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與篆刻藝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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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來金石學和篆刻藝術關係很密切。但二者的關係也是逐漸變得密切的。

曾任西泠印社社長的馬衡說：

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變遷，應先研究古印自屬當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應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稱為金石家也。

馬衡是近代金石學的奠基人，對於刻印與金石文字之關係的認識是深刻的。而且馬衡兼通書法與篆刻，又是金石學的大家，應該說他對篆刻與金石學之關係的看法是值得重視的。

以下

我們先了解幾個基本概念：金石學、印章和篆刻。

1，金石學

金石學-搜狗百科

金石學在長期的積累發展之後，在宋代形成了第一個高峰，出現了歐陽修，薛尚工，趙明誠等大家。元明金石學發展衰頹，沒什麼著作，到了清代乾嘉時期金石學復興，金石學蓬勃地發展，出現了很多金石研究的大家，比如阮元，翁方綱，吳大澂等，他們繼承了宋人，繼承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其成就超越宋人。而民國以後，傳統的金石學被古文字學、考古學等現代的學科所取代，近年來西泠印社倡導重振金石學，其原因正在於傳統金石學的長期分化。

篆刻藝術發展比較晚，雖然我國的印章起源很早，且有戰國和秦漢兩個高峰時期（二者所處時代篆隸書比較發達，又有專門的印章製作部門和工藝，因此印章藝術取得了後世難以企及的高度。漢印也成為元明時期文人篆刻取法的對象。）但篆刻作為自覺的藝術形式則要晚到文彭與何震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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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時期談不上金石學的研究，金石學萌芽於漢代，而秦漢的古物和文字實際上是後世金石學的研究對象。

宋代雖有金石學的繁榮，但由於印章藝術的衰落，印章只作為實用的官印運用，篆隸書的不發達，導致實用印章藝術的水平不高。所以，宋代金石學對篆刻還不能產生影響。

元明金石學衰落，故談不上對篆刻藝術的影響。到了清代金石學繁盛，在金石學的推動下篆隸書法蓬勃發展，清代的篆隸書大家不勝枚舉，茲不多舉例。

2，印章和篆刻

印章，實用屬性。通常指的是自春秋戰國以來因實用而產生的官印和私印。包括古璽、漢印、唐宋以後的官印以及實用的私人印章。

篆刻，藝術屬性。指明清以來偏向藝術創作的印章藝術。包括明清流派印章，民國以及近現代的藝術家創作的印章。

篆刻和印章是兩個不一樣的範疇，印章是屬實用的，篆刻是屬藝術範疇的。印章的發展歷史更加久遠，印章的審美處於集體無意識，篆刻的審美是文人藝術家有意識的。

金石學與篆刻藝術的關係

要探討金石學與篆刻藝術之間的關係，需將金石學細分為兩個大的部分，其一古代印章，其二古文字學，其三篆隸書法。

1，與印章的關係

文人篆刻發展至今不過幾百年的歷史。要探討金石學和篆刻的關係，要到乾嘉時期。

篆刻藝術是一門綜合的藝術。其中刻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有學者研究指出，在印宗秦漢或印宗漢晉思想的指導下，明代文人篆刻家基本解決了印章刻制技法上的問題。這是技的層面，也是基礎的層面，沒有這個層面，文人篆刻無法發展。

篆刻藝術的源頭是歷代的實用印章範式，印章範式是篆刻藝術的取法對象，而印章的研究屬於金石學是毫無疑問的。印章與篆刻藝術的關係自不待言，那金石學與篆刻藝術的關係亦然。

正如朱關田老師在《試論金石學與篆刻學的關係》文中指出的：

篆刻學習對象主要是「古璽」「漢印」，古璽漢印依靠前代若干金石學家金石鑒藏徵集保存。並且作出鑒別考證，提供歷史學上不少資料，同時也為後世篆刻創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參考資料。

篆刻家畢竟離不開金石，金石與篆刻，直結下不解之緣。

說得很在理，金石學對於古代印章前代名家篆刻印式的搜羅和保存，考釋、鑒賞與辨別真偽，甚至雕刻出版、影印出版，這是「存古」「傳古」「鑒古」，沒有金石學上的工作，篆刻家能夠見到的歷代實用印章和篆刻作品就鳳毛麟角了。

如今我們回看，篆刻所用的一些版本，比如《十鐘山房印舉》，明代一系列的集古印譜，對於篆刻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從前文的分析看，金石學是文人篆刻興起的基礎，沒有金石學的繁榮不會有文人篆刻藝術的興起。說到這裡，金石學至關重要的作用突出出來了。

篆刻藝術雖是小道，但所關涉的卻是書法與古文字學兩個傳統學問。馬衡在談篆刻時曾說，金石學家不一定是篆刻家，但篆刻家一定是金石學家。這話說得有幾分道理。篆刻家雖不必如金石學家那樣專研博學，但日積月累的接觸與運用，熏染之間自然也能夠懂得很多金石學的真東西。

