「骨氣」

　　的頌揚。表面的文章，看得太多，終不能讀出歷史的複雜和心靈的曲折。面對

　　《李白與杜甫》的解讀，失敗者竟然如此之多，真是如同有眼無珠。

　　

　　　　十一、郭沫若的曲折反抗

　　

　　　　面對「文革」及其策劃者，郭沫若顯然做不到李白那樣的「責備」，甚至也

　　做不到李白那樣的「潔身自好」，但他這裡要「高揚」李白，不就是「心嚮往之」

　　的微薄努力！在一個人人高喊「萬歲」的年代裡，郭沫若拐彎抹角地通過李白的

　　敘述來鼓吹「叛經離道」，來「責備」唐玄宗，不也可以看出他的另一種心跡？

　　史家的鬥爭常常需要「曲筆」，稍有學養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道理。陳寅恪骨

　　頭再硬，他也沒有公然謾罵過毛澤東，他也只能悄悄寫些古奧難懂的詩來寄託哀

　　愁。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裡，文人們有多少人要親用頭顱的代價來反抗暴政？在一

　　個沒有任何自由、風聲鶴唳的社會中，文人們何必一定以「死」來發表自己的聲

　　音？

　　　　四十年代，郭沫若寫《屈原》的劇本來「影射」蔣介石，筆法仍然是「曲」

　　是「影射」。明知蔣介石是個暴君，明知需要進行政治與文化的直接鬥爭，但真

　　正與蔣介石鬥爭的文化人中有幾個能像郭沫若這樣膽大者？而膽大如郭沫若者，

　　也不過是用了文化人惟一可以使用的方式「曲筆」和「影射」。面對武裝到牙齒

　　上的人，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與之進行鬥爭，除了筆端的「巧妙」，又還有多

　　少能耐？生存都不具備，又何談什麼鬥爭？鬥爭，沒必要全是「明火執仗」。

　　「文革」中，周恩來這樣「有職有權」的人，都無法阻擋這場「風暴」，況乎他

　　郭沫若這個類同「擺設」的文人？賀龍那樣的武將，陳毅那樣的「文武雙全」之

　　將，劉少奇和鄧小平那樣的國家主席和總書記，紛紛落馬倒地，他這樣的書生，

　　手中一支禿筆，又能怎樣？

　　　　李白的狂放，不就是一種「鬥爭」？李白的「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不

　　就是一種「沒有法度」，不就是「沒有奴氣」？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要我不得開心顏」不就是對「帝王」與「權貴」的不合作和不願苟同？

　　

　　　　十二、李白詩魂：「諷喻時事」

　　

　　　　郭沫若在「文革」歲月中，用三年時間來寫作這部《李白與杜甫》，不可能

　　是心血來潮，只看見李白杜甫的缺點，而看不到自己的問題。郭沫若不是書獃子，

　　郭沫若能寫《十批判書》，對帝王將相一一縷析，又怎能不對眼下的「現實」做

　　一番思忖？他的問題是怎樣做得巧妙，做得一箭雙鵰，甚至一箭多雕。郭沫若使

　　用的方法歷來都是這種既是學術的又是政治的方法。這仍是多年來有關《李白與

　　杜甫》一書的批評家們所極少注意或根本就提不出問題之所在。

　　　　郭沫若在討論李白與李瞵關係時也曾花費較大了篇幅。此舉的目的就是要抬

　　出李白的「鬥爭」，即使不是直接鬥爭，也要把李白的優秀品質凸現出來。郭沫

　　若說：「李白是被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於李瞵的忘公誼而急私忿

　　固然早就失望，但他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李白的詩，毫無疑問，是

　　在利用這些傳說來諷喻時事」。這話已講得再明白不過，再直接不過。郭沫若能

　　看出李白的「諷喻時事」，他自己的文章難道就沒有李白的這種「諷喻時事」，

　　我們難道也看不出他的「諷喻時事」？郭沫若的鬥爭何嘗不是李白式的鬥爭！

　　　　郭沫若在總結李白飲酒的問題時，說過這樣一句很有分量的話：

　　　　讀李白的詩使人感覺著：當他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當他沒有醉

　　的時候，是他最糊塗的時候。因此，他自己也「但願長醉不願醒」（《將進

　　酒》），甚至誇張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

　　（同上，313頁）

　　　　李白的幸與不幸，都在這「醉」與「不醉」。郭沫若的總結相當有水準。李

　　白愛酒，那是因為他要「清醒」，他要在「清醒」中抒情和罵人；李白不敢停止

　　飲酒，那樣他就會由「清醒」變為「糊塗」，就會看不懂各種光怪陸離。現實是

　　痛苦的，是齷齪的，是可恥的，李白只能在酒醉中口吐真言，將之痛斥，從而恢

　　復「本真」。郭沫若晚年是否天天喝酒，至今沒有材料報道，我們無從推測，但

　　他用什麼方式才能「排遣」煩惱？是給死去的兒子謄寫日記？還是研究並撰寫這

　　部《李白與杜甫》？不知道！

　　

　　　　十三、由杜甫而更知李白

　　

