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來信：我眼中的水貨客

編者按

近日，一條內容為一對母女在香港被指罵為水貨客並受到圍攻的視頻傳播很廣。從視頻上看，圍攻母女的人行為的確非常惡劣，如果再有類似情形出現，首要的是第一時間報警。這條影片的拍攝者，同時也是「反水貨客」的一員，在隨後的自白中表達了對反水貨客行動的反思：一是行動在分辨誰是真正水貨客時容易產生誤會；二是反水貨客中的一些人在行動中使用恐嚇等暴力方式，令其他參與者「亦感不安」。可以看出，行動中的暴力並非「反水貨客」們的共識，並且一些極端人士恐嚇、挑釁的行為在香港也受到不少批評。

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社會內部一直處於撕裂之中，運動參與者對「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堅持並沒有為香港爭取到《基本法》承諾的「真普選」。既然「愛與和平」沒能引領香港踏上「真民主」之路，從佔領時期短暫的烏托邦回歸現實生活後的人們，在生活中還要面對「高攀不起」的樓價、日漸上漲的租金與越發擁擠的城市，沮喪、壓抑、矛盾、迷茫開始在人們心中醞釀，各種情緒的積累最終導致一些香港人走向民粹。近幾個月來發生的反水貨客行動之中，便可見極端民粹人士的身影，他們大多言行充滿暴力、表現出強烈的仇陸情緒，但他們並不能代表所有普通的香港人。就像前文反水貨客的自白中，一些香港人自身也在反思行動是否應該避免陷入空洞的仇恨情緒，反思「行動是否應該轉移到針對政府，促使政府直接回應訴求」。

那麼，香港本地人到底怎麼看待自由行？水貨客的增多又是否真的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大陸客在香港是否受盡歧視？「咫尺書」邀請香港的絲君同學為大陸遊客寫下了一封信，又請已在香港生活5年的陸生賢亮寫下了自己帶著「內地人」身份在香港這塊「是非之地」的生活片段與感觸。個人化的敘述很難避免主觀情緒，更難以接近事情的全部真相，但作為真實生活在香港的個體，他們的真誠言語至少可以為我們打開一扇通往溝通的大門。

致大陸遊客的一封信

最近香港出現一輪又一輪的反大陸水貨客的「光復」行動，似乎港人對於大陸旅客自由行的反對情緒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不過，我沒有參與。對我而言，應該要反省的，是兩地政府。這是理性思考的結論，但感性上，從我的日常經驗出發，我的確對「自由行」不那麼有好感。

我住在港島，其實沒有特別直接地感受到自由行給生活帶來的影響，尤其是水貨客對上水、元朗一帶的那種負面影響。雖說從朋友和新聞也常常知道自由行的禍害，它使房租上升，服務街坊的小店逐漸被服務遊客的藥房、連鎖化妝品店、金鋪淘汰，越來越多商場林立於上水火車站附近……

本來這些都離我很遠，直至有一次我和元朗一位來自大陸的性工作者聊天。如今業主不斷加租，經營困難，生計成問題。我坐在她那狹小的工作、居住的空間，環境很不堪，對於她本來已備受各方壓力的生活，還因為她的同胞而無法維持生計，我很同情，亦覺諷刺，但完全無力幫助。於我來說，這次的經驗非常深刻。

伴隨這次的偶然發現，是我從三年前開始的每星期的惡夢。每次往返學校和家裡，乘坐那條長長的地鐵線，總是百般的不願。因為從金鐘站開始，已經很擠擁。再者，每次都會遇到在扶手電筒梯不靠右的人、在地鐵月台插隊的人，而他們，大都是陸客。更甚，我總被後面的大媽（也有時是小姐）「胸襲」或是戳金手指。事情就是上車時，人多，大媽為確保可以上車，便有時把胸部壓在我的背，示意她也要上車，把我推上車；下車時，人也多，小姐為確保可以下車，便有時用手指胸部一直戳我的背，示意她也要下車，她們真的好「給力」！明明可以語言溝通即可，我也用頗標準的普通話說明我會上/下車，請別急別擠，但總是沒有人明白我，我很傷心。

