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2

來自專欄個人歷年翻譯作品存檔

經濟的不確定性並不是唯一讓投資者心煩不安的因素。同樣重要的另一個因素就是看似永無止境的企業貪婪與不義的披露。總部位於休斯敦的能源公司安然成為了第一家露餡的公司。2001年10月16日，公司承認首席財務官安德魯.法斯托曾經安排公司進行合夥投資，在這筆投資的款項交割過程中產生了5億4400萬美元並未從公司收入當中扣除的的稅後費用。到了11月，安然又宣布在1997年到2001年之間公司將自己的收入誇大了超過50億美元。作出這些聲明之後，安然的股票價格隨即崩潰了。債權人再也不敢向安然借錢了，2001年12月2日，安然宣布破產。

單獨看來，安然的垮台以及安然高管挪用上億公款損公自肥等等內幕的揭露已經足以令人驚駭了。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許多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快速擴張的公司也紛紛爆出了各種金融醜聞，例如泰科電子、環球電訊以及世通公司。到了2002年夏天，當局開始調查美國國內聲名最顯赫的幾家大公司的商業活動是否正當，其中包括花旗集團，GP摩根，美國在線以及時代華納。甚至就連家政女王瑪莎.斯圖爾特也被卷進了醜聞當中，因為她在一位朋友的公司宣布壞消息之前不久出售了這家公司的股票。

直到安然垮台之前，絕大多數投資者都對美國商業體系誠實透明的本質抱有基本的信心，哪怕他們自己的股票組合遭到了沉重打擊。絕大多數人都只會抱怨自己盲目從眾，儘管他們也很樂意大力抨擊華爾街分析師將他們領上了錯誤的方向。但是當安然與其他公司的內部交易曝光之後，許多美國人都覺得自己淪為了狡猾騙局的受害人。就像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那樣，企業的內部人士利用了自己的特權地位，從外部人士身上大肆剪羊毛。成百上千萬得不到內線消息的普通投資者既不能在IPO當天買到原始股，也無法在崩盤之前將自己的股票及時脫手。

這幅圖景並不算完全精確——許多內部人士在股票市場崩盤的時候也遭受了沉重損失——但是已經具備了足夠的事實來滋養公眾的懷疑與厭憎。《金融時報》研究了1999年到2001年之間的25家主要破產企業，發現這些公司的高管總共獲取了33億美元的薪水、獎金、拋售股票收益以及期權收益。環球電訊的加里.溫尼克名列榜首，他在公司其他股東血本無歸之際將5億1240萬美元裝回了家中。就連老牌觀察家們也對這些大型公司高管損公肥私的程度感到驚駭。「企業經營簡直成了一場競爭遊戲，比的就是你能往個人兜里裝多少錢。」2002年夏天，曾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這樣告訴《紐約時代》。這一年早些時候，沃爾克曾經試圖拯救安然的審計公司安達信事務所，但是沒有成功。安達信遭受起訴並且很快就關門了。「企業的貪婪遠遠超過了1990年任何人所能想像的程度。傳統道德標準蕩然無存。如今的商業文化只看你能掙多少錢。」

要說起弄虛作假的細節，這些公司可謂各有千秋。但是一切醜聞全都與這個國家剛剛經歷的繁榮與崩潰循環密切相關。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很多年前就指出，金融騙局與公眾對商業人士的不信任都具有循環性質。「在經濟繁榮時期，人們比較放鬆，更容易信任別人，金錢也很充足。但就算金錢再充足也總有人想要更多的錢。在此類環境下，貪腐侵佔的比率也會上升，貪腐得到披露的比率則會下降，於是貪腐迅速增長。」反過來說，一旦泡沫破裂，投資者與審計人員就會開始詢問棘手的問題，此前各種不法行為的細節也逐漸浮現出來。「人們眯緊雙眼，懷疑地審視著金錢。任何經手金錢的人都被視作唯利是圖之輩，直到他能證明自己的清白為止。」

安然的垮台尤其彰顯了這一模式，儘管安然並不是一家互聯網公司，但在其他方面卻的確是一家無與倫比的泡沫公司。安然總裁傑弗里.斯基林經常誇口聲稱安然並沒有多少工廠與機器之類的實體資產。安然的商業模式完全基於所謂的「人力資本」，也就是員工的腦力與積極性。安然的許多員工都是出身沃頓與斯坦福的年輕MBA。在九十年代後期，媒體評論家、商業智者以及華爾街分析師都將安然公司當成了新經濟動態的典範，儘管這家公司起初只是一家汽油管線鋪設公司而已。1999年安然公司設立了交易寬頻傳輸能力的部門。公司高管聲稱，隨著互聯網使用繼續擴張，這項業務到2005年將會增長到5000億美元。就像安然公司大肆鼓吹的許多其他數據一樣，這個數據也是憑空編出來的，但是投資者們似乎並不介意。2001年初，他們大肆慶祝安然終於成為了互聯網公司，將安然股票市值推上了將近700億美元，其中一半都要歸結於新興的寬頻交易部門。其他電信通訊公司早已鋪設了足量的光纖線纜，以至於現在美國帶寬供給嚴重過剩，想要將帶寬白送出去都很困難，更不用說銷售了。在2001年前九個月安然的寬頻部門整整虧損了3億5700萬美元，這筆損失被掩飾了起來，直到公司垮台前不久才得以曝光。