　　　　在《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一節，郭沫若對杜甫的「趨炎附勢」，對

　　李杜之間「交道的翻覆」是很有感慨的。44歲的李白與33歲的杜甫，第一次在洛

　　陽相識，當時大家都是「懷才不遇，目空一切」。然後，倆人同游山東，互有詩

　　賦相贈。當時局變化特別是「安史之亂」以來，杜甫是一種心態，而李白則另一

　　種心情。郭沫若花費很長的篇幅，對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的200字的詩

　　做了系統分析，最後得出結論道：「趨炎附勢」的杜甫，與李白之間「暗喻著交

　　道的翻覆」，而且「這是詩的重點」。

　　　　至於詩之本身是否這個意思，那是另一個問題，但郭沫若有意這樣解釋，想

　　必是有他的考慮和「用意」。甚至我推測他這是又犯了「自譴」和「懺悔」的毛

　　病。儘管郭沫若本人不無大可訾議的人格問題，他有嚴重的「趨炎附勢」問題，

　　但他在骨子裡是看不起「趨炎附勢」這種人，就連他自己的這種品性都無法原諒。

　　我們在以前的章節中，已經談到過這個問題，郭沫若是個經常「自我贖罪」的人，

　　每次「贖罪」他就進步一次，就有新的作品出來。他與田漢、宗白華的「疏遠」，

　　不正是他「趨炎附勢」行為的結果？他甚至不願意和趙丹一起開會，不也是怕惹

　　上麻煩？然而，他一方面「怕」並疏遠了那麼多的老朋友，另一方面他則常常捫

　　心自問，極度厭惡自己與眾多朋友之間「交道的翻覆」？自己在高位，而不在高

　　位的朋友們不死則散，每每回想，一定是「不寒而慄」吧！

　　　　寫到這裡，郭沫若又將杜甫與屈宋做了自覺或不自覺的比較：

　　

　　　　杜甫說他自己要努力：「竊攀屈宋宜方駕」。杜甫很看中宋玉，願以宋玉為

　　師，愛把屈原與宋玉並舉來提高宋玉。其實宋玉是值不得學的，他的文學的成就

　　已被李白遠遠超過了。李白並不那麼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

　　甫》開頭兩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覺秋興逸，誰雲秋興悲？」說秋興悲的就是宋

　　玉。杜甫在《詠懷古迹》里卻特別欣賞他，所謂「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

　　吾師」。在這裡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處。至於屈原的水平，不僅李白沒有

　　達到，杜甫也沒有達到。（同上，335頁）

　　

　　　　這裡如此提到屈宋，將李白與杜甫比附屈宋，絕非偶然。因為在郭沫若的心

　　目中，屈宋就是「有骨氣」和「沒骨氣」的符號和標準。顯然，郭沫若不是以

　　「文」要求李杜，而是以「人」衡量兩者。他的心目中推崇的依然是「有氣節」

　　的人，反感和厭惡的依舊是「沒骨氣」和「趨炎附勢」的人。宋玉是沒骨氣的人，

　　杜甫也恰是沒骨氣的人。郭老早就厭惡起了宋玉，必定將來會厭惡杜甫。這是郭

　　沫若的必然。還是老話，讀不懂郭沫若的屈原，就不能讀懂郭沫若的李白；讀不

　　懂郭沫若之宋玉，則不能讀懂郭沫若之杜甫。

　　

　　　　十四、杜甫與「奴才」

　　

　　　　而宋明以來的現實中，特別是「解放以來」文化現實中，不少人依舊看不見

　　李白的「人格」高潔，看中的依然是杜甫的「每飯不忘君」的奴隸氣概（如郭反

　　復提到的蕭滌非）。杜甫也許成了郭沫若心目中的一個符號，他是文化人中的奴

　　才，他磕頭搗蒜，低三下四，沒有一點屈原式的「氣概」。郭沫若恨宋玉，恨杜

　　甫，都是因為他恨自己。在「李白」部分的最後，郭沫若高度肯定了杜甫的《飲

　　中八仙歌》所刻劃的李白形象，說那簡直是「傳神之筆」。杜詩曰：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喚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郭沫若對此飽含深情評價道：李白「一方面同市井平民親近，另一方面頭腦

