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石黑一雄:浮世畫家
在益文書局坐了兩個下午,把Kazuo Ishiguro的這本《浮世畫家》蹭完了,想在忘記之前寫一篇隨筆。
Artist的敘述風格和Remains如出一轍,從小事件切入,伴隨第一人稱回憶插敘,讀者跟隨著主人公一起逐漸揭開過去的真相,最後主人公與過去和解,終於看開人生的套路。雖然模式一樣,這次的主人公不是英國的管家,而是已經暮年封筆的日本畫家,Ono Matsuji。故事時間在二戰後,發生在日本戰敗後的敏感時期,Ono的現在與過去的生活都和戰爭與日本社會牽扯到一起。故事本身和Remains一樣,平淡簡單。除了戰後的日本社會這樣的具體歷史元素,書中幾個涉及到關於藝術、藝術家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思考,我覺得反倒是普遍的。
1、政治、倫理與藝術家
Ono二戰時為軍國主義政府創作了許多propaganda的作品,儘管本人的初衷是為了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而且一個畫家對國際政治也不了解,而戰敗後日本重新反省戰時過失,Ono曾經的創作則被批判為「嚴重的錯誤」。
當藝術與政治關聯,一定程度上成為政治道具時,我們是否能夠從倫理和社會的角度批判藝術的正確性?propaganda artwork代表的是藝術家的價值,政權的價值,某個時代的價值?那負責創作的藝術家是否對他的創造有道德上的責任?可是我們又如何要求一名畫家在亂世也能時刻明辨是非呢,為了軍國政府工作的畫家也是時代所迫。然而在書中,戰後的日本社會普遍認為藝術家是有責任的,所以曾經的軍國主義作曲家在戰後才愧疚切腹,而他的自殺也被世間大眾認為理所應當。人在社會中犯錯承擔責任是理所應當。但自殺的作曲家是以藝術家,還是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在承擔這份責任呢?
在這之前的另一個問題,藝術家是否應該以藝術為媒介來表達個人的政治立場。經常有人定義藝術為藝術家的個人表達。既然是個人的,那藝術家用藝術來表達情緒或政見彷彿理所應當。然而藝術強大的感染力直接轉化為了說服力。當藝術被用來表達價值觀、政治立場的時候,事件就被複雜化了。藝術家個人的觀點被賦予了強大的感染力,再被當權利用,便擁有了左右大眾、乃至社會主流價值的力量。那此時藝術家的創作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個人創作了,他的藝術成了社會的產物。
藝術家可以被分為兩種,主張用藝術來實現社會價值的「入世」藝術家,和反對藝術與政治關聯的「純粹」藝術家。Ono的Sensei就屬於後者,他看到Ono作畫中開始帶有政治色彩時曾便想掐滅苗頭。Sensei認為畫家的職責就是用繪畫來捕捉浮世中那轉瞬即逝的美,所以Sensei的藝術是純粹的、偏執專註的,他的性質更類似梵高或是米開朗琪羅這樣沉迷於追求美本身的個人藝術家。Sensei認為藝術家絕不應以藝術家的身份去追去個人的政治和社會抱負,那不是作為藝術家的本分。Ono在戰爭期間想用他的能力為日本出力,這也是他作為國民的願望,這願望本身起初是「out of good faith", 但他煽動性的藝術在戰後卻被民眾與藝術圈所譴責。兩種藝術家沒有對錯之分,都合情合理,所以他們之間的分歧才難以分析。
2. 尼采美學與浮世
還有一個很觸動我的是Ono年輕時Sensei給他講的一段話,不知道我記得準不準確,但我理解大意就是:年輕的時候總是覺得縱情歌舞聲色是放縱墮落的表現,總覺得要嚴格約束自己以求上進,不敢鬆懈。而暮年回頭審視人生,發現美都存在於那些轉瞬即逝,曾經羞愧於逗留的,這浮世中的片刻里。
首先對於浮世的定義,floating world指的應該就是ukiyo,江戶時期浮世繪中所描繪,通常被與歌舞伎座和紅燈區所聯繫的那個浮世。片面上來講,「浮世」所喚起的是對享樂、五官與本能歡愉的追求;哲學上尼采對於這種形似慶祝享樂主義的藝術賦予了更深的意義。
尼採在早期的《悲劇的誕生》里解釋了藝術兩面性,阿波羅式的和迪歐尼斯式的(Apollonian vs Dionysian)。Dionysus(羅馬名Bacchus)是酒神,也是狂歡、orgies和宗教狂熱的神。阿波羅在悲劇誕生里所代表的則是理性、禁慾之美,是虛幻、表面藝術的神。酒神所代表的藝術是肉慾的、本能的,與阿波羅相悖的另一種藝術。而尼采認為阿波羅的藝術只是一層糖衣,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在阿波羅那層美麗的幻影之下的真實是酒神的世界——那醜陋、毫無節制、只有本能衝動的,才是生命的真實。尼采認為那全盤否定理性,完全放縱的生命力才是最原本的形態。這個尼采以酒神所命名的世界和江戶浮世繪里描述的世界大概是同一個。Sensei所體會到的、並畢生嘗試用繪畫捕捉的美正那真實、本能的瞬間。他看到的是在阿波羅用理性所虛構謊言之下真實的世界。浮世才是世界的原貌。而這個酒神的世界也是危險的、混亂的。不僅是因為被放縱的本能,而更因為這是一個必須直視死亡的世界。沒有了虛幻藝術的美化,真實世界裡的痛苦和折磨都是赤裸裸的。活在真實世界的人感受到的恐懼與歡愉是同等、甚至更加強烈的。
一點後話:
讀了尼采這本書對我個人觸動最大的是他讓我質疑起了我現在的生活方式,和大多以get their shit tgt為目標的人一樣,我是個阿波羅式的人。對於那些放縱自我於享樂的人心底里是不屑的,我一直爭取讓人生的大部分在掌控之下——規律的作息、安排緊密的學習、職業和工作的長遠目標、嚴格的鍛煉和飲食、戒煙戒酒缺乏性慾、追求心理和身體的強健。一直以來都運用理性與科學對方方面面進行長遠的規劃,甚至連意外和難以預測情況下的策略都一併規划了進來。自我標榜著我的目標是健康的人生。然而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的一段話彷彿像是直接對這樣的我說的,直接被臨頭一棒。「There are some who, from obtuseness or lack of experience, turn away from such phenomena [Dionysian reality] as from "folk-diseases," with contempt or pity bor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own "healthy-mindedness." But of course such poor wretches have no idea how corpselike and ghostly their so-called "healthy-mindedness" looks when the glowing life of the Dionysian revelers roars past them." (BoT, 473) 正如尼采所說,大概我的生活在追尋浮世的人們看來是如屍體一般慘白而毫無生命力的吧。與酒神世界那些終於本能和真實、忘記自我的人相比,我的人生維持著塑料一般秩序的表象,終究可能還是出於笨拙、缺少人生經驗吧。
我也並不是打算改變現在的自己,或是找尋放縱自我控制的借口,明天還是打算像今天一樣規律地生活。只是突然間意識到我在spectrum上的坐標可能偏向了阿波羅的極端,或許這樣下去會發覺自己越發不通人情起來,反倒可能成了邏輯的機器。或許我只是在逃避,因為內心害怕面對理性不再適用的現實,恐懼著被感情和感官主導的混亂的世界。我的嚴於律己所揭示的是我自身的弱點也說不定。
2018.5月下旬. 暑假. 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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