除了在地鐵上下車，我每次搬行李箱往返學校宿舍，總受到白眼，心裡特別難受。這個經驗讓我怕了拖行李箱。我拖著它乘地鐵往新界的校舍，一路從家下樓，到坐扶手梯下地鐵站，站在車箱里，看見其他路人和乘客厭棄的目光，很想對他們大喊「我不是自由行！我不會輾過你的腳趾！我不是你們任何的想像！我只是個住宿舍的大學生而已。」但是，我無法說出口，因為在這些日常情境，一些港人的歧視只會放在心裡，很壓抑，但很少即時宣洩，因為不敢、因為不想當Youtube的主角……很複雜很難解釋，總之沒有人說出口，我也不能把以上心裡喊過一次又一次的對白吐出來，所以因為有「大陸客」的特徵而被歧視，特別委屈。我甚至會穿著得比較「香港」、找機會說廣東話，如打電話、錄製語音短訊等，免被誤會，回想起來也覺白痴。

但我也因此與受到不善目光的自由行遊客感同身受，對於無辜被害群之馬牽連的一群，我同情、也抱歉誤會了你們。而另外，因為香港人對中央、大陸人、大陸新移民、雙非，等等的中港問題導致的仇怨，都發泄在你們身上的行為，我也覺得對你們不公道。我想，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一下子開放過多自由行，又在深圳實行「一簽多行」，使香港快被塞爆。拋開雙方的情緒，儘力溝通，反思我們自己、政府可以多做些什麼，或許才是當務之急。

香港人絲君

二零一五年三月八日

在港陸生談香港

2009年8月，我揣著大學錄取通知書和難掩的興奮之情，初來乍到香港，這座溽熱的國際都市。那時候我沒聽過中港矛盾，也不知道和我同年來港的還有專惠深圳居民的「一簽多行」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群走水貨維生的人，更不知道5年半後的今天，這批人會頂上風口浪尖，成為眾矢之的。

大學是座清幽的山，最近的娛樂購物去處是沙田。到香港的頭兩年，論文寫累了，或者饞了悶了，都會約上三五好友，一起去沙田的新城市廣場吃飯逛街。就這意義上講，我們也是沙田的「原住民」。後來各有各忙，出去交換，休學實習，趕畢業論文，等有一天我們再回到新城市廣場吃飯逛街的時候，摩肩的人流和接踵的「篋（行李箱）流」令我們無處下腳，兩三次不愉快的體驗之後，也就對這個曾經再熟悉不過的「蒲點」敬而遠之了。

印象中，並沒有專門的研究討論過沙田的顧客是不是以一簽多行為主。不過初次來或不常來港的遊客大多還是會選擇旺角、銅鑼灣等傳統旺區來遊玩消費，沙田則相對偏僻得多；但位於東鐵線上的沙田，直接連著羅湖和落馬洲對面的深圳，成了跨過深圳河過境香港後最近的一個中高檔購物中心。或許，沙田新城市中「篋神」的主力軍便是一簽多行。雖然是同一年獲准來港，一簽多行到底也衝擊到了我們這些自詡為沙田新一代「原住民」的生活。但弔詭的是，在香港人的語境中，我們和他們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和他們都不是香港人，擁有一樣的國籍身分，有時候都背負著近似的購物任務，拖著行李箱行遊走在大街小巷。

而在大多數時間裡，不需要完成親朋代購任務的我們，生活得可能更像在地香港人。一樣在名牌店視覺消費，一樣在餐廳外排隊等位，一樣看場電影唱個K，不買金飾，不買奶粉，不買藥品。所以常有內地生不忿，我又沒有拖著行李箱亂推亂撞，也沒有不守規矩插隊打尖，更沒有在馬路上大小二便，「為什麽受傷的總是我」？

當廣東道的驅蝗運動者指罵遊客是蝗蟲要他們滾回大陸的時候，我也有香港朋友在facebook上抱怨東鐵線車廂充滿「蝗味」；當雙非嬰兒惹來香港身分正當性激辯時，我也有香港朋友將近似「出生論」的觀念奉為真理；當遊客小孩在旺角街頭排瀉惹來中港網友大戰時，我也有香港朋友簡單而堅定地將大陸與落後、不文明划上等號。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友誼本應與身分無關，但在中港矛盾漸次升溫的這幾年，在「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中，令人嘆惋唏噓的故事總是一再上演。

有沒有直接沖著內地生來的歧視和攻擊呢？有，當然有。幾次不同大學的學生會競選都掀起大大小小的風波，最近港大內地生葉璐珊競選學生會惹來的共青團員爭議並非孤例，嶺大學生會曾有共產黨員當然主席組閣參選，而城大內地生參選遭質疑後，還引起了內地生聲勢頗浩大的反彈：「我戴過紅領巾，可我也不是怪獸」。往小的說，宿舍內物品遺失、廁所弄污等往往會為背負著原罪的內地生帶來大大小小的懷疑。當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貫穿起來形成一種氛圍，任何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很難擺脫不悅，哪怕它再幽微。