　　藐視帝王的尊嚴，這正是李白的好的一面。這時沒有夾雜著求仙還丹的密信，功

　　名富貴的野心，人們是比較喜歡這樣的李白的。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博得人們廣

　　泛愛好，恐怕要以李白為第一人吧？」。（同上，340頁）

　　　　什麼是「藐視帝王」？誰應該來「藐視帝王」？現實的「文化大革命」中如

　　何「藐視帝王」？郭沫若在寫作《李白與杜甫》這部書的時候，真會那麼無知到

　　竟然想也想不到的地步？如果「想不到」屬於「無意識」中的「巧合」，那麼，

　　本書的確是沒有任何一點價值，郭沫若也真是傻到了家；而假如郭沫若是「有意

　　為之」，則一切因此書而引出的後果，他必然是有預計的。以郭之聰明和對史變

　　之洞察，他不可能沒有這種覺察，否則，他總是「媚眼」一雙，在長達三、四年

　　之久三番五次的修改中，「貪生怕死」的他，「趨炎附勢」的他，早該把這些

　　「可怕的」句子刪掉了。然而，他沒有刪，他反而加重了筆墨，要討伐宋玉式的

　　杜甫。這是郭沫若最輝煌的地方，艱難歲月中骨氣最硬的地方。

　　　　這也許才是這部「最後的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的魅力所在。

　　　　當然，郭沫若從解放以來，阿諛之詞太多，奉承之作太濫，這種無限奉承的

　　聲音中，即使有他真正的文學聲音，那也不易被人識別，人們無法知道他是真心

　　實意的「吹捧」，還是刻骨銘心的「諷喻」。更何況他這樣高級的文化旗手，經

　　常使用著高級筆法，一箭雙鵰，難以琢磨！何況自己的聲音，獨立的志向，常常

　　掩護在「三呼萬歲」的口號與概念之中，陰晦難識！

　　

　　　　十五、郭沫若剝了杜甫的皮

　　

　　　　「頌揚」完了李白，郭沫若該進入了對杜甫的批判，　他要把這位被人捧為

　　「人民詩人」的「詩聖」拉下馬來，他要剝下他「聖人」的畫皮。

　　　　他首先將杜甫的「可怕嘴臉」拉將了出來。杜甫在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人民性」的同時，還有「安得鞭雷公，滂

　　沱洗吳越」（《喜雨》）的「統治階級性」。杜甫心狠毒，希望帝王能對「吳越」

　　的造反者們，予以「滂沱」般的「清洗」。同時杜甫在《夔府書懷》中還有這樣

　　四句話：「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擦眉。」郭沫若認為

　　「杜甫的詩意就是說強盜厲害，雖是『綠林小盜"，你也不能輕視它，輕視了就

　　會遭到楚昭王的處境，後悔難追」，杜甫使用「擦眉」這一典故也是別有用心，

　　「意思是對與』蒼生"（老百姓）要卧薪嘗膽地嚴加警惕，要能防患於未然」。

　　杜甫的身價就這樣被郭沫若給定了下來，「人民詩人」的「聖人」地位馬上就要

　　發生動搖。這種情況下，郭沫若將自己「命題」的理由拋了出來：

　　

　　　　以上只舉兩例以表明杜甫的階級意識和立場，杜甫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

　　主階級一邊的。這個階級意識和立場是杜甫思想的脊樑，貫穿著他遺留下來的大

　　部分的詩和文。生在封建統治鼎盛的唐代，要懷抱著那樣的意識，採取著那樣的

　　立場，是不足為怪的。舊時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們要讚揚那樣的意識和立場，也是

　　不足為怪的。可怪的是解放前後的一些研究家們，沿襲著舊有的立場，對於杜甫

　　不是採取批判的態度，而是依然全面頌揚，換上了一套新的辭令。以前的專家們

　　是稱杜甫為「詩聖」，近時的專家們是稱為「人民詩人」。被稱為「詩聖」時，

　　人民沒有過問過；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了。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346頁）。

　　

　　　　這就是郭沫若有關杜甫的立場和問題。

　　　　李白浪漫了一點，就被後人罵了一千多年；杜甫如此「惡毒」還被評為「人

　　民詩人」如此這般，不是很值得重新討論嗎？從這個意義上講，郭沫若確有他合

　　理的「正義」。

　　

　　　　十六、郭沫若厭惡並苛求杜甫

　　

　　　　郭沫若對杜甫的要求是相當苛刻的，甚至苛刻到了非以「馬列主義」的原則

　　要求他不可的地步。他苛求地選擇了杜甫的《三別》和《三吏》這「六首詩」來

　　做翻譯和分析。這六首詩就是《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和《新安

　　吏》、《石壕吏》、《潼關吏》。杜甫的《無家別》寫得確實凄慘無比，家破人

　　亡，目不忍睹，擺在人們面前路不知在何方。郭沫若對此而分析道：「這首詩可

　　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體地描繪出了洛陽一帶田園荒蕪、人煙絕滅的景象。

　　特別是最後一句：『何以為蒸黎？』作者把問題提出來了，但沒有寫出答案。答

　　案可能有兩個：一個是『只好造反"；一個是『沒有辦法』。照詩的情調和作者的

　　意識看來，只能是後者。」這種要求對於杜甫來說，無論如何有些過高了。提出

　　問題的本身，常常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何況杜甫不是解決問題政客，而是一個

　　小小「詩人」。但郭沫若在這裡為杜甫設計出了兩條路，一條是「只好造反」，

　　一條則是「沒有辦法」。「只好造反」自然有迎合毛澤東的「揭竿而起」的「造

　　反有理」，但脫離了這個「語境」不也有鼓吹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只好

　　造反」的意味？更何況那是唐代！憋悶中的郭沫若，可能老想「造反」，但又造

　　不了「反」，實在猶如「困獸」，所以他對杜甫的「沒有辦法」，寄託了無限哀

　　思。他希望杜甫能帶領唐代遺民起來造反，他甚至希望杜甫代表他這樣的現代詩

　　人也起來造反。這些話中，難道沒有這些可以引申的含義？誰知道！俱往矣，不

　　可追！

　　　　六首詩翻譯並分析完畢之後，郭沫若對此做了最後的「階級」總結。這個總

　　結很值得我們今天重視，道出了可以重新解釋的另一重含義。他說：

　　