隨著醜聞逐步揭露，一度曾經將泡沫吹脹的同一批媒體現在又號召人們進行報復。小布希政府很清楚這些指控多麼逼近大型企業，因此不得不採取行動，成立了一家跨機構企業欺詐特別工作組。司法部向公眾展示了好幾位遭到指控並且戴上了手銬的高管，儘管他們畏罪潛逃的危險非常小。時任財政部長、曾任美鋁公司總裁的保羅.奧尼爾也加入了呼籲復仇的行列，聲稱只要有哪個高管濫用了公眾的信任，「我們就應當在最高的樹枝上將他們弔死。」民眾對於貪婪高管的怒火如此高漲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情緒很方便地忽視了貪婪的投資者們在繁榮破滅循環當中扮演的角色。只要股票價格繼續上漲，許多美國人都願意裝傻。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忽視了企業不法行為的刺眼證據。早在九十年代後期美國就有多家大型企業爆出過審計醜聞，例如直銷公司勝騰集團，小家電公司Sunbeam，還有美國最大的垃圾處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但極少有投資者去詢問這些案例究竟是個案還是普遍模式的一部分。找出答案並不會多麼費事。

勝騰集團，Sunbeam與Waste Management都是舊經濟公司，但是就像許多互聯網與科技公司一樣，它們也為自己設定了不切實際以至於很難完成的盈利目標。這些公司的高管大多都被賦予了巨額股票與期權，因此面對著兩難的局面。如果他們公開承認這些盈利目標不切實際，投資者就會拋棄公司股票，他們的期權也將會遭受沉重打擊。與其面對如此災難性的可能，這些高管寧肯訴諸審計手法，讓公司的賬目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加健康。

採取可疑審計手段的公司當然絕不僅限於這三家。勝騰集團將營銷成本之類的日常開支也劃作了資本投資，從而使得這部分成本可以在多年內逐漸抹去而不是立刻就從收入當中扣除。經營長途電話業務的世通公司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法，沒有及時入賬的成本總金額達到了60億美元。Sunbeam在零售商催貨之前就將貨品發送過去，並且將已發送貨品算成了已售出貨品。環球電訊用另外一種手段虛報了自己的收入。他們並沒有拉攏真正的客戶來採用自己的網路，而是與其他正在苦苦掙扎的電信公司交換了容量，並且將此類交易視作銷售額。Waste Management先後支付了好幾筆公司重組費用，然後又偷偷將其中一部分已經銷賬的金額算進了收入里。身為貝爾母公司的後裔以及美國最受欽佩的公司之一，朗訊科技在收入增長停滯的時候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但是審計花招的效用畢竟是有限的，2000年初，朗訊宣布未能實現華爾街預計的1999年第四季度盈利額度。一天之內朗訊的股票就下跌了25%。這一天標誌著朗訊股票開始了令人驚詫的滑坡。兩年半之後公司股票的價格就跌到一美元以下，

朗訊並沒有受到任何不端行為的指控，但是合法審計手法與非法審計手段之間的界限往往很微妙。《財務詭計》一書的作者霍華德.施利特認為，「朗訊教會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一條道理：這種事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這些藍籌公司就像小公司一樣慣於在審計方面玩花樣。」事實上絕大多數大型公司都在誇大自己的盈利。在1996年第四季度到2000年第四季度之間，標準普爾500公司報道稱自己的每股盈利能力從38.73美元上升到了54.78美元，盈利能力下跌的公司一家都沒有。但是絕大部分增長都是泡影。為了計算GDP，商務部每年都會追蹤各家企業的盈利情況。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全國企業盈利在1997年達到了大約8000億美元的峰值，然後就迅速下跌。到了2001年，美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依然遠遠低於1997年。

投資者們更喜歡關注企業界發布的虛假但是積極的數字，而不是政府發布的真實但是令人喪氣的數字。如果他們的作法顛倒過來，股票市場恐怕好幾年前就崩潰了。華爾街迎合了這場自欺欺人的表演並且從中漁利頗豐，但最主要的獲益者還是通過股票期權盈利的公司高管們。根據諮詢公司Pearl Meyer & Partners的統計，1998年美國最頂級的200位公司高管當中有一半人接受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期權，平均價值是3100萬。鑒於這些期權包裹的尺寸，只有特別勇敢的CEO才會向投資者說真話——公司盈利受到了擠壓。像這樣的企業界政治家很少見。用格林斯潘的話來說，更常見的企業家都希望在為時已晚之前「收割」自己的股市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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