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 | 當大學校長太容易，當好大學校長則又太難

（哥本哈根大學圖書館）

大學校長不好當

你問我大學校長好不好當？回答是：既好當，又不好當。改革開放20多年，多少企業破產，多少高官落馬，沒見過國立大學辦不下去的，更未聞大學校長因工作失誤而引咎辭職。可見，只要不貪污，不受賄，政治上不站錯隊，這是個「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職業。可耳邊又不斷傳來大學校長們的抱怨：責任重大，雜事繁多，即便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應會各種突發事件；再加上經費嚴重短缺，時時捉襟見肘，根本無法大展宏圖。要我說，二者均屬實，只是都沒說到點子上。關鍵在於：當大學校長太容易，當好大學校長則又太難。

東京大學的秋天大學校長之有無作為，取決於很多因素。比如遴選機制（政府主管部門任命）、權力分配（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責任評估（上級領導說了算）等，都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大學校長的工作作風與努力方向。除此之外，還必須考慮校長的個人修養與工作能力。總不能把所有的麻煩與糾葛，一股腦全都推給了「制度缺陷」；大學校長之能否勝任，本身的素質也是個值得認真探究的問題。

放眼古今中外，著名大學校長的地位及名望相當崇高。因其兼及學術與政治、威權與清流、理想與現實，若長袖善舞，很容易贏得整個社會的尊敬。也正因如此，人們完全有理由對其提出更高的標準和要求，而不僅僅是具備清廉、勤勉等私德。在我看來，大學校長不同於行政官員，不同於專門學者，不同於詩人，也不同於公司老闆，需要同時擁有學問家的眼光、教育家的襟懷以及管理者的魄力。

（舊金山大學）

有理念，能堅持

雖有備受非議的級別認定，大學校長明顯不同於行政官員，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自家工作的性質、功能及發展方向，必須有極為清醒的認識。換句話說，好的大學校長，不僅能妥善處理日常事務，還必須具有教育家的素質與潛能，其所思所言所作所為，甚至會影響一時代的教育風尚。我不止一次說過，蔡元培一生波瀾壯闊，其最大功績不在政治，也不在學術，而在教育。北大十年，其膽識與才華得到了充分發揮；尤其是大學理念，至今仍被許多後輩極力推崇。蔡先生的大學理想及實踐，最具創意的是如下三點：第一，「兼容並包」與「思想自由」；第二，「學」與「術」分途發展；第三，以「美育」養成人格。所謂「大學精神」，並非只有蔡元培一家；同樣主張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發展出一種迥異於北大、清華的「實業興學」路線。而南開之「私立」，不只體現在經濟上的自籌資金，更落實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與「自立」。有明確的大學理念，知道自己該幹什麼、能幹什麼，這樣的校長，既可以像張伯苓那樣，為堅守理念奮鬥終生；也可以像蔡元培那樣，因理念不合掛冠而去。當今中國，大學校長中，或許不乏有明確的辦學理念者，只是難得有理念而又能持之以恆付諸實踐。「理念」高低是一回事，能否真正「落實」，並不完全取決於校長的個人意志，任期過短，隨時升遷，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制度性因素。

（斯坦福大學教堂）

有專業，能超越

毫無疑問，大學校長的工作有其特殊性，並不是阿貓阿狗誰都能做。大學校長不該是純粹的行政官員，而應是著名學者，這點學界內外均無爭議。問題在於，對於「學者」，這點學界內外均無爭議。問題在於，對於「學者」之是否「著名」，言人人殊。目前教育主管部門的意見，傾向於將「院士」作為主要目標。這樣一來，出現了一個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觀——目前中國，絕大部門綜合大學的校長均為理工科教授。理由很簡單：人文及社會科學不設院士。這個偏差實在太明顯了，相信有關部門正在考慮解決的辦法。我想質疑的是：選擇大學校長，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領域的「頂尖學者」。現代學術的發展日趨專門化，因此專家易得，通才難求。總攬大學全局的校長，需要的恰好是「通才」則非「專家」。看看蔡校長興緻盎然地談論文學、史學、哲學、美術、音樂、政治、倫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備「高等常識」，你不能不佩服。這樣的大學校長，方才配談「兼容並包」。學識淵博而且興趣廣泛，才能有學術上的前瞻性與判斷力，所謂「識鑒」，所謂「氣度」，均以此為基礎。

(耶魯大學圖書館 )

有名望，能感召

只要當上大學校長，必定成為社會名流；校長名望之高低，與其供職的大學的地位成正比。這兩點觀察，我相信世人大都同意。當了校長必定有名，這不等於選擇校長時，不必考慮其已有的社會威望。就好像走在大街上，讓你眼前一亮的，可以是櫥窗設計，也可以是櫥窗里陳列的商品。我所說的「名望」，是指離開漂亮的櫥窗，照相還能吸引公眾目光。假如不是大學校長，是否還會被社會長久記記與尊重，這是關鍵所在。之所以如此唯「名」是圖，是因為，在大學校園這樣「讀書人成堆」的地方，「名望」遠比「權勢」更起作用。大學是個很奇怪的組織，平日里，各自埋頭苦幹，相安無事，校長是誰似乎無關緊要；可一到關鍵時刻，種種力量需要集合，種種矛盾需要化解。這時候，對於校長的個人威望來說是個嚴重考驗。這一點，閱讀現代中國大學史，你會有極深的感受。通常所說的某某校長能否「鎮得住」，不是指權勢或手段，而是指在學界以及社會上的威望。這個「威望」，不隻影響校園裡的安定團結，更牽涉社會捐款，還有能否參與政府決策等。也正因此，明知「忠誠度」以及「管理能力」對於大學來說十分重要，我還是更多地關注校長的社會名望及感召力。

（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圖書館）

有個性，能獨立

有些原則性的追求，無論如何必須堅持。像蔡元培那樣，「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這是底線，不能動，其他的可以根據時局略為變通。堅持這一點，需要理想，更需要良知與勇氣。因此，好的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有個性、能獨立的知識分子，其職責不僅僅是管好大學校園，別讓其「出亂子」，更需要關心社會公正與人類進步，危機時刻能挺身而出。我曾經提到，與職業教育家蔣夢麟不同，馬寅初的行政管理能力並不強，主要是以知識者的良知與勇氣感召後來者。在半個世紀前那場貽害無窮的大批判中，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單槍匹馬出來應戰，堅持其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對當代中國的人口危機稍有了解者，大概都會驚嘆馬校長的先見之明。「錯批一人，誤增三億」，論者多從此角度表彰其貢獻；而我更看重其「明知寡不敵眾」，也要出來應戰的勇氣。你可以說，馬寅初這樣的個案太特殊了，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學作為人類精神的堡壘，肩負引領社會風氣的責任，作為校長，必須具有某種精神力量，這樣的要求，在我看來，並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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