　　　　這六首詩，的確是杜甫的刻意之作，基本上是寫實，具有獨創的風格。從內

　　容上說，的確是頗能關心民間疾苦，把安史之亂時靠近前線的真實面貌，留下了

　　一些簡潔的素描。在舊時代的文人中傳誦了一千多年──當然也有人不敢選讀，

　　是可以令人首肯的。但在今天，我們從階級的觀點來加以分析時，詩的缺陷便無

　　法掩飾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

　　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

　　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

　　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緒的，如果有得一絲一

　　毫的情緒，那就歸於「盜賊」的範疇，是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險分子了。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357－358頁）。

　　

　　　　在郭沫若看來，杜甫的「好」就在他「關心民間疾苦」，「留下了一些簡潔

　　的素描」；他的「不好」則是希望人民「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杜甫心目

　　中的「良民」僅僅是「綿羊一樣」。唯有這樣的人，才能大大「合乎地主階級、

　　統治階級的需要」。

　　　　這的確是一種「階級情感」的語言，是「階級鬥爭」觀點分析出來的結論，

　　是對杜老夫子的嚴厲苛求。但讓我們稍微平靜下來，是否也可讀出另一種「造反」

　　的「呼喊」聲音？「地主階級」自然就是「統治階級」，人們對這一統治階級進

　　行「造反」，意味著什麼？一個判斷總是具有獨立性和普遍性，對杜甫的苛求結

　　論不也同樣具有直接和間接的「暗示」、「影射」作用？讓杜甫鼓動「人民」造

　　反，造得「天下大亂」，那又意味著什麼？郭沫若為什麼以能否「造反」來衡量

　　杜甫的「聖人」地位？這其實是一個要害問題，在我看來這既是一個「順著爬」

　　的「吹捧」問題，又是一個排遣心中鬱悶的「想像革命」問題。說實話，任何時

　　候的任何社會，國家都是不能「亂」的，即使「造反」也需有度，否則，造反者

　　本身也會遭殃其中。

　　　　顯然，郭沫若對杜甫的苛求有類於姚雪垠對李自成的「愛護」，都是「現代

　　意識」太強，要求過高。然而，歷史的研究本來就無條件地服從克羅齊所說的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原則。郭沫若研究李白與杜甫，是有他「現實」的

　　考慮，他既可以因此而去「附和」當今，也同樣可以寄託心中的真切「希望」。

　　歷史學永遠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部分原因就是這一學科總免不掉要注入

　　「解讀者」的「價值」和「情感」。

　　　　正是這樣，郭沫若才對杜甫有了這種千般苛求，萬般刁難。

　　

　　　　十七、「奴才」豈能當「詩聖」？

　　