無論叫它標籤，還是稱其為stereotype，將人輕易地放進一個群體概念中來加以分類和理解無疑是便利而懶惰的。當起先有理有據的批評擴大成無的放矢的偏見，勢必會令具體的問題被遺忘，討論失去焦點，兩個彼此構成的虛構群體退縮成抽象的概念彼此傾戈。雙非兒童、水貨客、自由行等具體政策問題很快就被定義不清、界限不明的「中港矛盾」四個字給概念化、抽象化，成為互聯網上的輿論爆點。

有內地網友義憤填膺地把自己的港澳通行證剪成了兩半，這一舉動儼然成為了一股風潮。倘若果真能成為內地的全民運動，香港這邊一定會額手稱慶的，示威與遊行所訴求的不正是少些人頭涌涌，少些行李箱壓腳麽？剪通行證的網友很可能和不少內地生有著一樣的心理：委屈與羞辱感。那些不文明的事我明明沒幹，為何不歡迎我還要罵我呢？僅僅因為我是內地人就背負著原罪嗎？

反擊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上世紀「呀燦」與「港燦」故事的翻版。諸如「沒有大陸香港早完了」、「來購物消費是促進香港經濟」、「給香港斷電斷水香港便沒法活」、「給香港那麽多好處還要搞港獨」、「香港是善用哭鬧換糖吃」之類的言論甚囂塵上，不僅充斥著內地網路輿論，也成為了港媒對自由行報道的主流取態。

那默默流淌著的東江水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如此輿論場中「躺槍」，成為了香港離開大陸會死的錚錚鐵證。不論有多少證據指買東江水多麽不合算，不論有多少報道指香港可以有更合理的方法解決供水，也不論有多少研究證明東江水輸港背後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工程，牽扯歷史論述和意識形態，只要東江水一天供港，內地網民和自由行的反擊就一天看似有理有據。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東江水並非只用金錢衡量，並形容稱東江水見證祖國人民與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其實中共的官員心裡的那本帳，比網民清楚得多。

這東江水和水貨客大抵就構成了今日香港中港矛盾最基本的圖像。水貨客裡頭有6-7成是香港人不重要，剩下的是能獲得一簽多行的深圳人也不重要，水貨客現在就代表整個大陸，就代表了港人心目中財大氣粗、不講文明、掠奪資源的「蝗蟲」瀕臨城下時產生的恐懼與厭惡。而東江水到底是被港人喝掉了還是傾倒進了大海不重要，到底粵政府有沒有寧可賣水賺錢不肯救省內旱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水脈養活了內地岌岌可危的香港論述，滋潤了內地不少人對香港抱有的「恩主心態」，也把港人對民主與自由的訴求淹沒在「沒大陸會死」的威脅之下。

面對這「東江水貨客」，一名內地生的處境便是尷尬的。他或許明白、同情甚至支持港人的訴求，因為他自己喜愛的商場也被水貨客滋擾，他甚至內心嚮往自由民主而對香港打心底抱有好感，但和水貨客們擁有同一個出生地便為他帶來一身不必要的麻煩。他猶豫，他矛盾，他痛苦，他無能為力。

其實，不管民族主義有著怎樣的外衣（中國民族主義或香港民族主義），或者打著怎樣的大纛，其本質是異曲同工的。一個人若把自己嵌進一個族群，並從中來獲取意義與認同，也會必然地以為他人也一定如此。由是，族群內部的差異和張力一筆勾銷，認識另一族群中一個個真實個體的能力與慾望也煙消雲散。最終，水貨客等於自由行等於大陸人等於不文明的中國人，而反水貨客示威者等於港獨等於民運人士等於沒競爭力下降心態不平衡的香港人。一切想像出來的都成為了最後依憑的「真實」與「現實」。「東江水貨客」打成了一個死結。

中大民調說，6-7成的人認為一簽多行應該收緊，但同時54%受訪者不贊成反水貨的「光復行動」。這或許是主流的聲音，但主流的聲音肯定沒有丟在水貨貨倉裡頭的一顆汽油瓶耀眼，也不及一句「蝗蟲滾回中國」刺耳，於是彼此的敵視陷入愈演愈烈的惡性循環，而如何解決水貨客滋擾則變得不再重要。

更遑論搞清楚水貨客形成的原因近因，水貨客氾濫背後獲利者誰，解決水貨客滋擾會動了誰的乳酪而阻力重重，這一系列問題都像東江水一樣，不知為何而來，也不知從何而去。留下兩群人，面紅耳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