1），古文字學

金石學中一個重要的分支是文字學，而對於篆刻來說是古文字學。不懂古文字學則無法成為篆刻家。文人篆刻時代，通行的文字是楷書，與篆書有很大的距離。而古文字學能夠解決篆刻實踐中的文字問題，從識讀到運用都有相當關鍵的作用。不可小覷。

篆刻作為文人的藝術，元代文人篆刻萌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至明代文人篆刻藝術才真真意義上的形成。但這一時期金石學（古文字學）的研究低迷，因此金石學（古文字學）又不可能對篆刻藝術產生影響，這是客觀實際。

篆刻這門藝術是關於古文字的藝術，大篆也好，小篆也好，都是古文字的範疇。古文字的研究屬於傳統金石學的重要部分，從研究對象來看，篆刻與金石學密不可分。二者有著先天的斷不開的聯繫。

2），篆隸書法

除此之外，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書法，篆隸書法。南京藝術學院辛塵教授指出，鄧石如提出的印從書出，除了最為明顯要有個人風格的篆書書法外，其中有一層含義就是要求篆隸書法要達到一定水平。之所以對篆隸書有要求，是因為寫印稿和取法印中印外素材的需要。我們回過頭來看，元代和明代在篆書和隸書上的研究水平並不高，因此也可以說由於書法上的限制，元明文人篆刻藝術從萌芽到興起不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故，明清篆刻家對於印宗秦漢的復古一方面是熱情，另一方面也是只能夠復古沒辦法創新。

以上著重講了篆刻中篆隸書法的重要作用，甚至說是核心作用。而金石學發展到清代，金石學家們對金石載體上書法的關注超越前代，他們對金石書法充滿了極大的熱情，並傾心於此，從欣賞到書寫，由此導致了清代篆隸書的中興。篆隸書水平一旦提高，那麼篆刻藝術的發展就有了十分充足的條件。而這水平的提高正是依靠這清代金石學、碑學的推動。

清代的印人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徐三庚、吳昌碩、黃牧甫，在篆書上取得的成就都很可觀，除黃、徐二人外，其他幾家的篆書常常作為後世學者的經典學習範本。而趙之謙和黃牧甫在金石學的研究上也頗有成就。

朱關田老師《試論金石學與篆刻學的關係》指出：

……不但如此，一門學問都不是孤立的。篆刻與書法、古文字學、文學、史學、哲學……有著直接間接的關係。

如今學習篆刻，似乎和金石學的關係不那麼大，實際上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我們常常運用著金石學的研究成果，比如說出版的印譜，篆字查詢工具書，這些實際上都是金石學成果的結晶。沒有這些成果的積累，我們也許寸步難行。

其中最為重要的工具書是《說文解字》《漢印分韻》《漢印文字征》《漢印文字征補遺》。

其他的著作具體如下。

乾嘉時期的金石學成果：

牛運震、褚峻《金石圖說》（乾隆早期，兼收金石）

吳玉搢《金石存》（1738年，兼收金石）

翁方綱《焦山鼎銘考》（1773年）

黃易的《豐潤古鼎圖釋》（1777年）

張燕昌《金石契》（1778年）

張塤《張氏吉金貞石錄》（1780年，兼收金石，石刻為主）

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1796年成書）

吳東發《商周金文拾遺》（1803年前）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804年）

阮元《積古齋藏器目》（1804年）

王昶《金石萃編》（1805年，石刻為主，吉金很少）

晚清民國時期的部分金石學著作：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十冊）（1883年，以收錄金文為主），《說文古籀》（（四冊）重輯本（1895年）；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孫詒讓《古籀拾遺》（三冊）（1895年）；容庚《金文編》(選擇審慎體例嚴謹，摹寫精微入神，乃金文入印必備工具書。）；高明《古文字類編》；徐仲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汪仁壽《金石大字典》（1914年）；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千璽齋古璽選》（1889年，收古璽956方）；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收器4831件）；羅福頤《古璽彙編》（收5780方古璽）；羅福頤《古璽文字征》（1930年），《古璽文編》（收2773個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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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學重考據，金是指青銅器，石指石和陶，包涵對青銅器陶器等的器物考，甲骨文，璽印，印匋，封泥，歷代石刻，碑刻，造像記，畫像石，畫像磚的考證，早期偏重於文字，發展到清代紋飾等各方面兼顧。金石學研究古代的璽印篆刻是從文物的斷代和文字的識讀出發，現在普遍意義上講的篆刻，更多是從藝術美學出發，一是汲取古代書法的字法結構的美，以趙之謙黃牧甫為代表，二是青銅石刻經過漫長的時間，受到自然的風化和酸性腐蝕以後會出現斑駁漫渙的自然美，以吳昌碩為代表。另外提到篆刻的造像印和肖形印的創作也多從六朝造像和漢畫像石畫像磚的圖案中找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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