　　　　郭沫若揭露「杜甫的門閥觀念」，他抨擊「杜甫的功名慾望」，他攻擊「杜

　　甫的地主生活」，他揭穿「杜甫的宗教信仰」，他唾棄「杜甫嗜酒終身」。最後

　　的最後，他還不甘心，非要再次曝光不可，指出杜甫之死恰恰就是喝酒太多，吃

　　（腐）牛肉太多而中毒身亡。所有這些「揭露」，一言以蔽之，就是杜甫乃十足

　　的大「奴才」也。除了杜甫的「不反抗情緒」外，更有他「每飯不忘君」的窩囊。

　　　　自宋以來，國家漸衰，「忠君」思想大起，這既是「團結」的需要，也是

　　「奴化」的必然。古人早就說過：「宋人立論，好偏重忠愛，以取悅於時君」

　　（玄修）。李杜之分別蓋由此來。這種情況下，杜甫「忠君」的「聖人」地位，

　　必然大大提高。因為他就是一個窩窩囊囊的「大奴才」，國家正需要他這樣「馴

　　善」之人，而不是李白那樣的放蕩不羈。到了明代，杜甫也就正式成了「詩聖」。

　　而到了「解放後」則又變成了「人民詩人」。杜甫，隨著奴化過程的逐步深入，

　　其「詩聖」的地位也就跟著不斷提高。

　　　　杜甫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時時處處爭當皇帝小秘書」的人，只要皇上需要，

　　他就定當「筆杆子」，左右搖晃。

　　　　有人做了這樣一個統計，頗可看出一些杜甫的「奴才」特性：「杜甫很懂得：

　　喝酒要錢，就得作官，作詩寄託著皇帝。他整個詩作，有相當大一部分是與各種

　　官吏的唱和贈答。我做了一個不很科學的統計，杜詩中直接寫到『吏』字的詩約40

　　首左右。這40首左右的詩中，真正揭露、憤恨官吏的不過很少幾首，直接指向皇

　　帝的更是微乎其微」。杜詩大多數都是「要鼓勵農民的逆來順受」。（王錦厚

　　《郭沫若學術論辯》227頁，成都出版社）。杜甫的確是老實巴交，循規蹈矩，

　　像一隻馴化了的羔羊。正是這樣，他才「每飯不忘君」，他的「奴才嘴臉」才格

　　外醒目。儘管郭沫若的臉上也有這種色彩，但他骨子裡卻極端厭惡這幅模樣。郭

　　沫若從「懂事」起，就開始厭惡自己的「過去」，永遠地洗刷自我。1962年初郭

　　在廣州就說過：「有人把杜甫說得這麼好，我就不同意。他是『每飯不忘君』，

　　是站在皇帝最尖端的立場來寫詩的」（載1962年3月15日《羊城晚報》）；同年

　　在成都他又指出：「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局限。例

　　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飯不忘君』，便是無可掩飾的時代殘疾。」（郭沫若

　　《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載1962年6月9日《光明日報》）

　　

　　　　十八、面對杜甫，自我鞭撻

　　

　　　　郭沫若的歷史研究，常被「時代」所鉗制，昨天說的話，今天就有可能發生

　　變化，有些變化是他主動要變的，有些則是被動而變的。就在1962年他開始大批

　　杜甫的同時，他也講過杜甫的好話，而且講得非常出格。這年他寫過《杜甫的價

　　值和杜詩的成就》，裡面就對杜吹捧得很高：「我認為杜甫的最偉大之處在於他

　　在『忠君』思想支配之下，他『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綜其一生沒有安心做

　　地主的傾向。」又說：「我還認為應該把杜甫和現代的魯迅比。」還說：「杜甫

　　和魯迅，都是憎惡本階級的感情極重，自己願站在『螻蟻』的一邊。願站在『孺子

　　』的一邊」。認真衡量，前後比較，他的話的確是顛三倒四，杜甫竟然與魯迅成

　　了一類。說這些話的背景，我們尚不知道，也許是他為了某種「需要」。

　　　　我們的問題恰恰是，為什麼到了「文革」的中期，他在《李白與杜甫》中，

　　卻堅決放棄將杜甫與魯迅相比的做法，而是繼續他的批判杜甫，並將杜甫駁斥得

　　體無完膚？

　　　　我揣摩，原來他郭沫若本人就是杜甫！他就是充當著杜甫那樣的「人民詩

　　人」！他高喊過「人民本位」的史學觀念！他動輒就得「三呼萬歲」，就得「每

　　飯不忘君」，就得「帶頭檢查」，「帶頭批評」。他可以熱烈地投身於這些「運

　　動」中，但階級鬥爭「斗」到他家的時候，他的靈魂深處，豈不驚雷響起？！他

　　肯定想到過自己的角色。當他意識到自己是「擺設」的時候，他一定會聯想到自

　　己與杜甫之間的關係。應該說，他與杜甫有著很多的相似：奴性十足。如果說杜

　　甫囿於時代，是「主動」諂媚皇帝，「自覺」去「每飯不忘君」，那麼，郭沫若

　　則經常是被動、強迫以致非常習慣地去「主動」地「阿諛奉承」。他多麼想像庄

　　子那樣「乘飛龍，御日月，游乎於四海之外」，他多麼想像李白那樣「天子喚來

　　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恨自己的「高處不勝寒」，他恨自己的「左右夾

　　擊」，他恨自己的「阿諛奉承」，他恨自己的「言不由衷」。杜甫身上的問題，

　　全是郭沫若他身上的問題。杜甫有「時代的局限」，他自己更有時代的局限。

　　　　杜甫沒有骨氣，他自己何嘗又有骨氣？！

　　　　他反感「軟骨頭」，而苛求過宋玉，將宋玉罵得一錢不值。

　　　　他歡呼「勇於直諫」，從而美化著屈原，儘管屈原擺脫不掉「文學弄臣」之

　　身份。

　　　　我以為解讀《李白與杜甫》，這也許不失為另一種有效的途徑。

　　　　這本書固然是「奉承」之作，是繼續的「阿諛」之作；但這本書卻是屈宋研

　　究的繼續和堅持，是一頌一抑的固有手法；這部書高揚了李白，貶斥了杜甫，但

　　更主要是「悔恨」自我和「寄託」自我。杜甫是他「自恨」的一面，李白則是他

　　「寄託」的一方。

　　　　冠蓋滿京城，詩人獨憔悴！

　　　　正是因為「複雜」，一部書中才包含著多種「可能」，所以大家的第一印象

　　就是郭在「巴結」和「討好」，而難以發現其「懺悔」和「提示」。同樣是複雜

　　和眾多的「可能」，郭沫若在李白身上的無限寄託才顯得格外隱蔽，難易讓「時

　　代」發現。就其歷史特徵來看，郭沫若的《李白於杜甫》才是真正的「現行反革

　　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殘暴歲月里。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每觀其

　　書，我總要不停地問！

　　　　我寫這部書，所以採取了先揭示郭沫若的性格變化然後再討論作品的方式，

　　就在於解讀的方便。郭沫若的性格，像某些不健康人格的神經類型，具有「分裂」

　　特徵，不自信中又常會「自譴」和「自卑」。每隔一段時間，或因各種莫名的刺

　　激，他都會「狠斗私心一閃念」，來一個發自內心深處的「懺悔」。郭沫若畢竟

　　不是喪盡天良的人，他與康生畢竟不同。他儘管經常不失為刻薄，但尚做不到心

　　狠手辣，他可以到處吹捧，無原則的迎合，而每當發現自己有什麼失誤和過錯，

　　則經常自悔。郭沫若其實是個很膽小的人，不是一個頑固的人，不是一個兇悍的

　　人，所以他才能在感情的煉獄中不斷升華。

　　　　郭沫若對人物的研究，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對「文」看中的不多，而對「人」

　　看中的則較多。屈原宋玉如此，李白杜甫還如此。如果以「文」的角度進行純粹

　　學術的評價，我想即使宋玉那樣的「軟骨頭」，文章還是會讓人「擊節叫好」；

　　即使杜甫這樣「地主階級」的「奴才」，他的詩還算得上無以替代的「絕妙好

　　辭」。

　　

　　　　十九、媚邀李白而「游泳」

　　

　　　　郭沫若在1962年寫作有關「蘭亭序」書法辯偽文章時，就已經知道毛澤東愛

　　聽「造反有理」的話，「文革」中毛澤東更是鼓吹「造反有理」，既然如此，我

　　郭沫若這裡就給你再來它一個「造反有理」，誰不造反，我就說誰壞話，就不是

　　無產階級，就是「地主階級」，就是「剝削階級」。杜甫不是不造反嗎？我就把

　　這「人民詩人」的「光環」給你拔下來，讓他示眾，讓他丟醜。我痛罵了他，既

　　迎合了「恩主」，又抒發了自我，何樂而不為？！杜甫就這樣成了郭沫若筆下的

　　「犧牲」。但這個「犧牲」很有意義，郭沫若將宋明以來貼給杜甫臉上的金粉，

　　逐一剝離。大概這也是他悶悶不樂中潛意識深處的某種「造反」吧。

　　　　有需注意的是，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前後稍有一點區別。在李

　　白部分，郭沫若還作詩一首，故意獻媚，《水調歌頭》一曲，以迎合「主席」的

　　口味：

　　

　　　　久慕燃犀渚，

　　　　來上青蓮樓。

　　　　日照長江如血，

　　　　千里豁明眸。

　　　　洲畔漁人布留。

　　　　正是鰣魚時節，

　　　　我欲泛中游。

　　　　借問李夫子：

　　　　願否與同舟？

　　

　　　　君打漿，

　　　　我操舵，

　　　　同放謳。

　　　　有興何須美酒，

　　　　何用月當頭？

　　　　《水調歌頭．游泳》，

　　　　暢好迎風誦去，

　　　　傳遍亞非歐。

　　　　宇宙紅旗展，

　　　　生死大鵬游！

　　

　　　　郭沫若是在1964年寫下這首詩的，而在1966－1969寫作《李白與杜甫》這部

　　書的漫長歲月中，依舊像《給曹操翻案》一樣，要時不時使用毛澤東的詩詞，或

　　借用以往「緊跟」毛澤東的話，來給自己加油，來給自己尋求靠山。就在「李白

　　的家室索隱」一節的最後部分，郭沫若拿著毛澤東的「游泳」，「水調歌頭」了

　　一把，抒發了感情。我估計這還是郭沫若的聰明。因為在李白一節中，他鼓吹的

　　正是「造反」。而往後面，則再無這種奉承，全是苛責，對杜甫嚴厲挑剔甚至謾

　　罵。這自然無需擋箭牌。這是為什麼？大家不應該忘記，就在他漫漫長夜中寫作

　　《李白與杜甫》的過程中，他的兩個兒子分別於1967年4月和1968年某月（不

　　詳），先後死於「文革」。兩個兒子的死，對於郭沫若的情緒打擊最大，但他表

　　面上沒有也不敢有任何發作，他甚至膽小到了不敢向周恩來求救。不求救不等於

　　他沒有怨恨。他的怨恨往哪裡發泄？怎樣發泄？

　　　　這種情況下，杜甫老先生就免不掉要挨當今「文化旗手」的「迎頭痛擊」。

　　

　　　　二十、陳伯達嗅出「異味」

　　

　　　　郭沫若這部「最後的著作」，尚未出版之前，就有人嗅出了其中「怪味」。

　　這裡舉一個例子。

　　　　1969年6月13號之後，當喬冠華和余湛走訪過郭沫若並發表對蘇公告之後，

　　陳伯達也就知道了郭沫若的寫書情況。當時的陳是「文革」小組組長，自然會對

　　「文化」現狀格外關注。得知消息後他也就來湊熱鬧。陳先是對郭的這部著作表

　　示關心和重視，當即指示中科院印刷廠將郭的全部手稿進行影印。如此重視，陳

　　伯達是要幹什麼？郭當然無從知道，陳也未講，也用不著跟他講。郭猜測有可能

　　是將書稿送給毛澤東看，也就同意了書稿的處理意見。但是影印之後不久，陳伯

　　達馬上變了態度，說不能將此書稿送達毛澤東，「讓郭自行處理」。郭沫若莫名

　　其妙，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陳伯達對郭的這部書大加指責，說了許多有關評價

　　李白的話。這樣，郭沫若的這部書也就不能馬上正式印出。倒是有機會留下給郭

　　以修改的餘地。

　　　　這裡的問題是，陳伯達為什麼不允諾送達而要退還書稿？難道只是其中郭沫

　　若引用了李白有關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殘酷迫害方面的文論？未必這麼簡單！陳伯

　　達不僅是「文革」小組主任，而且是精通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的學人。他的「文

　　化」嗅覺應該說很是不賴。他是否看出了郭沫若書中的一些「傾向」性問題？如

　　果郭沫若的書旨在討好毛澤東，自然不會引起陳的反感，相反他還會以此而去邀

　　功行賞，絕不會「退還」給郭沫若。極度鼓吹李白而貶斥了杜甫，是否讓陳伯達

　　看出了「李白」的「放蕩不羈」和「直諫」味道？假如解讀出了「杜甫」的「奴

　　性十足」語意，陳又會做何感想？

　　　　這是一個謎，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討論甚至猜測。

　　　　總之，這部看起來「最不成功」的書，卻有著很多謎團，隱含著最成功的成

　　分。

　　　　1971年10月，郭沫若經過對書稿的「大小改動了幾百處」之後，終於出版了。

　　該書一出，立刻引起了「議論」，其中「非議」的比例實在高過「讚譽」。大家

　　紛紛猜測和譏刺郭沫若的「動機」和「目的」，大家驚訝郭沫若對杜甫的如此苛

　　刻。

　　　　然而，各種非議也只能是非議，並沒有媒體將這些「不同聲音」發表出來。

　　　　毛澤東是否看過《李白與杜甫》？他看後有什麼樣的意見？至今沒有相關材

　　料。照理來說，郭沫若這麼大的動靜，既然能驚動陳伯達，必然會驚動「四人幫」

　　等「文革」核心人物。而驚動了這些「權傾一時」的「紅人」，毛澤東那裡也是

　　會有些動靜。嗜書如命的毛澤東最起碼會翻翻這部與他「興緻」相投的書，最低

　　條件他會聽聽有關此書的情況介紹。「文革」中，毛澤東都能知道姚雪垠寫作

　　《李自成》的動向，難道真就不知道郭沫若的這一《李白與杜甫》動向？這時的

　　毛澤東雖然開始痛恨起了林彪，但精氣神還沒有壞到不能讀書的地步。可惜又可

　　惜，至今沒有任何有關毛澤東的評價。

　　

　　　　二十一、毛澤東批評郭沫若

　　

　　　　事過不久，毛澤東就發動了「批林批孔」和「儒法鬥爭」的運動。

　　　　這場運動的對象，正如郭沫若所云，就是周恩來。

　　　　1973年春，毛澤東點名批評郭沫若，跟江青哂笑郭沫若道：「郭老從柳退，

　　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同年8月5日，毛澤東專門寫詩《讀

　　〈封建論〉，贈郭老》，進而又批他「《十批》不是好文章」，告誡他「勸君少

　　罵秦始皇」。關鍵一句正在最後，那就是「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是一句告誡的話，要郭好好讀讀《封建論》，不要從柳宗元的水平倒退到周公

　　文王和孔子那裡去。這裡「文王」其實就是「孔子」。因為孔子最佩服的就是文

　　王。

　　　　這句話還有另外一個微妙的意思，就是你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實在不如

　　章士釗寫《柳文指要》。你看人家所寫的《指要》多好，你不妨「熟讀」一下

　　《封建論》。這裡的《封建論》完全可以是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代稱。毛澤東

　　善於「迂迴」，很難說這裡沒有針對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的意思。試想，1971

　　年出版的書，而且是郭沫若所寫的「最後一部著作」，主觀動機又是在歌頌領袖

　　毛澤東，毛澤東怎能不知道情況？這於理於情實在都講不通。文革中沒有人寫書，

　　這是極少見的著作之一。

　　　　據章士釗之女章含之在回憶喬冠華的一部書中講，章士釗出版《柳文指要》，

　　周恩來代表毛澤東親自給了章士釗一萬元人民幣的稿費。這筆錢，章士釗沒有派

　　上用場，卻被章含之派上了用場，給喬冠治療癌症購買了高級補品（主要是西洋

　　參）。

　　　　郭沫若出版《李白與杜甫》，除得到出版社的某些稿費外（應該如此，但文

　　革中常常沒有稿費），並沒有得到諸如毛澤東或周恩來的什麼獎賞，相反兩年後

　　卻遭到了毛澤東的兩度嘲弄。與章士釗《柳文指要》一書的出版情況相仿，《李

　　白與杜甫》從寫作到出版，也經歷的反覆修改的過程，曾在抽屜中積壓了好長時

　　間才得以問世。這兩部同年出版的「阿諛」之做，命運卻完全不同。這實在有些

　　蹊蹺。應該說，郭書中更含有毛澤東不願接受的某種文字和態度。極度鼓吹李白

　　之「造反有理」，就等於對現實之嚴重不滿。與杜甫相比，李白不恰恰是一位勇

　　於「造反」的詩人代表嗎？偉大領袖可以高喊「造反有理」，但未必喜歡別人的

　　「造反有理」，「戰友」們如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僅僅因為不同意他的某些

　　主張，根本談不上「造反」，一個個就被打倒在地，誰還敢去喊什麼「有理」？！

　　　　《李白與杜甫》1971年10出版，1973年5月和8月，就開始遭毛澤東的點名呵

　　斥。毛和江青長期關係不好，這回卻故意要將自己的「順口溜」念給她聽。讓江

　　青知道毛對郭的態度，不正是想借江青來向郭沫若「施威」嗎？果真，江青、張

　　春橋向郭沫若發難了，讓郭沫若犯了心臟病。

　　　　除了《十批判書》本身大大詆毀了秦始皇，攻擊了韓非的理論，謾罵了申不

　　害的「法術」；除了周恩來是郭沫若的入黨介紹人，是他多年的「朋友」等具體

　　的政治因素外，是否毛從《李白與杜甫》中感覺出了什麼問題？

　　　　既然毛澤東在50年代就能聽懂康生指摘別人的「用小說反黨」，難道就看不

　　出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中的某種「抗議」？這些都還可做進一步關注和討論！

　　　　別看《李白與杜甫》表面上是一部「迎合」、「阿諛」之作，但卻隱伏著許

　　多未必「迎合」的聲音。

　　　　毛澤東沒有直接發表對這部書的看法，但他對郭卻有直接的意見。

　　　　毛澤東向喜迂迴戰術，旁敲側擊，聲東擊西，讓你摸不著頭腦。在「批林批

　　孔」運動的醞釀時期，毛澤東就捎帶批判了郭沫若，這是否也屬一種「迂迴」？！

　　　　…… ……

　　

　　　　二十二、郭沫若生後「非議」種種

　　

　　　　郭沫若謝世之後，對他「非議」的聲音終於陸續出來。其中蕭滌非的「反彈」

　　調門最高。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1979年蕭滌非開始在《文史哲》上面「反

　　駁」郭沫若。他說：「郭老過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的這次抑杜，不過是他自己

　　在翻自己的案，而我們的非議，也不過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後日之郭老而已。」為

　　什麼蕭滌非會有這麼大的「反彈」，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郭沫若在批杜甫時，處

　　處是拿著蕭之言論當「靶子」，蕭滌非是「人民詩人」的鼓吹者。其實，維護杜

　　甫「人民詩人」的尊嚴者們，實在看不出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問題上的微妙。包

　　括蕭滌非這樣的高手。

　　　　就在各種「非議」中，居然有一種「認為」說：「當時，被批判者是沒有答

　　辯的權利的，局外人更是不容置喙。一則因為《李白與杜甫》是名家著作，而對

　　此書的反駁就是對名家不敬，二則據說李白已內定為法家詩人，而杜甫是儒家，

　　《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是順乎尊法反儒的時代潮流，所以也反駁不得。」

　　（見陳榕甫《杜甫優劣古今談》，載《文匯報》，1980年12月17日）。這完全是

　　一廂情願的猜測，書寫作於「文革」歲月，出書也在1971年，那時且沒有開始

　　「批林批孔」運動，郭沫若再能耐，他怎麼能在「文革」中嗅出「儒法」的氣味？

　　如果真是將李白「內定」為「法家詩人」，那麼郭沫若為何還要痛遭毛澤東的呵

　　斥？這種猜測，實屬臆斷，不足取信。

　　　　郭沫若的文章總有一種特點，做得太與時代密切結合，讓人發生著各種聯想，

　　既能讓你感覺到他在「巴結」和「討好」當今「最高統帥」，又能讓你與「儒法

　　鬥爭」發生起聯繫。猛一聽似有幾分道理，道家詩人李白的確是在大罵儒家詩人

　　杜甫啊。可，李白這樣一個「道家人」，怎麼突然間變成了「法家」？他有什麼

　　「法術」，他有什麼「竣法」理論？實在講不去。細想一下，不攻自破。

　　　　……

　　　　世人都說《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壞」的一部著作，而我卻覺得這是

　　郭沫若最好的一部書。它好就好在，千頭萬緒，讓人莫衷一是，摸不著頭腦，可

　　有多種解釋的可能。「借勁使勁」，「造反有理」，「高揚骨氣」，「反對奴氣」

　　的這種「解讀」是我首先提出來的一種「可能」，不知會否遭來方家的連篇喝斥。

　　我等待著。

　　　　詩人已乘黃鶴去，李白杜甫亂悠悠！《李白與杜甫》的莫衷一是，其本身都

　　會作為遺產人供後人反覆討論永遠議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